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南海“黑旗事件”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在“黑旗事件”发生时，毛泽东认为，这是一起颠倒黑白的“八司马事件”。
田家英：要有决心坐冷板凳
林克，从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后兼顾国内问题，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之久。林克初到毛泽东身边时，年仅28岁，在毛泽东身边被称作秘书的圈子中，差不多是最年轻的了。
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最多时也不过三人，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政治秘书。机要秘书主要负责文件的收发、登记、保管，会议的通知，外宾、来客的接待等等。政治秘书主要负责筛选文件，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供他参考。林克属于后一种。
在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先找到了林克。“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
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苏联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中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在疏散之前，刘少奇就已病重，没过多久，刘少奇就客死疏散地开封。
单独通知被监护对象
1969年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刘少奇病逝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是单独通知的。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中顾委”这个早已不再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机构，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坐标。在文革结束六年，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拉开序幕之时，“中顾委”是确保中共政局由老到新平稳过度的重要策略，邓小平和薄一波的联手则是确保了这一策略最终完美实施。
邓薄联手 解决元老干政问题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干部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
“所以，我们需要顾问委员会来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二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的话，就要10年。”
1982年9月邓小平开始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当时的邓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很难顾及中顾委的日常工作。
在邓小平推荐下，薄一波担任中顾委副主任，主持中顾委的日常工作。此前的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你不是喜欢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二十六年了，我比你住得还长，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84岁高龄的邓颖超之手。1988年4月，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之际，邓颖超睹花思人，写了这篇散文，题为《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怀念逝去12年的周恩来。他们在“五四”运动中相识天津，并不是一见钟情，却在一生的相伴中逐渐积淀成深沉的爱。
周恩来的真情流露
曾任周恩来秘书的纪东回忆说，1969年末的一天，邓颖超感冒，头痛发烧。晚上9时左右服过安眠药以后，邓颖超先坐在沙发上休息，保健护士小许出去倒洗漱水。没等小许回来，她便自己向床边走去，哪知药力发作快，她走到床边时，险些跌倒。幸亏小许回来得及时，忙把邓抱住，搀扶她坐到床边，同时按电铃叫服务员高云秀帮忙。
这时邓颖超已进入昏睡状态，身体瘫软。高云秀来了仍不放心，便急匆匆叫大夫。当时周恩来正在客厅吃饭，看见高云秀从他面前跑过，立即扔下筷子快步奔向邓颖超的卧室，三步并作两步冲到床边。一见邓颖超“昏迷不醒”，情急之下，俯身连声疾呼：“小超！小超啊！”
纪东在书里说，上面的这件事，他是事后才听说。但他却亲眼看到过周恩来和邓颖超亲吻的场面，可能也是人前唯一的一次“亲吻”了。
老头子，你得亲我一下
1969年9月3日，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战仍在继续，大家都为周的安全担忧。毛泽东对其安全也非常关心，周恩来平安返回北京后，王海容给我们打电话说，“毛主席得知总理安全返京，老人家让王海容、唐闻生与他一起向南三鞠躬，以示祝贺。”
邓的担心更是可想而知，但她仍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得知丈夫的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并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那天所有在家的人都聚集在客厅迎接周恩来的归来。周一进门，邓就急匆匆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快步上前，边走边说：“哎呀，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顿时目瞪口呆。
纪东回忆说：“周恩来哈哈笑着，把邓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周深深地在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旁若无人。大家对大姐以这种方式迎接总理既感到惊奇，又兴高采烈。”
周恩来曾经说过，邓颖超对他的爱是“热情和理智交织着”。也许正是因为用热情和理智交织着爱，他们才能像西花厅的海棠一样，历经春夏秋冬，云卷云舒，依然年年绽放，满树繁花，摇霞映雪，岁岁芳华。而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最遗憾的恐怕就是没有亲生的孩子。
我也有一个亲生儿子
1972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和国务院的几位官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情况汇报。会后，和往常一样，只要周不离开，几位官员都陪他再坐一会儿，有时说说国务院的工作，有时随意闲聊一会儿。这次大家说着笑着，又回到计划生育的话题上去了。
