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陈毅追悼会。令参加追悼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意外的是，在长长的大衣里面仅身着一袭睡衣的毛泽东，突 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自“文革”开始被誉为“万岁”的毛泽东，除了在政治场合露面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活动。而对于被称之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开 国元勋陈毅，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想到，要向毛提出请他出席追悼会的请求。

毛泽东此举，自然耐人寻味；而他在与陈毅夫人张茜和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谈话中，除了肯定“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 ”之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 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就更加意味深长。

“文革”爆发，邓小平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邓小平被逐出北京，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劳动改造。此时，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尽管邓小平的党籍依然被保留，在中央，也保留了与汪东兴联系的一条线，但他基本上淡出了毛的视野。现在，毛泽东突然提到了邓小平，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被逐出北京的。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 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而在1967年，在“文革”初期时，毛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现在，既然林彪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邓小平 自然就不会被留在北京了。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 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也被作为二号人物打倒。林彪这位毛的“亲密战友” 则成为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式“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 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他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 人帮”外，别无长处。

接班人问题怎么办？在没有确定人选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采取“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分析说：“为使国家机器 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由此说来，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 更为现实。

当然，对于身在江西极其闭塞的环境邓小平来说，毛泽东有关他的谈话他并不知晓。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尽管身处政治信息不畅的幽禁地，邓小平依然对于北京政坛的信息十分关注。

1971年11月，在正式听到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后，他一改以前只给汪东兴写信的做法，而是直接致信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表态，表达出来作 一些工作的愿望。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后第一次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认为：“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因为毛泽东不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而且将这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

将邓小平的来信“印发政治局”，毛显然有自己的思考，可以说，邓小平适时的一封信，触动了毛的思索。故而在陈毅追悼会上才提到了邓。而追悼会后，周 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此后邓小平一家人的“运气”真的来了。毛毛兴奋地写道：“1月份，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月份，我和飞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感受到这种好“运气”的邓小平，1972年8月，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恢复工作的请求。1972年8月14日，毛泽 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 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 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 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的批示，对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请邓小平回北京，但实际上已经传达了同意他回来的信息。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至此，邓小平复出，似乎已无悬念了。

因接班人的确定，邓小平被逐出北京；而因为接班人的不确定，邓小平又将被请回北京。这大约就是历史的诡异吧。

二

在江西新建县的两年多中，邓小平基本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他从未停止思索——那条“邓小平小路”，即被后人誉为思索之路。

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的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 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 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 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 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 ‘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 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 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 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 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

1972年12月5日，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1932 在中央苏区，他被王明路线批判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40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40年后，他能踏上 这里并在第二年重返中央，自然也是因“毛派头子”这个当年的罪名。因而，邓小平将出行之地选在这里，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含义。比如，参观毛泽东旧居，他 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而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与当年又何其相似乃尔？言谈中所蕴含的意思，又不难参透。

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 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 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 ”中经济的雕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是种政治家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是对复出后命运的一种答案。

邓小平从1973年复出后的整顿，到1975年因拒绝毛泽东为“文革”作出一个“三七开”的决议历史而再度从政坛沉寂的轨迹，也昭示了这种答案。

全文
作者：徐庆全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23时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 (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情况，叶群9月6日夜里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打开了“金口”。李作鹏探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马上想到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 心情非常紧张的李作鹏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座谈。送走外宾，黄吴李邱都没走，等着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李作鹏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9月6曰晚上，黄永胜的电话来时，叶群正与林立果密谈，不接。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21时至23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团长，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我这辈子不想‘做戏’，也不想当什么主角，升什么书记，部长……我给剧团打水扫地得啦。”

　　“那为什么？”

　　“因为我身上缺少两件宝。”

　　“哪两件？”

　　“好马，快刀。”

　　“什么马？”

　　“溜须拍马。”

　　“什么刀？”

