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 平常心态说, “文革失败原因之一, 恐怕就是有张迈徐友鱼周泉英这样一类为走资路线暗中或公开鸣冤叫屈的所谓造反派吧。毛泽东司令部的要员怎么可能代表这些刘邓走卒？”
这种说法可能失之偏颇，毕竟共产党干部在当年没有今天这样脱离群众，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支持他们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毛泽东的说法老百姓感到解放后自己的处境改善了，对共产党有感恩思想，一些人就贪天之功为己有。这样的认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许多人也看不到当时干部小小的特权和相互勾结发展的后果是什么，包括一些真造反派也不见得就特别清楚。回顾一下毛泽东在73岁生日的讲话，是有价值的。
另外，平常心态说我判定毛泽东右了或者左了的说法，我觉得有些不妥。我是从竞争对垒双方的实际选择空间来说话，隐含的前提是毛泽东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这样实际上我就是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致力于把文革放回到“历史场景”中间去解读，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都在那样的场景中间去理解。这样我的解读模式就与主流文革史家们不同，在他们看来是不同的人为落实自己的意愿去驱动群众和舆论，目的是实际自己的意愿，这样一种解读就极端依赖所谓的内幕消息或者档案文件。我的解读方式完全不同，是试图把握毛泽东和他的对立面面临什么问题、要解决什么问题、又是如何应对对立面并去解决问题的，我主要依赖的是竞争性的历史场景还原。
老实说张迈先生不明白什么是真实的政治，真实的政治其实特别不“干净”－－就是”一场关于瓜分全部国民收入的拔河比赛”，失去这样的视野愿意从原则出发就容易执着于一些比喻或者象征性的说法。刘少奇上台不是因为他特别能干，或者有资格领导中国，恰恰相反刘少奇领导中国的资格特别不行，至少你崇拜的陈毅就是特别不满意刘少奇的。共产党内部的强势群体是陈毅这样的老军头们，刘少奇能够执政是因为毛泽东鼎力支持，毛泽东支持刘少奇这样一群人在新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出于高位，是因为刘少奇比陈毅他们更少“游击习气”更能够体现毛泽东主张的“政治挂帅”原则，建国之后的高饶和彭德怀事件，都是冲着刘少奇他们没有军功而占据中央政治权力高位的不满，没有毛泽东的鼎力支持，哪一次刘少奇他们都要垮台。
到文革之前的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他们终于耗尽了毛泽东的信任，不可能再继续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了。问题也不完全是出在刘少奇本身，在总体上看是以刘少奇为符号象征的党政干部群体的腐化堕落比军队干部快，党政干部群体在和平时期犯的错误比军队干部多，因此从延安整风时期确立的干部遴选规则就发生了动摇。刘少奇的垮台包括在当权派中间发生的大量“迫害”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新中国承接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形成的“政治平衡”遭到破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所谓正确路线（实际上是话语权）已经不给党政系统干部提供保护了，这样军队背景的山头主义开始恶性发作，受害者多数是党内弱势群体－－地下党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干部，这两者都缺乏适当的山头作为靠山。这个迫害后来归结为四人帮或者林彪反党集团，是错误的，特别是四人帮对施加迫害的那些军队出生的干部，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许多人明白人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实际是发泄对毛泽东的怨恨，因为政治平衡的破坏是毛泽东撤销话语权对他们的保护带来的，但是毛泽东自己毕生不后悔文革，因为他认为除非你代表多数人利益，否则就不配受到这个光环的保护。而且官僚精英群体在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倾和三年困难时期的表现，特别是在四清和文革初期的表现，毛泽东认为这些人已经蜕化变质了，不再代表人民了，这个判断毛泽东毕生没有改变，在1975年他还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当了大官了，有了大房子、汽车、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要保护大官的利益”，所以他对文革是完全不后悔的。
老田：作者：湖人附近 回复日期：2004-4-11 3:11:44
要搞阶级斗争的不是毛泽东，而是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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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吗？要搞阶级斗争的不是文革派？
