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1974年死于一场医疗事故，虽然此事当时就有了调查结论，但在张春桥的主使下，上海又成立了一个“调查组”，调查张佩瑛的死因。结果，46人被私自秘密审查了，其中，15人被立案审查，31人被一般审查。
“红房子医院”出了非常事件
“红房子医院”是上海一家享有颇高知名度的医院，坐落在上海市区南面闹中取静的方斜路上，它的实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
据叶永烈《张春桥传》记载，1974年3月30日上午，这儿出了非常事件。
三楼手术堂，医生们忙碌异常。据现场记录，当时拥立于手术室的医生，仅本院的便达33人。
虽然在上午十一时，病人已开胸进行心脏按摩，仍毫无起色，抢救无效。可是，在场那么多人，谁也不敢第一个开口说：“停止抢救。”一直到下午3点20分，这才由市官员发话：“结束抢救！”
“红房子医院”突然出现的非常事件，还惊动了“康办”，就是设在上海康平路上的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徐景贤打电话给张春桥，汇报了“红房子医院”里的情况，当时，张春桥做了三点指示：
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
不要去整出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
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告诉母亲，以免她受不了。不过，估计也瞒不了多久……
事件主角——张佩瑛
死者究竟何人？原来她就是张春桥的胞妹张佩瑛。张佩瑛有三兄三弟。张春桥为长兄。她是七兄妹中惟一的女性。
自从张佩瑛猝然死于手术台，尸体在冷库中延宕多日，以致变形，这才终于决定火化。1974年5月5日，追悼会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隆重举行。数百人接到通知，到那里肃立，聆听悼词：
“张佩瑛同志，生于1928年3月，山东济南人。1948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助产士、助产士长、团总支组织委员、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1970年起任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民兵连政治指导员等职……终年 46岁……
张佩瑛的遗体，终于推进火化炉。人们也渐渐淡忘了这一非常事件，以为追悼会为非常事件画上了休止符。
成立“调查组”调查张佩瑛死因
这件事却远还没有结束。
上海某单位的“文革”档案里有一份关于张佩瑛死亡事件的文件文件。
发文日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
密级：绝密。
标题：《关于上海市委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私自组织张佩瑛死因调查组的情况》。
在张佩瑛死后，有一个“调查组”曾在上海调查张佩瑛的死因，秘密调查、秘密审讯、秘密立案、秘密关押。调查组是由一批“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嫡系部队”组成。调查组名单由“造反司令”王秀珍拟定，与马天水、徐景贤讨论决定，上报“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批准。
调查组内分三个小组，各小组只与组长保持单线联系，组长则直接与“马徐王”联系，外人莫知。就连上海市公安局，也不知道有这么个调查组——组内没有一个公、检、法成员。因为王秀珍说过，“对上海市公安局不放心！”
调查组对外的牌子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那份“绝密”文件透露：
“调查组一成立，就宣布了三条组织纪律：
“一、凋查组情况不得向调查组成员所在单位的领导汇报；”
“二、调查情况不准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属讲；”
“三、工作要抓紧，情况要一天一报。”
“市委马、徐、王还规定，调查组直接由他们领导，别人不得过问，严格保密，情况只向他们三人及市委办公室张某汇报，搞得非常神秘。”
“绝密”文件谈到了两个“绝密”的例子：
“成立这个调查组是极为神秘的，连市革委会、市委常委都不知道。有一次，由于牵涉一个普陀二中的教师，要到那里去了解情况，我们就直接去找当时普陀区委书记杨富珍同志。她是市委常委，一点不了解这件事，更不清楚我们这个调查组……”
“又有一次，有一个情况要到北京调查，徐景贤就专门作了指示，对北京市委要保密，千万不能对他们讲为了什么事来调查，只是说一般人事调查。去北京的介绍信，也不用上海市委、市革委会的铅印介绍信，而用单独打字的专门介绍信，徐景贤在上面签了字……”
那一箱近千万字的档案，是调查组秘密活动的内幕的详尽记录。令人震惊不已的是，他们竟私自秘密审查了46人，其中立案审查的达15人，一般审查31人。
那么，张佩瑛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1974年3月27日，病史记录：
