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文革，文革十年，文革歌曲，文革研究

宋彬彬，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领导人，曾改名为宋要武，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就读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领导人。8月5日，教育工作者，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当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民间普遍认为宋要武和她的死有直接联系。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甚么姓名时，女学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随口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该中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此举引发了全国性的改名风潮，凡有“文”字者皆一律改为“武”字。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民间亦有宋在串联期间在武汉用红卫兵皮带打死一人的传言。

1980年代移民美国，随夫李长春到美国波士顿读书。有胡杰导演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传世，她表示“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阅读全文 » »

卜大华，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之一。1966年5月29日傍晚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十七名学生在圆明园遗址上成立红卫兵的组织。8月26日，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从晚间七点开始，至深夜十二点结束，会中红卫兵以铜头军用皮带欧打教员。1900年曾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传记文学》，1990年第二期）。

阅读全文 » »

聂元梓（1921年4月5日－），“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因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而声名大噪。聂元梓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生平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1934年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1937年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1月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任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市委理论处处长。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聂元梓1959年冬与第一任丈夫吴宏毅离婚，第一次婚姻持续15年，育有3个子女（吴于1968年死于心脏病发）。1966年1月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结婚，婚姻维续不到一年。

阅读全文 » »

骆小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领导人，是红卫兵组织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就读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宣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者。1966年5月10日发表《从我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5月29日，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张承志、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学生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开会，与会中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使用“红卫兵”这个笔名来一致署名大字报。后来5月29日被称为“红卫兵成立日”，“红卫兵”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的意思，起源于最早由张承志使用的笔名，6月2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1966年秋天退出文革组织。骆小海事后回忆“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曾为《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作序。

阅读全文 » »

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江苏滨海人。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生平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叶林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百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百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蒯大富当场投入毛泽东的怀中痛哭。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入狱服刑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出狱以后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再不敢以本名示人，亦对接受媒体采访充满疑虑。表示承认自己文革中的过错，但不接受判决书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指控。

阅读全文 » »

韩爱晶（1945年9月14日—）江苏涟水县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韩爱晶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阅读全文 » »

薄熙来（1949年7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定襄县人，在大连市担任市长及市委书记后，任辽宁省省长。现在担任中国商务部部长。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生母胡明是薄一波的第二任妻子，曾做过薄一波的秘书，在文革期间自杀。

简历
1968年1月参加工作。曾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做过工人。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后获学士学位。
198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中共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金州区委书记，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大连市副市长，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
1992年任大连市代市长。
1993年起任大连市市长。
1995年6月当选为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
1998年1月再次当选为大连市市长。
1999年9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2001年1月任辽宁省副省长、代省长。
2001年2月任辽宁省省长。同年10月当选为第九届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副书记。
2003年1月当选辽宁省省长。
2004年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阅读全文 » »

地富反坏右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的合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50-70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1966-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运动的主要打倒对象。被打上这一类标签的人也遭受到严重的迫害。而事实上，经过建国初期的多次甄别和镇压，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等制度的建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早已被消灭，而地主、富农等阶级也早已不复存在。即使过去是地主等阶级的人也已改变了阶级和生活形态。但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过去的地主和富农仍然被清算旧账，或者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人被地方当权者随意贴上“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之类的政治标签而受到打击。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起，绝大部分被错误打击和关押的人得到释放、恢复名誉和部分补偿。这个词语也由于其政治涵义使人反感而不再被使用。

阅读全文 » »

工农兵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三个词的合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三个阶层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有革命先进性的阶层。在政治运动的宣传中作为正面褒扬的角色出现，和地富反坏右作为对立，因为常用而成为习惯用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因为这个词所带有的政治意味被人厌恶而不再被使用。

衰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工农兵”一词因为所带有的政治意味被人厌恶而不再被使用。

