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29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庆和大寨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成为当时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场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
1963年底，大庆油田开发成功。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仅花了一年多时间，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一千多万吨，并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搅拌水泥的形象成为当时的光辉经典，他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遍全国。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工业学大庆”主要是学习增产节约、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打井时发生井喷，王进喜不顾腿伤，不顾泥浆烧人，扔掉双拐跳进两米深的泥浆池中，手划脚蹬，用身体搅拌泥浆。另有七人也随即跳进泥浆池中。三个小时后，井喷被制止了。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而王进喜则被烧出大量血泡，全身血肉模糊，一出泥浆池便昏倒在地。
文革期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高潮，也出现了大量的偏向：有的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大庆模式。有的企业想模仿大庆，除生产外也搞农林牧副渔，根本不顾自己是否有客观条件；有的企业把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任意套用，不讲科学、蛮干硬干，造成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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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期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例如“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等。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也解散了很多红卫兵组织的，但这场运动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也导致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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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原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比喻再难的事，拼着一死也敢干下去。出自《红楼梦》第六十八回：“拚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当时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中要求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随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条标语就成为文革初期喊得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流行的说法叫造反精神，或者叫革命行动。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各种大字报就贴遍北京各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条标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又变成支持红卫兵的理论依据。红卫兵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持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信念，要推翻除毛泽东和林彪以外的一切领导人。
“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这个标语，使红卫兵们有足够的胆量去打倒当时的许多领导干部甚至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就被红卫兵小将们轻而易举地拖下马来。
“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精神的概括，红卫兵成为向走资派斗争夺权的工具，而造反则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斗争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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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批语说：毛泽东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
随后，毛泽东作出指示：“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根据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从而使“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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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造反有理”出自最早出自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牛鬼蛇神”的反，揪斗“走资派”。
造反派多是各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有知识，接受新东西快，由于他们对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现实的不满，听到“造反有理”的口号后，被激发起澎湃的造反热情，并形成了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运动，导致各地党委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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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1966年10月初，林彪下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看了《紧急指示》后，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后来，这一“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风卷全国。
11月10日，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号召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到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造成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史称“安亭事件”。
张春桥随后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并称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将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他还扬言：“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对正闹得轰轰烈烈的造反派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工厂也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从此，文革运动渐渐向工业和农村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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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1971年8月14日到9月12 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9月12日在北京市丰台谈到，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意为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其它一切，并且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后来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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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1967年7月2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震惊全国的“七·二0”武斗事件，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由此导致全国武斗的急剧升级。
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造反派之间的武斗造成很多人伤亡。这一阶段所分的两派，誓不两立，刀枪来往，高音喇叭昼夜对骂，奇怪的是他们宣传口号的思想却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声称自己最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文革”，并攻击对方是反当时的“革命路线”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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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29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毛泽东1963年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时提出的口号。
从1957年起，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确确定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强调“斗争要几经反覆，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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