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乡镇虽小，但是区委所在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区直、社直机关不少，运动伊始，因言论挨整的人不少，其中税务所的杨某，最为“著名”。
杨某曾作为志愿军入朝鲜参战，据说还立过功。因遇严寒，他一支脚上的指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们都喊他“杨瘸子”。他的脚是因抗美援朝而跛，喊他“瘸子 ”，就等于在宣传他的功勋，因此他也欣然接受这一绰号。他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他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进行批斗，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特别是“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被许多为吃饭发愁的人引用。当然，引用此语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
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革命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了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乡村的告密者，多为农民，他们不会揣着小本子，也不会玩“抛砖引玉”的花招，只是雷厉风行，一发现谁有什么反动言行，立即向大队或公社回报。这些告密者为了请功，常使一些无辜的人遭殃。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当时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内心很是自卑。但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故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要参加。
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场上，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而人喊口号时，情绪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一不注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见，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便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张书记头上没毛，社员背后都喊他“张秃子”。
小张这一举报不得了，陈某在公开场合喊反动口号，罪大恶极，大队又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生产队没有专门的会议室，开会借用社员家的房子，那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运动积极分子这下抓住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激情高涨，会场上，发言的人无不义愤填膺，说陈某丧心病狂，纷纷表示要“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倒刘少奇和他的小爬虫”！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地，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了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当年将谁打成“某某分子”，称之为“戴上某某分子帽子”，改造好了，称之为“摘帽子”。所谓“举而不戴”，即那顶可怕的帽子，在空中悬着，尚未将其一棍子打死，若是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那顶帽子便要轰然落下，到那时，他就是正宗的“阶级敌人”。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而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小镇上，当时因喊口号倒霉者，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谁，保卫谁”时，把人物喊错了位，她嗓子好，声音高，喊这句“反动口号时”，当时有不少人听见，都被吓坏了。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比我同学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了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曾某的老婆是在大街高呼反动口号，被许多人听见，不属被人告密。我举此例，是说明因那句“绕口令”似的口号倒霉的，并非陈某一人。
告密者为了邀功请赏，有时甚至昧着良心，采取诬告手段，以达到目的。徐某便是因被人诬告而倒了霉。
徐某40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照其脖子像拉锯似地拉了两下，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动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你杀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此话被与他有矛盾的人听见，立即向造反派告密，被说成是：“徐某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革命派”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因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当年，所谓反革命言论，批判时尚可引用，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学说的。发言人这么说，让主持批斗会的人感到意外，但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又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都未能明白他的意思，那句极其反动的话，被大家一再大声重复，影响更大。会场不时响起口号声：“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气氛空前热烈。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上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没说这话。革命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家祖辈贫农，后来才不了了之。但徐某却落下了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骂道：“你个小狗日的，你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徐某不过是被批斗了几场，并未被戴上帽子，打成“某某分子”，同是被人诬告的钱某，就没那么幸运了。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还扔在粪坑里。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半截土墙，没有上盖的小厕所，一来解决方便问题，二来可以积肥。这种小厕所，通常是自家人用，路过的人若遇内急，也可入内方便。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上面有领袖像，吓得他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并且一天不缺，而那时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买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但因是公厕，是谁“污辱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群专的头目接到报告，钱某自家的厕所里有此物，便认为那无疑是他扔的。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哪知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钱某于是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里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啥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他的辩解，已经没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狡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
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我也曾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
我插队务农后，赶上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先是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何号召，表现非常积极。他学会了忠字舞，回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说什么“大跳大忠，不跳不忠”，并且老是板着脸训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对毛主席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说，若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的批判会上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开华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 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批判会是批“阶级敌人”的，改成“教育会”，则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进行教育，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大不相同，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东子，你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结。
我“诋毁忠字舞”，被人告密，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成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尽管那些“人民来信”是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以毁灭我的前途，但其手段仍属告密之一种。由于我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这个原则，我一直坚持到离开工作单位。
而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反对改革开放，极尽编造欺骗之能事，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那个时代“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并且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以蒙蔽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无知地叫喊，希望再来一次“文革”运动，这的确是很可怕的事情。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

　　上午11点3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为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刻意作了一番安排。

　　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谈起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谁也不准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一事。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想在他访华时用他的手抹掉这件中美关系史上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他作了特意安排：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随行人员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为保险起见，他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

　　尼克松要向全美国、全世界突出他与周恩来的握手，旁边不许有任何人。

　　当年拍摄的实况录像确实显示：身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夫人帕特里夏两人走出机舱门后，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长长的舷梯上只有尼克松和他夫人两人走下。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了他的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摄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在尼克松同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人才获准走出机舱。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一历史时刻作了这样的记述？

　　周恩来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

　　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完三军仪仗队后，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中不乏寓意。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我没能力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来过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跟他(蒋介石)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要长。”

　　尼克松说：“是的。”

　　毛泽东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

　　尼克松笑了笑：“主席投我一票，那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希思首相也是右倾。”

　　尼克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和尼克松关于右派和左派的对话，意味深长。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是一个打击。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

　　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十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尼克松坦率地说：“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对基辛格博士说的那样，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宴会开始时，周恩来站立致祝酒词：“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答谢周恩来的祝酒词。饶有趣味的是，尼克松在致词结尾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愉快地碰杯。他们的杯子里装的是馥郁的茅台酒。

　　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

　　这是尼克松最爱听的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歌曲。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特意指示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练习演奏这首曲子。这又是周恩来过人的细密之处。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影响。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尼克松听到《美丽的阿美利加》，非常激动。他对周恩来说：“这是我1969年为我的(总统)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

　　周恩来举杯示意：“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尼克松更加兴奋地笑了。

　　随后，周恩来走下主人席，到每一桌宴席上向尼克松的随行人员逐一敬酒。在场的美国人和太平洋彼岸的电视观众，都对此深为感动。

　　回到主人席，周恩来指了指摆放在桌子上的画着可爱的熊猫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太好了！”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给了美国早晨的新闻节目。这下，周恩来送熊猫就成了这一天美国大多数人和新闻报刊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和尼克松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他们是重大问题的主要对话者。当然，在中国方面，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者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尼克松向周恩来表示：1971年7月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代表了他深思熟虑的看法，即一个以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亚洲没有领土野心，他深信中国对美国也没有领土野心。因此，两国之间存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但是，尼克松又认为：有些地区，如果美国退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被苏联钻空子。

　　针对尼克松的“真空”论，周恩来指出：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 ”。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

　　印度支那问题也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的一个主要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从印支撤军。

　　周恩来不客气地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持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

　　周恩来耐心对尼克松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如果越晚就越被动，而且也不会使战争得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周恩来还几次以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80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200万侨民都撤走了，是 “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

　　周恩来针对美国想要中国对印度支那各国抗美救国斗争施加压力的想法，重申中国一贯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

　　在苏、美两国军备竞赛问题上，周恩来对尼克松也直言相劝：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苦，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太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周恩来得心应手地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不由得使尼克松感到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感叹说？

　　基辛格提醒我，说周的谈判本领会令我感到惊奇，他可真说对了。

　　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双方在签署联合公报中颇费周折的一个问题。尼克松表示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和设施。