说着说着，周恩来突然问在场的几位领导:“你们知道吗？我和邓大姐也有一个亲生的儿子！”没等大家回答，周接着说道:“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革命，大量逮捕、屠杀共产党人，我和许多共产党人被通缉。当时，邓大姐在广州，正好临产，因为孩子太重，有9斤多。”
周恩来与邓颖超
周说着还比划了一下：“有这么大！结果三天三夜没生下来，当时的技术还没法进行剖腹产，只能用手术钳协助，因为用力太大了，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有活下来，夭折了，我也没有看到一眼。”说到这儿，他脸上充满了凝重和伤感。
每个人都静静地听着，不敢说话。过了一会儿，李先念站起来说：“总理，今天不早了，您休息吧。”“好，休息！”周答应着，起身往西花厅走去，他的心情已经恢复了平静，大家分头散去，谁也没再说什么。
周恩来爱孩子，也希望有自己的亲生儿女，据说他和邓婚后不久，就因为孩子问题对邓大姐发过火。
两人结婚不到两个月，邓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自己和周恩来孕育的第一个小生命，给21岁的邓颖超带来的不是兴奋和甜蜜，而是担心和慌乱。她到广州不久，又刚刚入党，工作尚未完全打开局面；周恩来则整日奔忙，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小家庭。左思右想，邓颖超自作主张，上街买了点药把孩子打掉了。
一个多月后，当邓颖超与周恩来再次见面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把自己怀孕和偷偷打胎的经过告诉了丈夫。在她眼里，他一直是温柔、随和的。相识6年来，从未见过他发过火，这一次，她总算见识了。
周恩来对妻子勃然大怒。指责道:“你怎么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力把他随便扼杀，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绝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太轻率！”
邓颖超只好耐着性子听着，不住地道歉。直到周恩来一通火发完，她才轻声说:“我知道错了，是我轻率、幼稚，还不行么？”周恩来后来就不再说话。
周恩来体现了旧中国文人文雅、礼貌和谦逊的品质，然而他也用这些品质来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这使得他后来成为一个受争议的中共领袖。我们只能从一些细节中慢慢的去还原这个多数时候温文尔雅，却也能在关键时刻理智冷酷的人
“毛泽东不可能绝对权威”
林彪坠机无疑是中共建政以来不可忽略的大事件。按照中国政府的官方说法是：林彪试图逃往苏联，也许他是希望说服俄国人对中国进行干预。但他乘坐的那架飞机当晚就在蒙古坠毁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他的官方报告中所说的，林彪“背叛党和国家，像叛徒一样投向苏修的怀抱”。
不管怎么说，林彪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都松了一口气。而兴高采烈的德国大使在大使馆举行的一次宴会上不顾外交礼节地向周恩来祝酒说：“周恩来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件好事。”大部分中国人心中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然而，马上有谣传说，由于广东省的一些高级将领因他们的亲林倾向而迅速遭到清洗，因此广东省可能要分裂出去。
毛阿關
中共成立後，進行過多次「路線鬥爭」，每次「鬥爭」都會把一個人、數個人或更多的人拉下馬來，批倒批臭，黨史上也會隨之將被打倒的人定為「反面人物」。「文革」結束30多年了，隨著時間的遷移，對「反面人物」的評價也出現了變化。本文擇其主要人物，敘述如下。
陳獨秀 原來說他是託派、漢奸、右傾投降主義分子，似成鐵案。現在，他的漢奸帽子摘掉了，託派問題也得到了合理的說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先改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再改正為「右傾錯誤」。《毛澤東選集》中關於陳獨秀的註釋也得到了修改。
張聞天 先是推倒了他「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罪名，他的廬山會議發言又被肯定為反對「左」傾錯誤的代表作。近年來他在遵義會議後被推選為總書記的史實也得到了確認。
李立三 過去一提他就是「立三路線」（「左」傾路線）。現在的評價變了，他成為對中共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不僅是安源大罷工的主要領導人、「五卅運動」的總指揮，還是南昌暴動的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之一。
項英 原來只講他在皖南事變中的錯誤，現在對他在三年遊擊戰爭中和領導新四軍時的功績都給予了肯定，對他在皖南事變中的錯誤也給予了恰當的評說。他向延安發電報不同意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膽識，尤其受到了人們的敬佩。
王明 過去人們只知他是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路線的罪魁，又知道他後來投靠了蘇聯，而蘇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被視為敵國的。但現在人們又知道，他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而《八一宣言》曾影響了張學良等許多國軍將領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博古 過去多將他與王明並提，曾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現在，又知道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不僅勇於承認錯誤，還與毛澤東一起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共。
凱豐 因為他在遵義會議上沒支持毛澤東，故而長期成為中共黨史教學中捱批的人物。現在人們知道，凱豐後來認了錯，並與毛澤東、博古一起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
夏曦 他過去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在蘇區「肅反」中「左」得出奇，殺了包括胡慎己、潘家辰、萬濤、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紅軍高級將領在內的大批紅軍將士。現在，史學界對夏曦則給予了「兩頭好，中間錯」的評價。「中間錯」即搞「大肅反」，「兩頭好」是他的歷史功勛。
饒漱石 過去人們只知道他是「高饒反黨聯盟」的重要人物，現在，他在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時的工作成績、在新四軍中的地位，都得到了肯定。
