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07
初中生高某是近视眼，六六年夏天下乡劳动，墙上挂着领袖像，见到其中一幅误认为是彭真，觉得此地落后，没跟上形势，举起镰刀便砍。旁边有人告诉他：“砍错了，那是林彪！”
“不对，林彪我认得！”高某又砍了数刀，以显示革命义愤。结果砍的真是林彪像，这可惹下了大祸，被学校当成反革命事件处理。直到九。一三，林彪摔死，高某才算没啥大事了，别人给他评价：“眼神不济，瞎革命！”
七 06
刘流写了一部烈火金钢，遭秧的是中国姓何的和姓解（谢）的。前者一律何大拿，后者统统解老转。
我们楼就有一解老转，叫他解老转其实不冤枉，他确实很转轴。大串联时，他从长春地质学校乘车先回到沈阳，手里有一张2人介绍信，说要去串联找个伴儿，问我去不，我也没伴儿，便欣然同意。解老转一琢磨，把2人介绍信改成了12人，说是到接待站能领出12个人的伙食补助费。到了接待站看到外地红卫兵每人每天可补助四角钱，解老转装模作样地把介绍信递给了串联接待站的同志，说自己长征从长春走过来的，一共走了5天，准备走到北京。沿途没有接待站，连住的地方都?挥校溆?10人才走到铁岭，还在等我和他的消息呢！接待站的人听了大为感动，立刻发给了12人全部20天的补助费共计96元和12枚小像章。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回家的路上，解老转给了我一枚像章并告诉我说不去北京了。
七 05
组织部的徐小平看见毛统帅给宋斌斌改了一个宋要武的名字，实在坐不住了，别人不改尚可，这小平不改可不行，急忙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东彪。过了几年，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东彪名字涉嫌效忠反党野心家，徐东彪又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改成了徐学青，表示要向“文革旗手”江青学习。想不到，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江青更是遭到亿万人唾骂，这时还学哪门子江青呢？七八年，徐学青又改成原名徐小平，老朋友们每见他都不无揶揄地说：“字号哪能总换呢？”
七 04
我在营口造纸厂当装卸工的时候，党委书记充满激情地向大家宣布：“我厂已成为生产毛选的主要纸张基地，截至现在为止（当时为73年夏天），从我们厂送出的纸张已生产了17亿部毛选！”
接下来是全厂职工雷鸣般的掌声和响彻云天的“万岁！”“万万岁！”的喊叫声。
当时全国约有8亿人口，包括婴幼儿。
七 02
文革期间绝大部分电影都被当成毒草封杀了，能看的除了《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再就是新闻纪录片了。但即使是主席接见某外国总统的新闻纪录片也经常被禁演，因为站在主席身边参加接见的人成为反党野心家的机会很多，一群领导人难免经常有跳槽到反革命的那边去，新闻片拷贝也裁减不过来，只好停演。好在主席经常接见非洲方面来搞无偿借款的总统，新闻片算是没断香火。
新闻片里通常只有旁白的解说词，主席说的话属绝密性质，观众根本听不到，大多数人对新闻片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但社会上确有一批新闻纪录片的忠实观众，每演必看，其专注、认真的神情绝不亚于从事尖端科学课题研究的科学家。
他们在看什么呢？根本不是在等待银幕上出现什么非洲总统或接见他们的人，而是在等片子里出现主席客厅里的沙发、茶几，一边看一边琢磨怎么照着样子打一套，一遍没看明白就等下回再看，直到搞明白为止。直到现在社会上流行沙发、茶几都与当年的新闻纪录片有关呢！
七 02
六七年在 D 学院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六·一武斗事件”。
六月一日早晨，几万名工人造反派（棒子队）包围了 D 学院，准备血洗红卫兵总部。总部在运动系学生宿舍楼内，学生们刚刚起床，手里又没有武器，纷纷夺路而逃。棒子队从楼正面涌入楼门，二楼宿舍的女生，全部从北窗跳楼逃跑，三楼男生也毫不犹豫地从楼上跳下，更有甚者，有几名来不及下楼的男生直接从四楼跳下，三百多名学生跳楼竟无一人摔伤！尽管楼后土质松软也足见运动系学生跳楼技术水平相当之高，可惜一直没有集体跳楼比赛的项目，没给他们一个在运动会上表现的机会。
七 01
文革期间，文艺部门被定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作家演员除了挨批斗，能下乡插队，走得上光辉的五.七道路还算不错的呢，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插曲的作者刘炽被下放到盘锦的新开农场。刘先生插队还带着工资，住在老乡家里，虽然条件艰苦，却也过的清闲自在，不像在城里那样提心吊胆，随时小心挨批斗。
刘先生的房东是个小伙子，在村里就算棒劳力了，每天早起晚睡，田间地头，十分辛劳。自从刘先生住进来以后，虽对于自已熟知的歌曲的作者十分敬佩、尊重，内心却十二分的不平衡。
一日，房东小伙突然服毒自杀了，幸亏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的很颓丧：
“人比人得死啊，我累得王八犊子似的，一年到头才挣不到几十块钱，你看人家刘炽，成天溜溜哒哒，到月开资二百多，我还活什么劲儿？”
六 30
贴大字报是革命群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人人都贴，光是墙壁就不够用，几乎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开辟了大字报栏，用苇子编的炕席沿校园道路的两旁扎满了低成本的大字报栏，这还远远不够充分表现革命群众贴的热情，有些人一天就能写出数十张大纸，那得多少墙壁或炕席啊？所以一般大字报贴出一两天就会被覆盖，热点位置甚至贴出一两个小时就会被覆盖。如果想不被覆盖就得派人看守，还得写上“至少保留三天”等字样。由于观点更新很快，人们也不太在乎被覆盖，覆盖多了越来越厚，后面就贴不平整，浆糊也不好抹，还得往下撕，撕当然不如贴来得快，于是一种微型产业悄然出现：每天后半夜大字报栏间就有被称之为“夜游神”的捡破烂的老头，在那里加夜班撕大字报，此时效率极高，撕下一片片厚厚的纸板，聚积成车，天亮以前退出,3分钱一斤卖给收购站，一天能搞到十块钱呢！相当于一级教授的工资收入。
六 29
