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经历（A）
凌毅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段经历（A）
凌毅 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中国问题评论/2007年1月4日首发
（学术交流网主持人按：历史不应遗忘,回顾历史为了向前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尊重历史真相、维护历史真实，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谛。“文革”的斗争时代已经过去40年，但是文革遗毒并未肃清，刻意回避文革往事并不能根除流毒，也不能从根本上防止类似情况再现。这里发表的是我的挚友在“文革”中的一段真实的历史片断，把我们拉回到40年前的回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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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31岁，是个已有10年党龄的党员。一年前，因有些领导认为我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将我从进修学院借调到机关工作，主要是从事农村教育的调查等工作。那年8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被派到一所中学任天津市委文化革命工作队的队员。一天，我因患急性咽喉炎，回机关取药。当时，大字报在各所学校、各个机关已是铺天盖地了。我见到一些相识的老同志，他们大都忙着贴大字报，有的和我点点头，有的笑一笑，而有的人看见我，却轻轻把头一扭，显然是怕搭理我。我取了药，也看看大字报，其中一张大字报让我触目惊心。大意是：某某局长，你重用的是什么人。许令仪不是共产党员，她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她没有小孩，却雇着保姆，过着享乐的生活。你为什么让她为你修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下面是几位干部的签名，也包括刚才向我笑一笑的那位同志。当然，看了大字报点了自己的名字，给自己上纲上线，我心中很不平静。不错，我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家庭，这在我是个初中生时，组织上便掌握了，我们的总支、分支支委的家与我家不远，彼此都有所了解，当时，那所中学的学生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甚少。我中学时入团, 大学时入党，对自己的出身也早有说明。不少同学的家庭情况和我的家境类似。至于所谓“雇保姆”，那老太太姓张，原先服侍我先生的祖母，而祖母是个病人，祖母去世后，她因自己年近60岁，无儿无女，不想回乡下，便留在了我先生家中，（其实我先生单身时，多数时间住在单位宿舍里。）我们结婚后，她由我们赡养，与我们同桌吃饭。我们喊她：张大娘。当然，她也为我们干了不少家务活。这样的情况，怎么能是：……没有小孩，雇保姆，过享受生活呢？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几位平日在学习会上发言颇有水平的同志为什么要如此给我扣帽子呢？再说，那位局长仅让我看了他在从事农村工作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说，可以帮他改改。而我自知政治水平不高，读后即及时还给了他，大字报说我为局长修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实在是抬高了我。
离开机关，我立即向工作队的领导汇报了上面的情况。在说到
大字报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时，我掉了泪。而在座的工作队副队长却说：你也太脆弱了。即便他们说，马上开除你，又怎么样？