林彪 既是開國元勳，又是「反革命集團」案首犯。「文革」中罪惡滔天，不知傷害了多少人，「九一三事件」後更被全盤否定。但近些年來，林彪在中共歷史上頗有戰功的一面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在中共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位軍事家中，林彪居其一。2007年，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舉辦的「紀念建軍八十周年」展覽中，林彪作為十大元帥之一，他的大幅照片被掛了出來。
黃永勝、謝富治 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二人在「文革」中皆劣跡昭彰，但因在軍史上戰功赫赫，所以在上述紀念建軍八十周年的展覽中，他倆作為上將，其大幅照片也被掛了出來。
邓小平和周恩来相识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期间，此后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文革”中，邓小平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后，周恩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后又竭力创造机会为邓小平复出制造舆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最后终于使邓小平得以复出。邓小平复出后，病重的周恩来又推荐了邓小平做自己在国务院的接班人。邓小平说：“我一直把他当做兄长，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最长。”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那一个黑色的可怕瞬间……在河北省唐山市的地壳下12公里深处，长期集聚在这里的巨大能量骤然爆发，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城市底下猛烈爆炸。在唐山这座著名的工业城市被地震化为废墟的同时，北京中南海红墙内的毛泽东正在承受着疾病的巨大折磨，他于病榻上签署了生前的最后一个文件——
唐山大地震，不仅是“盖中国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也是迄今为止400多年世界地震史上最为悲剧的一页。
据不完全统计，唐山大地震造成242，769人丧生(包括天津等受灾区)、164，851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15，886户家庭解体、7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675位、孤儿4204人、数十万居民转眼变成失去家园的难民，全国人民被投入到巨大的悲痛之中。
首都北京也遭严重波及，许多老旧民房倒塌，故宫大殿前用汉白玉雕刻的巨龙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震裂的痕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塔尖五星被震落。就连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也未幸免，同样遭到唐山强烈地震的袭击……
革前夕，罗瑞卿身兼数职：公安部部长、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是一个掌握军权、政权和最高保卫权力的人物。但他在周旋于中共政要的过程中，显得不够老练，被毛泽东和林彪同时猜忌，这就注定了他被打倒的命运。
1965年11月底，林彪的夫人叶群携带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李作鹏、吴法宪等人所写的11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杭州向毛泽东告状。12月1日清晨，毛泽东召见叶群。叶群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后，讲了4小时零55分钟。毛泽东听完叶群的汇报后，觉得收拾罗瑞卿的时机已到，遂决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罗瑞卿。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叶群作了近10个小时的发言，指责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称罗瑞卿“篡军反党”，要夺林彪的权。
叶群发言以后，会议决定把正在云南边境勘察地形的罗瑞卿召到上海。周恩来奉命给罗瑞卿打电话，要罗瑞卿12月11日到上海。周恩来对罗瑞卿说：“会议内容在电话上不好讲。”
著名集邮家吴凤岗先生曾经几次讲过：他曾到英国接收一批国民党留下的邮票档案，其中有数百枚红印花原票，可惜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但问到为什么要烧，烧了多少，烧了那些，吴先生却不肯多讲。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文革时的形势说起。
销毁邮票的历史背景
文革期间，集邮等活动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而遭到指责，集邮活动日趋冷落。1968年9月，江青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邮票发行工作和集邮活动进行了责难。随后，邮电部军管会对集邮工作采取了进一步取消的措施。1968年12月，邮电部通信组召开邮票工作会议，传达了邮电部军管会的指示：今后集邮不搞了，集邮本身就是投机倒把,玩古董；在国际上，有人利用这点搞特务活动。江青的责难和军管会这种否定集邮活动的论调，是直接导致大规模销毁邮票的主要原因。
另外，1969年中苏局势紧张，毛泽东在“九大”上提出准备打大仗，全国进入备战状态，许多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内地迁徙。而且在国务院发出清理，转移档案的指示后，邮票厂也对档案进行了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清代邮票及中华民国，伪满，伪北华的邮票，如“大元帅邮票”，“烈士邮票”，蒋介石头像邮票等属于封资修的反动东西，自然不能保留。
1976年初，一条“周恩来遗嘱”半明半暗地广为传播。多年后，大家始知这份“遗嘱”是是杭州汽轮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伪造的。周恩来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他留下的只有一张白纸，叶剑英在接到这张白纸的时候说：“他一生顾全大局……”
李君旭伪造“周恩来遗嘱”
李君旭曾出版作品集《遗言：震动世界》，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他伪造的“周恩来遗嘱”。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批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的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 ……