红卫兵造反也是蛮辛苦的，战斗队、战斗组为了保卫毛主席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文化革命的疆场上，除了深挖资产阶级黑线，摧毁修正主义老巢，打击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之外，还要担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历史使命。他们到处刷标语、贴大字报。纸墨用光了就用画操场跑道的白灰水到柏油路去写标语，白天人多车多写起来不方便，就晚上出动，崇山路，黄河大街，北陵大街写的到处都是，第二天问题出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怎么可以写在地上呢？几个字放在地上让人踩？简直反动透顶！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啦、无产阶级专政啦，统统不可以写在地上的，刷标语的人赶紧躲起来，来个不承认主义。
六 27
毛主席像总是光芒四射能让阶级敌人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刘少奇的像则不然，基本不会有什么人因之而发抖。有人发现地质局楼内大厅里几尊领袖像里竟然还有刘少奇！简直是一次革命立功的机会，振臂一呼，从者云集，数十名红卫兵带着铁锤、绳子直奔地质局大楼，不由分说，上去就砸，把用汉白玉雕成的刘少奇像砸了个稀巴烂，汉白玉碎块撒一地，红卫兵们都晓得汉白玉是好东西，很值钱，过去老头、老太太的烟袋嘴正是此物！现在一人拿上几块感觉很有收获，挺实惠，算不上贪什么便宜，这东西也是革命的见证嘛，就跟采标本似的。以后闻讯赶来的革命群众连碎片也没捡到，感到十分遗憾，革命来晚一步，很不甘心。他们在大厅里面来回地走，寻思着：“剩下的像，还有没有能让砸的呢？”
六 26
学生吉某在文革前期也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一样，对伟大领袖一片赤胆忠心，没少写大字报，表忠心，跳忠字舞步步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表达对伟大导师的无限热爱和对伟大舵手的无限崇拜。可是吉某在一件事上的疏忽酿成了一场悲剧，几乎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吉某到农场去劳动，早上到房山头解手，顺手扯了一块报纸，擦屁股时折过来才看见上面印有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脑袋顿时又大又沉，坦白吧，肯定是反革命事件，不坦白又是对他老人家的不忠。真是坑人哪，你一个报纸总印那么多画像干什么？将来怎么处理都是难事儿。谁也别怨了，赶紧想怎么办吧！吉某反应比较慢，还没想好怎么办就被人发现了，这下倒好，隐瞒已经来不及，坦白也算不上了，是个被揭发出来了反革命！
吉某感到可怕极了，文革以来，他亲眼目睹了一切“反动分子”的悲惨下场，罚跪、挨打、刷浆糊还有剃光头……。当然，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现代人的美感，剃个光头有什么了不起，罗纳尔多，克里纳的光头不是很动人吗？吉某虽然反应比较慢，但逼急了也会来点儿灵感，既然自己能把屎抹到了伟大领袖的头像上罪该万死，那就什么也不用在乎了，反过来往自己脸上一抹不就跟他们扯平了？装疯！向革命先辈华子良学了一招——虽然不至于被拉出去毙了。
于是吉某开始装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乱砸自己的东西（没有值钱的），有机会就往自己身上、脸上抹屎抹尿，这一招真挺灵，红卫兵团本来准备召开批斗会，最后却没开成。一则吉某已经“疯”了，批起来怕是个闹剧；二则他身上臭烘烘的，谁都怕沾上边，臭味洗都洗不下去，吉某坚持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算躲过去。后来吉某找对象不好办，人家嫌他精神病，他家里人费了很多口舌去向人解释，说是没有病，但也不敢说是装的，怎么解释都不能让人认可，在搞对象这门课上丢了不少分。
六 25
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开除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顿时全国一片欢呼。人们都不知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无产阶级感情，愤怒声讨刘少奇的滔天罪行，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人都激情满怀、热泪盈眶，个个义愤填膺，严重的还说自己气炸了肺。沈阳市在市政府广场召开百万革命群众的集会，以示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
会上除了对刘少奇痛打落水狗之外，还把一个阶段出现的阶级敌人拉出来枪毙他一批。被枪毙的人被押解刑场还戴上嚼子，这是怕他们万一执迷不悟、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喊出些什么口号，长资产阶级志气。当天有一张某出差回到沈阳，刚从南站下火车赶上全会公报发表，他为刘少奇鸣了几句不平：“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说是内奸？领导工人运动怎么成了工贼？说人家是叛徒，也没有事实嘛！”
当即被带袖标的街道革命群众扭送专政队，正逢公判大会，当时的说法就是顶烟上，现行反革命，接着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从市政府广场走一回场面，一起被拉到二台子执行枪决。估计从他发表言论到生命结束，前后不过三、四个小时！
六 24
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你想什么应该让党知道，于是组织起来开展向党交心活动。交心不同于表忠心，献红心，是要知识分子们交黑心，内心深处都有哪些对不起党的想法，赶紧讲出来。
这事儿真是难为了老九们，说深了说浅了拿不准，五七年反右已经叫人变得稍微聪明一点儿了，于是贫农出身的支部于书记就得先说，做个示范，典型引路。于书记说：
“以前我认为是父母给了我生命，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是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 真正的生命?挥姓紊颐腔钭啪褪切惺呷狻！?