又过了几天，8月8日傍晚，几个初中生找到我，说：楼下你们机关来人贴大字报了，说你是王金鼎的“大红人”，你是吗？（注：王金鼎是市委文教部部长，此时已被揪出批判。）我下楼看了大字报，其大意是：牛鬼蛇神的红人，资产阶级的娇小姐许令仪出身大资产阶级家庭，罪行累累。我们要求她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让她看看她和她的主子所犯的滔天罪行……我到了工作队的办公室，副队长说：你们机关来了一些青年，从气势上看，对你意见很大。他表示领导上同意让我离开工作队回机关。我说，我回机关参加运动，要挨斗了。我不会自杀的。（当时，文革处于乱箭齐发阶段，人们都知道，有的学校教师，甚至一些很有威望的老知识分子被贴了大字报或被批斗后自杀了。）副队长说：你要自杀，便是自绝于人民。
这一夜，我躺在用大桌子搭成的铺上，辗转反侧。今天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对我来说，这场运动将怎样触及我的灵魂，思想准备很不足。自己认为是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听从组织的分配，从没有违反过纪律。凡我接触过的领导，总地说，他们也都很正派，讲原则。如今，怎么那么多的领导成了牛鬼蛇神，我自己也成了被揪的对象？若说认真执行上级决定的干部都是红人，这个机关的红人也太多了。我的出身是资产阶级，我父亲以前是贸易商行经理。出身会给我打上烙印，我会有不足。尽管我家上上下下的亲友都认为我是够积极的，但在入团、入党时，我都要由表及里地挖掘家庭出身对自己的影响。这些年，从“四清”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学习中，我也时时给自己敲警钟。我怎么也想不清楚自己有多么大的“罪行”。又想：十六条刚刚公布，我从广播里还听到：“在辩论中，必须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那么，“命令”我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也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对我“摆事实，讲道理”吧。
第二天，我收拾了行李，告别了我在那里工作过一个多月的学校。一位比我年轻的女同志送我出了校门，我及时到机关去报到。
一群年轻人上来了（这时，我知道他们已成为机关的造反派），不准我去党支部报到。他们一些人推推让让，围上了我，不等我表示态度，更谈不到“摆事实，讲道理”，命令道：你先走！下午再来，不准迟到！一位原本我认为是性情还算温和的女青年举起手向我喊口号：打倒许令仪！围着我的众人也喊：打倒许令仪！我只好先回家了，我听见背后有人说：下午不让她骑车。在路上，我心想：打倒我，能解决什么问题呢？能解决机关什么问题？又能解决国家什么问题呢？
当时，我先生在另一所中学做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队员。我们因为工作关系有几周没有见面了。我便骑车找到他，并告诉了他我如今在机关的境遇，看上去他倒还平静，说：知道了，你回去吧！那时，人们都蒙了，我先生也顾不上安慰我了。我决定不把这事告诉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的身份是资产阶级，我不该把机关的事对他们讲，他们也不会理解的。下午，我穿了劳动时穿的旧衣服徒步到了机关。只见很多机关的同事围在机关大门口，一些局长、处长无奈地低着头。门口还设一小桌，其上贴着一张大纸，写着：牛鬼蛇神签到处。一些人，见到我，叫我签到，否则不得入内。我不肯签名，说：我没认识到自己是牛鬼蛇神。有的青年说：就你，还不认识自己是牛鬼蛇神！他们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也举着手臂喊。几个人揪着我说：你也配喊！对我推推搡搡，还往我头上扣纸篓。围攻我的人有些是我任农村工作队副队长时的队员，有的原本我不认识（后来知道他们是复员军人。）当然，还有本机关与附近机关里看热闹的群众。他们中有的人说：还不低头！这样，我挣扎了几十分钟。有些局长签了到，进到机关里边了。我心想：我再不签名，连自己到底被“揭发”出了什么“罪行”，都不知道。我看看由于众人对斗争对象的连续推搡动作，由于人们的前呼后拥，小桌上的有“牛鬼蛇神签到处”的大纸已落在地上了。我也无奈地签了自己的名字。
