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文革，文革十年，文革歌曲，文革研究

六七年夏天 文化革命已经深刻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不仅学生参加，工人也纷纷上街参加革命。沈阳是全国重工业基地，铁西区就有号称二十万之众的红色工人造反团，成立之初，弄了几台解放汽车上街游行，如何表现出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来也不是随便哪个脑袋都能想得出来的，好在有些电影可做参考，红色工人造反团们比较欣赏过去电影里赤卫队员，光着膀子，腰里扎一块红绸子，手里举着大砍刀的形象，便照此打扮。一边一个分站在长鼻子老解放汽车驾驶楼两侧蹋板上，嘴里横叨着匕首，单手举起车间里现打造的大刀片向外伸张，刀把上?瓜底牌暮斐褡樱硪皇掷〕迪渖戏鍪郑砬樾缀罚瓷先ト肥低缌萘荩逼谔凇Ｐ悼罚刀映鎏鳎坪频吹粗了澹鼗烦锹范盗艘淮笕Γ啡丝慈ビ械愣糯糇邮值奈兜溃徊还糯挥衅担豢上鞘崩习傩帐掷锒急冉锨睿苌儆姓障窕加吧璞福裨蚨嗾障录刚牛衷诰椭登恕?
恶作剧

在黑板上写粉笔字以前是教师的专利，文革了，教师和学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学生也可以上黑板上乱写一气，不受限制了，但这还不过瘾，张明和王强俩人想弄点节目开开心，就搞了个小骗局。大个子张明拿着一张纸板挡着已写好的字，小个子王强拿着粉笔让每个刚进教室的人上黑板写字：
“你会写字不？”

“写什么字？”每个后进来的人都弄不清他耍的什么花招。

“写什么都行，写一个熟悉的人名，你喜欢的……写自己的名也行，就在这儿写！”王强一边启发，一边把人领到黑板前指定的位置。

“摸不着头脑的人稀里糊涂地写上一个名字，有写自己名字的，也有写老师名字的，有写王强的也有写张明的，写完让张明拿开挡板，一对，人们哈哈大笑，因为纸板盖着的是“坚决打倒”四个字，结果就成了“坚决打倒?琶鳌薄ⅰ凹峋龃虻鼓衬场⒛衬衬场薄拷匆桓鐾В蠹叶夹Τ梢黄?

偏有红卫兵团的付主任李勇，无论什么时候都想着他老人家，上前写了“毛主席”三个字！这下没人敢笑了，怎么办？抓现行反革命！军代表、革委会、革命群众三位一体，面对这样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又有活干了。张明、王强是反革命是没有争议的，李勇呢？也先关起来再说。关于定性，至少也是没有阶级立场！怎么反革命让你干啥就干？（因为张明、王强都是反革命）还有人分析出来他们三人是蓄谋已久串通好了要制造反革命事件，李勇也好，张明、王强也好，黑锅一直背了十多年，到现在也不知档案里还有没有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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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声讨反革命，打倒走资派，通常是通过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声讨大会、游行、游街、贴标语、喊口号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开始阶段批判三家村，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那口号还可以喊也算顺口，可是后来要打倒的人太多了，喊起来很拗口，也要多费不少力，写起来很费纸和浆糊，墙上的位置明显不够。聪明的造反派便对口号做了一定的简化，连续打倒三个以上的走资派基本都是喊姓不喊名。譬如：“坚决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简化成：“坚决打倒彭、陆、罗、杨！”

沈阳的造反派身上的担子不轻，文革前东北局、省委、市委都在沈阳市驻地办公，走资派人数颇多。开始还搞不清这几个大院里都有些什么人在当领导，于是经常在媒体留名露脸的领导便要首先其冲了，早期的口号是打倒宋任穷、马明芳、顾卓新、喻屏、徐少甫，前四位都是东北局的书记，徐少甫则是经常出来处理问题的辽宁省委书记，造反派的口号就是：“坚决打倒宋、马、顾、喻、徐！”在本地老百姓中，这样喊出的口号所界定的悲剧人物绝不会混淆。由于走资派不断被挖出，这个口号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辽宁省委又挖出了省委书记黄火青、黄欧东和周桓，于是口号变成了“坚决打倒宋、马、顾、喻、黄、周、徐！”由于有两个姓黄的，比较有层次的造反派写大标语的时候在黄后面还加了一个平方的符号以示双打。后来又把早已养病在家的东北局书记欧阳钦和强晓初也算了进去，把经常出面处理文革期间事物的省委书记白潜和沈阳市委书记莫文祥都算了进去，我看见过比较完整的口号就成了“坚决打倒宋欧马顾喻强黄²周徐白沫！”莫文祥官职最小，在沫代莫表示轻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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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1月28日,重庆城内到处张贴出了同一内容的海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在当时,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海报几乎每天都有,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是这张海报却引起了各方面的特别关注。

