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萧芸女士，
记得在2003年我曾致函惠鉴，幸邀电话答复。然而那时身罹重病，未能与女士进一步交流。所言其实是女士一生最值得回忆、而且永远会为后人所称颂的向国家所作的建言。正是因为你的上书，才使得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期间的工龄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无数生灵因此蒙受你的恩德，而女士也一举成名，为时相所看中，得到了展示你才华的平台。现今活跃在清贵而名利兼收的朝市，大显身手，所谓天酬其勤，地报尔德。此后，多年之后，当初“舍我其谁”指点江山的那些红卫兵们的大多数相继沦为草根，真是时世如棋，人事苍茫，不堪回首。但因为你的出手，使他们幸运地“老有所养”。这使我有感而发，赞美你的功德，也同时诉说心中的不解。女士还记得这封信吗？
译者: 魏海平、艾平等
作者: （英）麦克法夸尔
ISBN: 9787800331701
页数: 381
定价: 5.85
出版社: 求实出版社
装帧: 850×1168
出版年: 1990年2月
简介 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等方面，考察了1956-1960年间中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中国党内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起源作出了判断和解释。
作者简介 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早些年便已著有权威性的三卷本大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且曾和费正清一起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系列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此次他采用大量新出现的材料著成《毛最后的革命》，再度深入探讨了文革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
译者: 魏海平、艾平等
作者: （英）麦克法夸尔
ISBN: 9787800331701
页数: 381
定价: 5.85
出版社: 求实出版社
装帧: 850×1168
出版年: 1990年2月
简介
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关系等方面，考察了1956-1960年间中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中国党内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起源作出了判断和解释。
作者简介
麦克法夸尔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主任，早些年便已著有权威性的三卷本大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并且曾和费正清一起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系列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此次他采用大量新出现的材料著成《毛最后的革命》，再度深入探讨了文革的起源问题及其详细过程。
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1974年死于一场医疗事故，虽然此事当时就有了调查结论，但在张春桥的主使下，上海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张佩瑛的死因。结果，46人被私自秘密审查了，其中，15人被立案审查，31人被一般审查。
“红房子医院”出了非常事件
“红房子医院”是上海一家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坐落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它的实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据叶永烈《张春桥传》记载，1974年3月30日上午，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医生们忙碌异常。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医生，仅本院的便达33人。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一直到下午3点20分，这才由市官员发话：“结束抢救！”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还惊动了“康办”，就是设在上海康平路上的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汇报了“红房子医院”里的情况，当时，张春桥做了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事件主角——张佩瑛
死者究竟何人？原来她就是张春桥的胞妹张佩瑛。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兄妹中惟一的女性。
自从张佩瑛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1928年3月，山东济南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1970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 46岁……
张佩瑛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人们也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成立“调查组”调查张佩瑛死因
这件事却远还没有结束。
上海某单位的“文革”档案里有一份关于张佩瑛死亡事件的文件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在张佩瑛死后，有一个“调查组”曾在上海调查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造反司令”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46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15人，一般审查31人。
那么，张佩瑛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1974年3月27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二月二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三月三十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3月12日、3月27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3月30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结果，这次手术失败了。下午3点20分，医生们离开了手术台。当晚，经过医生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
“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
“市委：
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三月三十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4月1日，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解剖结论：
“病理检验发现内脏淤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严重扩张，管腔空虚，含血量少。上述变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环衰竭的存在，并由此而促进了休克的发展和脑疝的形成，以至抢救无效死亡。”
4月2日。上海药物检验所。紧急任务。查验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术所用葡萄糖复合液。结论：
“均未检出氰化物、亚硝酸盐、巴比妥类，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4月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紧急任务。已用过的一支硫苯妥钠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残液与未用过的同类注射剂比较。
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层析法分析。
结论：“药品性质一致。”
4月3日下午。
专家云集一医，讨论、分析张佩瑛死因。会议记录：众多的专家反复讨论药物过敏的问题，但是新华医院麻醉科医师提及了可能是笑气中毒导致死亡。
4月6日晚。妇产科医院做了动物试验。结论：
“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4月7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张佩瑛手术的主刀医生方兆麟谈话。
4月8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96%，而氧气仅占4%。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被关入秘密监狱
随后，方兆麟被关押在中山医院的动物实验室里，欲死未成。
十几天后，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监狱。
