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 “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 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讳莫如深。
其实”延安整风” 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是巨大的，它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凝聚了中共的力量，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但”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
当时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
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组。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其次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彭真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七大”时所得选票不是很多，但因为在整风中受到老毛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说起被整的人，首先当然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邓发、凯丰这些人。此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老毛出来予以解脱。以后成为保毛反刘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老毛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结下冤仇。当时古大存负责党校一部的整风，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 “特务”、”特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曾志当时是党校学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在无法查清落实的情况下，古大存就将曾志长期”挂起来”不给做结论。陶 铸、曾志都非常有意见。后来在五十年代，古大存在陶铸手下任广东省副省长时，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以纠正。

( 周恩来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同志，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轻看了他们的作用，不能否定当时王光美对他们的压力。当时我很清楚嘛！当时他受了很大的压力，禁闭，迫使他们进行绝食。因为当时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正在开着，那时候我奉命去谈话，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去解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压迫的一伙人。”

【瞿秋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在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我是经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象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象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象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象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我建议注意调查研究。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值得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朱德】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

【贺龙】
“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

【叶剑英】
“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聂荣臻】
“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聂荣臻同志不但对 9.13 ， 9.10 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

“66 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
【徐向前】
“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

【杨成武】
“同志们，刚才林副主席宣布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的事件，这不是偶然的。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具体的事实不再多作解释，这里头有一点，就是说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所以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听到后（最近才知道）极其愤慨！”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你们看，刚才说过的，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吗？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

【谭震林】
“工人阶级初步地起来了，领导夺走资派的权的斗争，但是不那么容易。因此，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一个“二月逆流”。因为当时除了工厂以外，连机关群众都起来要夺权。谭震林就布置假夺权。对中央进行反革命指责。首先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也就是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谭震林就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当然，同他的思想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些人，但这种思想以谭震林为代表。”
【田家英】
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周扬】
“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
【江青】
（周恩来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11.28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周恩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付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周恩来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口号：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谁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江青同志：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遇罗克】
“此人不杀,杀谁?”

【杨曦光】
“此人反动到了几点！”

【一打三反】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注：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 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

【红卫兵】
“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以及发展到全国，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一个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马上加以鼓舞。因为我们毛主席的鼓舞，所以全国大专学校的红卫兵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然后我们伟大领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又加以鼓励，指出红卫兵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这就给你们以更大的鼓舞。所以，这支红卫兵──革命青少年组织的诞生，我们革命青少年要做出许多蓬蓬勃勃、惊天动地、破旧立新、灭资兴无的伟大事业。你们看，有了红卫兵就有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全国，就使我们伟大领袖提倡的大民主得到更大的发扬”

“红卫兵小将们冲，就比较猛。但是，总的他们应该承认，当时那种精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是有好处的。不然就会使夺走资派权的斗争在中间受到挫折。这一冲哪，使我们人民解放军取得了经验教训，很快就转过来了。”

（周恩来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另外，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很快地发展到全国。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闹革命，也发展到社会，扩及全国。八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又支持了红卫兵和革命的大串联，肯定了红卫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力量。从此，在四个月的发展中，红卫兵不仅鼓舞了我国革命的人民，吓坏了反革命分子，也震惊了世界的反革命，鼓舞了世界的革命人民。”

（周恩来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1968年，我们革命的发展以及建设的情况，一定毫无疑问要超过去年。这是伟大领袖说的嘛，现在形势好，以后还更好。我们相信，今年会比去年更好。（热烈鼓掌）而敌人呢？不管国内暗藏的敌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或者暗藏的特务、叛徒、内奸，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浪潮冲击出来，很多党内藏了几十年的叛徒、特务，被我们红卫兵小将揭发出来了，这是我们四十几年的党没有得到这次这样巨大的成绩。这一点使我们格外高兴，也是我们值得指出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丰功伟绩。”

“本来中学联合大学发起了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这个新事物，马上支持、提倡。另外，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很快地发展到全国。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闹革命，也发展到社会，扩及全国。八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又支持了红卫兵和革命的大串联，肯定了红卫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力量。从此，在四个月的发展中，红卫兵不仅鼓舞了我国革命的人民，吓坏了反革命分子，也震惊了世界的反革命，鼓舞了世界的革命人民。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红卫兵这一个光荣称号，希望今天参加大会的所有红卫兵珍视这样一个光荣称号，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支持。”

（周恩来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以及发展到全国，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一个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马上加以鼓舞。因为我们毛主席的鼓舞，所以全国大专学校的红卫兵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然后我们伟大领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又加以鼓励，指出红卫兵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这就给你们以更大的鼓舞。所以，这支红卫兵──革命青少年组织的诞生，我们革命青少年要做出许多蓬蓬勃勃、惊天动地、破旧立新、灭资兴无的伟大事业。你们看，有了红卫兵就有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全国，就使我们伟大领袖提倡的大民主得到更大的发扬。”

“红卫兵全世界都承认了。是一个时代的组织，带个红袖章就很帅气，我还在设想可能代替青年团。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林彪同志插话：我们也是同意的。）现在看机关初时不发展不出去，也有些框框，其实也挡不住。这各地红卫兵到北京来，最后一批到了二百六十万，调了十多万解放军，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军训训练，帮助他们过政治军事生活。他们表示欢迎，感觉很好。以后在中学，在大城市可以搞。 ”

【其他】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但是跟人数来比，当然是很少的，按比例来说是不少的。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你们不是在奉化把蒋介石的祖坟砸掉了吗，这很好。”

