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0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举国欢庆。当《东方红》这一熟悉的旋律跨越太空传回地球时，神州大地一片欢腾。然而，为这一天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我国卫星事业的奠基人，却再也听不到这激动人心的乐曲。就在一年半以前，先生辞世，他就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九章先生继竺可桢先生之后出任中国气象学会第三届、第四届理事长，为我国气象科学发展和气象学会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赵九章先生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与气象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这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老师、我国物理学的一代大师——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教授学识渊博、谦逊宽厚，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很早就看到气象学与物理学的紧密关系，他说： “气象是国家非常重要的学科，世界上气象学发展很快，要有学物理的人去学气象。”这些远见卓识深深地影响着赵九章。1934年，叶企孙决定让赵九章报考留美公费生，后改派去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气象学。就这样，在恩师的指引下，赵九章选择了气象专业，从此一步一步地向气象科学的殿堂迈进。
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是气象科学发展最快的地区。柏林大学在气象学方面非常有特色，学术研究的气氛很浓。赵九章在导师的指导下攻读动力气象学和高空气象学，德国人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影响着赵九章的一生。他在德国求学期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学术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的热力学》。这篇论文是赵九章按照自己的思路，把数学、物理引进气象研究中的初次尝试，立即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后来竺可桢评价这篇论文是“新中国建国以前理论气象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收获”。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赵九章与留学生们常在一起痛斥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来自于国内的每一点消息都牵动着他们的心，增添着赵九章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1938年9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赵九章离开了德国，他急于回到祖国，贡献他的一己之力。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内迁到昆明，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了这所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校园里的石碑上还镌刻着当年在这里教书的教授名单。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赵九章先后开设了理论气象学、大气物理学、高空气象学等课程，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当时坐在这里学气象学的学生有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等人，后来他们大多数成为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
随着战事的发展，气象研究所也内迁到重庆的北碚，所长竺可桢先生却在贵州遵义主持浙江大学校务，他力推得力之人来主持气象研究所的工作。直到1944年1月，竺可桢推荐赵九章担任气象研究所代所长的建议才得到批准。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教学岗位，到北碚主持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工作。当时中央气象研究所的条件非常简陋，人才奇缺。他一方面广招人才，同时，加强年轻人培养，严格管理。短短9个月时间就取得很大进展。1945年，竺可桢在日记中也写道：“赵九章到所十月，作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量。”
赵九章先生是第一个将数学、物理学方法引进气象学的人。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就注意把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引入到气象学中来，在此后的工作中，他不仅身体力行，更不遗余力地引导他的学生和后辈沿这个方向发展，使中国的气象学走上数理化的道路。赵先生是中国气象界，而且是世界气象界里最早把数学、物理的一种方法、一种概念、一种手段引到气象科学里来的人，使气象科学从描述性的、定性的进入到定量化，如果没有赵先生的定量化引进，那么我国的数字天气预报不可能在上世纪50年代、在国际上刚刚开始数值天气预报的时候就发展起来，这一点，从追溯历史来看，是赵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1946年，中央气象研究所从重庆回迁到南京的北极阁，并在焕然一新的北极阁开始了正常的科研工作。1947年1月，中央研究院正式任命赵九章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即使工作繁忙他仍兼任中央大学教授，坚持给学生们讲课。赵九章十分注重对青年人的培养，努力为年轻人创造发展的机会。气象所每两周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还不定期地与中央大学气象系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赵九章经常鼓励同学们在讨论会上发言、作报告，所内、所外学术气氛相当浓厚。
1948年已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当局下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迁移到上海，准备逃往台湾。赵九章清楚地看到腐败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冒着生命危险，团结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全体同事，拒绝搬迁台湾，将一批优秀的气象学家和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气象器材保留了下来，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基础很薄弱，需要大量的人才。赵九章把自己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亲身感受写信给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学生，动员他们回国。在他的召唤下，叶笃正、谢义炳、朱和周、顾震潮等一大批气象学者先后回国，一时间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济济。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局对气象服务的要求也迫在眉睫。赵九章主动给已经是军委气象局局长的涂长望写信，建议成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和联合气候资料中心。赵九章为此派出了所内80%的专家，使得当时的这两个机构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气象台相媲美。当时的联心主任是顾震潮，陶诗言任副主任。当年赵九章这种无私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风范，在当今的气象界仍为大家所称颂。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对新中国的气象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更紧迫的要求，赵九章不失时机地提出在我国开展动力气象、数值预报、云雾物理、人工影响天气、中小尺度观测试验分析和臭氧观测等科学研究课题。1956年国务院组织专家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赵九章担任规划委员会气象组组长。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负责的云雾物理专业组，赵九章感到为国家建设尽心尽力，他责无旁贷。
赵九章先生组织领导了黄山、泰山云雾观测站建设，开创了我国云雾物理研究工作。黄山素以奇松怪石、云山雾海著称于世。这里的气象环境十分复杂。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条件，赵九章与涂长望商量，认为先在这里建立云雾观测站较合适。1958年，赵九章与涂长望亲自到黄山考察。两位50多岁的科学家一路步行上山十分吃力，赵九章心脏一直不好，走路太多，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他还是坚持着走了很多地方，力争掌握第一手的情况。回到北京以后，在他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国先后在黄山、泰山等地建立了云雾观测站，从此开辟了我国云雾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的新领域。
赵九章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战略科学家，他虽然是一个气象学家，但当苏联地球卫星上天以后，他就感觉到地球卫星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当然也包括了对气象科学发展的关系，有很多气象资料都要从卫星上获得，当时来讲，能够有这样认识的人是绝对不多的。
我们在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纪念他，就是要学习他的精神，继承他的遗志，激励我们这些后来人为气象科学发展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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