在“大揭大议”中，调查组又查出“张死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在“张死”之前，护士葛薇君为张注射庆大霉素，“发生损伤下肢神经，造成活动障碍事故”；护士范宏茅为张灌肠，“发生烫伤肠粘膜事故”……于是，这两位护上被免去护士职务，一直做勤杂工……
“张死事件”波及面越来越广，调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档案中，有一份华山医院的情况反映材料，内中写道：
“在华山医院，要大揭医疗事故，大抓医务人员中的事故、差错，这是一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事故不仅医生有、护士有、公务人员有、行政人员有，连食堂炊事人员也有，到处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坚决斗、坚决批。”
弄得医务界人人自危，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而对调查组的高压，方兆麟始终没有承认过“谋害”张佩瑛。他写下了这样的信：
“调查组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表白，在张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绝对没有故意去陷害她。请审查……”
周恩来当面质问张春桥
1975年11月7日，被关押了十八个月零四天的方兆麟医师，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东西！
三天之后，方兆麟被送往位于上海郊县奉贤的上海市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虽然连一名“五·七战士”的资格都够不上，被迫“边劳动，边交代”，但是终究比秘密监狱中的囚笼生活要松宽得多。
方兆麟在奉贤劳动了近一年，直至他听说张春桥倒台，才回到了上海……
原来，方兆麟多年参加高干医疗小组，结识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当这位保健医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调查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一次，周恩来跟张春桥谈完国务院的工作之后，顺便提及了张佩瑛事件。周恩来说：“在医务界，出医疗事故是难免的，医生要吸取教训。但是，因为死者是你的亲戚，你就那样做，恐怕不妥。”
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关于朱德在文革中的境遇，各种历史资料一直都是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有记载指，当初林彪批朱德是“黑司令”时，毛泽东直指：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但是，为何当初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有要说“朱德你是有野心的”，还有“附和者”称朱德要“黄袍加身”呢？
据《党史博览》记载，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点起了十年动乱的文革之火。在这次会上，林彪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同时，指名批评中共中央几位领导人，特别点了朱德的名，说朱德反对毛泽东思想。
朱德批判会
1956年，朱德、康克清与李富春、蔡畅夫妇（左一、左三）及聂荣臻（左一）在北戴河。
同时，康生散布朱德是空头司令，是党外人士等流言。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和也散布“朱德是黑司令”、“野心很大，想当领袖”、“老机会主义者”……
这年8月，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等攻击朱德。在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等人的策划下，一个打倒朱德、批斗朱德的狂潮在文革初期就已兴起。
朱德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在文革中，我觉得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我怕……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上的乱子。”
没过多久，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出面，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五花八门的诬陷之词，飞上了北京大街的墙上，什么“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的帽子都朝朱德扣过来，甚至叫嚣要把朱德“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
朱德要成为众人批斗对象的消息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不能这么搞。过去国民党要‘杀朱拔毛’，现在你们说他是黑司令，朱毛朱毛，司令黑了，我这个政委还红得了吗？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此话一出，造反派草草收了场。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到底遭遇了什么
那么，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到底遭遇过什么？据朱和平《和爷爷朱德、奶奶康克清一起生活的日子》记载：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
此时，毛泽东还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的内容是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发动 “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通知宣称：“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既然作出这样判断，人们就要思考，谁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呢？这时彭、罗、陆、杨已经揪出来了，“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显然不是指他们，那是指谁呢？当时，林彪还不敢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而1959年9月，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告诉他，可以先拿爷爷开刀说事。于是，爷爷在会上便成了彭、罗、陆、杨之外重点批判斗争的对象。
5月12日，爷爷在第一小组会上发言，讲自己要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时，他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三十二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理论……”
爷爷的话还没有讲完，就被林彪粗暴地打断了：“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
1980年底到198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四人帮的主犯。在这次审理之中，是否判江青死刑引发争论。大部分人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力主不杀江青，认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如何量刑 众说纷纭
据《书摘》刊文，适用这次审判密切相关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在1980年就已生效。早在开庭后的审理期间，一些官员就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
有的人提出：“黄永胜、吴法宪应判17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15年有期徒刑。判轻了说服不了人。江腾蛟谋害毛泽东主席，这条罪行严重。但未遂，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
接着，中央、国务院直属各机关，海、空军等单位分别提出判刑意见：
江青、张春桥应判处死刑或死缓；
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一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较好，因此最高刑应比江青案量刑低……
这些意见从各个渠道送到特别法庭。
特别审判庭广泛征求意见
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在开庭审理期间曾组织全国6万多代表旁听，他们均发表了量刑意见。
1980年12月，全中国几百万官兵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10名主犯量刑进行过投票，并提出一张“单子”：
投票人数88人。
江 青：死刑并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张春桥：死刑并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20年／11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20年／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20年／27人；死缓／15人；
