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大陆
一 流产的“串联联络站”
1966年8月15日，共青团上海市委所属市学联宣布成立“接待首都和外地来沪革命师生办公室”，标志上海接待外地串联师生的工作正式启动。因整个接待工作尚处于“初始期”，团市委所属市团校（地处静安区的陕西北路500号）率先成为了中心接待站。1 因之，早先入住的北京红卫兵，便在市团校的大门上挂出了“北京东方红大学”的招牌，以示此处为北京等外地来沪学生的集聚地。
再据8月27日《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的统计，在市学联巳累计接待的901名串联学生中，北京红卫兵竟达512人（恰巧26日有170多位北京红卫兵集中抵沪，分别按排在复旦、交大、华师大等校）。这不仅是到达数量的集合和显示，更证实了北京红卫兵的能量和在外地串联学生群体中所处的地位。正是这几个因素的交汇，自发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在市团校策划了一场筹建“串联联络站”的行动。
8月27日，借宿在市团校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红卫兵，牵头向分散在全市各校的北京红卫兵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8日上午8时10分在市团校大门口张贴出“北京大中学校南下革命串联联络站筹备会议，今日上午九时在上海市团校食堂举行”的通告。2 显然，此中生存着一种需要，那就是企图通过某种程序，标立一个核心，来集合、来召唤散落着的北京红卫兵，以求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然而，需要只是触发一种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碰撞和交织。
会议于9时20分正式开始，北大、清华、北师大、北二外、人大附中，以及借宿在团校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等三十多人出席。据参加会议的代表说：“会开得不成功”、“也没办法开”，有的甚至一头雾水，例如清华的代表（秦建国，住复旦）抱怨“这会啥人召开也不知道”，“会客单也没人签名”。3 原来，当牵头的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红卫兵一提出“号召到团市委看大字报”、“吃饭坐车不该化钱”、“应给我们创造良好的条件”等建议时，立即就遭到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中学红卫兵的猛烈反击，他们当场指责掌握会议的人“开这个会的目的不纯”、“参加会议的成员也不纯”、“不下去调查研究，就设立联络站没有意思”。4 结果，会议没有展开讨论，更没有进入程序，在一片吵闹中，于9时50分不欢而散。
1 据8月25日统计，在市学联接待的352名串联学生中，有103人住在市团校。见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团的情况》第36期，1966年8月26日。
2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之五》。
3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之五》。
4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之五》。
接着，北京滑翔学校、北京抗大一中的红卫兵冲到门口，将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红卫兵张贴的通告和“北京东方红大学”的招牌全部撕下，并于10时30分、 10时50分贴出两份内容类似的大字报《要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们的看法》。大字报对科大红卫兵“动不动就伸手要这要那的行为，感到无比的气愤！！！”，认为这“纯粹是占革命的便宜，投革命之机”。他们还对团校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维护北京红卫兵的荣誉”。5
显然，试图建立一个“串联联络站”的计划流产了，导致这种流产的原因，既不是外界的干扰，更不是上层的阻抗，而是其内部萌发的需要，在初始阶段就遭遇到了不同观点的冲撞――以致产生需要是必然的，导致流产也是必然的。在此，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群体，因为没有组织构架的关联（或同一学校、或同一组织），也就没有相互间的身份认同和人际依附；因为没有共同经历的遭际，也就没有相互间的心理认同和权威依附，且初来乍到，情况不明，情绪飘忽，怎么可能会迅速地或聚合、或附着于一个机构呢。
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此次的流产便是下次顺产的前奏。
二 十月以后的“顺产”
据《上海市接待各地串联学生统计情况》，自8月28日起，外地来沪串联学生数迅速进入“上升期”，且多为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检阅后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例如：8月29日，共1123人到达上海，828人为北京红卫兵（其中北京的大学生红卫兵为639人）；8月30日，共1742人到达上海，914人为北京红卫兵（其中北京的大学生红卫兵为718人）。6 正是这一流动的群体，下车伊始，以北京的“革命”眼光感觉上海的运动“温良恭俭让”，便掀动起了“9.4冲击上海市委”事件（容后研究）。在这一行动中，各校红卫兵之间有招呼、有策应，但因事件骤然起落，也就没有形成稳定的组织构架。7
9月10日以后，以调查“9.4事件”为名，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派遣南下兵团抵沪。8 该兵团上设总部（位于人民广场市体育宫内），下分纵队、支队，看似体系严整，实为松散型的临时机构。所以，尽管该兵团抵沪时曾受到摩托车队的开道迎接，也有组织地与市学联、工人劳模举行了座谈会，但当各纵队、支队分散、深入开展行动时，北京红卫兵的“革命”眼光依然与上海的运动形势形成强烈的抵捂，以致这群北京红卫兵上街宣扬“红色恐怖”，下基层演示打人，甚至将“鬼见愁”的对联张贴在国际饭店门口（容后研究）。后来，上海有关方面通过种种途径，促使北京方面向总部下达了“国庆返京”的指令，这一轮北京红卫兵南下也就没有形成持久的组织构架。
5 共青团上海市委办公室编《外地学生来沪情况反映之五》。
6 参见拙文《上海接待外省市红卫兵的五个阶段》，《青年研究》2005年第9期，第47页。
7 “9.4事件”后，部份北京红卫兵才在华东纺织工学院设立了“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不久，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抵沪，“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即宣布撤销，其负责人清华吴某某、北大蓝某、北京机械学院蔡某某、姜某某等，及绝大多数“冲进过市委”的北京红卫兵陆续返京，只留下一负责人清华陈某某参加南下兵团的活动。原联络站的一辆宣传车，也移交给了南下兵团。《华纺反映北京学生和本校少数派的两个情况》，《教卫系统文化大革命情况反映》第239号，1966年9月18日。