　　“两面三刀。”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神奇的事情仍然没有终结。
　　一生绝少坐飞机的毛泽东，死后他的遗体安祥地躺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纪念堂里。可是在百年诞辰日，他是不是觉得百年的岁月太寂寞？是不是想遗游太空？是不是不愿意人们将他头像的金币变成拍卖的商品？他和人们开了一个宇宙玩笑。
　　人们把象征命运的8341，变成了8341个镶钻金币，装进了卫星，发射到太空里，让它在无边无际的太空里道游8天，然后再返回地面，开舱公开拍卖。可是载有8341个金币的卫星，失去了其他卫星高度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风范，神秘地在太空失踪了。也不知是上九天揽月，还是下五洋捉鳖？反正8341”号金币和运载它们的卫星不回来了，不管地球上的人是仰断脖子还是望穿秋水！
　　1967年11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8341部队指战员。
　　而关于8341神秘的故事还很多很多……
　　毛泽东九泉有知，他万万不会想到，平凡的四位数竟然能给中央警卫团涂抹这般神奇的色彩。现在细想，如果说8341这个数字神秘，还不如说8341部队肩负的使命更加神秘。久而久之，谁也说不清8341是因警卫部队的特殊使命而神秘，还是警卫部队因为8341正好象征毛泽东的命运而神秘。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有着其他部队无法比较的环境优势。无论是跟随中央领导人外出，还是照顾领导人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在平静的年代，还是执行秘密行动，警卫战士始终和中央领导人形影不离，这种非同寻常的近距离本身就具有神秘的创意。
　　本人尊敬毛泽东主席，但是不愿卷入现代迷信的潮流，故多次登门造访了8341部队的几个知根知底的老人，以期明了“8341”到底是道人指点迷津的产物还是其它什么神秘现象。
　　张思德是8341部队最早期的战士之一，在烧炭时舍已救人，以身殉职，警卫团领导说要用好一点的棺材安葬；毛泽东说，要开追悼会，我要亲自讲话。于是，就有了《为人民服务》，就有了追悼会。
　　“文革”中，大家记忆较为深刻的莫过于“老三篇”了。《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成为大家天天必读的课本，天天衡量自己行为的尺子，天天检验自己心灵的镜子。难怪西方人说中国也有圣经，也作祷告，就是指“文革”期间的“老三篇”和天天读。 一时间，愚公、白求恩、张思德成为红透中国大地的名字。愚公是古代人，白求恩是外国人，我们暂且不谈，那么，张思德却是中国近代人，是《为人民服务》中的主人翁。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赞扬了张思德的崇高的品德和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毛泽东为一个普通的警卫战士亲自写文章悼念，并且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沉痛朗读纪念文章。能享有如此高的殊荣的，仅张思德一人。