一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江某听了很受感动： “我听了书记的话更觉得是党给了我生命，既然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想以后填写出身的时候就不填地主了，坚决彻底跟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六 24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纹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仲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刘少奇。这位为中國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无产階級革命家，数月间竟成了“黨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要打倒的头号对象。
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假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弥天大“帽”。堂堂国家主席被残酷批斗，非法监禁，折磨至死，真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辽宁地域。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是八个所谓“知情人”的“供词”。“纹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还鲜为人知。今年是刘少奇诞辰百周年，我们当年在辽宁参加过这一复查和清查工作的人，深感有责任把这一罪行的内幕公布于世，让人们永远勿忘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
肩负特殊任务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而他的任务却只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纹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O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带血的证词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 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仲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 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一警察局一法院一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專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 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时，在严寒的晨光里，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介绍了1929年的所谓案情，然后让他自己“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不说不饶，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黨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在专案组取证的人中，还有一个叫杨明襄的。这人曾在纱厂看门，是个文盲，从1953年患，一直未愈，是当地有名的“杨魔症”（东北话称半疯半傻的人）。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专人照看；杨根本记不得什么事，专案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 ”。有时吓唬他，有时又来软的。知道他傻乎乎，爱吃好的，就给他弄好的吃，以此进行诱供。他吃油条吃饱了，就往兜里揣，那时候吃上一顿炸油条很不容易，取 “证”自不成问题。给他双大头鞋，他就会在所谓的证据上按手印。叫他回家时，他竟不愿走，问他：“怎么不愿回家？”他说：“这里吃得好。”就这样，1967年12月15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形成上报。一个“魔症”竟然在置国家主席于死地上“发挥”了作用。
“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
1968年向全黨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產黨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產黨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總書記。”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对定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八份主证中七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
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 ”。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得意忘形地大声宜布：“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张春桥指着一摞假证阴险地说：“这样一本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总理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总理生气地说：“ 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总理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仲共满洲省委和黨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由此，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仲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继而在仲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永远开除出黨”，撤销黨的内外的一切职务。