纵观中国现代史，毛泽东的识才智慧和驭人之术可谓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这么说并非对他老人家不敬。驭人术并非只是帝王之道，皇家专利，领袖也是需要的，这是一种超人的智慧和谋略，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度，没有这种智慧是打不下更坐不稳江山的。
从古到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明日到我家”是很多人的信条，特别是对和自己一同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老兄弟，如何驾驭实在是难倒了许多雄主。毛泽东无疑是深谙其道的伟大人物，最会平衡各种矛盾冲突和利益关系，而且看人的眼光非常独到（文革以后的事情不算）。
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点评一下毛泽东对几位开国元帅的考语，便知所言不虚。
称朱德是“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自从井冈山会师后，朱德就成为解放军偶像级的人物，各个时期担任总司令，与毛泽东的配合相当默契。朱德宽和忍让、纯朴谦逊、忠厚绵长，毛泽东对他赞誉有加。
称彭德怀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但打天下绝对是猛将。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是依仗彭德怀这样的“大将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八大样板戏之一，在剧中，贫农杨白劳欠了黄世仁的债，被逼死，女儿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喜儿逃脱后躲进深山，三年后头发全白。在情人所在的中共部队的帮助下，喜儿重返家乡报仇雪恨，黄世仁被当场枪毙。但是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说，该剧开始演出时，并没有当场枪毙黄世仁的剧情，后来是按照刘少奇的意思改动的。
中共的西北战地服务团1945年，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并带回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的有关“白毛仙姑”传说的记录本。其内容叙述了一个被地主迫害的农村少女只身逃入深山，在山洞中坚持生活多年，因缺少阳光与盐，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果，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她得到了解放。
1945年，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五幕歌剧歌剧《白毛女》问世，同年4月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演出。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等作曲，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主题，在延安演出三十多场。
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即1945年4月28日，《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来自全国的527名正式代表、908名列席代表以及延安各机关的领导观看首场的演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中共高层也出席了首演。
当时延安还没有演完戏领导就上台接见演职员的习惯，一般都是全剧终了时，观众鼓完掌就走人。但这次却破了例。演出结束后，周恩来等人走进后台，向剧组表示祝贺。当周恩来得知整个剧组只有主演喜儿的女演员王昆一个人因唱段太多，才能享受吃两个生鸡蛋的待遇时，立即说：“同志们那，你们真是太辛苦了！真是对不住你们啊！将来我们有条件了，一定改善大家的生活！”
首次演出后的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派专人来向创作《白毛女》的鲁迅艺术学院传达中央领导的观后感。主要有三点，第一，主题好，是一个好戏，而且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成功，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
中央办公厅的人还就第三点意见做了专门的解释：“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这个问题。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同志们，我们这样做，是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呀！”
中央办公厅的专员当时没有明确这是哪位领导的意见，直到很久之后演员们才知道，这实际上是刘少奇的观点。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六七年，全国到处都时兴建造大型主席塑像，广场、车站、学校，凡是宽绰的地方都会有人张罗建上一座。建塑像的确是群众捐款，无人摊派，只是派性斗争时，由哪一派承建关系重大。
某大学有两派，一派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人称思想兵；另一派则认为毛泽东的伟大已经超过了马恩列斯，在新的最高级词汇尚未上市之前至少应该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人称主义兵。派性斗争有如早年红军与国民党的拉锯战，时而思想兵占上风，时而主义兵占上风，风向标主要取决于两报一刊又发了有利于哪一派观点的文章。建塑像时，恰值思想兵占领学校，他们捐款建造了一座5米高的塑像，相对主义兵，顿生许多优越感。主义兵则敌进我退，撤到工厂去了。
六八年，据说毛领袖有个只传达到县团级的讲话：“你们修了那么多塑像，不好嘛，到了晚上，你们回去休息睡觉，留我一个人在那里站岗？我看该拆就拆了吧！”此时思想兵已被扣上反军派的帽子，主义兵完全占了上风。主义兵们常常耿耿于怀的正是那尊没有表达出自己忠心、却表达了对立面的忠心的塑像，他们从心里喜欢接受毛领袖关于拆像的讲话，只等上级革委会的一声令下。
怎么拆呢？颇有些难住了主义兵头目，于是制订一个周密的安排：
1、行动必须在夜间，使影响达到最小。
2、拆像是绝密行动，成立拆像小分队，拆像时间临时通知。
3、拆像时要在各路口实行封闭戒严，不准外人进入该区域，特别要防止思想兵的人进入。
4、事先得缝制大帆布袋……
为什么要缝制大帆布袋呢？原来有人提议，在放倒塑像时，塑像肯定会砸碎，那将惨不忍睹，应该用大帆布袋蒙住塑像，然后用大绳套上，拽倒。这容易令人想起掩耳盗铃的故事。也许还可更省事，让操作者自己闭上眼睛或戴上眼罩，也可达到相似的效果，缝那么大的袋子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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