　　最近笔者采访了当年张思德的战友，原8341部队副政委狄福才。透过时间的帷慢，对张思德的认识更加立体一些，也可以感受到毛泽东对身边警卫战士的尊重和关怀。
　　张思德是四川仪陇人，从小父母早亡，跟随养母长大。1933年他就参加了红军，同年入团，37年入党，并且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来到了延安。一开始，他在军委警卫营当通讯班长，1942年，警卫营和中央教导大队合编为中央警备团，张思德分配在这个团的手枪连即一连，也就是现在中央警卫团的“鼻祖”。
　　1944年春，为了继续发展生产，中央机关和警卫人员组织了一支精悍的生产小分队。张思德当时在枣园内卫班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他第一个报了名，随队从枣园来到了陕北安塞县境内的石峡峪庄，与另一队人马汇合，组成了生产农场。张思德被选为农场的副队长，专门负责生产。夏季过后，天气渐渐转凉，为了保证部队和中央首长冬季取暖，农场决定抽调人员轮流进山烧炭。张思德此前曾两次烧过炭，便又担任了这项任务，率一队人开到了深山密林中。9月5日，张思德在修理新挖成的窑洞时，突然发现窑顶掉落土块，抬头一看，窑顶裂开一条缝。他知道这个赛就要倒塌，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自己往外跑，而是把身边的战友一把推出窑口。就在推战友的瞬间，张思德被随之塌下的两米多厚的窑顶埋在窑内。他的战友脱险了二而张思德被大伙挖出来时，已经没有气了。他生前就少言寡语，离开这个世界同样是默默无声。他年轻的生命，和他的为人，就象他自己亲手烧制的木炭，只有奉献，没有索取，燃烧自己，温暖别人。
　　张思德牺牲的消息很快就报告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非常难过，说：“张思德是好战士，站岗放哨，还陪我外出过，很熟悉。”随后询问了张思德牺牲的经过，沉思了片刻，十分动情地对警备团的领导说：山里狼多，要保护好尸体，不要被狼吃了；要做一口好点的棺材安葬；张思德是为大家为集体而死的，要开个追悼会，我去参加。”“追悼会”一说大概就是从张思德开始的。
　　9月8日，直属机关和警备团千余人集中在枣园西边的操场上，当时中央机关住地就在枣园。这天早晨，毛泽东送来他亲自书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联，并在追悼会上即席讲演。讲演充满革命激情，感染了在场的干部战士。当时一位为机关挑水的职工参加追悼会，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原来一天挑水20余担，坚持增加到40余担：他逢人便讲：“一个普通的战士死了，毛主席都这样关心重视，我虽是个挑夫，也要多干些。”著名的“为人民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语录，随着张思德的牺牲而名扬四海，并且成为人们崇高归宿的追求。
　　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当时曾以新闻稿的形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1953年正式成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的宗旨，也普遍被人们接受；依然受到人们的赞赏和支持。
　　8341部队也因此有了一位著名的警卫老前辈。曾经有单位和8341争夺过张思德，但事实毕竟是事实，张思德是原警备团一连的人，这个连在以后部队屡次变更中，始终没有离开中央警卫部队，是8341最正宗的“根”。
　　中央警卫团正式使用代号是1953年，称为“总字001”；50年代末变“3747”；60年代，才开始用“8341”——这是原总参一个军用仓库的代号；70年代，改为“57001”。
　　中央警卫团变更和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1949年，现在的中央警卫团只是新成立的公安二师里的第四团，五团和六团分别来自山东和东北的部队。仅隔两年，公安二师又更名为警卫师。原来的第四团变成了一团，和以前一样，负责中南海的警卫工作。又隔两年，也就是1953年，负责中南海的一团从警卫师里划分出来，成立中央警卫团。这以后，中央警卫团再没有经历聚散离合的变更，一直负责中南海的警卫工作。
　　中央警卫团的番号也先后更换过几次，第一次正式使用番号是1953年，由总参统一编号，称为“总字001”。大概使用到50年代末，又更换为“3747”部队。一直到1964年前后，中央警卫团才第一次使用“8341”这个代号。据说这个代号曾经是总参部队的一个军用仓库，后来因为仓库撤销，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叫这个代号了。总参将8341给了中央警卫团。
　　中央警卫团使用8341一直到1971年“9．13”林彪外逃。为了部队代号保密，又更换为57001。偏偏这个号码犯了林彪《“571”工程纪要》中的571的忌。大家奇怪，怎么叫这个代号呢？总有不顺耳的感觉。
　　这个代号使用不久，仍恢复使用8341。所以，57001在警卫团使用过的代号里，使命期是最短的一个。
　　8341神奇般地又回到了中南海，大家对这个代号已经非常熟悉。特别是文革期间，8341就如同毛泽东派去的“钦差大臣”，非常有威慑力。再混乱的地方，只要是8341部队去支左，马上会扭转局面。