民革副主席屈武还转给邓小平一封信：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便委托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福州晚报》刊文，最初，陈云曾设想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来解决。据姚依林回忆，他去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时，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
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剑英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请陈云到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陈云临行前，他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长子陈元，叮嘱他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作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到了叶剑英的住地以后，叶剑英先给陈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泽东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在当时这些材料陈云是无法看到的。看完材料之后，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陈云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为了清算“四人帮”，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江青被判死缓后大闹法庭
1981年1月25日，由特别法庭开庭对四人帮的10名主犯做了宣判，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据《江华传》记载，在宣读判决书过程中，江青还表演了一段插曲。即当江华庭长宣读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话音刚落，江青顿时发出尖叫，连下面“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终身”的判决词都没有听到，接着歇斯底里大发作，又蹬脚又呼号。法警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她还是不停地喊叫：“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打倒……。”副庭长伍修权断然责令江青退出法庭。两名法警将江青押出了法庭后继续宣判。
最后，江华庭长宣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闭庭。”至此，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落下了帷幕。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在这次生日宴会前后，毛泽东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曾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
1963年底，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渡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到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作寿并不过分。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不仅请了中南海里的要员，而且还将中南海外的劳模、科学家也请上了寿筵。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等。
王洪文是中共政坛上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从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一跃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其中，不仅仅是因为王洪文能投毛泽东所好，也与他的个人“才华”有关。王洪文胞弟王洪武曾说：王洪文在南巡时保卫了毛泽东，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
毛泽东1971年8月15日开始南巡，历时29天。这次南巡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行动。
在毛泽东南巡期间，王洪文对保卫毛泽东起了什么作用？1998年《家庭》杂志第12期发表的《王洪文胞弟谈家事》一文中写道：
1971年8月中旬到9月上旬，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林彪杀害毛主席的阴谋败露，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后来，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了中央……
毛泽东9月10日上午前没见王洪文
王洪文真的“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吗？田树德的《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分析了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据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7年11月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记载，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在武昌住了10天，于8月27日夜间到长沙。8月31日下午1点钟左右离长沙，当天晚9点到南昌。晚10点多钟，毛泽东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谈话。9月2日上午吃过午饭离南昌，于3日零点到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停放的列车上，找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熊应堂(浙江省军区司令员)、陈励耘(空五军政委)谈了话。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这天下午15点35分，乘专列由杭州出发，18点10分抵达上海。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已经觉察和了解到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所以匆忙离杭州去上海。
毛泽东在杭州动身前，汪东兴才给王洪文打电话告之毛泽东就要到上海，还叫王洪文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
专列到达上海后，王洪文到车厢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怎么没见许世友来呀？王洪文回答说：已经给南京打了电话，说许世友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说罢，王洪文随即下车，回住处继续打电话找许世友。汪东兴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
9月11日上午10点钟，许世友到上海后，毛泽东便和许世友、王洪文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到11点多钟，毛泽东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汪东兴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来，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许世友、王洪文一起走了。
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说毛泽东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急忙吃完饭，便乘飞机赶回南京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毛泽东没有见南京的人，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专列便急速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去。9月12日13点10分，专列到达北京丰台车站，毛泽东结束了南巡之行。
从上述毛泽东南巡的行踪来看，毛泽东于8月15日乘专列从北京出发，到9月10日上午前，毛泽东曾在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停留，并且同许多人谈了话，而其中没有王洪文。直到9月10日上午，毛泽东决定离杭州去上海，江东兴才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在此之前，根本谈不上王洪文“保卫了毛主席，并协助南京军区清除了林彪死党”的问题。
在中南海“黑旗事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在“黑旗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认为，这是一起颠倒黑白的“八司马事件”。
田家英：要有决心坐冷板凳