　　原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就是原来的“重庆工人纠察队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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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邸延生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90章（1893—1947年）和《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157章（1946—1962年）两部书相继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肯定和好评，收到了许多朋友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来信，也有许多同志进一步提供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生前的史料史实，嘱我动笔继续认真写一写毛泽东的后期经历；有鉴于此，我征求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新华社与出版社一些同志的意见，同时征询了毛泽东的家人和诸多革命前辈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鼓励和帮助。2003年，时逢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新华出版社作为重点项目又郑重推出了我写的毛泽东传记文学四部十卷集《毛泽东风雨沉浮四十年》（三卷）、《毛泽东八年抗战展雄风》（二卷）、《毛泽东国共交锋定乾坤》（三卷）和《毛泽东纠“左”反右走惊雷》（二卷），并于2004年9月出版了《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42章（1949—1957年）。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伟大形象、他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他和蔼可亲、艰苦朴素的生活实践，他呕心沥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理想、抱负、胸怀、情操、神采和风范，就连他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今留存在亿万人民心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和我们常人一样，有着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有着同我们大家共通的乃至更深一层的感情世界；只是，他不同于常人的艰难的革命经历，他曲折的人生历程，又使他练就和具备了不同于常人的伟大胸怀和无比坚强的意志与性格。他办事果断，认准了的事情决不犹豫，决定了的事情决不退缩。用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毛泽东决不走回头路，也不办后悔事！”——他一生是个强者！

写伟人难，写伟人的传记更难；写毛泽东难，写毛泽东的传记同样难，要想写好毛泽东晚年的许许多多更是难上加难。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再加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晚年的毛泽东无从下笔，总感到不好写或不敢写。起初，许多好心的朋友和同志也曾多次劝我不要写毛泽东的晚年经历，但如果不写，又使我按捺不住要写完毛泽东伟大的一生的强烈欲望。于是我决意在写完毛泽东的前70多年以后，续写毛泽东的晚年和他领导与发动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内容很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所牵连的人和事也很多。我想，要写就全面地去写，实事求是地写，从毛泽东的生活写起，从毛泽东的点点滴滴写起，从他的一言一行写起；从他的诸多大事写他的伟大与正确，也不讳忌写他的失误。只有这样，才是历史中真实的毛泽东。纵观中国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包括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重大失误是推卸不了的；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将这部书的书名定为《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1959—1965年）》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同时也明确了这也是全党的失误，这是公正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走访了许多曾经工作和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老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得到了包括毛泽东的家人以及中央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华社办公厅、新华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的许多新老同志和朋友们的热忱鼓励与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在采访过程中，凡是毛泽东生前到过的地方，我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去，有些地方不止一次地去；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一点一滴的细节和珍贵的史料。我到过北京的中南海、府右街、万寿路、毛家湾、西郊机场和香山，进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到过武汉、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宁等地，并不止一次去过北戴河、保定、邯郸、济南、郑州、长沙和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以前我还特意到过湘潭和井冈山，到过萍乡、瑞金、遵义、大渡河、延安、西柏坡等地。