　　人们很快就忘记了57001这段插曲。
　　8341一直使用到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才真正完成使命，功成名就，退出了警卫团的军旅生涯。
　　如果说8341神奇，这个过程要算是个神奇的插曲。
　　毛泽东待8341的战士，象望子成龙的长辈，他要求战士们读书，甚至亲自批改作业。建国初期，毛泽东经常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毕竟是一双眼，两条腿，天南地北走不过来，也看不过来。再说还有大量的会议、决策和外交活动等他亲驾，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下面走动。
　　他想了一个好办法，将一部分调查研究的任务交给身边的警卫战士。 当时负责管主席的是警卫团的一中队。毛泽东要部队招兵时，从全国各省挑选，每个省来一、两名战士。这样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便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每年他们都探家一次，每个探家的战士都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回家搞调查研究，并将情况如实写成书面材料，汇报给主席。甚至主席要求他们带一些农民日常生活的食品回来。有一次、有个山区的战士回家，正逢60年自然灾害，山区的生活更加困难，这位战士就将家中吃的糠团带回了中南海。主席知道了，一定要亲口尝尝这个糠团。当这个战士将家中的困难情况如实汇报后，主席难过了许久没有说话。
　　所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毛泽东虽然外出时间少，但他通过身边警卫战士的实地调查，掌握了许多基层的情况，这为正确制定整顿、恢复、巩固、提高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参考材料。
　　毛泽东除了要警卫战士深入基层，在学习上他也抓得很紧。这大概是毛泽东自己喜欢学习的缘故。
　　毛泽东爱书，爱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饭菜不思的境地。他的办公室、寝室、饭桌、睡床甚至卫生间，信手拈来都是书。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书，还特别喜欢别人也读书。毛泽东的藏书大多数是古线装书，他爱读史书，读书后常作些批语，并写在小白纸条上，夹在书中。久而久之，读的书越多，书里的纸条就越多，许许多多的白纸条从一本本书里垂落下，猛一看，真象商店货架上的白色标签呢！毛泽东读书读到精采之处，就用红笔在书上划圈圈。看一次划一次，看两次划两次。有时打开书页，能看见好几层的红圈圈，这不仅记录了读书的次数，也说明读书人谦虚好学的态度。
　　有时，毛泽东将一些通俗易懂的史书介绍给身边的警卫人员读。开始，年轻的卫士总以为读书是首长的事情，见主席叫他们读书，就作作读书的样子，也不往脑子里去。没想到，主席会出其不意抽查他们读书的内容。这可好，一个个急红了脸也回答不出来书里的内容。主席不高兴了，不爱读书怎么行？你们以后离开我这里，怎么能胜任需要文化的工作？主席这时和望子成龙的长辈一样，开始操心身边年轻人的学习问题。他为年轻人想到了将来，想到离开他身边后的生活道路。
　　1960年10月，警卫局一中队的警卫人员在“干部业余完全中学”读完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和生物七门功课，开始上“干部业余大学”时候，向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非常赞成，欣然提笔批示：“让我们机关也办一个有七门功课的完全的中学”。这以后，毛泽东就分批将身边的警卫人员送出去学习文化知识。
　　如果身边的人实在走不开，他就亲自点书给他们看。挤出点滴时间讲解辅导，直到他们弄懂为止。有时毛泽东还亲自批改警卫战士的作业，就象一个有耐心的老师。
　　曾经在毛泽东身边担任过卫士长的老警卫。如今已是满腹经文，通古博今，受益无穷。还有毛泽东当年的司机，每次毛泽东外出开会，或是接见外宾，都叫司机带上书，等人的时候就可以读读书，这样既不浪费时间，又可以充实自己。毛泽东定期检查他的读书情况，再根据进程，挑选书让他读。开始，他是害怕主席检查，怕挨批评，不得不一个字一个字地啃，慢慢理解，强化记忆。可是读了几本史书后，他渐渐有了兴趣，主席顾不上给他选书的时候，他就自己到主席的书架上取。主席看见了也从不批评他，怎么随便动东西？
　　虽然8341已经成为消失的历史符号，但人们仍然把它作为某种象征。不断赋予它新的生命和新的意义。
　　如果准确表达警卫部队的含义，这里不妨引用1942年叶剑英在成立中央警备团大会的形象比喻；中央警备团是中央的“钢盔”部队。中央领导人是首脑，那么，警卫就是保护首脑的钢盔。
　　如今这支“钢盔部队”依然在忠诚地保卫着党和国家的“首脑”。

　　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

　　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

　　售货员见她挑来练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陷’！”

　　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 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10．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净。

　　22．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乾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 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 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 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 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 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沈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数据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纔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纔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锺楼大街的锺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还有一段分析文革爆发的根本原因的，因为有些太反动，我就不录入了。结论是准备了那么长时间，就闹了十年，他死得太早了，很可惜。）

