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没有什么因素更比邓小平的当政更为重要。邓小平在中国政坛上的复出,是中国改革启动的关键要素之一。而事实上,这位中国政坛上的奇人,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转折处担当大任,亦是有着诸多的历史伏笔。其中,一个重要的伏笔,则来自1972年……
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汪东兴回忆,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 2000多人(哪里有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苏联)走。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 “狗急跳墙”。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文革”时,张三到样板剧团学样板戏,团长开导他:“到这里来不能只学唱戏,更主要是学做戏。戏做好了,可以当主角,升书记、部长……”
“团长,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我这辈子不想‘做戏’,也不想当什么主角,升什么书记,部长……我给剧团打水扫地得啦。”
“那为什么?”
“因为我身上缺少两件宝。”
“哪两件?”
“好马,快刀。”
“什么马?”
“溜须拍马。”
“什么刀?”
“两面三刀。”
“8341”这个简单的四位数,竟然给今天的世界组合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也留下扑朔迷离的谜团。
当今中国,“8341”这组普通的数字具有极浓郁的神秘色彩,有关它与毛泽东的传说比比皆是,但似乎都离不开“寿命83年,执政41载”之说。最近,又有一则新说,大意是: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有一把汉阳造的步枪,枪的编号是8341。毛泽东到延安后,常常要把步枪拿出来擦擦,非常珍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实践,就是从这支枪开始的,最后武装夺取了政权,取得了全中国的解放。进北京后,他不再需要枪了,但他记住了这支步枪的号码,命名了他的警卫部队,以纪念他的战争生涯。
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广泛地刊载于国内外的一些报刊上。在我们这个充满神秘文化气氛的国度里,人们是宁可信其有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神秘的传说,使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数字。并且继续延伸着神秘的外延。
毛泽东去世已许多年头,人们对8341这个数字,兴趣依然不减当年,虔诚的人认为“信则灵”,演出了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悲喜剧。
改革开放后的南方某城市在公开拍卖电话号码时,8341的电话号码身价百倍,炙手可热。因为这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用过的数字,是神数、天数、吉数,也是不需记忆,早被人脑储存的数。据说,使用这个电话号码,保准发财。使用这个电话号码的公司一下子就扭亏增盈,摆脱了困境。有人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保佑。
文革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
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
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
售货员见她挑来练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陷’!”
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文革破坏的部分文物如下: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 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10.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净。
22.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乾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 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 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 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 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 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沈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数据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纔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纔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锺楼大街的锺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看完了《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书名太长,简化为《文革酷刑》),朝华出版社,199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邯郸印刷。我是从网上下载来看的,不知道这书现在是否还有的卖没有了,值得一收藏,当年总共发行了50000册,民间肯定有收藏者,里面很多事件是可以从其他的与文革相关的资料上找到的,此书的优秀在于作者亲自做的采访和此书的反思性的语言。
江青拆开信封,脸色大变
1959年3月24日,上海。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抵位于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从车里下来的是刚从北京飞来的江青。江青这次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做准备工作的。
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给她送来了一封信。郝德光离开后,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顿时变了!随后就昏了过去……
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了。康生当即拍案而起,大叫:“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即布置下去!”