　　对尼克松的上述承诺，周恩来比较满意。但是，尼克松又强调政治方面仍有“困难”，美国还不能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还不能丢弃台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时候不多了。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中美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到25日下午还没有定下来。美国方面有点急了，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回到美国就很难交代。
尼克松作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到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在请示毛泽东后，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让步。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

　　基辛格非常感动，立即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到2月26日凌晨，中美双方对《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27日最后定稿。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联合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联合公报》里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是这样写的？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段100来字的措辞，确实来之不易。周恩来后来在讲解《联合公报》时也谈到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来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

　　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 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辞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17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联合公报》的最后达成，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松了一口气。

　　在《联合公报》达成一致的当天，陪同尼克松夫妇访问杭州并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的周恩来，又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上海。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随之释然。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的话也不全是大话。他的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的确，尼克松有充足的理由对他的这次中国之行感到满意和愉快。这除了因为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外，还有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给他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回味。

　　在这短暂而紧张的7天中，中国给尼克松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尼克松自己回忆说：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我会晤过的世界领袖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可望其项背。”

　　如果说，仅讲品格还略嫌抽象的话，那么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系列追忆和评说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尼克松为何下此断语。尼克松说“我同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超过15个小时，此外一起吃午饭，赴宴会，又一同度过许多时间。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持久精力，他的充分准备，他的谈判技巧，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自若。”

　　“他的精力真是惊人。我注意到，在我们举行有些时间较长的会议，几个钟头下来，加上翻译的沉闷嗡嗡之声，双方参加者中年岁较轻的人不免昏昏欲睡。而这位73岁高龄的周恩来自始至终还是一样的敏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机警。他从不东拉西扯，从不故意拖延时间，也从不要求休息一下。要是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公报某处有争论的措辞，他不把难题交给他的助手，而亲自同基辛格夜以继日地商量研究，理顺有争议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似的……”

　　“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行为大不相同。周从不提高嗓子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让步。1976年，我对周恩来夫人说，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她丈夫从来是坚定不移的，但却又彬彬有礼。而当他‘ 手上拿了好牌’时，说起话来是温文尔雅。这归功于他的涵养和经历，但这是成熟和自信的反映。”

　　尼克松还断言道：“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确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有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能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尼克松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当年，当周恩来到钓鱼台拜会尼克松时，站在楼厅门口迎候的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右臂不很灵活的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观众十分惊奇这位东方大国的总理施了什么“法术”，不然，高傲的美国总统怎会甘愿为其脱衣拂尘？!其实，周恩来不懂“法术”，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人格与品性的魅力。

文化大革命离开我们虽然只有短短35年，但那一段历史却已经被我们渐渐淡忘了。巴金老人生前提
议的建立文革博物馆，至今早已无声无息，各地虽然为了发展旅游，都在千方百计挖掘本地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一个曹操墓，当成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当地急不可耐地要投资若干亿建设“曹操博物馆”，但对文革的遗迹，却在千方百计地抹掉，据说一些辞典里，也将把文革的历史着力淡化，甚至撤底清除掉。不可否认，凡是人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张扬“过五关斩六将”的成功，而不愿常提“走麦城”的失败，所以不愿再提文革这码事，也属人之常情。然而，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国家和民族，却不能沉浸在人之常情的水平，而应该自觉地做到“以史为镜”，应该珍惜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那面镜子。

如今，重庆的红卫兵墓园终于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尤其在有些人千方百计淡化文革历史的今天，确实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它告诉我们，作为负责任的中国人，不会忘记红卫兵用年轻的生命，为我们书写出的那一页历史，尽管这一页历史充满着愚昧的苦涩，充满着人世间的悲哀。俗话说得好：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忘记了历史，就可能出现历史的重复。站在红卫兵墓园里，面对那一页基础涩而悲哀的历史，它却可以让我们的后代思索，是谁制造了这样的愚昧和悲哀？是什么样的邪恶力量，会使全社会都陷入疯狂，夫妻为此反目，父子为此对立，学生批判老师，儿子揭发老子？为什么一代纯洁无邪的青少年，会成为邪恶者手里的砖头，被“洗脑” 变成武斗的牺牲品，成为拿着刀枪冲向自己的兄弟姐妹、同学朋友的凶手，最后落一个命丧荒丘的下场？如果不把红卫兵墓园作为文物保护好，如果把文革的遗迹和记录统统抹掉了，不仅红卫兵的血会白流，我们的后代（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年青人不知文革为何物）更可能成为新一代的“红卫兵”。

但愿重庆红卫兵墓园成为文物保护单位，更希望能因此而产生一些连锁反应，为今后能准确地向后代阐明文革历史，为使共和国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历史不成为空白，为今后中国再也不会发生类似文革有历史出现，大家都来重视文革文物的保护和研究。

　　《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年唱遍了神州大地，并唱到了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随着这首歌曲的走红，曲作者王双印的个人命运也带上一些传奇色彩，他被政治狂涛推上了高高的浪尖上。

　　1932年，王双印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他的舅父在小县城里开了一家茶社，为了招徕顾客，经常请一些当地艺人到茶社说书、唱大鼓、弹单弦、演皮影戏、唱二人转。童年的王双印常常趴在柜台后听得入迷，还时常跟艺人们学着吹拉弹唱。民间艺人，是他走上文艺之路的启蒙老师。

　　1947年，15岁的王双印考进了东北民主联军的军需学校，被分配到业余演出队。此后，他相继在鲁艺文工团、黑龙江省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任独唱演员，兼搞作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曲调创作于1964年。当时，全中国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王双印被工农兵民众学毛着的热情所感动，内心萌发了创作的冲动，便与同在哈尔滨歌剧院工作的词作者李郁文合作，谱写了这首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歌曲，最初的歌名叫《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这首歌，曲调明快，琅琅上口。作为歌唱演员的王双印，在当年的第二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了这首新歌，立即引起轰动，观众反响强烈。

　　许多人以为《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是文革的产物，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首歌曲创作于文革之前，而且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并帮助修改词曲后，才正式推向全国的。

　　1964年6月，周恩来陪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崔庸健委员长到哈尔滨访问。在迎宾文艺晚会上，王双印演唱最新创作的《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当时边听边打着节拍，跟着哼唱。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特地把王双印叫进贵宾室，与他交谈。

　　“这首歌写得好，曲调明快，歌词形象生动！”周恩来说，同时还就个别音符是否可改用切分音提出了建议。

　　王双印一边聆听着周恩来的建议，一边默默地牢记心中。他按照周恩来提出的修改意见，对歌词和曲谱进行了改写。

　　后来，王双印又接受了原北京电视台（即今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副主任王敬之的建议，把歌曲的名称，由《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5年初，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大唱十首革命歌曲》的重要社论，《大海航行靠舵手》名列榜首。

　　随即，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王双印的名字，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革命”歌曲的广泛传唱而传遍大江南北。
随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走红，原来是哈尔滨歌剧院一名普通独唱演员的王双印，其命运也随之向上划出一条上升的红线。他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当选中共黑龙江省省委委员，担任省革命样板戏剧团的负责人，后来又被提升为省文化局副局长。地位变了，住房也“鸟枪换炮”了，他从松花江边一间拥挤的小屋子里搬出来，住进了南岗区大直街上的“高干楼”（即“高级干部”楼）。