“我们要如同我们过去所常说的，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晚年，想用提拔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的办法，体现他的反修理想。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本来是张春桥引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却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一度安排他当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其实，工农出身，并非预防腐败的保证。不论什么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有导致腐败的可能。当时，这些从基层提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享受高工资。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还是67元2角。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陈永贵原来没有工资，在大寨挣工分。大寨每个工1元5角，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

王洪文原来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并没有量入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职权，鸟枪换炮了。王洪文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具体数量，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徐景贤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了王洪文一状。信中说：“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徐景贤提到的“敬标”是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马老”是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以后，搜查者从他在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总共一千来元。当我们清查他从上海带来的那个警卫员的房间时，在废纸篓里也发现一个未拆开的信封，同王洪文装钱的信封一样，是上海同一个单位发的生活补贴，只不过钱比王洪文的少，每月有15元。”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资喝茅台，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限制得很严。但王洪文找到了变通的办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执掌这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一番投桃报李的交换，使王洪文有了物质基础，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现在，有人以为当时的官场都是两袖清风。其实，当时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高官确实廉洁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权谋私也不含糊。权力天生有一种自利的冲动。绝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作为一条政治学规律，在那个时代照样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

看完之后，我的印象是：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不能说是清官，但要说赃官，实在勉强。堂堂中央副主席，跑去买回收装瓶的残酒喝，还被当作占便宜，让人瞧不起，我看了都心生怜悯。

1976年大米约2毛钱1斤，今天差不多2元钱1斤。1976年鸡蛋不到1毛钱1个，今天是差不多1元钱1个。王洪文十个月才收了上海一千多元，以对食品的购买力计算，那时候一千多元，大概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多元。

以王洪文的工资计算相对比例，这一千多元也不过相当于二十多个月的工资。但王洪文68元的工资是按工人级别算的，当时毛泽东工资404.80，江青 243，如果王洪文按照他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拿工资，至少在200元以上。这样算的话，他收的一千多元，只相当于他那个级别干部几个月的工资而已。现在发达地区的厅级干部，月工资大概是一万元。王洪文收的钱，最多最多相当于一个厅级干部一年收了几万块——这绝对可以挂“两袖清风”的匾。

王洪文缺钱，就直接开口找上海要，那边也就直接拿信封装钱送来。多么可爱的索贿，又是多么可爱的行贿啊。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 ”——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史海：周恩来膀胱癌手术后江青屡次“逼宫”

文革期间，江青一伙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帮派势力，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打倒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发生在1973年 6月11日深夜的“逼宫”事件，就是他们阴谋的真实记录。本文作者武健华长期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他将有关内情予以披露。

　　周恩来对江青说“你怎么能这样”

　　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擅自要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议事”，说出了大事情。待周恩来、叶剑英、汪东兴到达时，江青正在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面前大发雷霆，指责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找护士赵柳恩谈话，要赵柳恩坦白交代“后台”。

周总理刚进门就劝说：“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

　　江青专横地对周总理说：“不是我说，而是要审判罪犯！我已经要纪登奎找赵柳恩交代罪行，还有她的‘后台’。”这时，从会议室里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哭泣声。

　　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他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

　　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

　　周总理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抽噎地对他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备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七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回到会议室，向周总理等人把小赵的话如实汇报了。

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

　　周总理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叶剑英、汪东兴表示同意。

　　纪登奎也说：“用谈话的方式吧。”

　　张春桥、姚文元也附和着说：同意用谈话方式。

　　江青无奈，又出了个主意：你们都一致要谈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周金铭站在我们的对面答话。

　　该是周总理服药的时间了，总理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轻轻地开门进去。当张佐良走近会议桌时，江青阴沉着脸装腔拿调地问：“你不是跟总理来的张大夫吗？”张佐良回答：“是的。”“正好，你是个医生，懂得安眠药，你就坐在这儿听听吧！”

周总理吃完了药，谈话开始。江青的秘书杨银禄、警卫周金铭、护士赵柳恩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许久，会议室里一阵冷场。

　　江青按捺不住，又厉声喝叫起来：“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处理，不坦白从严处理！”

　　周总理对江青说，你冷静些，还是让他们三人先说。

　　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根本没有想毒害谁。

　　“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三个事先商量过没有？”江青紧追不放。

　　赵柳恩以抗争的口吻激愤地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银禄、周金铭商量过。”

江青见赵柳恩敢顶撞她，拍着茶几就跳了起来，脸红脖子粗地朝门外使劲吼叫：“来人哪！”从门外进来一名军人，江青命令军人：“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

　　“住手！”周恩来大声喝住了军人，挥手指使他退出去，并对张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此时总理站起身来，板起面孔，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厉声地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

　　沉静了一会儿，周总理又说，杨银禄、周金铭你们两个讲一讲。

　　杨银禄平心静气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

　　周金铭也争辩地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请领导查明。

江青仍不甘罢休：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

　　周总理见事实已很明朗，便说，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二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

　　江青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接着，江青又转换话题，更加无理地向总理提出要求。她说，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又说小许（指总理的护士许奉生）就很好。

　　无中生有的“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

　　能迁就的问题，周总理总是让她几分。总理离开会议室，让卫士高振普把许奉生接来。许奉生接到高振普的电话，知道江青要自己到她身边工作，哭了，说：“不去，不干！”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来吧！总理在这里等着呢。”