3月30日,公安部侦查专家带着两名助手飞抵上海。是日,以上海市公安局18名资深侦查员为成员的专案组成立了。专案组随即开始工作。由于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就只好从信封上查起。那是一个2号信封,上面只有5个字:“江青同志收”。
专案组向邮递员蒋晓英调查。据蒋晓英提供的线索,查到了嫌疑人钟秀山。经蒋晓英秘密辨认后,开始讯问钟秀山,但笔迹鉴定的结果排除了钟秀山作案的可能。线索断了。
1959年4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从北京飞赴上海,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饭店,当天的第二次邮件送来了,信件中有一封写着“饭店负责同志收”。饭店方面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在饭店的人。警卫处的人见信封的落款印的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便给北京该厂打了一个电话,那里说他们没有向上海发过这样的信件,而且也不知道上海有那么一家内部饭店。于是,立即与专案组联系。专案组闻讯,当即派人把信取来,拆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封,上面的字也是相同的:“江青同志收”。
目录
1)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1966年2.2到2.20)
2) 江青给林彪的一封信 1966.3.19
3) 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7.22
4) 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7.23
5)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 1966.7.24
6) 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全校辩论会上的讲话 1966.7.25
7) 江青戚本禹在北京轻工业学院会见学生代表时的谈话 1966.7.26
中央首长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7.26
9) 康生江青陈伯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 1966.7.27
10) 江青对北京市海淀区中学生的讲话 1966.7.28
11) 江青陈伯达在撤消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大会上的讲话 1966.7.29
12) 江青康生陶铸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6.7.30
13) 江青朱德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8.4
14) 江青王任重康生对北京中学生的讲话 1966.8.6
15) 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讲话 1966.8.16
16) 江青杨成武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6.8.27
17) 江青陈伯达康生在中国科学院的讲话 1966.8.30
18) 江青刘志坚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6.9.5
19) 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1966.10.6
20) 周恩来江青等接见部分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纪要 1966.11.8
21) 江青接见北京中学生代表谈阶级路线 1966.11.14
22) 陈伯达江青对北京航空学院同学的讲话 1966.11.19
23) 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 1966.11.28
24) 江青同美术工作者的谈话 1966年11月
25) 陈伯达江青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士的讲话 1966.12.13
26) 江青接见向《红旗》杂志贺喜群众的讲话 1966.12.13
27) 中央文革与一司三司北航矿院等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1966.12.14
28)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1966.12.16
29) 中央首长在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1966.12.17
30) 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广播事业局和广播学院代表的讲话 1966.12.18
31) 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代表时的座谈纪要 1966.12.18
32) 中央首长对做接待来京师生工作的干部的讲话 1966.12.19
33)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 1966.12.23
34) 江青对北京体育学院革命造反派的谈话 1966.12.25
35) 江青陈伯达与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代表的谈话 1966.12.26
36) 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全国赴京上访职工代表时的讲话 1966.12.26
37) 陈伯达江青与北京红卫兵座谈纪要 1966.12.27
38) 中央文革召集的部分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座谈会纪要 1966.12.27
39) 江青周恩来等接见徒步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1966.12.28
40) 江青等在会见清华革命师生员工大会上的讲话 1966.12.30
41) 江青等接见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三战士的谈话纪要 1967.1.1
42) 中央文革小组与北京航空学院“红旗”座谈要点 1967.1.2
43)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北京大学代表谈话纪要 1967.1.3
44) 陈伯达等对“赴广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指示 1967.1.4
45) 中央首长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座谈纪要 1967.1.4
46) 周恩来江青接见全国文艺新闻体育界职工的讲话 1967.1.4
47) 陈伯达江青在新华社接见革命群众时的讲话 1967.1.7
48) 周恩来江青接见农林口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1967.1.7
49) 中央首长接见军队院校学员代表时的讲话 1967.1.8
50) 中央首长在工厂造反派和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8
51) 中央首长接见学生工人及军事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1967.1.10
52) 江青徐向前对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的讲话 1967.1.12
53) 徐向前江青关锋接见空军机关及空军院校代表时的讲话 1967.1.13
54) 陈伯达江青接见聂元梓孙蓬一的谈话 1967.1.16
55) 陈伯达江青对中央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谈话 1967.1.17
56) 陈伯达江青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全局革命同志的讲话 1967.1.17
57) 江青周恩来在大专院校及各机关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7
58) 中央首长在北京工人革命造反派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8
59) 杨成武传达陈伯达江青关于肖华问题的指示 1967.1.20
60) 江青陈伯达对造反派学生的讲话 1967.1.21
61) 江青谈“北京日报”问题 1967.1.22
62) 中央首长与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谈话纪要 1967.1.22
63) 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一) 1967.1.22
64) 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二) 1967.1.23
65) 中央首长在首都部分院校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三) 1967.1.24
66) 周恩来江青在全军文革召集的三军各组织代表会上的讲话 1967.1.24
67) 江青与北京广播学院曹惠茹同学的谈话 1967.1.25
68) 陈伯达江青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的电话指示 1967.1.26
69) 陈伯达江青与首都大中专院校代表座谈记录 1967.1.26
70) 中央首长接见出版毛主席著作委员会筹委会代表 1967.1.26
71) 江青周恩来传达林彪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讲话 1967.1.31
72) 周恩来江青等接见军队院校及文体单位代表的讲话 1967.1.31
73) 江青戚本禹对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群众代表的讲话 1967.2.1
74) 陈伯达康生江青审查一九六六年国庆影片时的讲话 1967.2.4
75) 叶群陈伯达江青在总政治部所属单位座谈会上的谈话 1967.2.18
76) 中央首长在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2.22