2007年5月某日《北京晨报》报道，为了改善中国以往恶心恐怖的厕所形象，许多观光区厕所以工农兵作为“形象大使”。例如，有一张贴在厕所墙上的广告，由三名浓眉大眼、精神十足的工农兵紧握拳头，喊著一语双关的口号：“同志们……沖（衝）啊！”借此鼓励民众在如厕之后记得冲水。

阅读全文 » »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历史名词。知识青年本义是泛指有知识的青年或特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通常说的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少数获得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

[编辑] 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被指控搞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曾指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阅读全文 » »

红五类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对某些人的称呼，先是指履历表上出身填写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一群人。后来也泛化到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作为家庭成分（政治身份之一）的特定指称，带有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复杂的、不易为后世所理解的感性意义。

“红”指这五类家庭成员在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层结构上，与执政党、现政权（“红色江山”）的性质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自来红”），是其阶级基础、主体和依靠对象。因而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他们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因为“根正苗红”）；在运动对象的选择、甄别上，享有豁免权。

阅读全文 » »

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以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也以此划上了句号。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有102万乡村医生，其中近70%的人员为初、高中毕业，近10%的人员为小学毕业。

阅读全文 » »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都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阅读全文 » »

造反派是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1.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以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著的表征。

阅读全文 » »

铁姑娘是一个文革名词。意思是用性质坚硬、坚强的“铁”修饰姑娘，是1960年代、1970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或称男性化、中性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也是那个反性感时代的性感。对中国传统之于妇女德容工言须“温柔”“贤淑”的弱女子性别规范，是一种颠覆。其语义与中国古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形象相似，指称女性中可堪与男性媲美的豪杰。但却是从毛泽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意想象中汲取意涵，创造出的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象征性符号。

妇女作为现代工业化的人力资源被动员起来加入劳动大军，1970年代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比重达到28.3% （低于实际的妇女参与劳动率），1980年代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8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是1949年以来重要的社会进步之一。女性被鼓励进入以前由男人从事的重工业、重体力劳动行业—— “三八女子测量队”（“三八女子XX队”成为了固定格式的命名方式）、“三八钻井队”、“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女炼钢炉长、女建筑工、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女子海洋采殖班、女拖拉机手、雷锋女子民兵班、女飞行员……被媒体广为报道，刺激着、塑造着人们的想象。但据研究者调查，女子专业队也多集中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系统和电业局等大型国有企业和基地，不像人们想象（被媒体渲染所诱导、营造）的那么普遍。实际是计划经济下统一调配劳动力造成某些局部、暂时的性比例失调，以妇女从业方式来缓解。而通过组织女子专业队的方式激励妇女做超出她们体能的重、累、脏、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

她们中的风流人物是女劳模李秀英、吕玉兰、郝建秀、吴莲英、尉凤英，第一代知青邢燕子、侯隽，大寨铁姑娘郭凤莲、江水英（《龙江颂》里的女主人公）。梳双辫、留短发，宽肩粗腰，大嗓门，身着蓝色工装（裙子有“小资”嫌疑），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神态活泼开朗；从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忌讳个人情感，“同志”、“战友”取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副肩膀两只手，一根扁担两条腿”，在生产劳动中“誓叫大地换新颜”——江青所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照片就是典型的铁姑娘形象。任何肯定女性身体性征美（秀发、玉肤、红唇、高乳、长腿）的展示都被斥之为“臭美”，把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人体美许给了狐媚的女特务、资产阶级小姐、浪荡堕落女人。

应该看到，1949年以后这一中国社会性别平等的多层次的、分步的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妇女解放，毕竟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部分触及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争取女性的权利，是女权权利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实际道路。但它同时也是牺牲了女性福利换来的。罔顾固有女性生理特点，忽视对妇女生理特点的劳动保护，造成了许多妇女病的发生、遗留。

1980年代大陆学界对这样的政策取向进行了批判性审理。1990年代国家劳动人事部明确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伐木及流放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连续负重（每小时负重次数在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等作业。此时女职工已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初步达到国际公认的妇女劳动保护底线。

阅读全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