约十多分钟，小许来到钓鱼台17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给小许出了个主意：先到洗手间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

　　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送她进了会场。约两三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地上了汽车回西花厅了。

　　周总理再一次说：“今天可以散了，叶剑英同志该休息了。”

　　江青又出题目：“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又说，这个房间空气不好了，换到礼堂东会议室继续开。

　　进入东会议室，六个人坐在一张长形会议桌旁，准备听江青讲什么颐和园问题。

　　江青坐在另一张小四方桌旁，桌上摆着为她准备的夜餐。江青边吃边对叶帅说：“你要休息，把问题解决了，可以先走。”

接着她说了所谓“颐和园军代表问题”。她说，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限制老娘的行动。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侦探。要把这些军代表请出去，有的要抓起来。

　　叶帅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

　　总理一听又是这样无中生有的事情。随口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会以后，当走到17号楼东门口时，叶帅叫住周总理和汪东兴。叶帅说，今天我们又中江青的计了，但我们没上她的圈套。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

　　周总理说，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

几天后，汪东兴见毛主席饭后精神很好，就向主席报告了这件事。毛主席听完后说：“江青通过整身边的人员，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风。她其实是指桑骂槐，变着法向总理、剑英和你们要权。你们识破她的用心，顶得好。”主席又说：“你们要顶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压力，权就是不能交。”

　　毛主席的鲜明态度和重要指示，汪东兴报告了周总理和叶帅，他们认为这有利于以后与江青一伙的较量。

　　毛主席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

　　1973年6月11日深夜一点多钟，江青与张春桥、姚文元各自带着自己的警卫员，直闯周恩来总理的住地中南海西花厅。

　　这时，周总理还没有入睡。

　　江青一进门，就对总理说：“我身边有坏人。杨银禄、周金铭都是坏人！他们是汪东兴的人！”江青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周总理把他们让进客厅，没有说什么话，嘱咐他的身边警卫张树迎招待他们，自己乘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的住处。

　　“他们现在到西花厅去了。”总理见面第一句话这么说。

　　汪东兴问总理：“出了什么事？”

　　总理说：“江青说她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

　　汪东兴对总理说：“又是江青在捣乱。在总理的办公室能抓人吗？有什么罪状？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这些人归我管，她不用，我可以把人带回。”

　　总理说：“你去，我来说，你来处理好不好？”

　　汪东兴上了总理的汽车，和他一起回到西花厅。江青见总理和汪东兴一起走进客厅，大声说：“哦！原来总理去搬兵了啊！”

周总理对他们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处理，安全、人事都由中央办公厅主管，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汪主任反映。”

　　江青大声说：“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他们要害我，用安眠药害我。杨银禄存心气我，我的事他压在那里不办！”

　　等到江青叫嚷得差不多了，汪东兴严肃地表示：“不能随便抓人！你不想用他们，我马上可以把他们带回去。”

　　江青：“请总理再选派一个人保卫我。”

　　周总理：“还是由汪主任选派吧。”

　　汪东兴：“我那里没有合适的人，派不出来。”说完转身走出客厅。出了西花厅，他就叫周金铭上了他的汽车，两人一起回中南海南楼。

　　凌晨三点多钟，江青一伙继续纠缠，不肯离开西花厅。
　到了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安顿好周金铭，又驱车来到钓鱼台11号楼。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因江青还未回来，都仍然等在那里。

　　汪东兴先同杨银禄谈话，把刚才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这时，江青处的工作人员都自动围拢到汪东兴身边。他们每个人都很紧张，也很气愤。

　　他们七嘴八舌对汪东兴说：在江青这里，我们没法工作。请你另外派人，我们不干了！汪东兴着眼大局，再三劝慰这些工作人员，好不容易他们才平静下来。

　　清晨六点半，汪东兴和杨银禄同车离开钓鱼台11号楼，回到中南海。汪东兴立即给周总理打电话，向他报告这件事处理的情况。

　　上午九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告知汪东兴：“他们（指江青一伙）已经回去了。”

　　七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总理被他们折腾了整整一夜不得休息。其实，江青他们明明知道，此时的周恩来是刚做完膀胱肿瘤手术才三个月的危重病人，他们不仅不体谅，反而以这种极不寻常的卑劣举动，妄图整垮周恩来，达到取而代之的罪恶目的。
汪东兴接完总理的电话，他怎么也睡不着。中午，他到毛主席那里，把夜里发生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

　　汪东兴说：“那还有两个呢？”

　　“还有哪两个？”主席问。

　　“张春桥、姚文元。”

　　“这还了得！这是逼宫，跑到总理府逼宫。”

　　主席看汪东兴一时没有答话，又解释说：“逼宫，就是要总理交权。”

　　汪东兴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

　　“江青有多大能耐，随便就抓人，无法无天！”主席沉着脸，接着说。

　　他又问：“那两个工作人员你打算怎么办？”

　　汪东兴回答：准备先让他们回团部，过几天，我打算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去五·七干校锻炼一阵再回来分配工作。看主席还有什么意见？

主席说：“我看这个办法好。江青那里不用再给她派人，她不需要警卫员。”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汪主任，不派警卫员不行啊！我出门没有警卫人员保卫怎么能行呢？”

　　“现在没有人啊！找不到人。我这里的人都不合适。”汪东兴拒绝了她。

　　“你不要这样，你的态度不好！”江青又有点火气。

　　汪东兴说：“我态度不错，就是眼睛不好，识别不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江青无可奈何，转而又问：“我那两个人你怎样处理的？”