77) 江青陈伯达叶剑英在北京卫戍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7.2.25
78) 江青谢富治与北京中学生代表座谈纪要 1967.3.0
79)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1967.3.23
80) 江青周恩来在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7.3.25
81) 中央首长在四川汇报会上的讲话 1967.3.31
82) 中央首长在总后勤部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1967.3.31
83) 中央首长接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代表的讲话 1967.4.3
84) 中央首长与北京红代会代表座谈纪要 1967.4.4
85) 中央首长与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的谈话 1967.4.4
86)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4.12
87)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4.14
88) 中央首长接见中学代表时的讲话 1967.4.16
89) 康生江青在接见四川赴京代表时的讲话纪要 1967.4.17
90)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67.4.20
91) 中央首长接见《人民日报》驻外地记者的讲话 1967.4.21
92)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大学生中学生代表时的讲话 1967.4.21
93) 中央首长接见获释的“联动”分子时的讲话 1967.4.22
94) 江青接见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的讲话 1967.4.25
95)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代表时的谈话 1967.4.25
96)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福建革命群众代表的讲话 1967.4.30
97)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67.5.5
98) 萧华江青周恩来在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上的讲话 1967.5.7
99) 中央首长接见内蒙古军区赴京人员的谈话 1967.5.16
100) 中央首长第七次接见河南赴京代表团纪要 1967.7.21
101) 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对中国京剧院的指示 1967.8.2
102) 中央首长对北京学生代表的讲话 1967.8.11
103) 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三军”党委时的指示 1967.8.17
104) 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9.1
105) 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安徽双方代表团的指示 1967.9.5
106) 中央首长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 1967.9.7
107) 中央首长第六次接见天津赴京代表团谈话纪要 1967.9.8
108) 刘巨成传达的毛主席江青关于国庆的指示 1967.9.13
109)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9.16
110) 中央首长分别接见大专院校代表的讲话 1967.9.17
111) 江青等审查工农兵芭蕾舞剧团《白毛女》时的指示 1967.10.22
112) 中央首长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的讲话 1967.11.9
113) 江青陈伯达在中央直属文艺系统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12
114) 中央首长接见广东地区两派代表时的讲话 1967.11.14
115) 江青给戚本禹的信 1967.11.20
116)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11.27
117) 中央首长接见北京红代会成员时的讲话 1967.11.27
118) 谢富治在北京工代会传达周恩来江青对抓“五·一六”的指示 1967.12.4
119) 中央首长接见宁夏军区及“总指挥部”等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1967.12.29
120)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 1968.1.28
121) 中央首长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驻京部队文艺系统代表时的讲话 1968.2.21
122) 中央首长接见首都大专院校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时的讲话 1968.3.11
123) 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的指示 1968.3.15
124) 中央首长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时的重要讲话 1968.3.18
125)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汇报代表团暨江苏在京学习班的讲话 1968.3.21
126) 中央首长在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68.3.24
127) 中央首长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1968.3.27
128) 江青接见湖南赴京汇报团时谈张平化 1968.3.30
129) 周恩来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时的讲话 1968.4.4
130) 周恩来江青听取铁路会议代表汇报时的插话 1968.4.5
131) 江青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郑山问题的批示 1968.5.21
132) 中央文革接见钢琴伴唱《红灯记》演员等革命文艺战士时的讲话 1968.6.30
133) 中央首长接见新疆代表团的指示 1968.9.2
134) 江青在庆祝全国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大会上的讲话 1968.9.7
135) 中央文革碰头会领导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1968.9.14
136)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8.10.17
137) 江青对中国京剧团等单位部分人员的讲话 1969.5.13
138)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接见文化组成员时的讲话 1970.10.30
139) 江青同中联部外交部一些同志谈《水浒传》及宋江 1973.2.22
140) 江青观看歌舞演出的讲话记录稿 1973.6.24
141) 江青看《半篮花生》等样片时的讲话记录稿 1973.7.28
142)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1973.7.28
143) 江青接见刘诗昆等人时的讲话 1973.8.5
144) 江青听取上海乐团音乐会时的讲话 1973.10.29
145) 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1974.1.12
146) 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1974.1.24
147) 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讲话 1974.1.25
148) 周恩来江青在新华总社学习班上的讲话 1974.1.27
149) 江青给河南郏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1974.1.28
150) 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1974.1.28
151) 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1974.2.10
152)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1974.6.19
153) 江青对领事级以上外交干部的讲话 1975.3.0
154) 迟群传达的江青的电话指示 1975.4.4
155) 江青写给全国农业专业工作会议代表的一封信 1975.7.2
156) 江青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 1975.9.12
157) 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1975.9.15
158) 江青对北影长影等单位电影创作人员的谈话 1975.9.18
159)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 1976.3.2
160)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1976.10.1
161) 附录:江青著作目录(不全)
补遗:
01)周恩来江青谢富治关于贺龙问题的讲话 1967.08.02
02)江青接见文艺口同志的谈话中有关清查“五·一六”的内容 1969.08.14
03)周恩来康生江青接见中央直属系统文化部学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讲话 1970.01.24
04)江青在中央乐团音乐会中间及演出后的讲话记录稿 1973.07.01
05)江青谈影片《简爱》1975.08.11
06)江青对墨西哥影片《在那些年代里》的补充意见 1975.08.15
江青于1937年8月底到延安,第二年11月19日与毛泽东结婚。那么,她与毛泽东相识是在何时何地呢?