后记：

我家住在北京南站附近，那里有一个乔园饭店，中国最高的信访局就设在那里。从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乔园饭店周围的菜市场、护城河边儿上满是睡大街的外地人，一个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要饭的，骂街的，打架斗殴杀人的，很多。妈妈当时叫我不要过去，怕我不安全，说那些都是叫花子，都是拐卖小孩子的。我家附近的治安也因此不好，偷窃、抢劫、强奸、杀人放火什么的每个月都有闻。后来修护城河，他们被赶走了，有的住进了地下通道，有的被赶进了附近的大大小小的胡同，就地收破烂儿、卖艺，街吃街拉，一席破草垫子十几年也能看见。我小时候注意到我那里六必居酱菜厂对面有一个老太太，到底多大我也不知道，天天就是扯着嗓子骂街，用的是方言我没有听太懂，过了几年我再经过那里，她还在那里，还在骂，又过了几年，我发现他搬到北京南站招待所门口了，又过了几年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她吃什么？喝什么？怎么、靠什么活下来的呢？我不知道。
后来我知道那些破破烂烂的外地人都是来上访的，自己在家乡受了大冤屈，到县乡省市告状都不成，来北京告状，他们相信党中央，相信人民政府，于是就受到了当地人的阻拦和殴打，受到了我们这些南站附近的老百姓的歧视、冷漠和驱逐。我们右安门派出所几乎每个月都要遣送一批这样的人回家，或者去昌平背大石头，或者交给护城河对面的北京第一监狱收容。他们有不少是残疾的，一身的苍蝇，饭碗里也是，大街上、垃圾堆、废品回收站、违章小建筑、幽暗的小发廊，处处都有能看到大大小小的光屁股的孩子，也有衣不蔽体的男人和女人。有人还戴着毛主席像章。
相传的信访局的故事里总会把他们描述城市没文化、不文明、肮脏粗野低等的没见过世面的人，是小丑，是人见人嫌弃的。我不知道，从他们那里我总能感到文革没有完，远远的没有完。
上个礼拜六，我和朋友喝了酒去南站，那里要建一个亚洲最大最牛屄的交通枢纽，远远的就能看见那未完成的宏大豪华的钢架结构。附近的住宅被划成了小区，并安排了保安，据说过两年就要拆。南站的建筑都给拆了，候车大厅、招待所、商店、简易棚子、长途汽车站，都给拆了，是一片砖头瓦块儿。在仅有的几处屋檐下，仍然拥挤着躺着各种各样的人，破席子，报纸当铺盖，还有一堆苍蝇。那工地的灯光分外的刺眼。

文革的酷刑总结中有一条后劲儿很大的没有写，我来补充——“流放到北京”。

２０００年夏天，在人民大会堂门口我遇到了一个穿旧蓝布衣服的老太太，她对我说：“同志，请问一下，我们尊敬的华主席在哪里？”……我鞠躬，走了。

1959年3月24日，上海。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抵位于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从车里下来的是刚从北京飞来的江青。江青这次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做准备工作的。

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给她送来了一封信。郝德光离开后，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顿时变了！随后就昏了过去……

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了。康生当即拍案而起，大叫：“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即布置下去！”

3月30日，公安部侦查专家带着两名助手飞抵上海。是日，以上海市公安局18名资深侦查员为成员的专案组成立了。专案组随即开始工作。由于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就只好从信封上查起。那是一个2号信封，上面只有5个字：“江青同志收”。

专案组向邮递员蒋晓英调查。据蒋晓英提供的线索，查到了嫌疑人钟秀山。经蒋晓英秘密辨认后，开始讯问钟秀山，但笔迹鉴定的结果排除了钟秀山作案的可能。线索断了。

1959年4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从北京飞赴上海，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饭店，当天的第二次邮件送来了，信件中有一封写着“饭店负责同志收”。饭店方面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在饭店的人。警卫处的人见信封的落款印的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便给北京该厂打了一个电话，那里说他们没有向上海发过这样的信件，而且也不知道上海有那么一家内部饭店。于是，立即与专案组联系。专案组闻讯，当即派人把信取来，拆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封，上面的字也是相同的：“江青同志收”。

专案组展开调查

专案组立刻对第二封匿名信的笔迹进行了鉴定，证实与第一封信件一样。由于第二封匿名信的信封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因此当即决定派10名侦查员飞赴北京侦查。几经侦查，疑点集中到了曾微川身上，但被罗瑞卿否定了，让立即停止对曾的侦查。原来曾微川是中共秘密党员，早在1931年就已入党，长期从事秘密工作。