这部书共分了5篇、45个章节、计60余万字，总体包括了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主要工作经历和部分生活画面，肯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所具备的政策水平有限，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有限，诚望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有真知灼见的朋友们给予诚挚的指导和帮助，诚望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指正，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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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部的一位高级干部张兆梅(译音)在一次讨论江青最
新思想的会议上说：“江青是一位女同志，她喜欢自吹自擂。”此
后不久，张被罢免一切职务，只是因为她公开讲出了北京许多
男性领导人关起门来说的话。
　　江青把红卫兵看作是她的。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是毛泽东
的，但是文革期间，她开始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她和毛泽东共有
的。从她的“革命理想主义”中，一直都可看到她要求表现自
我的欲望。但是奇怪的是，自从在延安参加革命以来，她的这
种欲望有所降低，更多的则是模糊不定的总想整治别人的欲望。
她曾—度把自己的这所有热情倾注于和毛的婚姻关系中，倾注
于对李讷的期待之上，但是现在，她只把这所有的热情倾注于
她的也是毛的文化大革命中。
　　宋庆龄在她上海的寓所等待着江青的光临。这时，这个城
市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正进入高潮，一些好斗的人要冲进她的寓
所，剪去她的长发，抄去她的书籍，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次行
动。事件的结果，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去看望宋庆龄，她要当
面向这位孙逸仙的遗孀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江青象一位司令官，大踏步走进宋庆龄的客厅。宋一时没
认出这就是五十年代自己曾招待过的那位温文尔雅的年轻夫
人。江青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的敌人有多么可恶，那些敢于反
传统的年轻人有多么可爱，宋庆龄一声不吭地听着。江青讲累
了，宋说；“但是也应该有些约束，伤害无辜的人是有罪的。”江
青马上火冒三丈，她诅怒地盯着这位比她年长的责妇人，好象
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当时在场的一位宋庆龄的助手说：“江青感
到对方在当面侮辱自己。红卫兵对她关系重大，她不敢想象，竟
然有人说整个运动都是错误的。”五十年代，宋庆龄喜欢过江青，
但是现在，她发现，江青在无耻地公开夺权。她的这位助手说：
“宋庆龄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她
热农于争权夺利时，她就很厌恶她。”
　　“陶铸压制我！”江青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对一大批
汗流挟背约红卫兵说。她央然觉得有点不合适，马上又加一句，
“还压制我们文革小组。“她拉长声音对狂热的红卫兵解释说，她
曾再三地帮助陶铸，努力挽救这位来自南方的政治局委员。“我
对他很有耐心，但是不管我怎么帮助他，他就是不转变。”这声
音象她一脚踢开唐纳时所说的话。但是她的听众，那些被政治
风暴搅得晕头转向的年轻人，那些因为来北京见到了中国领导
人而兴奋不已的红卫兵，根本不知道这是她个人的感情，还是
政治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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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就像一个荒唐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在这个舞台上作了尽情的表演,而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其人的灵魂做导演。

　　至于我是扮演的什么角色,不大好说。常言道:旁观者清,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

　　“牛棚”“三句半”

　　大约是1967年,江青的“三一五”讲话之后,我被打成“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被关进了“牛棚”。此时“运动”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对批斗之类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懂得了苦中寻乐,所以日子过得也还悠闲。每天最重要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早上大家到人来人往的食堂,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低着头齐声朗诵:“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到了晚上,也得到食堂去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对毛主席像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声音小了不行,念错了更不行。可是,越是不行越是要出错。一次一个“牛鬼蛇神”居然把“我也跑不了”念成了“毛主席也跑不了”,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狂批滥斗,最后被罚扫厕所。

　　“牛棚”里每天的活动安排,是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上一般为自由活动。其中劳动是我们最向往的时光,劳动的内容,通常是在机关大院里打扫卫生。其间,大家有说有笑的,时间过得飞快。下午学习,事实上也是休息。“指导员”一来,大家鸦雀无声,低着头看“红宝书”;指导员不来,大家就摆龙门阵,说些笑话。后来笑话说多了,惹得我诗兴大发,便为每个“棚友”都写了首“三句半”,拿当时时髦的话来说,算是“给牛鬼蛇神画像”。

　　有个“棚友”名叫田福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当了个“两面政权”的村长——相当于《地雷战》里的那个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却为八路军办事的村长。村子里有个汉奸的老婆,怕男人的恶行得罪了八路军,将来没好下场,就暗地里向他献殷勤,送了几件花衣服给田福良的女人。此事被造反派查出来,就把他当成 “日伪汉奸”来批斗,气得他在“牛棚”里整天闷着头抽纸烟,从不发言。我写了首“三句半”送给他:

　　日伪汉奸田福良,偷了几件花衣裳,每天只是把烟抽,不开腔。

　　又有个“棚友”叫王国新,是个研究锅炉的专家,是从锅炉房里被抓出来直接送进“牛棚”的。造反派为了方便批斗,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他“新国王”。我为他写的“三句半”是:

　　王国新来新国王,胆大包天当皇上,悬赏寻找窝藏地,锅炉房。

　　又如总工程师吴锡赢,是我们四川电力部门的高级工程师,工资高却又省吃俭用,攒下大笔存款,算是一个大“财主”。运动一来,到处都抄家,他吓得把金条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挖出来,自己也进了“牛棚”。我给他写的是:

　　吴锡赢呀吴老总,电力部门一富翁,金条藏在地板下,一场空。

　　……

　　这些“三句半”很快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文革”后我们一见面,总要念上一遍,回忆起“牛棚”里那些荒唐的事情,大家都哈哈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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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作为记录共和国特殊历史的现代文物，即文革时期的物品，纷纷进入了海内外收藏人士的视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这类带有特殊时代烙印的、具有不可再生性的历史遗物，被一些独具慧眼的投资者所看好。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又叫“红宝书”，在文革期间，它发行到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它最初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解放军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加以补充、选编而成的。最早的“红宝书”是1964年5月出版的，自从1966年12月林彪为其写了“再版前言”后，便逐渐红遍全中国了。
　　文革中发行的“红宝书”数量极大，仅1967年全国就正式发行了3．5亿册，同时还出版了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本。“红宝书”式样多为红色塑料皮本，以10．7×7厘米为流行本。汉字版共有7种版本，最早的一种是1964年5月出版，最晚的一种是1969年2月出版。少数民族文字有5种，分别是蒙文、朝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每种文字印有3种版本。“红宝书”外文版共用了37种文字出版。
　　由于时过境迁，这类“红宝书”大多数被遗弃、处理，因而收藏难度随之增大，但这正应验了一句收藏者的格言物以稀为贵。目前，这一中国独有的历史遗物已在收藏领域中独树一帜。一本品相上等的第一版《毛主席语录》交易价达150元，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交易价达300元，而一些稀有版本系列(如少数民族版、盲文版等)更是价格不菲，“红宝书”已真正成为许多收藏者喜爱的宝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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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汗牛充栋的谈论中国知识分子的著作中，魏承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一书（以下简称《沉浮》）无疑将成为这一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因为它写得实在──材料详实、立论平实、功底扎实。此书主要论述从50到8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中国走向“全能主义政治”期间逐步沦为“工具化”的历史演变过程。集中探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专著本来就很少见，少见首先是由于从事这样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其难度在一般情况下是难以克服的。

　　此书主要分三个阶段展开，即从1949至1957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形成”、1958至1976年为“全能主义政治的确立”、1976至 1989年为“知识分子去工具化”时期。在既有系统又突出各阶段重点的分析中，围绕典型事件和传媒人物，如“反右”运动中的《文汇报》、“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及邓小平时代的《世界经济导报》等，对于具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作了大量的采访工作，这些珍贵的口述数据为历史提供见证，亦体现了此书的社会史个案研究的独特之处。

　　将上海作为观察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窗口，确属明智的选择，却伴随着挑战。上海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无论对民族国家及其现代文化的建构都举足轻重，而其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则万花筒般令人眼花撩乱。作者精练而概括地描述了民国时期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在列强并存、五方杂处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某种“创新、开放、多元、崇实”的“洋场”文化。尽管自二十年代末这一“现代化进程”遭到挫折，但知识分子自由、独立的身份和传统并未完全丧失，他们对国民党专政的抵制充份表明这一点。

　　共产党进入大上海之后，迅速而全面地进行了社会整顿。取缔妓女、打击奸商、镇压黑社会等措施，包括解放军不犯秋毫、露宿街头等，确实树立了“人民政府”的新形像，不光老百姓箪食壶浆，对于盼望统一、痛恨国民党腐败的知识分子来说，道德上似乎得到很大的满足。但事实上正如此书所强调的，一系列政治措施从一开始即具“全能主义政治”性质，已把矛头指向“民间社会与公共领域”。解放军进城伊始，就关闭了《申报》、《新闻报》等，下令停办一切新闻机构，其实是封杀言论和出版自由，已见先兆。由于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清洗和镇压运动，全社会弥漫着恐怖气氛，而在思想领域里也马不停蹄，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批判胡适、俞平伯，尤其是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上海知识界的打击更为直接。经历这几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已成瓮中之鳖、惊弓之鸟，更通过 “自我批评”这一史无前例的模式，所谓知识尊严和独立人格都已丧失殆尽。

　　在分别描述这些思想运动时，我觉得更精彩的是，作者更深入到“全能主义政治”得以形成的机制内部，即细致勾画整个社会空间被化“私”为“公”，从工商界实行“公私合营”、国有企业“单位”组织到街道居民委员会、户口制度的建立等，党和国家力量控制了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经历了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处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生存环境”，无论在户口、就业、待遇等方面，都彻底依附于“单位”。精神上失去独立和自由与物质上的限制是一致的。且事实上“身”不由己，动辄得咎。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的名言：“知识分子从旧社会出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按照这种理解，所谓“知识”也是换得吃饭之具，所以“皮”和 “毛”的比喻表明一种雇佣关系。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无非要他们明白在新社会是“无产阶级”赐于他们饭吃。在这方面毛的逻辑其实同资产阶级没有根本区别，富于反讽的是从前是“五张皮”，知识分子还有选择的余地，现在只有一张皮，而且吃的是“嗟来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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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著名作家冯骥才以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新版增加了初版未能完成的敏感内容，并配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显现那场旷古未闻的劫难真相。

　　冯骥才：男，浙江宁波人，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1942年生于天津。初为画家，专事摹古。文革间饱受磨难，做过工人、业务推销员、教师等，心中有感而发，秘密写作，藏匿于砖底墙缝间，文革后为崛起的伤痕文学运动代表作家。1985年后以“文化反思小说”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八十余种。

《一百个人的十年》

作者：冯骥才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定价：28.00元
页数：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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