岁月流逝，刘少奇同志早已恢复了历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江青等人也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年那些卖劲逼供、出卖良心制造假证的人，也已在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回顾这一页沉重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加强社會主義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也使我们深感今日的改革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
来源：《百年潮》杂志
六 24
——《一百个人的十年》新版序言
我们常常会感到，文革已成为历史——
在当今中国，已经看不到任何文革的景象。再没人去穿那种炫耀暴力的文革服装；曾经铺天盖地的小小红宝书已然了无痕迹；充满了荒唐感的光怪陆离的领袖像章也只有在古董市场里才能见到；文革话语几乎成了一种笑料。连那些面孔肃杀的“阶级斗争脸儿”和一直盘踞到八十年代的“左爷”们，今儿一个都见不到了。而曾经千千万万的受难者呢，是不是正在笑容满面地享受着日益充裕的生活？
如果生活是公平的，理应补偿他们。
然而，文革真的消失得这么无影无踪？
如果悲剧真的结束得如此干净彻底，我们应该无比庆幸。
可是历史的大河在地面消失，往往会转为精神的暗流；思想的阴云扩散之后，渐渐化为心中的迷雾。
我们不是常常感到，当今中国社会一切难解的症结，都与文革深刻地联系着，甚至互为因果。比如，我们缺乏历史精神，不是与文革灭绝传统有关？我们轻贱自己的文化，不正是文革践踏文化的直接结果？为此，至今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仍然缺乏光荣感与自信。至于人本精神的低靡辄由於文革把封建主义发挥到了极致。更别提文革对中国人朴素的人性本质的破坏！文革将猜疑与敌意注射到人们的血液里，如果我们没有将它彻底地清除出去，在当今充满现实功利的市场中，它必然会恶性地发酵。
应该说，我们缺乏对文革的彻底的思想批评。故然，权力阶层表示不再搞任何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是非常重要的，但对于知识界来说，这仅仅是个先提。它不能代替知识界对文革进行全面的、毫不留情的、清醒而透彻的思想清算。在废墟上很难建立坚实可靠的大厦，只有对它掘地三尺。
从历史学角度看，文革已经成为上个世纪的“过去”；从文化学角度看，文革依然活着。因为文革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它有着深远的封建文化的背景。而且，它活着——不仅因为它依靠一种惯性，还因为它有生存土壤。究其根本，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对这块土壤彻底清除。尤其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全民的注意力还在文革上。那时如果对文革进行割皮抽筋般的反省与批评，必然会深入人心，积极地影响整个社会。如今文革的一代都已离开生活的中流。文革早已不在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了。本来，彻底批评文革是使中国社会良性化的必不可少与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我们把这大好的历史时机耽误过去了。时至今日，做为政治文革的一页已然翻过去，再不复生；但做为一种精神文化——文革却无形地潜入我们的血液里。
恶魔一旦化为幽灵，就更难于应付。
因为文革仍然作祟于我们，但我们并不知它缘自文革。
也许这正是本书再版的意义。本书写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即从文革结束１０年到２０年间。由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是社会学著作。作者使用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查的方式来写作的。只不过作家更关注被调查者的心灵。本书的目的，是想以口述史的方式，将一代中国人的心灵记忆载录史册，同时，也给思想理论界提供思考与研究的第一手和依据性的人本资料。为此，很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理解作者的本意。特别是这次出版，将把本书带给二十一世纪新的一代读者。此亦作者之愿望，是为记。（２００３．６．６．维也纳）
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这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身经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本书作者试图以１００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的真相。