文革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让老百姓怀念，但是老百姓可以名正言顺的组织起来去表述自己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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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 必须 “名正言顺”的组织起来。
你搞“东方红”组织可以，搞一个“怀疑东方红”试试？张志新不是被毛远新杀掉的吗？
你举的是极端个别的例子，而且很难说有说服力，张志新的情况网上有资料，我就不多说了。毛远新的情况也没有什么说服力，不仅他开始的时候本就是保守派，象张志新这样的情况处理，在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指责的。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本就是保守派，在他一家里面也是左中右都有。
大量的情况与你列举的情况相反，在武汉制造武斗杀人数百的百万雄师，没有人承担责任反而在1979年“以中央文件平反”了，广西和湖南杀人这么多，责任者受到过追求吗？联动大搞红色恐怖，有人出来承担责任吗？这才是历史中间的大多数和更大的“真实”，是体现强势群体意愿的人才得到更好的保护而不是相反。
湖人附近： 象张志新这样的情况处理，在当时实在是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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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老田： 张志新的情况实际上是自己不想活了，她说毛泽东是极右也很难说她是处在清醒状态。她的死确实是不应该的，与1989年相比正是没有什么好指责的，另外说刘少奇坏话的陈里宁被送进疯人院的事情，大概你没有听说过，这是当权派的处置惯例，不算是特别出格，而且做出极刑决定的是集体讨论的，不是毛远新个人决定的。后来做这样的宣传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本身很难说是正当的，张志新成了政治攻击工具和筹码，这不能说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
老田： 看来许多网友质疑的问题，在核心上面还是比较集中，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的官僚精英群体是否服从社会分化的规律，组成了新的精英阶层并与多数人的意愿相对立？如果是，显然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难以在共产党的组织程序内部寻求解决方案。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构性问题”，那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种种理论和实践举措就失去了依据。
还有一个问题也比较集中，认为我研究文革是为了替毛泽东翻案，这样一种思路实质上是假定：人世间只由好人和坏人构成。如果毛泽东成了好人，那他的对立面一定就是坏人了。这个逻辑我一直是不同意的。
对于毛泽东发动文革针对的官僚精英群体的总体判断，我在这里重申一下：我首先不认为他们是坏人；同时我认为他们对推进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有巨大历史功绩的，而且考虑到他们多数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与管理经验，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非常可贵的，海外的政客和今天的官僚远远不能和他们相比，其中包括我在研究文革的时候做负面表述的刘邓等人，也一样适用这个评价。虽然瑕不掩瑜，但是反过来也一样要“瑜不掩瑕”，他们身上所显示出来的问题确实是“结构性问题”。
对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因为涉及到许多具体的人物，许多人往往难以摆脱一些特殊因素的主导。我个人认为应该有所超脱，我不是共产党员，更不是国民党员。那么在研究历史上最好不要随意的加上自己的“派性”，对历史人物和重大政策实践的评价，最终要诉诸实践检验。最好是把1840年直到今天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没有间断的统一历史进程对待，在这样的视野里去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相关的人物、群体或者政策实践的后果、实绩如何。在这个意义上面，《走向共和》说李鸿章也是为了现代化，恐怕没有错，问题在于按照李鸿章处在的位置和立场，他确实没有多少选择空间，这也不错，但是错在他自己堕落成为“帝党和后党”的年月去了。问题最终变成，只要李鸿章这样的人在那里决定中国的努力方向，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未来，这就是历史事实说话或者检验。
中国革命的里程，实际上是中国精英主义道路的总破产，这一点精英主义者是不承认的，这一点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新民主主义之“新”，就是领导阶层不“旧”，核心表述就是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精英阶层的局限性－－动摇性、依附性、软弱性。毛泽东在对精英阶层的深刻惕戒方面，是始终一贯的，没有什么前后期的分别。唯一的差别是对共产党内部官僚精英群体的判断上面，前后期发生了根本变化。
