“延安整风” 运动中，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老毛的军权，被认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老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 娘”。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多年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 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刘少奇】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作者：丁东
毛泽东晚年，想用提拔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的办法，体现他的反修理想。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本来是张春桥引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却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一度安排他当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国务院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这年1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
户县，是闻名中外的农民画乡。1967年，户县县北大王镇梧村南堡和全国一样也沉醉在“文革”的政治热浪中。该村有一个23岁的男青年叫韩佑民，他刚20 岁出头，1967年从户县一所中学毕业，喜爱吟诗写诗，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个性的农民。他的家庭成分高，当时社会上对家庭成分高的人都存在一种歧视的心理。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文化，闲时喜爱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唐诗宋词。平时，他总喜欢以诗的形式来抒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当属于个人行为，无可厚非。
“文革”开始后，韩佑民在生产劳动之余就开始直抒胸臆，写些诗以寄托心思：或对某事讽刺，或对某人评价，或抒以个人好恶观点，诗词无不触及社会现象，是一个有见地和个性的青年农民诗人。
写诗，虽说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下，却给这个叫韩佑民的青年农民埋下了祸根，使他踏上了不归之路。
现在民主是个热门话题。一谈起民主，有人马上说：“有啊，中国有民主啊，而且比西方还民主呢。文革不是就民主吗？”这些人认为文革的种种举措、行为就是民主，而且是民主的最高形式，文革是中国人最有民主的时期。确实，从表面上看，似乎文革真的很民主，宪法规定“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正因为有这四个“大”，才称之为“大民主”。“大民主”给了老百姓说话的机会，让中国人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批判社会，向现存的政治权力机构造反，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在公开讲坛、大字报和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不满和希望等等。还包含群众可以自行成立组织，对认为有问题的人，进行批判、斗争、抄家、体罚关押、拘禁直至剥夺生命等等。
42年前，重庆曾爆发过规模为中国同期之最的“文革”武斗。死难者被分散掩埋于市区约24处。随着岁月流转，这些墓地或被搬迁或被铲除，至今保存完好的仅一处，位于沙坪公园。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沙坪公园西南角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文史天地》 2010年第1期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他们都是因为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 “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在中国，告密之风，历朝不绝。因为告密可以博得掌权者的宠信，可以立功受赏，可以加官晋爵，并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间，此风也颇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对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则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这种干法，使人不禁想起《红岩》中那个打入渣滓洞集中营的国民党特务，那特务在牢中故意骂国民党，以试探周围人的反映，谁若说一句赞同的话，他便向上峰告密。虽时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却如出一辄。
文章摘自《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后》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
上午11点3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为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刻意作了一番安排。
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谈起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谁也不准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一事。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想在他访华时用他的手抹掉这件中美关系史上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他作了特意安排：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随行人员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为保险起见，他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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