进到了机关大院，大字报铺天盖地。有的局长、处长已在接受群众的指责和批判，往日的“和风细雨”式的交谈与讨论，下级对上级、年轻人对长辈的谦恭与尊敬早已不复存在。我被造反派推搡到了“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前。在大字报的一端的上方贴着我的3寸照片，上面打了叉(这照片是一位小将当初找我要的)。大字报的内容自然是充满丑化我的文字。内容总共有三大项，大意为：其一，出身大资产阶级家庭，本人爱打扮，雇保姆，母亲也一付资产阶级太太的打扮，弟弟落后；其二，牛鬼蛇神的红人，这样的人竟让她任农村工作队的副队长及落实毛主席有关指示的组长。她曾用洗放照片腐蚀、拉拢青年；其三，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她对青年们说：你们没经过过运动，不要随便贴大字报，不要随便在别人大字报上签字。看了大字报的内容，我心里较平静。且不说这三条内容可以让我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即便群众揭发的都是事实，也构不成多大的罪行。没容我继续考虑，几位造反派走上来。对我说：念念这大字报，快念！我念了起来。刘某某说：低头！王某某说：谁让你像朗诵式地念。我又被勒令大声念，我刚念了几句，刘某某说：你为什么这么大声音，你不服气，要反攻倒算，是吗？使劲地按我的头。我便这样经受着折磨，接受着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造反派的申斥、指责与虐待。直到快七点种的时候，斗争才告一段落。一位姓李的男青年命令我回家，而且他一直押送着我，直到我住的胡同里，对我大声喝道：许令仪，回家好好想想，明天早上八点去机关报到。8月的晚上，胡同里有不少乘凉的人。当然，我的街坊们有些人就知道我已成了群众专政的罪人了。
这样，我就成了被管制的牛鬼蛇神，在这个队伍里，只有我原为一般干部，还有一位被揭发为“特嫌”的学者，其他被专政的都是局长、处长。机关里的年轻人是造反的主力，有些30多岁的干部因为出身工农也很得意地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我们每天被勒令在机关三楼一个角落交代与揭发问题，只可以带毛主席著作、纸和笔。由革命群众看押着。有时候，由造反派押着我们去几个地方扫地、用水和扫帚等工具处理前一阶段的大字报。有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字报。一位绘画天才为我们被专政的人画了“群丑图”，一位本来受我尊重的、与我素无芥蒂的人事干部用她的大字报一一揭发有问题的人，也不忘用恶毒的字眼骂我，并说我： “社会关系复杂”。我“每天“下班”前，要向毛主席“请罪”。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容易说清楚。大字报说我的出身及社会关系，我不曾隐瞒过。“雇保姆伺候”依我看，不值一驳。母亲的打扮，弟弟的落后不该算在我身上。从50年代，我听的党课及许多报告一直讲：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个人的前途是由可以自己决定的。出身看本人，重在个人表现。何况我的父母是党的统战对象，我的母亲两年前就是天津市政协委员。他们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大字报“揭发”我担任的一些工作职务，那是上级安排的，若认为我不配任那些职务，可以换别人，也不应算作我的“罪行”吧。至于说我“镇压”小将搞文化大革命，也高抬了我这个借调干部，给我无限上纲。令我惊诧的是这些造反派竟把我与先生为她们洗、放照片说成是腐蚀、拉拢行为，我们有什么必要花钱出力拉拢她们呢？
在这里，我要实话实说，要花些时间补充说明10多年前的一些情况。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想法与表现同1954——1958年的一些经历密不可分。