　　汪东兴回敬她：“照主席说的办。这个你就不用劳神了！”

总理:张春桥

副总理:姚文元、谢静宜、王秀珍、陈阿大、马天水、庄则栋、于会泳、黄金海、乔冠华、浩亮、刘湘屏、迟群、刘庆棠

国防部长:王洪文 公安部长:祝家耀 农林部长:徐景贤 财政部长:金祖敏 教育部长:张铁生 文化部长:杨春霞 卫生部长:刘湘屏 对外友协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冯国柱

“四人帮”组阁名单上有乔冠华，乔冠华成了”上’四人帮’贼船的人”，理所当然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这年1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免去乔冠华外交部长职务。

被审期间整理诗作

乔冠华因”四人帮”的牵连而长期受审查，他和章含之被隔离开来。乔冠华、章含之分别写了上万字的陈述和申诉，全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1977年 3月，乔冠华的心肌梗塞复发，住进医院，病情稍为稳定，又出院接受审查。不久，乔冠华患了癌，此时竟有人要将乔冠华送进牢房，亏得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阻止了。同年8月，乔冠华住进北京医院做肺癌切除手术，有关领导又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邓小平、王震出面说话才作罢。1979年2月11日，乔冠华做肺癌手术愈后，章含之接他回家养病，隔离了780个日日夜夜的一对恩爱夫妻，这才喜得重逢。

乔冠华出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又住进北京医院化疗，1980年秋，再次出院回家疗养。此时，外交部送来一个”改正”通知，说:1958年批判乔冠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批错了，撤销当时所给予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可是，这有什么用?他到底是不是”四人帮”的骨干，审查了两年多，此时尚没有结论，乔冠华对此泰然处之。

此后，乔冠华着手整理旧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庆和建国后写的许多国际评论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编成了《乔冠华国际述评集》，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一年多。

遗憾的是这本集子1984年才问世，他生前未能亲眼看到。与此同时，乔冠华还把他1971年至1976年的诗作，工工整整抄了一遍，并作了大量的注释，共计三十五首，自己留作纪念。还口述了自己的身世《童年·少年·青年》，由章含之录音整理，在他逝世后发表。

“文革”开始后，韩佑民在生产劳动之余就开始直抒胸臆，写些诗以寄托心思：或对某事讽刺，或对某人评价，或抒以个人好恶观点，诗词无不触及社会现象，是一个有见地和个性的青年农民诗人。

写诗，虽说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下，却给这个叫韩佑民的青年农民埋下了祸根，使他踏上了不归之路。

1969年10月起，韩佑民先后创作了旧体诗词十八首零一句。据户县人民法院编印的《户县审判志》一书内容，笔者现抄录其中部分诗作和他本人解释，权作鉴阅，一观这位农民诗人当时的心路历程。

苍 松

凄凄仲冬苍松艳，

瀛浒巨石姿不悛。

庶眇于菟踞胫边，

某首顿觉戋箨弹。

本人解释：在严寒酷冷的深冬，苍松依然青翠鲜艳。大海边的巨石，任凭暴风巨浪的打击，姿态始终不改变。许多一只眼睛的老虎，盘踞在我的腿旁边，而我仅感到好像头上被一个小树叶打了一下。

左 派

左派樘悬爱民牌，

朱箧缁呈产怪哉。

獒不食骼主抛隽，

庭庐舞歌奸污媛。

本人解释：左派的门上挂着爱民的牌子，但红柜子里却放着害人的黑呈子。左派家的大狗，骨头都不啃，是因为它的主人常给吃大块肉。在庭院经常听音乐歌曲，奸污别人的女儿。

破 鞋

桑梓官室眇破鞋，

暨豕发情有何异。

躯贲绫罗朝鹜外，

暮皈左趾衣男屣。

本人解释：家乡当官的一只眼的破鞋女人。和猪跑圈一样，穿上绫罗绸缎，一早就出去乱跑。晚间归来时，左脚上还穿着野男人的一只鞋。

贵 雨

桃树开花欲结果，

春雷轰响贵雨零。

俄邦昱诒中广家，

楚囚鹄诛雪深恸。

本人解释：桃树开了花就要结果，春雷响了以后春雨就要落。苏联的阳光照到中国时，地主、富农就要把“造反派”杀死，扫除仇恨。

以上这4首诗如果写在日记本上、放在家里也不会有什么事。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年轻气盛、做事果敢、不计后果的他，偏偏将此4首诗公之于众，惹上了大麻烦。

1970年2月20日晚，趁着天黑，韩佑民将这4首和其他两首诗一起抄写在红纸上，张贴到大队办公室门前。此诗立即被作为韩佑民反革命的事实，提高到政治高度去处理。韩佑民很快被告发、逮捕，投入监狱。拿今人眼光去评判这4首诗，应该这样解释——

《苍松》一诗先写景，首赞苍松翠艳不畏严寒。次颂巨石有“江流石不转，遗恨失东吴”的人格气节精神，再写独眼虎虽近在身边，但他丝毫不为所惧，似乎树叶落头一样沉静自若。此诗写的是一种心境、情态，但当时却被他人当做影射自己的反革命诗歌对待了。

《左派》一诗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激进分子阳奉阴违，笑里藏刀。同时，对不守伦理道德问题予以抨击。批判左派，表明个人清白，十足的书生气。

