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告密之风，历朝不绝。因为告密可以博得掌权者的宠信，可以立功受赏，可以加官晋爵，并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间，此风也颇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对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则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这种干法，使人不禁想起《红岩》中那个打入渣滓洞集中营的国民党特务，那特务在牢中故意骂国民党，以试探周围人的反映，谁若说一句赞同的话，他便向上峰告密。虽时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却如出一辄。
文章摘自《周恩来在林彪出逃后》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
上午11点3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为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刻意作了一番安排。
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谈起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谁也不准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一事。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想在他访华时用他的手抹掉这件中美关系史上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他作了特意安排：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随行人员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为保险起见，他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
重庆沙坪公园里，131座坟茔，躺着573人，其中约有40%的人是红卫兵，人们习惯将这个墓园称为红卫兵墓园。在经历42年后，这个墓园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1月8日《合肥晚报》）
文化大革命离开我们虽然只有短短35年，但那一段历史却已经被我们渐渐淡忘了。巴金老人生前提
议的建立文革博物馆，至今早已无声无息，各地虽然为了发展旅游，都在千方百计挖掘本地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一个曹操墓，当成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当地急不可耐地要投资若干亿建设“曹操博物馆”，但对文革的遗迹，却在千方百计地抹掉，据说一些辞典里，也将把文革的历史着力淡化，甚至撤底清除掉。不可否认，凡是人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张扬“过五关斩六将”的成功，而不愿常提“走麦城”的失败，所以不愿再提文革这码事，也属人之常情。然而，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国家和民族，却不能沉浸在人之常情的水平，而应该自觉地做到“以史为镜”，应该珍惜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那面镜子。
文革中，曾有一支歌人人会唱，不分场合，天天都唱，那就是著名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凡是对文革稍有些记忆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年唱遍了神州大地，并唱到了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随着这首歌曲的走红，曲作者王双印的个人命运也带上一些传奇色彩，他被政治狂涛推上了高高的浪尖上。
警报器响了，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余美轩惊醒，悬在空中的灯泡在不停摇晃，她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
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当时被人们称作“夫妻台”，常年守在这里的是余美轩和她的丈夫潘保德。
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余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
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已如刀切一般沿北西方向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大地震，较唐山尚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其知之甚少。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质。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
昨天，是日，当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和40年前刻意的遮掩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通海和云南希望全国都能正视并关注那场万人浩劫。
文章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
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可是朱德固执地又一次将这种不理解，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这次运动中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清华大学的几张大字报》（复旦大学工宣队转抄，1976年1月28日）：是“永不翻案”，还是狂热复辟——谈走资派还在“走”。
《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关于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几个问题的讲话》（1976年6月19日）。
《耿飚同志在中联部传达华主席讲话后的发言》（1976年10月16日）。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在这次生日宴会前后，毛泽东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曾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
1963年底，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渡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到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作寿并不过分。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不仅请了中南海里的要员，而且还将中南海外的劳模、科学家也请上了寿筵。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等。
钮海津
“文革知青”当中，不少人自称这段历史是光荣的，伟大的。我的认识与此相反。
“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年，四处都有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出书、集图、聚诉、晚会、寻访、重游，联欢等等愉悦喜庆这都无可厚非；使用“魂牵梦萦”、“激情之旅”、“缅怀旧地”、“爱意永留”、“依依不舍”、“青春无悔”等等顶级用辞表达纪念心情也都无可指责。只是想说，已经21世纪00年代了，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只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次上。
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
一
不久前，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中，一位当年跟随毛泽东经历了武汉“七•二0事件”的要员，在谈到“百万雄师”包围了毛泽东住地，周恩来紧急派飞机保毛泽东出走上海时，两次三番地把“百万雄师”称为“造反派”，似乎又是万恶的“造反派”制造了危害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事件……
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听到这位亲历大员的口述历史，油然而生反感。对于局外人或后来者，这样说或可谅解和理解，而对事件亲历者，竟然如此张冠李戴，篡改历史，实在令人莫名。
事实是，当时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有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见诸公开出版的各种文革史。它清楚地说明：百万雄师不是造反派组织，制造七•二0事件的不是造反派！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当年确曾参加过声援武汉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的全国大游行，对这个事件的大体概况至今记忆犹新，为什么如此中央定性国人皆知的事件在当事人口中竟然又被如此颠倒呢？
时间已过去四十余年，据悉当年武汉“工总”和“百万雄师”对立两派的劫后余生的头头们，不久前在武汉某酒店相约聚首，相拥而泣，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令人不胜感叹唏嘘！
今天，我提起这个事件，不是对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评判褒贬，也不想掩盖造反组织及其参与者的罪恶和错误，只是想说明：对造反派和文革的任何派别和现象，既不应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
三十多年来，造反派己经被完全妖魔化了。
三.什么因素导致毛“紧急刹车”？
