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解放日报事件”，距今已三十多年了。事件的具体过程，曾被人多次回忆过，而事件的有些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仍沉淀在我的记忆里。经过不时的咀嚼，常常辨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解放日报事件”的导火线，是上海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出版的红卫战报要与解放日报一并发行，遭拒绝后引起冲突。这份报纸登了两篇大字报，一是《如此党报》，一是《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内容讲过去解放日报发表过《海瑞上疏》等文章，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以及解放日报在“文革”中保市委、整群众等等。当时，报社的职工看了十分气愤，认为怎么可以胡乱批判市委机关报呢。其实，撇开大字报中不符事实的部分不谈，批评一下解放日报又有何不可呢？当然，红革会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解放日报，而是要从中打开一个缺口，搞垮上海市委。由此而开端的八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就此发生了。
这两张大字报是谁写的呢？报社以外的人不知内情写不出来，红卫兵不了解解放日报社工作，也写不出来。出人意料的是，它是体育记者关××写的。当时，此人已五十岁出头，是第一个窜出来的“老造反”。他原在山东济南一国民党小报做编辑，官至少校，我军解放济南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论《保卫济南》，解放后被遣返到上海，考入解放日报。他背着历史的包袱，平时从不抛头露面，处事小心谨慎。“文革”一起，文汇报造反派头头也是体育记者，两人一拍即合。聂元梓奉江青之命到上海点火，这两人马上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关先在报社贴出这两张大字报，报社职工一片反对声。聂元梓要他去串联，关某先到一些部门去，哭丧着脸，讲自己的“苦出身”，讲自己为何热爱毛主席，忆苦思甜，老泪纵横，但无人响应。他发起召开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也无人参加。聂又要他发展造反派组织，他只找到理发室一个姓杜的年轻理发员。此人镶金牙，穿喇叭裤，有流氓习气。由他们两人撮合，又到报社外找学校红卫兵支持，成立了星火燎原造反司令部。在他们的造反过程中，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带头造反的，不是干部，不是党员，不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是过去受压抑的人，不受重视的“小人物”。他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可保，趁造反之机取得自己想得到而过去无法得到的利益。在工厂、企业、学校、机关，都有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个现象是：这些起来造反的人，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打扮成最热爱最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而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安在被打倒对象的头上。结果，与毛泽东思想无缘的人，最不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举的毛泽东思想旗帜最高。所有单位的造反派莫不如此。
我作为被造反的主要对象，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反省一下，为什么这样两个品质并不好、又毫无群众基础的人起来造反，居然会“星火燎原”了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宣传毛泽东思想，并未反对毛泽东思想，却被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在地呢？原因很简单，造反派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要踢开各级党委，要重新组织起忠于他们的队伍，用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根绳索，是最容易把不符合造反的事情网罗进去的，也可以把不支持造反的人统统勒死。
当时上海红卫兵和全国红卫兵到上海造反的汇合点就是解放日报。除北京大专院校外，有西安、鞍山、长沙、重庆、贵阳等学校的红卫兵，我曾接待过四十多批近千人。其中有两部分人：
一部分是绝大多数天真无邪的学生，大多为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他们向我提出的问题，近乎荒诞无稽。比如说，有一张解放日报第一版印有“毛主席”字样的标题。而第二版同样位置上印有“外交部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暴行”字样的标题。他们指着这两个标题责问：你们把“帝国主义”字样印在“毛主席”的背上，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还有的学生带着一个放大镜，硬说解放日报的花边上有希特勒的党徽“卐”字标记，甚至还找出其中印有“反动标语”，说报社有暗藏的反革命。还有的说，解放日报有一天的版面上，“毛主席”三个字的标题比人民日报小，照片也印得不够清晰，因此他们要揪出报社内躲在幕后的黑手。对于这些红卫兵，我满脸笑容地接待，挨了他们的皮鞭，我也忍住怒气。对于这些红卫兵的提问，我再三再四地解释，并带他们参观印刷车间、制版车间，一般可以平息他们天真的愤怒。不过，报社也不得不采取两条措施：一是深夜和人民日报核对重要新闻的标题，以免两报不一样而惹来麻烦；二是夜班编辑增加一道“工序”，看大样时，在电灯光下，把一版和二版、三版和四版大样的标题对照一下，以免发生标题重叠引起的误会。办报人这种做法，实在是无奈，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过，一定会认为是双料的滑稽。