对于共产党内部官僚精英群体的认识变化，是逐步形成的。在1957年毛泽东对官僚精英群体还是很相信的，毛泽东说你们知识精英是思想和立场有问题，没有走到多数人这一边来，而共产党干部是方法和经验方面的问题，按照从前的说法，知识精英是“不愿革命”，共产党人是“不会革命”。即便是这个时候，毛泽东也已经发现原来设立的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机构的严重官僚化和脱离群众，他有一次大骂共青团是“老人专政，毛泽东同时还极端强调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甚至硬性规定省委书记每年要下去调查四个月，进行“走马看花”或者“下马看花”。不管毛泽东自己的主观愿望如何，也肯定不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阴谋安排，共产党人最终也走上服从社会分化规律的道路。
毛泽东对官僚精英群体的总体判断越来越坏，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了。
小猪26： 老田这些人的文章说来说去还是人民的抽象具体游戏而已；人民都是拥有文革的，反对文革的都是地富反右分子。如果先入为主得到这个结论的话，就没有必要再来讨论什么什么的。
老田文章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他称为人民地们如何高的时代，老百姓连抱怨最基本生活问题的权力都没有。那么人民的地位体现在什么地方，在他及其他相近的人文章里有没有提到当年全国有1/3的人没有解决温饱。这不但绝对数还是相对数来说都不是小数字。这种态度的本身就代表了对那个时代人民的轻视，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当时老百姓的最起码的生存问题。这与他们高唱的人民如何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所谓的官僚的问题。老田又偷换了概念；官僚只不过是个载体，权力才是根本，国家主席`省长这些没有了权力不过虚名罢了，人民政治地位在于对于当权者的监督而不是对失势者的批斗上。
最简单的例子；你可以批斗刘主席，但对副统帅的则不行的。
老田：继续革命理论，在九评里面已经进行了完整的表述“单单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也是不巩固的，必须继续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根据我的理解在今天可以这样来表述：就是要在实际上了生产资料“非资本化”之后，继续实现权力的“非资本化”和话语权的“非资本化”。
有些人如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异化”理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劳动成果的异化，而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带来的异化，马克思则很少系统涉及，这一点毛泽东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比较系统深刻和执着。
如果拿社会实践检验的话，确实社会分化和社会对立、社会压迫的产生，并非仅仅由于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差距所造就的，尤其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分化的依据除了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之外，确实还有权力和话语权带来深刻社会分裂。继续革命理论针对造成社会对立和压迫的三大依据，一个不漏，算是一视同仁。
老田： 对于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应该执行不同的标准，对于精英阶层应该执行经济人假设，因为他们有着政治、经济或者文化方面的优势，这些优势要承担相联系的社会责任。所以对精英阶层要实行阶级斗争理论，或者经济人假设，执行积极监督，搞有罪推定，例如财产公开制度，亲属回避制度就是这种性质的安排。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就应该是道德人假设，他们没有什么优势，承担社会责任就小，同时也没有什么走极端的力量，走极端的社会危害性也小，所以要执行消极监督，搞无罪推定，只要不违反法律就行了。
权力不论是政治权力、资本权力还是话语权，都要实行积极监督，权力带来腐败，积极监督的依据就是有罪推定，或者说没有阶级斗争的支持，积极监督就失去了逻辑依据。
老田：事实最有说服力，那些在妖魔化文革问题上具有共同立场和话语的人，许多人自己其实就是文革期间的罪犯和害人的凶手，不管今天要把文革的是非颠倒的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这些人自觉和不自觉的同谋，客观上适应了这些人的需要。
我个人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感到很受启发，主要是对文章中间复旦的书记们的做法。我以前也大致上认为当权者的作为是相对主动的，这篇文章中间的老谋深算，超出了我的想象。你的文革感受，我已经做过评论了，这也是上海另外一个局部的文革过程，当然曹卫平跟你相比，参与文革要积极和主动得多。还有，我发现在文章中间，对文革的评价，其实不仅仅是来源于文革期间的就事论事，曹卫平的评价中间明显有后文革时期的价值判断在内，这恐怕与他在企业里工作，以及今天的个人社会经济感受有关。你对文革的总体看法，有没有这样的因素在内，我当时看不是特别明显，其实对照反思一下，觉得好像也有。
所以，评价文革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你是亲历者，其实应该是有发言权的人，可以就此说一下你的看法，比如，真实性如何，内含的价值判断是否能够同意等等。