笔者认为，有两大因素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 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自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以来，历年如此，即使在“史无前例”、“天下大乱”的文革中，也未曾有过间断。然而，这次却与以往大大不同—-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描述：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前边提到，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仍在筹划“倒周”—-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或者寻找一个突破口。然而，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出的情绪、倾向，不啻给毛当头浇了一瓢凉水！照理说，通过 73.11.25–12.5政治局批斗会，周恩来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在领导层抬不起头来。1974年初的“批林批孔”矛头指向了谁，江青又是在代表着谁说话，明眼人都应该很明白。一个即将被打倒的人，人们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了！他看得出来，如果论真诚发自内心而不是表面文章的话，周所获得的掌声可是大大超过了自己！如果不是有所顾忌的话，周万岁的话都能喊出来！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不明白这次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明确信息—-人心的向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在此情况下，如果罔顾党心民意，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应，其结果就很难预测。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暂且把公开“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明确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急躁不得。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限，加强遏制周恩来的能力，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一段长期被史学家所忽略的历史
一.毛泽东何以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露渐显：
王洪文被“选”为位列毛、周之后的“副主席”，第三号人物；
以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计划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尤其是1973年11月25—-12月5日，在毛安排下进行的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已使周在政治局和领导层的权威“扫地”—-连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太太章含之都敢对周怒目喝斥；
几乎是伴随着1974年而来，仿佛平地骤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是名不符实的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为“倒周”做足了舆论准备；
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蜗牛事件”、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大批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更是让周恩来四面受敌，难以招架。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是天降奇迹，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
所有关注中国政局的人都充满了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潜在的政治危机。这个潜在危机的威胁是如此之严重，一旦爆发，必将导致全面失控，！到那时不要说“保住文革成果”将化为泡影，就连他自己都会身处险境！他除了果断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中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原本的计划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令他对局势做出了危机将临的判断？他的判断准确吗？事后能否得到验证？笔者准备就以上几个问题加以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
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
邓小平留给世人的印象很平实。解读他说话行事的一些细节，会发现其平实之中蕴含的个性，很富感染力；传达的思想方法和决策风格，更值得细细体会。
前言
邸延生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90章（1893—1947年）和《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157章（1946—1962年）两部书相继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肯定和好评，收到了许多朋友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来信，也有许多同志进一步提供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生前的史料史实，嘱我动笔继续认真写一写毛泽东的后期经历；有鉴于此，我征求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新华社与出版社一些同志的意见，同时征询了毛泽东的家人和诸多革命前辈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鼓励和帮助。2003年，时逢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新华出版社作为重点项目又郑重推出了我写的毛泽东传记文学四部十卷集《毛泽东风雨沉浮四十年》（三卷）、《毛泽东八年抗战展雄风》（二卷）、《毛泽东国共交锋定乾坤》（三卷）和《毛泽东纠“左”反右走惊雷》（二卷），并于2004年9月出版了《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42章（1949—1957年）。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伟大形象、他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他和蔼可亲、艰苦朴素的生活实践，他呕心沥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理想、抱负、胸怀、情操、神采和风范，就连他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今留存在亿万人民心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和我们常人一样，有着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有着同我们大家共通的乃至更深一层的感情世界；只是，他不同于常人的艰难的革命经历，他曲折的人生历程，又使他练就和具备了不同于常人的伟大胸怀和无比坚强的意志与性格。他办事果断，认准了的事情决不犹豫，决定了的事情决不退缩。用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毛泽东决不走回头路，也不办后悔事！”——他一生是个强者！
写伟人难，写伟人的传记更难；写毛泽东难，写毛泽东的传记同样难，要想写好毛泽东晚年的许许多多更是难上加难。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再加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晚年的毛泽东无从下笔，总感到不好写或不敢写。起初，许多好心的朋友和同志也曾多次劝我不要写毛泽东的晚年经历，但如果不写，又使我按捺不住要写完毛泽东伟大的一生的强烈欲望。于是我决意在写完毛泽东的前70多年以后，续写毛泽东的晚年和他领导与发动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内容很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所牵连的人和事也很多。我想，要写就全面地去写，实事求是地写，从毛泽东的生活写起，从毛泽东的点点滴滴写起，从他的一言一行写起；从他的诸多大事写他的伟大与正确，也不讳忌写他的失误。只有这样，才是历史中真实的毛泽东。纵观中国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包括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重大失误是推卸不了的；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将这部书的书名定为《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1959—1965年）》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同时也明确了这也是全党的失误，这是公正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走访了许多曾经工作和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老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得到了包括毛泽东的家人以及中央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华社办公厅、新华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的许多新老同志和朋友们的热忱鼓励与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在采访过程中，凡是毛泽东生前到过的地方，我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去，有些地方不止一次地去；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一点一滴的细节和珍贵的史料。我到过北京的中南海、府右街、万寿路、毛家湾、西郊机场和香山，进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到过武汉、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宁等地，并不止一次去过北戴河、保定、邯郸、济南、郑州、长沙和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以前我还特意到过湘潭和井冈山，到过萍乡、瑞金、遵义、大渡河、延安、西柏坡等地。
这部书共分了5篇、45个章节、计60余万字，总体包括了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主要工作经历和部分生活画面，肯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所具备的政策水平有限，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有限，诚望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有真知灼见的朋友们给予诚挚的指导和帮助，诚望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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