在延绵不绝的历史时间里，１０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中国人有如熬度整整一个世纪。如今３０岁以上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人的命运不受其恶性的支配。在这１０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迹般地消失，人间演出原始蒙昧时代的互相残杀；善与美转入地下，丑与恶肆意宣泄；千千万万家庭被轰毁，千千万万生命被吞噬。无论压在这狂浪下边的还是掀动这狂浪的，都是它的牺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强制性的重新塑造。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都是它公开践踏的内容。虽然这不是大动干戈的战争，再惨烈的战争也难以达到如此残酷——灵魂的虐杀。如果说法西斯暴行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血淋淋的尸体，文革浩劫留下的是难以数计的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地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们的民族过于健忘。文革不过１０年，已经很少再见提及。那些曾经笼罩人人脸上的阴影如今在哪里﹖也许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压，小百姓习惯用抹掉记忆的方式对付苦难。但是，如此乐观未必是一个民族的优长，或许是种可爱的愚昧。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在本书写作中，我却获得新的发现。
这些向我诉说文革经历者，都与我素不相识。他们听说我要为他们记载文革经历，急渴渴设法找到我。这急迫感不断给我以猛烈的撞击。我记载的要求只有一条，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实现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为了保护这些人的隐私，也为了使他们不再为可能的麻烦所纠缠，本书不得不隐去一切有关的地名和人名。但对他们的口述照实记录，不做任何渲染和虚构。我只想使读者知道如今世上一些人曾经这样或那样度过文革走到今天；也想使后人知道，地球上曾经有一些人这样难以置信地活过。他们不是小说家创造的人物，而是文革生活创造的一个个活生生真实的人。
我时时想过，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躲到哪里去了﹖在法西斯祸乱中的不少作恶者，德国人或日本人，事过之后，由于抵抗不住发自心底的内疚去寻短见。难道文革中的作恶者却能活得若无其事，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我们民族的神经竟然这样强硬，以致使我感到阵阵冰冷。但这一次，我有幸听到一些良心的不安，听到我期待已久的沉重的忏悔。这是恶的坚冰化为善的春水流潺的清音。我从中获知，推动文革悲剧的，不仅是遥远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的原因。人性的弱点，妒嫉、怯弱、自私、虚荣，乃至人性的优点，勇敢、忠实、虔诚，全部被调动出来，成为可怕的动力。它使我更加确认，政治一旦离开人道精神，社会悲剧的重演则不可避免。
文革是我们政治、文化、民族痼疾的总爆发，要理清它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时代不因某一事件的结束而割断，昨天与今天是非利害的经纬横竖纠缠，究明这一切依然需要勇气，更需要时间，也许只有后人才能完成。因此本书不奢望给读者任何聪明的结论，只想让这些实实在在的事实说话，在重新回顾文革经历者心灵的画面时，引起更深的思索。没有一层深于一层的不浅尝辄止的思索，就无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没有答案的历史是永无平静的。
尽管我力图以一百个人各不相同的经历，尽可能反映这一历经十年、全社会大劫难异常复杂的全貌，实际上难以如愿；若要对这数亿人经验过的生活做出宏观的概括，任何个人都力不能及。我努力做的，只能在我所能接触到的人中间，进行心灵体验上所具独特性的选择。至于经历本身的独特，无需我去寻找。在无比强大的社会破坏力面前，各种命运的奇迹都会呈现，再大胆的想象也会相形见绌。但我不想收集各种苦难的奇观，只想寻求受难者心灵的真实。我有意记录普通人的经历，因为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只有爱惜每一根无名小草，每一棵碧绿的生命，才能紧紧拥抱住整个草原，才能深深感受到它的精神气质，它惊人的忍受力，它求生的渴望，它对美好的不懈追求，它深沉的忧虑，以及它对大地永无猜疑、近似于愚者的赤诚。
我相信文革的受难者们都能从本书感受到这种东西以使内心获得宁静；那些文革的制造者们将从中受到人类良知的提醒而引起终生的不安。我永远感谢为这本书向我倾诉衷肠而再一次感受心灵苦痛的陌生朋友们。是他们和我一同完成这项神圣的工作：纪念过去和永示未来。
今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３０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２０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在这两个纪念日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８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４０００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宣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引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２０名非文革经历者——即１９７６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做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做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做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做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翳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３０周年的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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