《破鞋》一诗纯属宣泄情感的激愤之作。其诗仍然与反革命政治无关。

《贵雨》一诗前两句写的是桃花得到春雨滋润开花结果的事，后两句写苏联阳光照到中国时，地主、富农就要把“造反派”杀死。在这所谓的6首反革命诗中，仅这首与政治、反革命有些关系。但农民韩佑民写苏联阳光，写地主、富农杀死造反派，你仔细想一想，个人的言论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况且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有些文化的知识青年。这首小诗在当时中国的一个小村能激起啥波澜？能改变整个中国命运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局势不满而已，他根本不可能拨乱反正。

1970年5月6日，户县军事管制小组突然以“反革命罪”判处韩佑民死刑。同月11日，这个喜爱写诗的青年农民在户县被处决。这一天距他张贴所谓反革命诗词被逮捕，仅有81天。

据翻阅当时案卷，户县军事管制小组枪决韩佑民的主要事实，是他大量书写反革命诗词，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投靠苏联。判处死刑的理由是他犯了反革命罪。

只有荒唐的岁月，才可能发生荒唐的悲剧。

1981年11月19日，户县人民法院对这起错判案件终于予以纠正。将原判撤销，改判韩佑民无罪。户县法院编印的《审判志》中这样记述：

“复查认为，韩佑民因对养父韩正祥（地主分子，有前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不满。特别是生产队于1969年下半年未给分口粮后，便怀疑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下称主任）有意与自己作对，接着未婚妻又退婚，也认为是主任的妹妹说了他的坏话所致，因此产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主任等人的仇恨，便书写了 18首零一句诗词，以发泄对红卫兵过激行为的不满，辱骂主任等人，其中也有攻击影射毛主席的诗句。至于烧毁《毛泽东选集》四卷，是韩认为自己是‘黑五类’ 子女，受歧视，招不了工，当不成兵，找不到对象，‘毛选’学得再好也无用。于1969年11月在家把《毛泽东选集》四卷烧毁。记录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名单，是韩在看过的书上爱乱写乱画，有的是熟悉的人名，有的是自己认为有意思的字和词，有的是诗歌。斧头是本人学木匠的工具，没有证据能证实是准备的凶器。携带中国地图潜逃，投靠苏联问题，是在大队门口张贴诗词后带着从初中地理课本上撕下的一张中国地形图，到户县境内其姐家、姨家等躲藏了10天，亲戚均劝其投案自首。本人正犹豫期间就被捕归案，没有投靠苏联的事实根据。综上所述，韩佑民因对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不满，及对个别农村干部的仇恨，书写和张贴不满诗词是错误的，但不具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经报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户县人民法院于1981年11月19日将原判撤销，改判韩佑民无罪，并对其亲属在生活中的困难给予了一定的补助。”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虽成过眼烟云，但却时时刻刻警示着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韩佑民，一个因写诗而被错误处决的农民，如果他还活着，也许是一位60多岁的乡村农民诗人。
（选自《杂文月刊》2009年第1期）

为了分析“大民主”是否是民主，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换言之，就是明确了民主的规定和做法究竟有哪些，再拿“大民主”与之对照，自然就可以发现“大民主”绝非民主了。
简而言之，民主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制度，它的核心理念是：权力源自人民、要由人民授予，权力要接受监督制约，要对掌权者进行定期的更换，权力更换和运行的规则由多数人决定。具体内容包括：民公民享有言论权、知情权、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同时保证这些权利的自由与平等；实行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原则，同时实行多数人又要保护少数人的原则；既要实行直接民主的形式，同时又要实行间接民主的形式；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实行民主必须同时实施法制建设等等。
而文革时期所谓的“大民主”，和上述内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四大自由”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的，一般是在上层决定开展某个运动了，才被动员式地、集中地使用起来，这实际是等候来自上层的恩赐。“四大自由”不是允许有不同的政治观点，恰恰是为了达到高度的统一，统一到某种“正统”、“权威”的理解、主张和声音，遇罗克、张志新的遭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四大自由”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和家庭个人的私域，可以不负责任地进行造谣、污蔑，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大民主”奉行的不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决定的原则，而是信奉“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强调真理总是由少数人发现的，而大多数人并不能够理解，所以大多数人必须跟着少数人走。“大民主”根本不对少数人进行保护，多数人可以任意地剥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包括剥夺他的思想自由、财产和生命，正如现在大家公认的，“大民主”是对少数人实行暴政。
在整个文革过程中，群众并不是主体，领导始终控制着一切。没有《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等，文革即不可能发生。没有《炮打司令部》一文的发表，没有三次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和“革命串连”，甚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毛语录》）等的持续而有力的“发动”和“教唆”，“红卫兵运动”决不可能升级。没有一再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十六条》），红卫兵以外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人和农民等，决不会大规模地席卷进去。没有“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十六条》）等“明确指引”，以及对1967年初上海“一月风暴”的样板性“夺权”实践的推广，从中央到地方相关当事人，决不会遭到“夺权”的打击、迫害和折磨。因此，“大民主”与公民直接地或间接地决定国家的和社会的政治事务毫无关系。更为严重的是，“大民主”完全离开了法律制度，抛弃法治，实行人治，公然以“无法无天”为自豪，蔑视和践踏一切法律条文，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基层干部，都可以越过法律界限，任意地张贴大字报，任意地进行批斗。“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对冲进中南海批斗他的红卫兵，曾高高举起宪法，试图捍卫自己作为国家主席的法律尊严，结果遭到了无情的嘲弄。
结论：文革的种种所谓民主措施，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也是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行的。文革，不是所谓“群众运动”，而是 “运动群众”，其根本目的，是打倒预先设定的“政敌”（或称“权敌”）；文革的基本文件法规等，完全是为着实现那个“夺权”的根本目标的。那些为此而全面、始终受到权力操控和权力支配的基本民众，是一种高度缺乏清醒自我意识的人们，才是真正意义上“不明真相的群众”。换句话说，从运动的目标设定、手法、形式到程序等，全由几个人在操控和支配，体现了其“独裁”性质，和民主没有半点关联。