　　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当时被人们称作“夫妻台”，常年守在这里的是余美轩和她的丈夫潘保德。

　　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余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

　　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已如刀切一般沿北西方向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大地震，较唐山尚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其知之甚少。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质。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

　　昨天，是日，当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和40年前刻意的遮掩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通海和云南希望全国都能正视并关注那场万人浩劫。

　　地震前夜的通海：“抓革命，促生产”

　　对30岁的张玉华而言，1970年1月4日与往日并无特别的不同。她的丈夫吴广喜和其他6个社员去山上砍树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留在村里的她参加了生产队在晚上8时许召开的会议。

　　5个小时之后，张玉华所在的云南省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将成为夷平整个村庄的地震震中；但此刻，她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开会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开就到半夜。晚上11点多，在确定次日集体上山砍伐用来烧石灰的木柴之后，大家就散去回家，有的吃点夜宵，有的径自睡去。

　　元旦刚过不久，1月4日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头版都被毛泽东主席的头像所占据，右下角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举国尊仰毛主席的局面一如既往，较为不同的是，毛主席与“亲密战友”林彪的合影也占据了后面的一个整版。

　　林彪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余美轩所在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是派系林立，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并埋下地雷；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事发不及一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通海县高大公社陶茂生产队，作为民兵营长的李庭有，时常带领大家到山头挖好的防空洞内，进行应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演练。

　　1月4日这一天晚上，张玉华开完会回家就和三个女儿在一张床上睡着了，她最小的女儿出生才三个月。而劳动了一天的吴广喜没有睡意，他和一个社员在山上搭建的茅草房里下象棋。李庭有也在开会，岁末年初，生产队要评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午夜12点左右他回到家，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在一楼房间内睡着了。

　　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二层阁楼，原是地主的住房，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并分给了包括李庭有家在内的4户贫农合住。李庭有时年45岁，他的儿子已经七八岁了，女儿只有三四岁。喜欢男孩的他把熟睡的儿子抱起，与他一起上了二楼。他很快进入了梦乡。
“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恍惚间，李庭有感到阁楼向一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

　　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跑了。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吴广喜说。

　　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两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五街村赶去。余震时常来袭，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一个倒地呻吟的白姓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

　　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她听到自己女儿哭喊的声音。“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被电住了。”张玉华回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

　　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嫂”，并把压在她们身上的土木移走。“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与腿部也受伤了，她坐在断壁残垣中无法走动，小叔给她找了根木棍，支撑她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把她的三个女儿转移到这里。

　　“天太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时中苏关系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便利者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

　　吴广喜这时也提着煤油灯赶到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人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觉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

　　李庭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惶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

　　“如果当晚抢救，可多救很多人”

　　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刨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死了。

　　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无人组织救援。

　　待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相互救济。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部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木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12口人，死去了9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

　　房屋大抵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刨。“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人。”吴广喜说。

　　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

　　李庭有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含外来人口17人)。

　　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高达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时，忽有人传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未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

　　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震中高大公 社 的 近3倍(后 者 死 亡 比例 为11.3%)，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拖沓，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看，即便在那里，救灾仍难称及时。

　　据云南省玉溪市(地震重灾区以玉溪市为主)地震局资助出版的《一九七零年通海地震》(刘祖荫等主编，北京地震出版社1999年版)，地震发生当天，2时30分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时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及时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

　　但并非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获得了救援。本报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次日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些。

　　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

　　周恩来：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

　　在1月5日凌晨4时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日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约300字，内称：“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慰问电提到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全文，但《人民日报》只于同日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云云。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

　　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就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据《云南日报》1月10日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

　　“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仍然这么认为，他感恩解放军与医疗队。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的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

　　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

　　“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吴广喜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跃。

　　并没有中央领导到灾区视察慰问。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2月6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地震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表达了对未前往云南灾区慰问的愧疚：“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忙了一些。邢台(1966年曾发生大地震———记者注)去了两次，云南一次也没有去，群众会责怪我，为什么对河北那么好？！我是动了念头的，不是没有动念头，想去，可是事情多，实在走不开。”
小干部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中央慰问电中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十六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

　　当时五街村树的典型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常被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这位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如今不为村民们所乐见。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五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阶级觉悟。

　　“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除外。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吴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据当地村民说，村干部最初拟向村民摊派修碑的款项，未果，但纪念碑仍然如愿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自力更生立壮志，披星戴月建家园。全村干群同意定，眼含热泪写碑文。人人都应同保护，不许损坏碑和文。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应该还有多处。

　　而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林林总总，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立碑只是一种静悄悄的纪念，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但在2000年的1月5日，地震的级数仍沿袭旧说———7.7级。对原初记录 7.8级的回归，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因为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所以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但对历史记录的尊重，显示出一个时代渐远讳疾忌医的窘态。而在告别革命之后，通海大地震，而今终于成了一个开放的可供镜鉴的话题。

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先说大字报

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事实上是在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下写出来的。它写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毛泽东觉得，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冲破原有的秩序，使群众放开手脚地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立刻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且发表了一篇由王力、关锋起草的《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又给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持抵制。”谁是“应该坚持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释。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领导，他们的话没有人听了。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议出八条指示。“八条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注意保密；七，不准打人、污蔑人；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回首“文革”》(下)，中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 657－658页。这些规定，自然同毛泽东的设想南辕北辙。同一天，中央在一线的领导人派出以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并向各大中学校相继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进入各校后，仍很难控制局面。十八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设立“打鬼台”，四处揪人，并且有社会上的坏分子混入。张承先回忆道:

“据当天下午汇总的情况统计，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斗者头上戴高帽，脸上涂黑墨，身上贴大字报，罚跪，揪头发，撕衣服，拳打脚踢，游斗。更加恶劣的是，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经查明，在这场乱揪乱斗事件中，有四个人行为恶劣。一个是庶务科工人刘佳宾，此人原是国民党党员，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三个人，这一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三十八斋前参加乱打乱斗，我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都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并随即散去，而此人却在散会后两分钟不到，又揪来个女同志进行乱打乱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一九六二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张承先回忆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34－135页。

当晚，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广播大会，由张承先讲话。工作组还作出规定:进行全系批斗必须经系工作组批准；进行全校批斗必须经过校工作组领导批准；建立纠察队，维护斗争秩序；为防止坏人混入，对外校来声援者，安排专人热情接待，但禁止外校来人在北大揪斗人。二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关于这件事的简报批转全国。批语写道:“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北京一些高等学校中已经出现反对工作组的浪潮。“六月二十日，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发生了造反派赶工作组的‘六二○’事件。”“二十一日，清华大学也发生反对工作组的事件。这天，工程化学系二十岁的学生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批语，大意是: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不代表我们，要再夺取。蒯大富在前几天就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造反派在工作组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六月二十六日，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回首“文革”》(下)，第639页。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了“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大力控制局势。

毛泽东离开北京已经半年多了。他对运动的看法和正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根本不同(周恩来从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一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不在北京)。六月中旬，毛泽东离开杭州。他在湖南的长沙和韶山停留一段时间思考运动的发展趋向后，来到武汉。七月六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要正在武汉的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后，送给江青。他在信中写道: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这是毛泽东多日来对怎样看待“乱”的问题反复思考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中国现在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要关头，形势极为严峻，这是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其他任何事都无法同它相比。