8 1966年9月10日，“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在北京体育馆举行，周恩来到会讲话。周特地对赴上海的南下兵团说：“要做宣传队，不要做工作组，不要包办代替。”同时提醒北京红卫兵，上海有国际朋友、海员、外国商人等。《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
10月以后，因部份北京高校红卫兵对上海的文革运动巳有深入的了解，甚至巳有深入的参与，便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决战姿态，以“走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选择（在当年红卫兵们的知识结构中，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及其有关教科书中所说五四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工农大众的“主力军作用”，上海工人阶级罢工“标志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等概念，是深入人心的“），正式提出立足上海，在上海建立稳定、持久的联络站。不仅直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上海市委，更企图以发动、组织上海的工人群众为突破口，影响全国的运动走向（事实上，北京红卫兵是上海“工总司”的产婆）。
10月25日，北航“红旗”三十余人（住交大）率先在交大革命楼317室挂起了北航联络站的牌子。接着，他们又围攻市委负责人，并占领南京西路市委外地学生接待站的两间房子，逼迫市委必须在交大附近落实三、四间空房。他们声称北航红旗巳有二百人到上海(北航全院共七千学生，《红旗》组织有二千人左右)，应将人员集中在交大和复旦，因为“这两个学校搞好了，其他学校也可以带起来”。当市委未能满足北航红旗的要求时，北航红旗就自行强占了余庆路161号，宣布建立驻沪联络站。9
10月29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称“第三司令部”)先遣队领队姜涛持总部介绍信，正式向市委提出设立驻沪联络站，并附一份“物质要求”清单：一、将延安西路28号市委对面的办公大楼作为联络站。二、配给一辆装有三个高音喇叭的宣传车。三、配给廿辆自行车、一辆摩托车。四、配给一架打字机、三架手摇油印机、五块腾写钢板、十支铁笔。五、刻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字样的公章。六、拨给五千元活动经费。经研究，市委表态：除自行车减为十辆，办公地址、活动经费待进一步商讨外，其余均予满足。在落实物质给予的过程中，首都三司先遣队的红卫兵“态度强硬，催逼紧迫”，不仅要接待人员“写条立保，限定时刻”，还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如提供沿街房屋，并设宣传广播站；给予手提式电喇叭及八开纸十令、二十桶浆糊等。据31日的消息，短短两天时间内，除了沿街房屋、经费、电喇叭尚未落实，其余均巳到位。10 后来，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落户于愚园路311号，他们又提出借用照相机、录音机等要求。当不能及时获得满足时，这批北京红卫兵便施展拿手好戏，以“革命”的名义，对资本家采取造反行动，除掠得照相机、自行车等，还将一幢上海第一师范学校准备办展览会的资本家房子占为宿舍。11 同时，三司向外宣称：目前三司在沪红卫兵巳达3百余人，总司令部还将派出有大批人马到上海，“大造上海市委的反”等。12
再至11月9日的报告和统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北京电影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华人民共和国野战造反兵团、全国红色造反团、首都长征造反队、北京红卫兵造反队等，均强行冲进市委28号办公大楼，并各占一方，自行建站。与此同时，除了北航红旗和首都三司分别入驻余庆路161号、愚园路311号外，其它巳落实地点，并宣布建立联络站的还有首都红卫兵武工队驻沪联络站（襄阳路55号）、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延安中学内）、全国十大医学院串联联络站（上海第一医学院内）、河南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上海外贸学院内）等。13
如此看来，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能够在十月下旬纷纷建立起来，一方面是经历了种种类似“9.4冲击上海市委”、“国庆返京”等事件的冲撞和
9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第7期，1966年11月6日。
10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第4期，1966年10月31日。
11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第8期，1966年11月9日。
12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第4期，1966年10月31日。
13 《外地学生在沪情况反映》第8期，1966年11月9日。
较量后，红卫兵造反势力在政治上取得了全面的主动，以至所采取的行动均被赋于“革命”的含义而畅行无阻；二方面是经历了近三个月的大串联，从红卫兵们松散、飘浮和游击式的运动中，必然积聚出一些新的力量组合，并或以一所学校（如北航红旗）、一个团体（如首都三司）、一个地区（如山东红卫兵指挥部）的稳定构架为支撑而展开阵地式的“革命”。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汇合，即前者以大势庇护着后者的组织落实；后者以组织落实推助着大势的张扬，包括主管单位在内的许多部门，不管是无奈地屈从，还是有意地认同，多采取了顺应和协助的态度。
于是，11月11日市委群众接待指挥部、上海市接待各地革命学生办公室联合向市委写报告，声称目前来沪串联的外地学生总量巳超过240万人，滞留量达70余万人。所以，根据形势的需要“必须在政治上给予积极支持，在生活上给予热情关怀⋯⋯还需要帮助解决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如设立联络站的办公住房、交通工具、宣传设备等”，并进一步提出“今后随着来沪人数不断增加，这方面的需求也将增加”。14 应该承认，这次实际主管单位是十分主动的，他们不仅明确地要求解决“建立联络站”的物质准备，指出过去总是被动地“临时向有关部门借调，既牵制各单位领导精力，又拖延了解决问题的时间，引起外地学生不满”，更明确地向市委建议：应“由房管局负责解决外地学生设立联络站所需房屋问题；由计委交通局负责解决汽车问题；由仪表局及交电公司、人民广播电台负责解决广播器材问题；由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向各局及区借调一部份物资，由市接待办统一掌握使用”。15 甚至还直接提出这些物资的来源可以“1、从机关使用的设备中挤出一部分。2、从抄家封存的物品中动用一部分。3、拨一笔经费，必要时增添一部分设备”等几个方面统筹解决。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