　　2009年12月15日，此处墓园被重庆市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沙坪公园西南角的红卫兵墓园，目前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具有规模的“文革”墓群。它成为文物的过程中也曾有过争议，但最终所有意见指向一个基点：它应当被保护下来。

　　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数据，墓园里有113座墓碑，共掩埋有531人，其中约404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

　　自然损毁急需抢救

　　1月12日，记者走进雨后的墓园。这里满是半枯半荣的鬼针草、矢车菊。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有一条通往深处的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

　　曾在武斗中指挥掩埋尸体的郑志胜老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

　　这里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37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

　　墓园中碑形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碑文有“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等。

　　红卫兵墓园的研究者、重庆出版社编辑陈晓文根据碑文资料考证，墓园中的逝者，工人约占到58.9%，红卫兵约40%。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其中26岁以上者占46.5%。

　　墓园占地约3000平米，正门右侧有“文革墓群”字样。有数个墓碑高出了石墙。有些墓碑上的文字已剥落或模糊。

　　专家认为，这个承载着历史的墓园，因风吹雨打正在自然损毁，必须提到法律高度进行保护与抢救。

　　仅存的红卫兵墓园

　　1967年武斗期间，郑志胜是重庆大学电机系毕业待分配的本科生。他接到的任务是处理尸体，同学送他绰号“尸长”。经他手的尸体近300具，其中送往沙坪公园埋葬的有200多具。

　　据郑志胜介绍，墓园所在的地方，解放前是开明绅士饶国模的私产。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逝世后，饶主动捐地作为墓园，时称“八路军公墓”。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曾埋于此处，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迁移。

　　上世纪60年代初期，墓园埋葬了几名中印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据了解，沙坪公园地处武斗中一个派别控制范围的核心地段，隐秘、幽静，这是它成为红卫兵墓的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重庆武斗惨烈，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武斗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645人死亡。

　　据郑志胜介绍，沙坪公园内墓园的造墓立碑，是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

　　沙坪公园管理处负责搜集、整理红卫兵墓园资料的研究员李中华介绍，重庆当时七区三县，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有24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重庆民间学者王康曾亲眼目睹人们对红卫兵墓的仇恨。上世纪70年代，曾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重庆一中某校长，亲手把埋了几十人的红卫兵墓炸了。

　　几次面临被铲除境遇

　　“文革”武斗结束后，上世纪70年代，红卫兵墓园曾一度损坏严重。

　　根据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的描述：“当时墓园仅靠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与相邻的农村生产队隔断，附近农民越墙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盖猪圈。1975年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砌了与外界隔离封闭的院墙，墓园方始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

　　不过石墙仍不能使该处墓地免遭破坏。郑志胜回忆，1976年底，因武斗中牵扯命案他正处于羁押状态，他与几名狱友外出运粮时，向看守请求到墓园看看。他们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

　　而随葬品中有钢盔、枪械的传闻，也让盗墓者时常明目张胆在墓地里挖掘，死者的遗骨被散落一地。

　　因墓园的特殊性，如何处置“文革”墓群，对当地政府方来说一直是敏感问题。研究员李中华介绍，上世纪70年代，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鲁大东曾向上级请示此处墓地作何处置，后来没有下文。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介绍，1985年，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

　　此信被转发回重庆市后，沙坪坝区政府及区委的部分干部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一方赞成把墓地炸掉，以“清除‘文革’遗迹与‘文革’记忆”，而另一方，则希望把它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

　　据沙坪坝区文保部门介绍，时任市委书记廖佰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

　　随后，由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后来，沙坪公园修建了一条从公园通往墓园的石板路，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房地产开发时代的到来密切相关。

　　据传，1993年曾有某港商的一个建设项目把墓园划入拆除范围，但后来此规划不了了之。

　　传言引发关注度

　　2005年，再度传出有房地产开发商要将红卫兵墓园拆除，对这一地段进行商品房开发的消息。

　　此消息一出，引发强烈关注。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强烈反对，高校、民主党派反对拆墓的声音尤其强烈。

　　而许多人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了重庆有一处红卫兵墓园。还有家属提出要迁移尸骨。

　　沙坪公园管理处主任钱立全说，那是个合葬墓，虽然公园方清楚死者埋在哪个角，但只要迁出一个，就会造成墓地的严重破坏。在他的劝说下，最终，家属方放弃了。

　　接踵而来的“危机”，使沙坪坝文物保护部门及公园管理处产生了一些想法。他们认为，只有使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才能从法律上避免类似情况一再发生。

　　艰难的证人调查

　　还在2004年末的时候，沙坪坝区文物局联合沙坪公园管理处，便开始了为红卫兵墓园申报文物的前期准备工作。

　　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落在了沙坪公园管理处的头上。

　　钱立全介绍，因管理处无资金、无政策支持，此项工作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

　　2007年4月4日，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之后，公园管理处聘请了李中华、王友群、秦本志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