只有下最大的决心，用非常的手段，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形成巨大的冲击力量，甚至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正常秩序为代价，才能摧毁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建立起一种新的秩序。不如此，不足以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即使在“大乱”过程中造成种种损失，从全局来看，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的这种看法，自然同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以维护秩序的意图直接冲突。七月十八日，他回到北京，认为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学生受到压制。二十五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 7月25日。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再说红卫兵那件事

红卫兵首先是在中学里产生的。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六月二十四日，他们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写道:“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旗》1966年第11期。七月四日，他们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许多中学内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清华附中红卫兵把两张大字报寄给毛泽东。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回信。信中说:“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这封信没有送出，但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了，社会上迅速传布开来。大、中学校中，红卫兵组织立刻风起云涌般普遍成立起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成为一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不管怎么样的事情，包括不少无法无天的坏事，只要打起“革命造反 ”的旗号，仿佛就都是正常的，都可以任意去做。

毛泽东这样支持红卫兵，不仅因为他认为学生们年轻，受旧思想影响少，朝气蓬勃，有一股不可阻挡的闯劲，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说:

“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刘少奇报告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后，着重讨论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批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话说得越来越重。八月七日，全会印发了毛泽东在五日所写《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人民日报》1967年8月5日。

这段文字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清楚，主要是指刘少奇，并且提出了中央另外存在一个“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与会人员万万没有想到的。它表明毛泽东已经下了决心，要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他考虑接替刘少奇位置的人是林彪。这不仅因为林彪比较年轻，更重要的是因为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鼓吹“突出政治 ”、“四个第一”等，同他的想法一致。这次全会选出扩大到十一个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被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把林彪称为副主席，不再提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八月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对怎样进行“文化大革命”，《决定》强调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它写道:“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那些做法是正确的，那些做法是不正确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同一天，林彪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五天后，他又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使中共中央在法定程序上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已不可避免了。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第六天，八月十八日，百万群众庆祝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绿军装，出席会议，在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这次大会把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发展到更加狂热的程度。

“八一八”大会是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后，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目的都是为了把“文化大革命”的火越烧越旺。

一个重大变化是: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把“革命造反”迅速扩展到全社会。

这些红卫兵中的大多数人，充满热情，认为自己所做的都是正当的“革命行动”。但他们政治上很幼稚，处于狂热状态，政策和法制观念十分淡薄，参加行动的人员又比较复杂，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他们中间迅速泛滥起来，做出许多荒唐的举动。

他们到处发布通令，把许多传统的有影响的路名、商店名、医院名等斥为“封、资、修”而改换成有着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名称，在街上强行剪发，剪破他们认为的“ 奇装异服”，在“破四旧”的名义下冲入居民住处抄家。更令人痛心的是很多处发生严重破坏法制、任意打人致死事件。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傅雷因受到人格侮辱而自杀。不少人被强行遣送回乡。党政机关的各部门几乎都因派出过工作组而遭到红卫兵的猛烈冲击，许多负责人被野蛮地揪斗和毒打。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为，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他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提醒红卫兵用文斗，不用武斗。但从总体来说，他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 压制”和“打击”。

八月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但又说:“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1日。“来一个放任自流”，也是他在八月下旬说的。事实上，在“不干涉”、“放任自流”的情况下，什么事都会发生。红卫兵中许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不法行为，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是火越烧越旺。

“八一八”大会后，另一个变化是:出现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把“革命造反”的火烧到全国去。

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到八月二十八日，外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三十一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样，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般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他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这样的全国大串连，到年底才逐步停息下来。

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产生巨大的辐射作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大到全国。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被“横扫”。相当多的党政负责人因遭到红卫兵的攻击和责难，被迫没完没了地检讨，始终无法“过关”，有的被野蛮揪斗以至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

这种状况不能不使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干部感到强烈的怀疑和不满。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多年来做过许多好事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人仍占着大多数，被称为“保守派”。群众中的两派对立日益明显。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他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干部中的抵触情绪，同前此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是运动前进的主要阻力。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这年国庆时《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出来的。它写道:“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会)，《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

对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说，但已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这种模糊不清的提法，可以任意对它作出各种解释。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会被围攻和揪斗。除了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使冲击面更大了。许多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被任意揪走、关押，不知下落，有的甚至被毒打致死。各地还掀起“抓叛徒”的活动，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整个混乱局面更难收拾。

中央工作会议从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目的是要打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负责干部的思想。陈伯达、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又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可以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社会上正在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提供理论依据；也便于一些野心家假借“革命群众”的名义，为所欲为，浑水摸鱼，做尽坏事。

尽管如此，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仍思想不通，忧心忡忡。这时，不受任何约束的红卫兵普遍地对各党政机关进行打砸抢，到处刷出某某人罪责难逃、把某某人揪出来示众之类的大标语。不少干部挨批斗，被游街。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成员也更加复杂。形形色色对社会现实存在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或过激的要求。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这自然使各级干部对“文化大革命”更加抱着抵触态度。

在毛泽东看来，已很难依靠原有的各级党政机关来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预期目标。他已明显失去耐心。“全面夺权”的行动，正在酝酿中。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

　　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可是朱德固执地又一次将这种不理解，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这次运动中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我的天！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上的人为朱老总捏了把汗。

　　朱德也不管别人的神色，一味按照自己思路往下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法解决好！”

　　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的结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

　　没有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标语布满北京街头。

　　朱德一声不吭，让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带着秘书、警卫到郊区玉泉山的别墅里居住，离开漫天的大字报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见心不烦嘛。他在宁静的玉泉山不是埋头爬山，就是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晚上看些文件，整天不说不笑，闷声闷气地打发时光。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从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贴到了家门口，叫他赶快回去看看。

　　朱德坐不住，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字，在冰凉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车子靠近家门，老远看见夫人康克清站在门口等他，疲惫的脸上流露出焦虑，看见朱德的汽车，她连忙迎了上去。

　　朱德下车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安慰康克清。

　　朱德看完大字报回到书房里，一看康克清正用忧虑的眼神看着他，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嘛，他们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啦！”

　一直悬心的康克清见朱老总不以为然，不由得也松了口气。她和丈夫相伴了40年，走过风风雨雨漫长路途，她非常了解朱德，对事物和时事有他准确的判断，只要他说没有关系，那么就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尽管门外的大字报还在不断更新，红色叉叉还在延续，房子里面的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时，他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还会发出笑声。看来大字报不足以将这个老帅扳倒，“文化大革命”小组决定斗争形式升级，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首都体育场紧锣密鼓准备着……

　　中南海红墙变成了难以逾越的万重高山，传达室成为父女见面的温暖“山口”

　　中南海里有人贴朱德大字报的事情传到了他女儿朱敏的耳朵里，这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的知识分子，只觉得急火攻心。心想，爹爹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万一忍受不了这些侮辱性攻击，说句不好听的，蒋介石那时的污蔑都没有现在这样离谱。爹爹多病的身体万一顶不住发生意外，我们做儿女的如何面对这幕悲剧？