侦查工作继续进行。在举行案情分析会时，终于有人提出了要了解匿名信的内容，以获取线索。4月5日上午9时，江青给罗瑞卿打电话，回绝了这一要求。罗瑞卿考虑再三，不得不去找了周恩来。周恩来亲自出面，江青终于交出了两封匿名信。

两封匿名信是一模一样的，都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是说江青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的一些男女生活问题。信中列出了江青当时所交往的一个个男子的姓名、职业以及地址，甚至还描述了江青对那几个男子所作的种种媚态，最后根据上述内容对江青进行了措词尖刻的叱骂。痕迹专家的结论是：匿名信是用一台“宝石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该打字机已经10年以上，打字者的打字水平不高，肯定不是专业打字员。鉴定疑点最后集中到了一个名叫汤沛菁的人身上。

4月12日上午，3名侦查员前往汤沛菁所在的海燕厂进行秘密调查，了解到汤沛菁30年代时曾和江青在“电通影业公司”一起待过，两人熟识。汤沛菁的档案中记载其有一个已经自杀的表姐，其夫就是匿名信中当初与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汤的表姐就是因为这而自杀的。专案组决定立即对其秘密监视，收集证据，准备拘捕。哪知，方案刚获批准，突然传来一个消息：汤沛菁精神病突然复发，砸坏了包括那台“宝石牌打字机”在内的办公用具，现已经送往精神病医院。专案组经与医务人员慎重研究，决定对其进行催眠状态下的讯问。

催眠状态下的讯问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没有排除其疑问。专案组正准备与其进行当面接触时，汤沛菁在企图逃出医院时突遭车祸而死！对打字机进行技术鉴定的结论是：海燕厂的这台汤沛菁使用过的打字机不是制作匿名信的那台。

为羞江青，写下匿名信

专案组再次进行研究，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从匿名信的纸张进行查找。4月16日午夜时分，专案组无意间发现匿名信信纸的装订胶是草绿色的。据此调查，发现只有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情报部门“1287办公室”用这种信纸。

1959年4月19日上午，专案组及有关人员前往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与“1287办公室”负责人见面，对如何在该部门进行秘密侦查进行了协商，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专案组对“1287办公室”全部成员的档案进行检阅后，将目光停留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

金柏麟，28岁，苏州人，已婚，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其父母均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是江苏省委委员；他6岁时，父母被叛徒出卖被捕后牺牲。金柏麟由其阿姨史文慧收养，长期居住于苏州。解放后，党组织找到了金柏麟，将他和阿姨安排到上海居住。1953年，金柏麟参了军，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役。金是“1287办公室”第13小组副组长。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专案组先对打字机进行了鉴定，确认两封匿名信均出自该机。接着，上海市公安局对匿名信原件和“1287办公室”的信笺纸进行了纸质化学物质对比鉴定，结果完全相同。

4月21日，金柏麟被捕。审讯中，金柏麟爽快地供述了他写匿名信的事实：写封匿名信，把江青当年那些艳事给抖出来，羞她一羞。军事法院以“泄密罪”，判金柏麟3年徒刑。据说，当时有军队高级将领发过话，说金柏麟是烈士子弟，可以从宽处理，才有了这么一个结果。