“张佩瑛，女，四十六岁。因月经不正常八个多月，反复发作腹痛及低热四个月。经妇产科检查，子宫左上方有一硬质的肿块，有压痛，于二月二日入妇产科医院。经采用中西药抗炎和一般支持疗法后，热度消退，但肿块未见缩小，反有增大。腹痛仍反复发作，并有加剧。经院内外大会诊，认为盆腔肿块性质不明，虽经积极治疗未见好转，故决定三月三十日将进行子宫及肿块切除手术。”
3月12日、3月27日，由上海第一医院党委负责人亲自主持，请来名医，为张佩瑛进行两次大会诊。3月30日，为张佩瑛动手术的日子终于来临。
结果，这次手术失败了。下午3点20分，医生们离开了手术台。当晚，经过医生们的分析，讨论，初步确定了张佩瑛的死因：
“所用的硫苯妥钠和司可林两药，或过敏，或变质，发生毒性的作用。也有人提及了肺栓塞的可能性。”
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连夜写出了《关于张佩瑛同志在手术麻醉过程中不幸死亡的情况报告》，当即打印，直送“马徐王”：
“市委：
我们沉痛地向市委报告，春桥同志的妹妹张佩瑛同志于今日(三月三十日)上午八时二十分在我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手术麻醉中，突然发生心脏变化造成不幸死亡……”
手稿送去打印之际，“春桥同志的妹妹”一句被删去了。
4月1日，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关于张佩瑛死因联合调查组便成立了，好在这个调查组的活动是公开的。
一医病理教研室教师和上海瑞金医院病理医师连夜解剖张佩瑛尸体。解剖结论：
“病理检验发现内脏淤血、全身水肿等病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内脏微血管严重扩张，管腔空虚，含血量少。上述变化反映了全身血容量的不足以及循环衰竭的存在，并由此而促进了休克的发展和脑疝的形成，以至抢救无效死亡。”
4月2日。上海药物检验所。紧急任务。查验不知名者的腹水、右胸水、小便以及手术所用葡萄糖复合液。结论：
“均未检出氰化物、亚硝酸盐、巴比妥类，排除以上毒物中毒。”
4月3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紧急任务。已用过的一支硫苯妥钠空瓶和一支司可林空瓶，要求提取瓶中残液与未用过的同类注射剂比较。
红外光谱分析。紫外光谱分析。层析法分析。
结论：“药品性质一致。”
4月3日下午。
专家云集一医，讨论、分析张佩瑛死因。会议记录：众多的专家反复讨论药物过敏的问题，但是新华医院麻醉科医师提及了可能是笑气中毒导致死亡。
4月6日晚。妇产科医院做了动物试验。结论：
“动物实验，证实了新华医院麻醉科的推测是正确的——患者死于笑气中毒。”
4月7日。中山医院。
调查组与张佩瑛手术的主刀医生方兆麟谈话。
4月8日。中山医院。
方兆麟承认了错误，写出了检查。张佩瑛死因大白。
经过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用气相色谱仪测定，由于误装了笑气、以致输出的氧气中，笑气含量高达96%，而氧气仅占4%。于是，给病人输氧气，变成了输笑气！在抢救时，越是想多输氧气，结果输入的笑气越多。张佩瑛之死，便是死于笑气窒息。
方兆麟被关入秘密监狱
随后，方兆麟被关押在中山医院的动物实验室里，欲死未成。
十几天后，一辆越野车把他送往上海西郊哈密路，投入秘密监狱。
在“大揭大议”中，调查组又查出“张死事件”绝不是“孤立”的：在“张死”之前，护士葛薇君为张注射庆大霉素，“发生损伤下肢神经，造成活动障碍事故”；护士范宏茅为张灌肠，“发生烫伤肠粘膜事故”……于是，这两位护上被免去护士职务，一直做勤杂工……
“张死事件”波及面越来越广，调子越喊越高。在秘密档案中，有一份华山医院的情况反映材料，内中写道：
“在华山医院，要大揭医疗事故，大抓医务人员中的事故、差错，这是一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
“事故不仅医生有、护士有、公务人员有、行政人员有，连食堂炊事人员也有，到处都有！
“要大抓、狠抓、大揭、大批、坚决斗、坚决批。”
弄得医务界人人自危，处处弥漫着“阶级斗争”的火药味……
而对调查组的高压，方兆麟始终没有承认过“谋害”张佩瑛。他写下了这样的信：
“调查组的同志们：
“我再一次表白，在张佩瑛死亡事故上，我绝对没有故意去陷害她。请审查……”
周恩来当面质问张春桥
1975年11月7日，被关押了十八个月零四天的方兆麟医师，突然接到看守的通知：收拾东西！
三天之后，方兆麟被送往位于上海郊县奉贤的上海市卫生系统五·七干校。在那里，他虽然连一名“五·七战士”的资格都够不上，被迫“边劳动，边交代”，但是终究比秘密监狱中的囚笼生活要松宽得多。
方兆麟在奉贤劳动了近一年，直至他听说张春桥倒台，才回到了上海……
原来，方兆麟多年参加高干医疗小组，结识了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当这位保健医生得悉方兆麟受到秘密调查组的政治迫害，便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
一次，周恩来跟张春桥谈完国务院的工作之后，顺便提及了张佩瑛事件。周恩来说：“在医务界，出医疗事故是难免的，医生要吸取教训。但是，因为死者是你的亲戚，你就那样做，恐怕不妥。”
张春桥不得不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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