　　她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放心不下……

　　那时可不是现在，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那时私人住宅几乎都没有电话。办公室里的电话又不敢使用，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漫天大字报、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莫须有的罪名又会从天而降。

　　朱敏立即骑自行车去中南海看望父亲。

　　朱德住所靠近中南海西门，朱敏回家一般也从西门进去，她到西门后，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西门的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

　　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

　　朱敏一听，吓一跳，几天前还能有效，今天就没效了？她连忙说我是来看父亲的，我父亲是朱德……

　　卫兵不听她的解释，只是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他不能违反命令。然后像木桩一样，笔直站立，目不斜视，望着前方，指挥车辆进出。

　　朱敏知道，怪不得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

　　朱敏呆呆站立在空旷的门外，仿佛这红墙这中南海这经常进出的西门从来都和她没有关系一样。

　　她第一次用真切的眼光，打量这处原本熟悉现在却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绛紫色的红墙那么刺目，习以为常的院墙此时让人感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山。

　　原来一堵墙可以让人品赏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夺–自由和亲情。

　　如果说以前朱敏流落异国他乡是无家可归，那么，如今朱敏是有家难归，站立在亲人的家门口，却不能进去……

　　中南海里上演这幕红墙内外亲人不能相见的悲剧，恐怕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独幕剧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再没有听说那位领导人的孩子不能进中南海和父母团聚的怪事了。

　　朱敏从卫兵镇定的神态看，进不去已成定局。就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父亲她不能进中南海了。她以为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的。哪知朱德在电话里听说女儿不能进中南海，许久没有说话，好一会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我们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再回家来，好吗？”

　　朱敏不知道父亲所指“这种状况”是指中南海门岗还是社会状况？因为是传达室的电话，她不敢多问，只好等见到康克清妈妈再说。

　　朱德没有料到，自从女儿这次不能进中南海，也就意味着家人再也没有进中南海看他的权力了。他所说的“等以后”，竟然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71 年林彪摔死，“疏散”在遥远南国的朱德再次重返北京，才和女儿团聚。但是他为了以后能和孩子们团聚，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远的万寿路。

过了一会，康克清急冲冲地来到传达室，和朱敏谈了父亲的近况，听说父亲除了沉闷外，其他都说得过去。朱敏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不能和父亲见面，心里觉得堵得慌。有一种自己被隔离或者是亲人被软禁的感觉。康克清正在为朱德可能要遭受批斗心急如焚，她一见朱敏，如同看见可以诉说心里话的人，她的着急她的忧虑，强烈地表现在她的言语中，可是作为晚辈却无法分担康克清妈妈的忧愁，只能在传达室里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小声劝解，让康克清妈妈负重的心灵得到一些释放。

　　后来批斗朱德的大会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正像朱德预料的那样，主席是了解他的。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元帅府的骨肉分离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归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国妇联造反派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全国妇联的大院里。朱敏再次去中南海时，只见父亲拄着拐杖，牵着他们的大儿子，步履蹒跚，远远朝传达室走来。

　　朱敏一惊，康克清妈妈呢？怎么让父亲一个人来？多日不见父亲，他明显地苍老了，白发增添了许多，谈话时爹爹的神色忧郁，看得出来，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和女儿见面，不再像以前那么乐呵呵的。朱德没有多说什么，一一询问了几个外孙情况后，然后又和以前一样，要朱敏积极参加学习，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 ”运动，把孩子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他康克清妈妈呢？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

　　一边的儿子，悄悄靠近朱敏的耳朵：“奶奶被抓去游街了，昨天还在西单看见奶奶被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

　　朱德不再作声。朱敏也不想再问什么了，在这个谁都进来的传达室里，他们父女能说些什么呢？

　　朱德起身离开了传达室，女儿望见他渐渐弯驼的背影，想，爸爸嘴上不说什么，不等于心里不想事，他比康克清妈妈更难，妈妈有什么苦恼还能和我们说说，可是父亲这样身份和在这个高层领导的位置上，他的内心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独自承受，否则像父亲这样乐观的人不会那么快地苍老，情绪也不会那么低沉。

　　一把“抄家”大火，使父亲的信化为烟烬，如今女儿手中惟一的亲笔信，竟然是从别处征集来的

　　自从朱德开始被红卫兵大字报打上红色叉叉后，朱敏一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天比一天沉重。按照造反派的逻辑推理–“老子反动儿混蛋”，朱德的女儿势必在劫难逃。

　　果然没有几天，一生执教鞭的朱敏便在家中开始“迎接”频繁“光临”的红卫兵小将们，洗耳恭听他们的“教育”，看着他们挥动纤细的膀臂，口口声声要她交代父亲反毛主席的罪行。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朱敏差点没有笑出声来，她的记忆里除了父亲教育她如何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就是教育她如何为人民服务。哪儿会反毛主席呢？

　　她和丈夫刘铮就一人一句讲述父亲如何教育他们的实例。红卫兵对这样的“交代”自然不能满意，说朱敏夫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父亲划不清界限，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革命群众谅解的。

朱敏的不配合行为，令造反派们气恼，他们的态度越加恶劣，凶狠狠地说，如果继续给你父亲脸上贴金，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抄家？朱敏心里一震。第一个想到的是父亲写给她的信。

　　刘铮倒是挺硬气的，你们抄家好了，人正不怕影子歪！可是冷静一想，眼下正是人妖颠倒的年代，造反派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必须想办法将父亲的信藏起来。可是想来想去，家里哪个地方隐蔽？简单的家具和空荡荡的墙壁，一包信往哪儿藏？如果被抄走，落在造反派手里，更是罪加一等。还不如自己抢在造反派动手前毁掉。

　　朱德一共给女儿写了十多封信，大部分是朱敏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重返莫斯科后，父亲写来的。

　　“家书抵万金”。这叠信朱敏整整保存了20年，有时经常拿出来看看，静静地重温那些逝去的往事，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朱德的信几乎都是教育女儿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学好本领回国报效祖国。字里行间无不倾注了一个革命家崇高的胸怀和无私的品格，可是就这样革命的信件，谁也不敢让它们落入那些居心叵测人的手里，如果当作炸弹投向危难中的父亲，朱敏是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

　　一天半夜，趁孩子们熟睡了，朱敏一个人偷偷起来，取出父亲的信，在皎洁的月光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这一封封熟悉的信，粗糙的牛皮纸信封在手掌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在说再见……

　　朱敏一想到只要她一把火，这些跟随她20多年的信将变成物质不灭的另一种形式，永远离开她的视线，永远不能再见……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难道今天在这样明亮充满柔情的月夜里，必须亲手将保存了20年的信毁灭掉吗？

　　朱敏心痛地自己问自己。可是朱敏无法忘记白天造反派在他们面前扬言要抄家的神情，惧怕和疼痛像巨大手掌来回绞杀着她的神经，那分苦恼和无奈，至今也无言名状。

　　终于狠了狠心，朱敏点燃煤炉，将信的一角对准蓝色的火苗，信纸哗地点燃了，红色火焰飞快地吞噬了整张信纸，顷刻间，20年的岁月化作一片片轻飘飞扬的黑色灰烬……

　　朱敏一边烧信，一边落泪。可是眼泪无从弥补永远的失去。直到今天，朱敏手里惟一的父亲亲笔信，还是从中央文献研究室找来的。

　　信件烧了，心病依然没有减轻，处境也没有因此好转。

　　朱敏丈夫刘铮是解放区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他应该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可因为朱德是他岳父的缘故，在外交部也遭受了批斗。

