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到了1987年夏天，韩爱晶与川妹子的“爱情结晶”–宝贝儿子已经一岁了。这时，突然传来了“圣旨”，按照当时中共中央常委乔石同志的批示，他和即将刑满的蒯大富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原单位工作，政治上不要歧视，生活上妥善安排。
农场为韩爱晶举行了简单的欢送会。韩爱晶挥泪告别了农场领导和塘格木的朋友、难友们，携妻儿离开了他刻骨铭心的塘格木。
“再见了，美丽的塘格木，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韩爱晶擦去眼角的泪水，与妻儿登上了东去的列车。送行的有王如山等人，一位帮助安置“后事”的警察同行。
笔者认为，韩爱晶应当感谢塘格木。塘格木给予他的东西太多、太多，尽管付出了代价，但是值得。做为“副产品”，塘格木送给了他一个川妹子，又慷慨地“搭配”上一个大儿子。要我是韩爱晶，我就是花上一个亿也要在塘格木建立一座纪念碑–如果有钱的话。
韩爱晶先同妻儿回江苏老家看望了老母亲和亲友，然后又一人来到了北京。
在老同学们为其“洗尘”宴会上，我向韩爱晶敬了一杯酒，说：“感谢你老弟替我坐了十几年牢，我向你表示衷心地感谢并深表慰问。祝你因祸得福，拐了个川妹子，又得了个大儿子。”众人哈哈大笑，韩爱晶笑而无语。
“不过”，我接着说，“老兄有几句话忠告。第一，北京乃是非之地，你也好，蒯司令也好，今后无论如何，不要想着再进北京，北京不是我们这些人待的地方。今后来北京办事，干脆先向中纪委打招呼，来干什么，住在哪里，接触谁，甚至在哪里拉屎撒尿，都报告清楚，省得别人疑心疑鬼。第二，患难夫妻，1日夫妻百日恩，糟糠之妻不可弃，何况是年轻漂亮的川妹子。不管你将来如何，若有三心二意，休怪我们不是朋友，我老戴将把你搞臭，遗臭万年。怎么样？”我的话引起了在座的一片笑声。当时还没有“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句准真理。韩当时处于百废待兴、穷困潦倒之际，他的首要问题是让老婆孩子别饿肚子。
席间，大家又力所能及地为韩爱晶集了一点资，以帮他度过燃眉之急。
我们陪同韩爱晶在北京玩了几天后，韩便南下“走马上任”，去了湖南株州某兵工厂。该厂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北航毕业生，对韩爱晶安排照顾得既不过分，又不欠缺，叫做恰到好处。
后来韩分到了一间房子，安了个家，川妹子后来当了临时工，岳母接来看孩子。
川妹子鲤鱼跳龙门。她告别了贫穷、愚昧、落后的故乡，变成了城里人。
韩爱晶被分配到厂里技术情报室工作。一天，从电子部调到株州市任副市长的北航老同学乔钟涛（同韩爱晶一个系的）带领市里大小头头来厂里视察工作，“顺便”兴师动众地看望了韩爱晶。在场的有公安局长，法院院长，各部、委、局、办头头，把韩爱晶的小屋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都想看看韩爱晶是啥样子。乔副市长文革中是保守派，没沾韩爱晶一点光，所以他也不怕受牵连。韩爱晶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乔副市长让厂领导好好照顾韩爱晶，有什么困难找他。我得知这些情况后，对老同学乔钟涛肃然起敬。
不久，韩被厂里派到深圳办事处工作。后来，深圳有几家大公司慕韩爱晶之名，聘请他出任老总。韩爱晶请示了厂里后，去了一家有数千万债务的国企参股公司当了总经理。几年来，在他的努力下，公司债务基本还清。后来，几家控股大公司的老总们被韩爱晶的廉洁奉公精神所感动，对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开始几年，韩把妻儿留在株州，一个人在深圳闯荡。虽然处于创业阶段，但身为总经理，加上深圳毕竟是半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各方面的诱惑很多。但他还行，没有变坏。他不喝酒，不抽烟，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不会玩牌，不近女色。他从未进过卡拉OK厅，甚至不愿参加宴会，不陪客人吃饭。他始终两袖清风，从未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如今，他仍保持着穷学生时的“寒酸相”，整天一碗米饭或面条打发日子。公司的关系户们知道他叫韩爱晶，没人敢说三道四，买卖照样成交。
后来，某些大股东们为韩爱晶的敬业精神和廉杰奉公所感动，又主动出资注册了一家独立法人的信息网络公司，交他管理。
韩爱晶老夫少妻。他对妻儿疼爱有加，一有机会便回株州看望。由于韩本人的户口仍不能进深圳，韩先将妻、儿的户口迁到了深圳。目前一家在深圳，虽然生活不很富裕，但有自己的住房，生活美满幸福，安定团结。社会上的许多谣传都是瞎扯淡。
2003年，韩爱晶办了内部退休，目前给一家公司当顾问，抽空研究文革历史，写回忆录。儿子韩钢已经17岁了，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夫人相夫教子，管理“内政”，并抽空做一些买卖业务，以贴补家用。
看来，本人当初的警告或许起了作用，或许是多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