1954年批判胡风分子时，我是个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记得在一次发言时，我讲到中学时听过阿珑的讲座，只记得他吟颂：明月照亮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听后，感觉朦胧，（我不敢说当时感觉有一种朦胧的美。）其他方面，听不懂也没受什么影响。当时主持会议的党员即批评我说：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没有听懂胡风分子的报告，就是没受影响？你还很心安？与会不少同学注视我的目光令我很尴尬。由此，我觉得今后在会上发言之前要经过大脑好好思考后再说话。1956年6月我被党组织批准为预备党员，一些没入党但平日发言很有见解的同学说，许令仪入党是“乖孩子”入党。那时，我和许多积极分子都认为，想要求进步，就要积极要求加入党，听党组织的话，跟着党走。党组织怎么要求，自己便怎么做。要努力理解组织的意图。1957年党委有关领导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号召 “大鸣”、“大放”，开始，我很不习惯，认为依照毛主席的著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任何同志对党的工作有意见，可以和风细雨地发表意见，干嘛你贴一张大字报，我贴一张大字报对待党组织呢？那时我仅是个21岁的学生，我本人对学校、对社会的情况了解得很少，能鸣放出什么呢？我读了上一个年级同学的《底层之声》、《苦药》社团的大字报，看了他们鸣、放的内容，感觉新奇，他们竟能搜集、了解到大学里那么多问题。我以为正因为党的工作存在问题，党组织才号召群众大鸣大放的。一大段时间内，因为我想不好该鸣放些什么也便没什么行动。有的新入党的同学思想很活跃，她说的一些想法，让我是非难辨，也没法表示态度。像我这样的党员，也有不少。一些党外的同学认为党员该带头鸣放，这种看法形成了舆论。正当我感到茫然时，我年级一位姓杨的调干生写了大字报，要求他班的党员对肃反时审查他的历史重新有个说法，是用质问的口气写的。一些他班与外班的同学在其大字报下方签了名，表示对他同情。看到我的一位入党介绍人签名后，我也签了自己的名字。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紧接着又刊登了《工人说话了》等社论。我党领导的反右斗争开始了。我们学生党员和所有的大学生又一起投入了反右的政治运动中。我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心，坦白地承认自己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根本没有识别能力，对曾在老杨的大字报上签名也做了检讨。而在几个月后，党支部在讨论我转正时，则因为我立场有问题而决定延长我的预备期。这件事10来年内对我震动很大，原来做党员只听党的话还不行，还要有能力识别“阳谋”，要紧紧绷住阶级斗争这根弦儿。因而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群众给党组织，甚至给市委贴大字报，搞大民主，我还在想：这别又是有右派向党进攻吧。自己不了解情况，可不能轻易写大字报或在他人的大字报上签名。因而我必然和身边的青年介绍自己的“经验教训”，不会支持他们造反的。那时我做为一个借调干部，很难就局里的运动表态，我以为自己可以像参加“四清”那样，参加文革，从而受到锻炼。我便向主持运动的领导请求过，可否派我去文革工作队工作，后来领导便安排我做了工作队的队员。我绝对没料到这竟被有的造反派说成是“逃避运动”，他们认为我是在躲他们，认为我怕他们整我。
我被群众专政时，几次想找党支部谈心，想找革委会的干部申诉我的冤屈，至少我想说明有关的情况。我心想：我还是个党员吧？为什么其他党员过党的组织生活，却不通知我。8月9日上午，我回单位到党总支办公室交组织关系时，那两位专职干部有些视我为“瘟疫”，恨不得我快些走出他们的办公室。我想：党章上关于党员的权利上有：“参加党的有关会议”，还记得有，在党组织讨论党员的党纪处分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我觉得自己应主动找组织。既然在机关里，革命群众中没有人和我说话，更没有人听我申诉，我应找上级机关去申诉。我利用中午回家吃饭的时间找到离机关不远的天津市市委接待站，见到了值班人员，我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还掏出党章来问她：为什么如今党组织看到我的处境而不能听我的思想汇报？为什么不通知我过组织生活？我迫切希望市委能帮我解除困境。她只表示可以向领导反映情况，并说：如今是处在运动中。（意思是：在政治运动中，党章也难以遵守了。）我回去接着“捱”着，实在痛苦时，我又利用中午时间去了市委机关，只得到接待人员的含含胡胡的应付。在胡同里见了要与我打招呼的熟悉的街坊，包括一些同行，尽管过去彼此很亲热，我也不等他们说什么，便避嫌地说：别跟我说话，我是单位里的牛鬼蛇神。他们有的安慰我几句，有的则说：“我不知道。”在机关，我又看到几张涉及我的大字报，说走资派的用人路线有问题，不该用我这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且社会关系复杂的人。当然顺便又用刻毒的字眼对我贬损一番。