　　经过车轮般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攻击，朱敏渐渐明白，不管怎样交代，都不会合造反派的口味的。

　　朱敏只好想法找父亲的“罪行”。比如爱看川剧，这是喜欢封建帝王将相的表现。比如爱爬山，这是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再比如爱养兰花是小资产阶情调，等等。

　　造反派虽然没有得到朱德反对毛泽东的材料，但是有这些也行啊！

　　朱敏夫妇终于获得了点自由，可是他们依然不能回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亲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她们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传达室和父亲或者是康克清妈妈见面，简单交谈几句。

　　那一段时间，中南海传达室成了朱敏心目中感到温暖的地方，也是让人感到别扭的地方。那里能见到亲人，那里也能让你感到受监视的屈辱。

　　可是在1970年刚刚来临时，连传达室这处惟一温暖的地方也失去了亲情的温度。

林彪一个“紧急命令”，老帅们天南地北被“发配”，朱德又一次面临居心叵测的“战备”

　　白纸黑字，教育了几代人的党史和军史，一夜之间颠倒成黑纸白字，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原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也改名换姓，变成了《林彪的扁担》，当时朱德那根红军时代使用过的扁担还完好地躺在军事博物馆的橱窗里，林彪却不顾铁证史实和诸多见证人还活着，竟然公开篡改历史。这恐怕又是林彪一大超凡本领。朱敏和她的孩子们将这些看到的和听到的事，利用在中南海传达室见面的机会，悄悄讲给朱德听。朱德听完后，也不作声。有时见孩子愤慨的样子，反过来教育他们：“历史终究是历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可是已经改了。不是书上都改了吗？”

　　“那不叫历史！”朱德生气了，嗓门高了。

　　其实朱德心里对什么都清楚，只是不想和林彪他们一般见识，不想挺身出来为自己申辩什么，他似乎知道林彪迟早会有恶有恶报的一天。任凭世间风吹浪打，朱德总是平心静气地期待着……

　　此时的期待是需要耐心的，甚至是痛心的。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随着“副统帅”的惊惶失措，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现在想想，纯粹是一场自己吓自己的闹剧。

　　打仗？世界大战那么容易爆发？

　　朱德接到这个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

　　“这里面有鬼呵。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

　　康克清问，估计会有什么鬼？

　　“醉翁之意不在酒！”

　　朱德这话说完没两小时，一个紧急电话打到朱德的办公室，叫朱德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

　　这比当年朱德在德国留学，遭德国当局驱逐离境的时间还要紧迫。

　　朱德接完电话，哭笑不得，将帅历来都是战争的天子，战场上的王牌，谁人听说过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们远离战争指挥中心？难道中央军委准备打一场不要将帅指挥的战争？

　　其中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林彪就是利用这不能自圆其说的备战紧急疏散方案，把眼前碍手碍脚的将帅都支得远远的，他好在中央内部施展浑身魔力，更加青云直上。

　　诸多手脚，诸多方案，挖空心思，都是冲一个目的，他急切也必须去掉头衔前面那个“副”字！

　　朱德看着还没有从批斗中完全解脱出来的妻子，说：

　　“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再说我不放心将你一个人留在北京。以后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保证。”

　　可是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点头，康克清这位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的。

　　朱德果断地给周恩来打电话，事到如今，只有总理能帮助他了。

　　周恩来当即同意朱德带妻子同行的请求，并且说全国妇联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难之中，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乡的悲剧。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连孩子们都不知道。

　　后来朱敏一直纳闷，此番境地的爹爹还会有什么紧急事情？

　　就这样，83岁高龄的元帅被林彪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遥远的广东。

　　抵达广州后，朱德并没有被安置在城市里，而是用汽车送到了广州郊区–从化疗养院。而且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范围也不能超过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

　　当时朱德的身份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个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争取民众自由平等权利的委员长，竟然受到如此“民主的礼遇”！这不是极大的讽刺是什么？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还有许多老帅，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湖南，还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统统限期离开了北京。

　　北京空了，北京上空的正气稀薄了。

　　然而，落难的将帅们却在遥远的他乡呼吸到清新且纯净的空气，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的宁静和清闲，忍辱负重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过着老百姓平常单调的日子。

　　可是时间一长，而且不知道这样平淡日子还要过多久？元帅们的心开始烦燥开始期望……因为元帅毕竟不是老百姓，他们的心曾经充满过将帅之气，曾经辉煌地搏动过，这样不平凡的心在平静中和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同时也煎熬得异常结实，如果再遇见狂风巨浪，这颗经历过出生入死、跌宕起伏的心，今天又经历了“冷宫”岁月，一定变得更有承受力。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朱德和分散在天南地北的老帅们相逢在庐山，被历史抛到一边的老帅们虽说都是中央委员，却不知道上层的精神。他们已经一年没有回中南海，没有坐在中央会议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以为这次会议和以往一样，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决然没有想到此次会议将成为历史又一个转折点。

　　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宪法，委员长不到场主持这会是没法开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帅先一步回北京。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进中南海住，而是在万寿路总参的一处房子里住了下来，和女儿、孙子们才有了团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离世，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

《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关于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几个问题的讲话》（1976年6月19日）。

《耿飚同志在中联部传达华主席讲话后的发言》（1976年10月16日）。

《华国锋主席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赵紫阳同志传达记录整理）》（1976年10月17日）。

《省委领导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1976年10月18日）。

《叶副主席在打招呼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

《中联部耿飚、朱穆之同志召开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会议向司局长传达；耿飚同志对宣传工作指示》（1976年10月）：

为李进题词（毛泽东诗词）“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副标题不要。

《苏振华同志在海军政工会上的讲话记录摘要》（1976年10月）。

《揭发“四人帮”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上的反革命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8日）。

《揭发“四人帮”及马、徐、王反对周总理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9日）。

《揭发“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0日）。

《我的初步揭发和交代》（王秀珍，1976年11月11日）。

《“四人帮”在批邓中另搞一套、阴谋篡党夺权》（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3日）。

《揭发“四人帮”及马天水等人利用外贸清仓扫库大搞篡党夺权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3日）。

《揭发四人帮“利用年初计划会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4日）。

《耿飚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15日）。

《揭发“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5日）。

《“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5日）。

《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18日）。

《我的第二次揭发和交代》（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

《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

《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1976年11月）。

《华国锋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剑英、锡联、登奎、吴德、东兴、振华、志福、永贵、贵贤同志接见上海市委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时的讲话记录》（1976年11月）。

《汪东兴同志的讲话》（1976年11月）：

邓小平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四人帮是不行的，毛主席知道。

《国家计委副主任顾秀莲同志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滔天罪行》（1976年11月）。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在天津的部分反动言论》（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1976年11月）。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1976年11月）。

《吉林省委常委揭发江青扼杀《创业》和去年在大寨的反党言论》（1976年11月）。

《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谷牧同志汇报全国工业学大庆筹备会情况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通知时的讲话》（1976年12月17日）。