1)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2到2.20）
2) 江青给林彪的一封信 1966.3.19
3) 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7.22
4) 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7.23
5)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1966.7.24
6) 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1966.7.25
7) 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1966.7.26
中央首长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7.26
9) 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1966.7.27
10) 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1966.7.28
11) 江青陈伯达在撤消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1966.7.29
12) 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6.7.30
13) 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8.4
14) 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1966.8.6
15) 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讲话 1966.8.16
16) 江青杨成武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6.8.27
17)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1966.8.30
18) 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6.9.5
19) 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10.6
20) 周恩来江青等接见部分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纪要 1966.11.8
21) 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 1966.11.14
22) 陈伯达江青对北京航空学院同学的讲话 1966.11.19
23) 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6.11.28
24) 江青同美术工作者的谈话 1966年11月
25) 陈伯达江青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的讲话 1966.12.13
26) 江青接见向《红旗》杂志贺喜群众的讲话 1966.12.13
27) 中央文革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等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1966.12.14
28)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1966.12.16
29) 中央首长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1966.12.17
30) 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的讲话 1966.12.18
31) 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时的座谈纪要 1966.12.18
32) 中央首长对做接待来京师生工作的干部的讲话 1966.12.19
33)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1966.12.23
34) 江青对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1966.12.25
35) 江青陈伯达与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的谈话 1966.12.26
36) 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全国赴京上访职工代表时的讲话 1966.12.26
37) 陈伯达江青与北京红卫兵座谈纪要 1966.12.27
38) 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纪要 1966.12.27
39) 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12.28
40) 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6.12.30
41) 江青等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三战士的谈话纪要 1967.1.1
42) 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座谈要点 1967.1.2
43)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 1967.1.3
44) 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 1967.1.4
45) 中央首长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座谈纪要 1967.1.4
46) 周恩来江青接见全国文艺新闻体育界职工的讲话 1967.1.4
47) 陈伯达江青在新华社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7.1.7
48) 周恩来江青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1.7
49) 中央首长接见军队院校学员代表时的讲话 1967.1.8
50) 中央首长在工厂造反派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8
51) 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1967.1.10
52) 江青徐向前对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的讲话 1967.1.12
53) 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1967.1.13
54) 陈伯达江青接见聂元梓孙蓬一的谈话 1967.1.16
55) 陈伯达江青对中央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1967.1.17
56) 陈伯达江青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全局革命同志的讲话 1967.1.17
57) 江青周恩来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7
58) 中央首长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8
59) 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1967.1.20
60) 江青陈伯达对造反派学生的讲话 1967.1.21
61) 江青谈“北京日报”问题 1967.1.22
62) 中央首长与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谈话纪要 1967.1.22
63) 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 1967.1.22
64) 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二） 1967.1.23
65) 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三） 1967.1.24
66) 周恩来江青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组织代表会上的讲话 1967.1.24
67) 江青与北京广播学院曹惠茹同学的谈话 1967.1.25
68) 陈伯达江青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 1967.1.26
69) 陈伯达江青与首都大中专院校代表座谈记录 1967.1.26
70) 中央首长接见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代表 1967.1.26
71) 江青周恩来传达林彪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1967.1.31
72) 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讲话 1967.1.31
73) 江青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群众代表的讲话 1967.2.1
74) 陈伯达康生江青审查一九六六年国庆影片时的讲话 1967.2.4
75) 叶群陈伯达江青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谈话 1967.2.18
76) 中央首长在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2.22
77) 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7.2.25
78) 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1967.3.0
79)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1967.3.23
80) 江青周恩来在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3.25
81) 中央首长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7.3.31
82) 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7.3.31
83) 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代表的讲话 1967.4.3
84) 中央首长与北京红代会代表座谈纪要 1967.4.4
85) 中央首长与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的谈话 1967.4.4
86)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4.12
87)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4.14
88) 中央首长接见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1967.4.16
89) 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1967.4.17
90)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7.4.20
91) 中央首长接见《人民日报》驻外地记者的讲话 1967.4.21
92)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1967.4.21
93) 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 1967.4.22
94) 江青接见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的讲话 1967.4.25
95)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1967.4.25
96)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1967.4.30
97)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7.5.5
98) 萧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1967.5.7
99) 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 1967.5.16
100) 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1967.7.21
101)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对中国京剧院的指示 1967.8.2
102) 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1967.8.11
103) 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三军”党委时的指示 1967.8.17
104)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9.1
105)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1967.9.5
106) 中央首长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1967.9.7
107) 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1967.9.8
108) 刘巨成传达的毛主席江青关于国庆的指示 1967.9.13
109)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9.16
110)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9.17
111) 江青等审查工农兵芭蕾舞剧团《白毛女》时的指示 1967.10.22
112) 中央首长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的讲话 1967.11.9
113) 江青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12
114) 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11.14
115) 江青给戚本禹的信 1967.11.20
116)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27
117)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 1967.11.27
118) 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恩来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1967.12.4
119) 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7.12.29
120)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968.1.28
121) 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1968.2.21
122)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1968.3.11
123)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 1968.3.15
124) 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1968.3.18
125)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 1968.3.21
126) 中央首长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8.3.24
127) 中央首长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8.3.27
128) 江青接见湖南赴京汇报团时谈张平化 1968.3.30
129)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时的讲话 1968.4.4
130) 周恩来江青听取铁路会议代表汇报时的插话 1968.4.5
131) 江青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郑山问题的批示 1968.5.21
132) 中央文革接见钢琴伴唱《红灯记》演员等革命文艺战士时的讲话 1968.6.30
133) 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 1968.9.2
134) 江青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1968.9.7
135) 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1968.9.14
136)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8.10.17
137) 江青对中国京剧团等单位部分人员的讲话 1969.5.13
138)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1970.10.30
139) 江青同中联部外交部一些同志谈《水浒传》及宋江 1973.2.22
140) 江青观看歌舞演出的讲话记录稿 1973.6.24
141) 江青看《半篮花生》等样片时的讲话记录稿 1973.7.28
142)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1973.7.28
143) 江青接见刘诗昆等人时的讲话 1973.8.5
144) 江青听取上海乐团音乐会时的讲话 1973.10.29
145) 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1974.1.12
146) 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1974.1.24
147) 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 1974.1.25
148) 周恩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上的讲话 1974.1.27
149) 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1974.1.28
150) 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1974.1.28
151) 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1974.2.10
152)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1974.6.19
153) 江青对领事级以上外交干部的讲话 1975.3.0
154) 迟群传达的江青的电话指示 1975.4.4
155) 江青写给全国农业专业工作会议代表的一封信 1975.7.2
156) 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1975.9.12
157) 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1975.9.15
158) 江青对北影长影等单位电影创作人员的谈话 1975.9.18
159)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1976.3.2
160)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1976.10.1
161) 附录：江青著作目录(不全)