林克，从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后兼顾国内问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之久。林克初到毛泽东身边时，年仅28岁，在毛泽东身边被称作秘书的圈子中，差不多是最年轻的了。
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最多时也不过三人，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政治秘书。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登记、保管，会议的通知，外宾、来客的接待等等。政治秘书主要负责筛选文件，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他参考。林克属于后一种。
在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先找到了林克。“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在疏散之前，刘少奇就已病重，没过多久，刘少奇就客死疏散地开封。
单独通知被监护对象
1969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刘少奇病逝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是单独通知的。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中顾委”这个早已不再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机构，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坐标。在文革结束六年，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拉开序幕之时，“中顾委”是确保中共政局由老到新平稳过度的重要策略，邓小平和薄一波的联手则是确保了这一策略最终完美实施。
邓薄联手 解决元老干政问题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
“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
1982年9月邓小平开始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当时的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
在邓小平推荐下，薄一波担任中顾委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此前的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不是喜欢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二十六年了，我比你住得还长，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84岁高龄的邓颖超之手。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之际，邓颖超睹花思人，写了这篇散文，题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怀念逝去12年的周恩来。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相识天津，并不是一见钟情，却在一生的相伴中逐渐积淀成深沉的爱。
周恩来的真情流露
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纪东回忆说，1969年末的一天，邓颖超感冒，头痛发烧。晚上9时左右服过安眠药以后，邓颖超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小许出去倒洗漱水。没等小许回来，她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走到床边时，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邓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帮忙。
这时邓颖超已进入昏睡状态，身体瘫软。高云秀来了仍不放心，便急匆匆叫大夫。当时周恩来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邓颖超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床边。一见邓颖超“昏迷不醒”，情急之下，俯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啊！”
纪东在书里说，上面的这件事，他是事后才听说。但他却亲眼看到过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吻的场面，可能也是人前唯一的一次“亲吻”了。
老头子，你得亲我一下
1969年9月3日，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战仍在继续，大家都为周的安全担忧。毛泽东对其安全也非常关心，周恩来平安返回北京后，王海容给我们打电话说，“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与他一起向南三鞠躬，以示祝贺。”
邓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仍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得知丈夫的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并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天所有在家的人都聚集在客厅迎接周恩来的归来。周一进门，邓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顿时目瞪口呆。
纪东回忆说：“周恩来哈哈笑着，把邓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周深深地在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大家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周恩来曾经说过，邓颖超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也许正是因为用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爱，他们才能像西花厅的海棠一样，历经春夏秋冬，云卷云舒，依然年年绽放，满树繁花，摇霞映雪，岁岁芳华。而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最遗憾的恐怕就是没有亲生的孩子。
我也有一个亲生儿子
1972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和国务院的几位官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情况汇报。会后，和往常一样，只要周不离开，几位官员都陪他再坐一会儿，有时说说国务院的工作，有时随意闲聊一会儿。这次大家说着笑着，又回到计划生育的话题上去了。
说着说着，周恩来突然问在场的几位领导:“你们知道吗？我和邓大姐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没等大家回答，周接着说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我和许多共产党人被通缉。当时，邓大姐在广州，正好临产，因为孩子太重，有9斤多。”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说着还比划了一下：“有这么大！结果三天三夜没生下来，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只能用手术钳协助，因为用力太大了，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有活下来，夭折了，我也没有看到一眼。”说到这儿，他脸上充满了凝重和伤感。
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李先念站起来说：“总理，今天不早了，您休息吧。”“好，休息！”周答应着，起身往西花厅走去，他的心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大家分头散去，谁也没再说什么。
周恩来爱孩子，也希望有自己的亲生儿女，据说他和邓婚后不久，就因为孩子问题对邓大姐发过火。
两人结婚不到两个月，邓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自己和周恩来孕育的第一个小生命，给21岁的邓颖超带来的不是兴奋和甜蜜，而是担心和慌乱。她到广州不久，又刚刚入党，工作尚未完全打开局面；周恩来则整日奔忙，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庭。左思右想，邓颖超自作主张，上街买了点药把孩子打掉了。
一个多月后，当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见面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在她眼里，他一直是温柔、随和的。相识6年来，从未见过他发过火，这一次，她总算见识了。
周恩来对妻子勃然大怒。指责道:“你怎么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便扼杀，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绝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太轻率！”
邓颖超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不住地道歉。直到周恩来一通火发完，她才轻声说:“我知道错了，是我轻率、幼稚，还不行么？”周恩来后来就不再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