《江青与林彪》（六十六军，1976年12月）。

《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的言论节录》（武汉市委材料组，1976年12月）。
《批判赵修材料》（1976年12月）：朱洪霞、夏邦银、谢望春的揭发。

《耿飚同志在宣传口的几点指示；<人民日报>编者答问；关于当前宣传上的一些问题》（手抄，1976年）：

“照过去方针办”即指批邓要按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中央四、五号文件办；“为李进同志题照”的诗（毛泽东诗词）不能再用（即庐山仙人洞）。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文件》沪委办（1977）19号（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大会发言材料，包括批判马天水、陈阿大、于会泳、徐景贤、罗思鼎、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反军罪行等，1977年）。

《关于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情况汇报》（中共上海市委，1977年1月30日）。

《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配合“四人帮”在湖北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中共湖北省委材料组，1977年2月16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华国锋，1977年3月14日）》（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3月25日）。

《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7年3月25日）。

《叶副主席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25日）。

《李先念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苏振华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秦基伟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康世恩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郭玉峰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19日）》（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3月25日）。《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夏朱胡专案组，1977年4月）:

第一部分：“四人帮”插手湖北，夏、朱、胡等人紧密配合的罪证；第二部分：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证；第三部分：另搞一套，阴谋篡夺我省各级领导权的罪证；第四部分：“四人帮”垮台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伺机反扑的罪证。

《“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的种种谬论》（上海市郊区五七干校，1977年7月）。

《关于转发<顾建棠主要罪行综合材料>和<顾建棠罪证材料>的通知（有附录）》（中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临时委员会，1977年8月16日）。

《“四人帮”黑爪牙赖愈梁罪行材料（之一）》（中共赣州地委，1977年9月28日）。

《苏振华同志在市委召开的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76年11月23日）。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大搞反军乱军篡军的罪行》（1977年11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1977年11月）。

《彻底揭发批判政治野心家马天水出卖原则、出卖灵魂的反革命滔天罪行》（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11月）。

《绝不允许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上海市公安局，1977年11月）。

《“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是怎样操纵上海两报鼓吹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社，1977年11月）。

《“四人帮”及其余党是怂恿和包庇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总后台》（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1977年11月）。

《揭批“四人帮”利用出版物鼓吹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

《揭批“四人帮”鼓吹“一个专业论”在教育战线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上海师大，1977年11月）。

《彻底批判“四人帮”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动谬论》（上海市革委会，1977年11月）。

《于会泳和徐景贤是“四人帮”搞阴谋文艺的急先锋》（上海市文化局，1977年11月）。

《彻底摧毁“四人帮”在天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判参考资料之一）》（中共天津市委清查办公室，1977年11月）。

《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各区推行翻个民间个政治纲领妄图“改朝换代”的滔天罪行》（上海市革委会，1977年11月）。

《陈阿大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上海市革委会，1977年11月）。

《彻底摧毁“四人帮”在天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判参考资料之二）》（中共天津市委清查办公室，1977年12月）。

《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专辑）》（中共湖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77年12月）。

《“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证的材料》（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1977年）。

《彻底揭发批判解学恭、刘政、王曼恬制造“二黑”冤案，破坏文艺事业的罪行》（天津市文化局张映雪，1977年）。

《我的交待》（1977年）。

《“四人帮”及其一伙形而上学谬论选编》（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2月27日）。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私编党史、篡改党史资料汇编》（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6月）。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对照》（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8月）。

《<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供批判用）》（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8月）。

《关于“党内走资派”的几个问题》（转自<理论宣传动态>第48期，1979年1月）。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和演化过程》（上海务虚会，1979年1月）。

《关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问题》（上海务虚会，1979年1月）。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上海务虚会，1979年1月）。

《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11月27、28日)：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党风问题；思想僵化问题和经济问题。

《对过去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看法（供教师研究）》（1981年4月）。

《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情况汇编》（中共唐河县委纠正冤假错案领导小组，1983年12月）。

《关于进京汇报《百万雄师》专题史料便会工作情况的报告》（俞文斌，1984年6月2日）。

《海军整党工作简报》第85期（海军整党办公室，1984年6月28日）：

认真清理“左”的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关于黎荣波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情况》（湖北省水利厅整党办公室，1984年8月27日）：有关于向省军区要枪的情况。

《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问答》（长征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

有人说“文革”起到了“反修防修”作用，这种认识为什么是错误的；宜粗不宜细问题；过去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现在说两派都是错误的。

《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职能）机构的回忆（王广宇）》（《往事》第10期，2005年3月2日》。

《“九一三”事件后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潮》（周敬青，2005年10月）。

(待续）

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曾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

　　1963年底，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渡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到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作寿并不过分。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不仅请了中南海里的要员，而且还将中南海外的劳模、科学家也请上了寿筵。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等。

毛泽东：有人往我头上拉屎尿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早在八大后已明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刘少奇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有人往我头上拉屎尿

1964年12月底，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据罗平汉的《“文革”前夜的中国》记载，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跟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各省的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毛泽东严肃地说：“社教人员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文革知青”当中，不少人自称这段历史是光荣的，伟大的。我的认识与此相反。

“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年，四处都有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出书、集图、聚诉、晚会、寻访、重游，联欢等等愉悦喜庆这都无可厚非；使用“魂牵梦萦”、“激情之旅”、“缅怀旧地”、“爱意永留”、“依依不舍”、“青春无悔”等等顶级用辞表达纪念心情也都无可指责。只是想说，已经21世纪00年代了，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只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次上。

事实上，40年前作为一场席卷中国大陆的那场上山下乡运动，非常地得不偿失，非常地教训深刻。

“文革知青”一代大体包括1947-1959年出生在城镇，以大部分“老三届”（1966届、1967届、1968届）为主的初中、高中“毕业”的1647万（一说1650万）青年学生。我们当时是新中国第三拨上山下乡的新一代知识青年，于1967年底至1979年初上山下乡。那场规模宏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与社会现代化是背道而驰的——本来只受过初中或高中最基本教育而已的同学，由于“停课闹革命”、“军训”、“学工”、“学农”了多年，绝大多数同学并没有完成相应的学历教育。

其时，当局开展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有三个方面的动机：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城乡差别。但公开的意识形态目标是与未公开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建设边疆）；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解决城市就业）。

无论是出于何种动因，最能代表真实用意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首先要求他们实现“彻底的农民化”。当时把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制度批判为“资产阶级教育十七年”，号召青年学生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如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其实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造人的运动。原本有着为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原因之一的上山下乡运动，被夸大并制造成为“防修反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培养无产阶级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部署。

可是，为防止下一代变成修正主义分子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和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一而再而三地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并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我们中的大部分同学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并因此耗费了多年的宝贵青春，这对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具体讲，“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严重消极后果——

政府付给知青上山下乡的“安家费”对于解决他们的安家和日常生活杯水车薪，还加重了地方政府、农村接收单位和父母所在的城市单位（这些单位被迫承担了沉重负担）的支出。据估算，国家实际支出人民币70亿元，城市单位实际支出70多亿元，总额大约在150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被迫为下乡子女提供大量资助的父母的支出。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末期，据传邓小平（一说出自李先念之口）曾在内部会议上说：“国家花了70亿，买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知青父母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不满意）。