补遗：
01)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关于贺龙问题的讲话 1967.08.02
02)江青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1969.08.14
03)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1970.01.24
04)江青在中央乐团音乐会中间及演出后的讲话记录稿 1973.07.01
05)江青谈影片《简爱》1975.08.11
06)江青对墨西哥影片《在那些年代里》的补充意见 1975.08.15

有一次，江青接见美国女记者维特克时谈到，1937年8月她从西安往延安进发，途经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时，与毛泽东相识。她说：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1993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江青毛泽东相识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她当时搭乘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的“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

洛川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如果按照上述所说，在召开洛川会议的“第四天”与毛泽东相识，就是1937年8月25日。这是第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是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由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的王观澜和其爱人徐明清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从而相识。

第三种说法，说是毛泽东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江青与毛泽东相识。对这种说法，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江青正传》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毛泽东认为艺术对政治有用（虽然他个人喜好从中国的传统取材），有一天，上鲁艺讲课来了。蓝苹脸上露出笑容。她比大多数学生皮肤白一点，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在西北农村呆的时间也长。鼓掌的时候，蓝苹故意引人注目。

第四种说法，是在中央党校与毛泽东相识。对此，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江青秘传》一书中有记述。

从上述情况来看，第一种说法是江青“吹牛”，根本不可能。洛川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研究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和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这次会议如此重要，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怎么可能会全体都出来迎接江青呢？

1937年8月底，江青到延安后，因为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所以让她在延安第三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两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王观澜和爱人徐明清不可能带着江青去见毛泽东。因此，江青与毛泽东相识的第二种说法，是不可能的。

关于江青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与毛泽东相识的说法也不可能。因为毛泽东于1937年8月30日由洛川回到延安。这年的9月和10月，毛泽东没有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演讲。11月，江青入党的介绍人黄敬到延安，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的，才结束其审查，让江青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江青于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4月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当戏剧教师。

1937年11月29日，康生从莫斯科到延安后，接替李维汉任党校校长。

江青和康生都是山东诸城人。她通过康生的帮助，加上自己主动争取，与毛泽东相识。

摘自《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田树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