“血统论”和“怀疑一切”的两大争论，是文革初期造反派与保守派争论的要点，中央文革各人都出来表示过态度，最开始是江青做的修正。这个修正实际上也是不彻底的，问题在于彻底修正这个对联实际上已经质疑到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了，因为当时革命过去不久，中央文革和造反派都是处于束手束脚状态，未能给予对手以彻底反击。当时马克思对于阶级划分的理论依据以及在社会上的话语强势，不仅在文革期间是帮助社会上层的，文革也是用来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注意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最有意思的事情还是：从前那些人根据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去转移运动方向，在1980年代又转过来依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否定毛泽东对社会分层的判断，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
把国家机器和当权派分开，是监督和“反对”当权派的唯一依据，如果追求民主和权力监督，这是一个要点。把国家机器和当权派看作是一回事，这是典型的当权派思维“朕即国家”“老子代表党”，这是他们得以把自己的私利和国家目标捆绑在一起从而对反对者进行镇压的依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评价文革初期关于 “怀疑一切”的争论，当权派自己和国家目标不是自然一致，党员是不是代表人民利益，需要进行审查和检验。
当权派永远不会自动地代表国家目标和人民利益，那么反向监督和审查就要一直跟着进行到地老天荒，问题在于“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是永远存在，在这样的现实中间去探索什么是有效的反向监督和制衡模式。
这个其实不奇怪，作者在工厂里工作，今天主流话语他们完全没有学习过。茅于轼发现他的保姆学校里的学生，在政治认识上完全还是毛泽东的“俘虏”，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只有两个核心话语：出来工作就是“受剥削受压迫”的，靠努力工作改变自己处境是没有希望的，所以还是主张“造反有理”。
这可能不能说是工人农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主流学术和舆论政策的失败，即使单纯从为社会上层服务的角度去看，这些人的努力其实也是无效的，最起码降低反抗的概率是要把新思想植入工人农民的脑海中间去，而不是在精英们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知识精英的工作成绩，无论是站在平民立场，还是站在精英立场上看，都是不合格的。
杨曦光你认不认识？老保还是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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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总算认识一个造反派杨，这个人也确实是造反派，在1967年他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时候，他的思想也是与最典型的造反派－－少数派－－感受与政治诉求一致。我反复说明的一个事实是：对文革的评价不仅仅来自文革时期的感受，也结合了对今天的感受，同时还基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社会发展走向的判断，因此造反派不可能不分化。
从文革结束到今天，我见过的造反派至少有四种：一种是文革完全搞错了，自己当时是上别人的当了，这种也许可以称为“阶级意识的复归”一类，这种人通常是今天的处境不错，而且认为今天的道路可以走到地老天荒，或者最好是能够那样。
第二种是觉得文革没有错，自己尤其是没有做坏事，但是对自己长期挨整，后来又受到政治压制的遭遇极端不满，反正以后再也不能搞政治了，政治太危险，得不偿失。
第三种是文革的理性和实践都没有错误，自己参加也是对的，问题是有些人不能坚持到底，最典型的就是毛泽东在形势好的时候不支持他们，看不到政治背后的力量对比，因而很有怨气。杨小凯这个蠢材就是这样，完全不清楚背后真实的力量对比，只知道自己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不知道对立面的力量如何，在大部队撤退的时候还独自往前冲，这种人要是不摔跤才奇怪，最为可笑的是自己摔了跤之后，过了几十年还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估计下次遭遇同样的处境，此人还是要犯同样的错误。
第四种认为文革没有错，自己的遭遇是很正常的，是奋斗中间的牺牲，是力量对比不平衡的结果。文革也是有成就的，如果没有文革，国企造就被瓜分光了，改革肯定是俄罗斯式的一步到位，那样几千万老工人都不可能有什么养老保险，精英阶层没有把工人彻底剥夺光，就是文革推迟瓜分的经济成就。自己的个人牺牲是因为妨碍了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后果，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是为工人争取一点好处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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