社会上开始扫“四旧”了。我把结婚时母亲赠与我的两枚戒指与一条项链交给了文革小组负责人。我认为这也是向组织上说明，我和资产阶级出身要划清界限。一天，几个机关里的女红卫兵找到我，说让我和他们回家“抄四旧”，我当然得依从。这些女青年主要是过去我做农村工作队副队长的一般队员了。到了家，开始她们叫我找“四旧”，我指了一些画，一些书，问：这是不是？她们说：问你自己！她们看了我的一些裙装照片，说：你自己交吧！我心想：这种打扮，在我20岁上下时，很平常。特别是我和我先生的合影，怎么扯得上“四旧”？我没打算上交。她们说：看看你的态度！突然，一位女士说：你怎么把毛主席的石膏像和小鸡小动物放在一起，你什么用心？我真没想到她们在这样为我罗织罪名。我们的一个较大的书柜，里面除了放书以外，是安放了当年我结婚时，北京师范大学党小组同志送的毛主席石膏像，在另一格里，还放了其它亲友送的一些纪念品，如瓷制的小鸡、小猫等。天啊！不知什么时候，谁把那玩赏物与领袖石膏像放到了一起。又一位女士翻我先生的抽屉，有了“发现”。“你们还保留反动的东西！”原来他们发现了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张金圆券。我看了也惊诧。后来我听先生说，那抽屉是他弟弟参军前用的，当年13岁的弟弟一解放便参加南下工作团，之后，身为兄长的他，便没翻动过那个抽屉……她们“视察”与“搜索”了一番，拿走了一些“战利品”离开了。伴随着社会上“扫四旧”更大规模地开展着，又有一天，劳改快收工了，造反派宣布我们这些人不许回家，我担心家里不放心（我先生因为工作，不一定每天回家，但还有张大娘在家。）我请求一位小将替我告诉一声，她说：嗯！你别管了。（事实上，她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不按时回家，家人也着实急了一阵子。机关内所有的“牛鬼蛇神”以外的同事都和我们划清界限，她哪会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机关一位老民主人士因戴了高纸帽子游街不堪忍受种种非人性的待遇，自杀未遂，造反派决定囚禁我们这些“牛鬼蛇神”，防止再有新动向。大热的天，我们劳动后，不可能洗换，头发、身上都馊了。我与一位女副处长（这牛鬼蛇神队伍中只有我与她是女性。）被指令睡在地下室一间小屋里，床上没有被子，夜里感到凉，幸好那副处长把她的一件短袖衣服借予我，让我凑合盖在身上。由于我平日回家吃饭，在机关里没有餐具，这天吃面条，打饭的大师傅看见我只带了一个塑料杯，他说：怎么盛啊！借你一个碗吧！姓王的造反派说：不借给她！让她自己想办法！一付恶狠狠的样子。幸好大师傅没她那么“左”，我才得以吃了面条。晚饭后，一些群众（当时牛鬼蛇神队伍以外的机关工作者都泛称群众，以区别于群众专政对象。）对我“质讯”，问我是否还有没交出来的“四旧”，警告我说，如果我不交出，他们会继续采取行动。我只指了指手表，说：这是家里给买的。他们发出讥讽声，结束了审问。他们要走了我家的钥匙，推走了我的自行车。
老天爷的脸说变就变。一连几日，天闷得厉害，之后，又下起了大雨。劳动后，我们“牛鬼蛇神”队里一位党外的王处长悄悄对我说：他们（指造反派）把你家里的东西全拉来了，你可别说话。
我点点头。造反派允许我们回家了，我一进家，只见满目疮痍，我先生家藏的字画、古玩不见了，绝大部分家具、被褥、衣服等用品被抄走了，我的有限的文稿及我和先生的大量信件被没收了,我先生及我的存书仅留下了一套《列宁全集》，我们需要的业务藏书已荡然无存。地上躺着被撕碎的照片、纸张，墙上有辱骂我的语句。听那张大娘说，他们指着政府为我小叔子因在部队立功而颁发的“功臣之家”，侮辱道：怎么滚到部队里去的？几乎是家徒四壁，睡觉的床还在。因为我们吃饭用的桌子不见了，只好用造反派留给我们的一个旧铁箱子当桌子，坐的是小凳子或旧垫子。
凌毅 2006.09.23 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