有一次,江青接见美国女记者维特克时谈到,1937年8月她从西安往延安进发,途经西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时,与毛泽东相识。她说:
当时,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正在洛川开会,我甚为惊慌,深恐在他们面前昏倒,但仍决心会见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他们全体都出来迎接我(对著名的文化人,平常都是这样盛大的欢迎也说不定),我心想绝对不能在他们面前昏倒,一定要挺身而立,还好,我和他们都握了手。后来听说,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1993年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巨人毛泽东》一书对江青毛泽东相识的情况是这样记述的:
她当时搭乘红军总部送大米的军车到达洛川。她和其他来自上海的人一起见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和60年代的“文革”期间风云变幻的政治伴侣关系。当时毛正驱车赶回延安,江青正好站在毛后面的卡车上。
有关江青进入延安、与毛泽东结婚以及婚后生活的评述,多少年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应该说,这些评述中的相当一部分存在着“先入为主”之嫌。具体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为作为观察基点的,故很难用“深刻、全面、客观”加以形容。鉴于此,本文将根据所掌握的资料,截取江青及其与毛泽东婚姻史上的一段,即1937 年底江青进入延安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作为考察时段,对江青入延安的动机、与毛泽东结婚及其婚后生活等相关的各种观点进行综合分析、评介,并阐述笔者的一点看法,为深入开展对江青的研究提供参考。
今天4月5日,又是一年清明节。想起40年前1968年的清明节,那一天我曾拍摄记录枪毙“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的一组照片,他们两人油印散发一张16开的传单,因该小报取名《向北方》,被指为“一心响往北方的苏修”,并指其内容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现将我当年拍的部分图片发到博客上,供博友网友借以反思那场可怕的文化大革命。
目击枪毙巫炳源、王永增
图.文/李振盛
1968年4月5日,清明节。这一天我拍摄了一组枪毙七男一女的照片。这个女人与其情夫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包括这两人在内的六人是普通“刑事犯”。另有两个人是重要的“政治犯”——“反革命集团主犯”巫炳源、王永增。
巫炳源、王永增当时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的技术员(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师),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1968年1月1日他们在街头散发张贴一张传单,这是一种用腊纸刻钢版油印的16开小报,报名为《向北方》,这被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解释为 “一心向着北方的苏修”。当年的党报一律在报眼位置上印“毛主席语录”,他们俩油印的小报也照此办理,在这张《向北方》小报的报眼上印了“毛主席语录”,是一段文革中人人都能熟背下来的“最高指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在这段语录下边又加上了两句话:“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允许任何人篡改和代替。”这被解释为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此事件被定为全省重大的“6811反革命案件”,发动群众限期破案。很快便破获。当时就有人私下议论,千错万错就错在这两个人因有文化而太有思想了,太忧国忧民了,否则也想不出后边那两句话。
在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的数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军管会负责人对他们当场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的罪名是“反革命集团主犯”。其实,这张小报从刻钢版到油印,再到街头散发张贴,只有他们两个人,不存在任何从犯,而这两个人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 ”,都是“主犯”,全判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当巫炳源听到“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时,他仰天长叹,大喊一声:”这个世道太黑暗了!”随之便紧紧地闭上了眼睛,在宣判大会后的游街示众,直到押解到刑场枪毙时,他至死都没有再睁开眼睛。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采用闭眼赴死的方式作最后的抗争,以此表示不管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个世道”都是黑暗的。