　　通常，对方都不愿提往事，“不想谈，不愿谈”，而一旦旧事重提，伤疤带来的痛苦可能“殃及”李中华他们，有人会骂人，“他们有很大一股怨气，40年来无处发泄”。

　　此外，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李中华说，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

　　还有一种情况，公园可以确定某人埋在墓园里，但找不到一个人证。例如当时在此求学死亡的学生，而他的同学后来又都在四面八方。

　　李中华介绍，工作组共走访了2000多人，其中1200人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最终，形成了30万字的文本。目前，已了解了100多人的生平、死亡日期和原因，但仍有300多人没有搜集到。

　　获得机会的文物申报

　　没有“合法地位”就没有文保经费，沙坪坝区文物局吴波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做到“保存”，离“保护”还有距离。

　　为防盗墓及游人翻越铁门进入墓园，沙坪公园管理处聘请了3名保安全天进行监控。

　　李中华回忆，他们刚开始调查墓园资料时，连沙坪公园内部员工都不理解：这个坟墓有啥好搞的？而公园和区领导有压力也不敢说，大家都闷着。

　　直到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

　　此后，重庆红卫兵墓园的调查组和申报文物，才处在了公开状态。

　　钱立全回忆，沙坪坝区市人大、政协领导也敢说这个事了，区和市文物局才高度重视这个墓地，多次到现场查看，反复组织专家论证。

　　按照文物申请的流程，先由沙坪公园管理处向沙坪坝区申请成为区级文物，再由沙坪坝区文物局向市文物局提交申请，方能成为市级文物。

　　李中华说，向沙坪坝区提交申请很顺利，2008年七八月填申报，很快获得通过。之后，2009年年初，沙坪公园专门组织了人，重新整理资料递交申请到重庆市。

　　钱立全回忆，市领导内部曾有不同意见，不过到了专家论证阶段时，已毫无悬念。两次论证会，无一专家有异议，都认为该申报文物。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新京报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他们都是因为其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赏识而被重用，尤其是文革初期。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开始踏入他们人生的最高点。陶铸、刘志坚被打倒后，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 “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还担任毛泽东、江青的秘书。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为“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但是，1967年下半年发生的“王、关、戚事件”却使他们的人生由顶点降到底点，受到“隔离审查”，政治生命也随之结束，其转折点就是7月 20日武汉“七·二○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文革”研究中的众多“谜团”中的一谜。虽然当事人陈再道、杨成武和王力都相继对此作了一些回忆性的叙述，但是由于其间所存在的避讳原则和利害关系，他们的回忆却使这一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王力因为这一事件而名声大噪，受到江青等人机场迎接和召开百万人大会的待遇，成为“英雄”。对此，王力在接受访谈时曾指出：“对于在机场的迎接和百万人大会，我当时是反对的。我提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搞?机场迎接，过去只有反修斗争时才这么搞过。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我更不赞成开百万人大会。反对的结果，只反掉一条：原定由谢富治和我乘敞篷车绕场一圈，后来不搞了。这一系列的做法是林彪主持的，当时主席不在京。林彪、江青等人说：这样做法，不是为了你(王力)，而是为了主席。这样说，我当然不好反对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然而就是这位“英雄”，在仅仅相隔40天的时间后，却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八·七讲话”、“火烧英代办处”等事件而被“隔离审查”、 “请假检讨”，后被关进秦城监狱。就这样，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囚犯”。与王力同时被“隔离”的还有关锋、林杰等人，戚本禹停职写检查，不久也被“请假检讨”，直接投进秦城监狱。从此，他们三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问题，王力称：“王力不知道有‘军内一小撮’这个词。武汉事件后，讨论对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时，康生提出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康生给在上海的汪东兴打电话，要汪东兴报告毛主席，请毛主席批。毛主席批了。于是武汉事件的宣传，就用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王力这时因为腿被打断，请了假，没有工作，这个时期的宣传工作不是王力管的。这时报上出现了一系列‘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提法，这同王力无关。”(王力《澄清其他几个问题的真相》《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他指出：“社论报道从这时就开始提‘党内军内一小撮 ’，这把火是林彪点的。他说：过去有三个大军区不听话：北京、武汉、成都，他没有办法。陈再道就是不听话，这回可找到做文章的题目了。”(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但是“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今天也不能说我就没有错误了)。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在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最令人感动的是，这件事明明与总理没有什么关系，总理反而承担了责任，说这是我们中央同意的”。另外，王力还提到：“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这时，陈伯达正在我的房间里，稿子念了一遍。我提出要防止连锁反应，要肯定军队 ‘支左’成绩，说军队一些好话。主席说过，解放军没有地盘，不是为了自己。但是还是加了几句。这篇稿件，未送总理和康生，就发了。通篇调子很高，对于冲击军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对此，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究竟是谁提出来的，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当时《红旗》杂志的主编是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的是陈伯达和康生，中央文革实际负责的是江青，这个问题是扯不清的。把这个责任完全扣在王、关、戚的头上，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到了后来，又有人把‘ 揪军内一小撮’和这个口号归罪于林彪的头上。我认为，这更是于理不通和毫无根据的。林彪当时是军委的负责人，把军队搞乱了对林彪究竟有什么好处? 事实上，林彪一直都在尽力维护军队的稳定，甚至不惜与江青发生矛盾和冲突。让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也是林彪所不情愿的。”