大批知青下放农村，被迫中断了学业，原本学到的一点科学文化知识趋向退化。与知青在城市上学时的条件相比，物质、文化和道德条件都严重下降了，其中很大一部份人不能自食其力，只好依靠父母或向村里借钱。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触动几乎每一户城市居民，而且波及到广大农村，几亿农民受到它的影响。知识青年给农村带来的一些新气象，不足以弥补农民的实际损失。知青下乡，在许多地方不过是壮大了当地剩余农业劳动力的队伍，从而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在1957-1977年间，中国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1978年，中国大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耕地面积为0.013公顷，相比之下，日本是0.7公顷，印度是1公顷，美国是48公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并不需要外来的普通劳力。虽然知青也许能为开垦荒地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有限的，甚至是破坏生态平衡的。由于强调“再教育”的目标，也由于各地基层的领导层缺少专业人才，知青付出的大量劳动所获不丰，甚至有害。

知青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什么呢？知青下乡能做的大多是原始低下、简单重复的劳作，遏制了他们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和提高。“广阔天地”只是一个地域概念，并不等于提供了可以出人才出成果的条件。当时的农村并不真正需要大量的知青，知青成了当地的负担，给农民的困难雪上加霜。在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中国农村，连亿万农民都被捆住手脚而不能有所作为，知青又何能“大有作为”。

“读书无用论”泛滥于各阶层。上山下乡运动是当时学校“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使还正在上学的学生的学习成绩与他们的深造前途割裂开来，而与上山下乡紧密联系在一起，造成大量可造人才的浪费。同样，整个社会轻读书重技艺，比如城镇家长早早就教子女吹小号、拉提琴、练弹琴、跳芭蕾、吊嗓子，祈望子女能进入各种艺术团体，以逃避上山下乡。

在西北地区，知青毁林种田和以农代牧的后果成为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开荒团队将大片大片的不可复制的热带原始深林砍平烧尽，造成不可挽回、不可原谅、不可饶恕的重罪。据统计，在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府投资了人民币46亿元建立垦荒农场，但收入只有14亿，亏损32亿。

在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许多知青的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他们当时受到的歧视乃至迫害至今令他们心怀隐痛。生产建设兵团强调政治挂帅，“与人斗其乐无穷”，系列地推出“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政治运动，连年进行、月月布置、班组开展，造成学生整学生、同学斗同学，农友打农友，那些体能或精神支持不住者有逃亡的，有自杀的，有抗争的，有患病的，还有发疯的。

农村和兵团的艰苦环境，因无节制的繁重劳动、营养不良而罹患各种病症并累及终生的知青不可胜数。由于害怕失去回城的机会而拒绝在农村结婚，或者相反，在返城欲望的激励下仓促在城市结婚，给知青的性生活和情感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成千上万的知青采取了请假不归、非法返城的过激措施，为此不得不在城里躲躲藏藏地生活多年。

在广东省东莞县和宝安县，据传有80%以上的下乡知青偷渡到香港。在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也有许多知青偷渡香港，一些被遣返者惨遭公开批斗和罚劳重役。在边疆地区，一些知青甚至要冒生命危险非法越境进入缅甸、苏联，这意味着这些知青将永久流亡在国外。女知青受到性侵犯的案件层出不穷。一些女知青同意与那些答应帮她们离开农村或兵团的干部发生性关系。

整个社会对上山下乡运动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有增无减，而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的消极抵抗，对当时整个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由于大多数知青并非真正自愿而是被迫成了上山下乡志愿者，因此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在为寻找出路而做出种种努力，或积极表现，或消极对抗。未能融入农村社会的部份知青的异端行为经常出现，小的违法行为司空见惯，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叛逆言行，对整个社会颇具破坏力。虽然在招工、招生、招干的时候，人人都会在表格上首先把“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填到表决心的栏目上去，但其目的恰恰是为了不愿意在农村再接受“再教育”。因为离开农村的必要前提是，知青必须公开宣誓自己永远扎根农村，并不厌其烦地向上级以及身边的人们表示支持这场运动的信念，导致所有人包括知青自己对理想主义的说辞予以普遍怀疑。

“回城”为任何恶劣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诸如消极怠工、扒车往返、路店白食、乘车逃票、无病称病、装疯卖傻等等。正是在那个时期，腐败迅速扩散到代替了原地方政府的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并由此涉及各个领域。为获得离开农村而不择手段成为公开的、合法的、可共同交流经验的社会运作。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后来虽然被划上了一个句号，留下的这种严重后遗症却至今没有消弭。

“文革”结束后，知青陆续返回城市或留在当地就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被运动造成的后遗症所困扰：许多人回到城市没有住房；许多人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与农民结婚的知青为了返城与配偶离了婚(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策不允许农业户口的配偶一同进入城市)，导致家庭破裂；而极少数留在农村的知青虽然保全了家庭却注定要过一辈子远离城市文明的贫苦生活。上山下乡运动使城市失业和城市人口增长问题进一步恶化，下乡政策的终结和知青返城给城市就业带来了严重问题：政府为解决这个问题被迫采取了对劳动效率非常有害的顶替制度（在职的父母中年退休，返城的知青入厂顶职）。上山下乡运动留给一代知青包括他们的父母和子女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也永远不会痊愈。多年来，始终仍有一些老知青在为自己的基本权益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抗争。

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失败了，知青下乡的经历没有使他们变成献身农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而是学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学会了在艰苦条件下为个人生存而奋斗，学会了对任何绝对理论都持怀疑态度，学会了只相信自己。

知青这一代人被称作“失落的一代”，因为政府为他们描述的美好幻想破灭了，他们不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知青这一代人又被称为“耽误了的一代”，因为他们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所以当政府将目标转向四个现代化、重新强调教育和文凭的价值时，这种教育机会于他们的损失就更加惨重。知青中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成为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大学生（其中1973级参加了统考，也就是张铁生罢考的那一年），另一部分则在1977-1978年考上了恢复统考的大学（1979年以后基本上不再招收超龄考生，至此知青基本与高考无缘），还有一部份知青在1979-1989年间在城市上了业余大学，但他们毕竟在知青群中仍属少数。大多数知青因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早早地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学生时代，他们为这种特殊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社会发生转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之时，大批当年的知青成为企业大刀阔斧裁减的对象，沦为新时期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事因学历劣势，更因年龄劣势，使他们成为最不醒目的一群、最先下岗的一群。舆论中人们时常听到和看到功成名就的知青讲述劫后辉煌，然而最不容易听到的是知青中的利益受损者述说不幸。他们，是没有媒介的沉默者，并且是知青中的绝大多数。

今天我们纪念“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不能总是回忆那些劳作磨难予以我们的体魄，不能总是赞美那些苦教磨炼予以我们的毅力。时至今日，那种“青春无悔”的感叹，说过十几二十年就罢了吧。现时最应纪念“知青40年”的有益作为，当是理性地、科学地总结和分析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经动脉，当是从制度上、方式上去研究和提出今后如何缩小城乡差别的实用建议和可行性方案，推动政府和有关部门运用科学发展观在上山进城互利、规模人群迁移、保护环境生态、意识形态建设、民主人权维护诸方面更理性、更人性、更怡性地向前拓展。我以为这才是我们知青对“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