这8个人的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押到卡车上,经过市区长时间的游街示众以后,开赴哈尔滨西北郊外黄山火葬场相距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他们一字排开,双手被反捆,并被强迫跪下,然后由8名军人持枪站在十余米的距离,从脑后被开枪把他们打死。当行刑者退下之后,几个负责执法检验的人立即上前,扯着遭枪击而东倒西歪的尸体的双脚向后拉,摆成整齐的一排,再一一检查每个犯人是否一枪毙命……
我知道,当时的报纸对这类新闻事件只发表文字消息,绝对不会发表刑场照片的。报社领导也没有派我去采访拍照,事后要是知道我又私自拍“没有用的照片”,一定会找我谈话,严肃批评我“浪费公家胶卷”。当时我是一名27岁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出于新闻摄影职业的好奇心,凡有这类事件我都前去记录下来,也许这会成为社会历史碎片,以供后人研究。这一回是公安局军管会的摄影通讯干事到报社摄影组,说他们将有一次处决8名犯人的事情,问我们想不想前去采访?我所在的摄影组另外四位资深记者都说,这类照片不能见报,拍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心里很想去拍照,但嘴上不敢说,在送这位公安摄影通讯员出门时,悄悄对他说我想去,让他到时候把车停在报社对面的交警岗亭旁边接我一下。我又一次背着报社领导和摄影组同仁,自作主张地跟随公安局军管会的车队先去参加游街示众,最后到了刑场,从头到尾完整拍摄了几十张游街示众及行刑枪决的连续性画面,还忍着枪毙后脑浆崩裂的浓烈血腥气味,近距离拍了刚刚失去鲜活生命的尸体特写。由于当时我使用的”莱卡M3″相机上只有35毫米的一支广角镜头,必须靠得很近很近,因此能闻到剌鼻的血腥味和脑浆的气味。
当天,我从刑场回到报社没敢马上冲洗胶卷,生怕同事们看到这些底片,他们当中有的人每次看到我拍那些属于“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没有用的照片”,就会背地里向主管摄影组的总编室副主任“打小报告”:“李振盛又去拍没有用的照片,浪费公家的胶卷。”领导则会找我谈话作批评。这次我是在他们都下班回家了,晚间一个人钻进暗房里去冲胶卷,赶紧把湿漉漉的胶片放进烘干箱里用电风扇吹干,收起来藏到我用的资料柜在抽匣最后边特制的暗层里保存起来。
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无法忘却这些人的脸。那时,我虽然已经结婚三个月了,但是我和妻子还没有分到房子,两人仍分开来住在与家属混居的简易筒子楼的单身宿舍里。这个宿舍里几十家人共用的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半夜里,我需要起来小便时,总是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闭着眼睛往前走,试图作到不要碰到走廊两边各家摆在门口的鞋子和杂物,还努力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要想到那些被枪毙的人,更害怕想到那股让人恶心的血腥气味。其实,当提醒自已“不要想”的时候就是已经想到了。
原先,我很愿吃报社食堂的一种东北地方菜——“血豆腐”,自从这次刑场经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看到食堂里的“血豆腐”,就感到想呕吐,因为这种血豆腐是红色,而且是胶状的,一看就会产生联想。
后来,每当我在暗室里昏暗的红灯下放大这些被打死的人的照片时,总是默默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变成鬼魂的话,请不要来找我。我只是想要帮助你们,我拍这些照片是在记录历史,我要让人们知道,你们是被冤枉的。”
直到2000年,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在纽约与我合作编辑《红色新闻兵》画册和我的环球影展时,他希望我能亲自放大自己当年拍摄的这上千张照片。为此,当我在家里搭起暗室放大这些照片时,我的心里仍然在默默地这么说。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 一冰”相称。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
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
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
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归侨共产党员冼星海在苏联重病,林彪见死不救,李立三刚出狱却热情相助。
冼星海(1905年6月13日-1945年10月30日),曾用名黄训、孔宇,广东番禺人,出生于澳门,是中国现代作曲家、钢琴家,于1939年所作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科隆东亚系举办的中国纪录片节上,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我虽死去》是其中最具有震撼力的一部影片。这部拍摄于两年前的纪录片其实应该成为中国人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一部经典影像教材,就像“文革博物馆”不应该只存在于呼吁中,而应该落成并成为反映中国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面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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