关于“八·七讲话”，王力为自己辩解道：“这次谈话完全是偶然要我去谈的。那天晚上中央文革的人都有事出去了，我一个人负伤在家，所以才叫我谈的。 ”“这次谈话主要是两个任务：一个是了解一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第二个任务是要了解外交部一个群众组织的情况，这个组织叫‘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他们写了一封信给总理同中央文革的负责人。认为八月七日以前关锋、戚本禹的讲话不对，尤其集中说戚本禹的讲话不对，同总理不一致。中央文革认为这很严重，是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中央文革他们认为戚本禹对，给我的任务一定要保护戚本禹。还有保护总理，说总理也对，说总理同中央文革没有分歧，在对陈毅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当时所谓的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多数是攻击戚本禹，可是这次我的任务就是得说戚本禹对。我当时也没有认为戚本禹不对，因为这些话不是戚本禹的，他说的‘群众喊打倒陈毅就让他去喊吧’，是毛泽东的话。我当然得说戚本禹对，我如果说戚本禹不对，那么毛泽东不是也就不对了吗?另外还要说周总理也对，反对周总理不对，谁反对周总理，绝对不允许。涉及实质问题的就是这个，我就得这么去说。我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个。”他强调：“该怎么说也不能由我定，他们定了怎么说我就得怎么说。我根本不是去发表一个讲话，我也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问他们情况当中，我作了一些插话，要我表些态，我就表了一些态。这个表态当时还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八月七日或八日，我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姚登山等人，很短，这是我的正式态度。这封信他们公布了，周总理看到了，看后他说他放心了。”(王力《“八·七讲话”》《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但是王力的“八·七讲话”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使外交部本来就不稳定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不堪。1967年8月19日发生了外交部造反派夺权事件，22日又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23日凌晨，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同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谈了话，对他们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随行的还有陈伯达、谢富治。周在谈话中提到，“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宗道一《王力“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文史精华》1998年第11期)他还多次批评造反派负责人：“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随行的陈伯达也指出：“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周恩来陈伯达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与外事口各组织负贡人的谈话(1967年8月23日)》)

随后不久王力、关锋就被隔离，被要求“请假检讨”，四个月后，戚本禹也被要求“请假检讨”，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趋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耽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8·7”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采。”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继续欺骗、迷惑群众。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惊,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第二种说法是王力为自己的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对着干，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听江青的，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被江青视为“眼中钉”。王力称：(王力《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钉，留用我，只是怕人们讲“清一色”。没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们说“文革不稳定”，还说是要“顾全大局”。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陷害我，说：“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谈被我亲耳听到，我的轮椅在十六楼门后，他们两个近视眼没有看到。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是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发言说逼总参向香港派一个营这件事，要王力负责。总理说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总理说：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总理自己承担了责任。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通牒，因为香港问题激化了，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爆发出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主席着急了。还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主席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当时总理忙得焦头烂额，身体状况很危险，心脏病也犯了。江青他们才逼着总理把那个未经我本人核阅的八·七讲话又一次送给主席，要抛出王力当替罪羊。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的原话的重复。……所以，他们逼总理送了那个“八-七讲话”，主席原来只不过是一笑而已。两天后为什么又变了呢?如前所说，是因为江青告了恶状，主席才说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个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说王力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还查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说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窝黑货”。……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毛主席犹豫了两天以后，才下决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于是，八月三十日下午就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外面许多谣传，都是江青们散布的。

关锋不是因为这些事，而是另一派群众组织在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抄出一个反动传单，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这个传单就放在桌子上，让人抄。传单的背面有关锋夫人周瑛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其实，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就会判断这完全是诬陷。这个过程，我完全清楚，因为在中央领导人传阅文件时这个文件还是传给我看过的。打倒他主要是因为借助了这个背景。

对此，吴法宪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他首先在回忆录中讲了导致王、关、戚倒台的几件事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然后提到：“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个招呼。王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情。他说：“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关、戚被打倒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次警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在其文章《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武汉 “七·二○事件”真相》中指出：“王、关等的被抓，对林彪来说，犹如断其臂膀，林完全明白，这是毛给他的一个严重警告。”在这里，申教授这一论点的前提是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她在注释中称：“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穆欣，掌握《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大权，为林彪集团的主要‘笔杆子 ’，也是‘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者”，指出：“在毛、林这些政治人物看来，所谓‘笔杆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驱策的价值，1967年8月中旬以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作为一项错误遭批判，而王力、关锋被抓，使这项错误有了‘替罪羊’。林一伙在毛发起反击后，为掩护退却，把‘大抓军内一小撮’ 说成是王力、关锋私自搞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等‘笔杆子’身上，于是江青宣布‘把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与王力、关锋几乎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赵易亚(8月23日)，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诬，被投进了‘中国的巴士底狱’——秦城。其实，这些‘秀才’，包括迟3个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内，下台的直接原因无它，乃策划、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马失前蹄，跟错了人，立马翻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时，连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经几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随着王、关、林、穆等被撤职，仅剩下7个人。”她还认为：“11月23日，《红旗》在出了第16期后，还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复刊。《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论刊物，一贯被视为党的喉舌，但该杂志实际操纵在林派人物手里，这一时期被清算的王、关、戚、穆欣、林杰等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前都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职务，总编是陈伯达。它的停刊，反映了问题的严重，和上层斗争的激烈。”

当然，申教授关于“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这一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王力在提到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起草过程时，曾指出：“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怀疑他背着江为林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王力《武汉七· 二○事件始末》《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陈再道在讲述“武汉七·二。事件”时也提到：“7月20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