另一部分红卫兵情况要复杂些。他们都是大龄学生，其中有些人是高干子弟，或犯错误干部的子弟。他们从优越的地位突然受到猛烈打击，因而抱着怀疑一切也否定一切的极端心理发泄不满。他们穿着军装，挥舞着皮带，三句话不对路，就动手打人。他们提的问题也不像“红小兵”那样天真，而是不断发出勒令，勒令印刷传单若干万份，勒令写有关什么什么人的材料的交代，勒令提供红卫兵活动经费若干等等。他们明显的政治欲望和个人权欲溢于言表。有个红卫兵闯进我的办公室就大声嚷道：“你滚出去，我要来当总编辑。”这些红卫兵冲冲杀杀之后，该获取的权力却被工人造反派拿走了，他们则落得在“广阔天地”里成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象”。这时，他们才从农村的贫穷、落后、愚昧中醒悟过来，重新反思曾经做过的一切。红卫兵活动过的这一段历史，给他们自己留下了深深的痛苦和伤痕。对于报纸，除了种种影响之外，留存至今的，恐怕是对领袖人物又大又黑又粗的标题，继续突出它俯视一切、驾驭一切的地位。而编辑们对这种“文革”中造成的不正常现象，则不敢越雷池一步。
“解放日报事件”过程中，造反派在友谊电影院开过批斗大会后，把王一平、王少庸等和我带走，步行到真如车站，要登上赴北京的火车，以便把“解放日报事件”的大火烧到北京去。王少庸称病半途溜走了，造反派们做好要拦车的准备，这可急坏了王一平。因为中央刚下发文件，要各地党委阻止造反派拦截火车，以免几条大动脉铁路堵塞。王找我商量，是否同意红卫兵原先提出的让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并发行等项条件，使他们折回上海。我说你现在代表市委签字也不会有什么作用。签字后，红卫兵同意返回，原来反对一并发行的另一部分红卫兵则表示抗议，双方发生激烈争执。于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又落在市委的头上。在那时的情况下，地方党委动辄得咎，这样做是“压制造反派”，那样做又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留下惟一的一条路就是被打倒。这是共产党用自己的手，去摧毁由自己长期奋斗建立起来的党组织。
造反派占领解放日报，使报纸印好后发不出去。我在华东局机关和王一平商量，是否向中央文革反映一下。王随即打电话给中央文革顾问陶铸，陶铸在电话中回答： “告诉红卫兵，冲击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报纸是不对的，要说服他们立即撤离报社，有问题可以协商。”我急匆匆赶回报社，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可是，还未等我开口传达，那里的造反派已在传达南京传来的电话，说新华日报社被红卫兵封了，毛主席说：“新华日报被封门了，有什么了不起。”还传达江青的话：“报纸搞资反路线，就是要冲，要封！”这里反映出中国政坛上从未有过的矛盾现象：你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那就会造成与红卫兵、造反派更大的对立；你听中央这一部分人说的依章办了，那中央另一部分人说你依的这个章就是错的。核心的问题，是他不要你依靠，也不要你办事，而是要乱，要大乱。这就是各级党委，包括省报总编辑统统被打倒的原因所在。
“解放日报事件”后期，一个大规模的夺权阴谋正在酝酿。在事件过程中，全市居民约三十万人围集在解放日报社门口和附近各条街道，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我们要看党报！”并和占据报社的造反派进行辩论。一天，在批斗会后，由外面的红卫兵把我押送到展览馆一间空屋里禁闭起来。大雪天，我睡在地板上，冻得直发抖。后来我才了解，由于造反派要夺权，报社职工纷纷抵制，于是把我关起来，就好宣布夺权了。其实，我既无帅印，又无个人财产，有什么东西可夺的呢？夺权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有一份长长的批示，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对华东以至全国都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无疑是向全国发出的夺权令。但是，这是代表哪个阶级向哪个阶级夺权？这个权是从何而来，又夺给谁呢？毛泽东这个批示，把报社全体职工惊呆了，思想武装一下子被全部解除了，陷入了绝望、迷惘和悲观的境地。而我仍被关在展览馆，根本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人从我手中夺过什么权。这不过是演的一场闹剧而已。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起，经过十八年革命战争，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夺取了政权，而今在新中国新政权建立十八年以后，又来号召夺权，这“两个十八年”的变化，不是太发人深思了么？
对于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对于“夺权”即使不敢反对，心有疑问是很正常的。可是，也有令人失望的现象。我无意去算陈年老账，而是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加以叙述。造反派为了夺权的需要，使出一条毒计，要老干部内部互相揭发。长期来，我有个习惯，开会不大做记录，重要的问题在本子里记上几句，日后也渐渐忘了，一般的问题只在脑子里记个要点。这种习惯使我在“文革”中吃足“苦头”。而别人写下的揭发材料一大叠，什么会议讲话的记录，什么电话的记录，什么个别谈话的记录，应有尽有。有人在揭发我时，“爆”出了一个大“新闻”，说我这个解放日报总编辑与别的总编辑不一样，陈丕显要我修改市委文件，还要我列席书记处会议。这本不是什么大事，由于我过去担任过市委副秘书长，所以会临时拉差干些事，但此人由此却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说我是“陈曹死党”。造反派听到后如获至宝，找到了一个可以致我于死地的罪名了。于是，他们在我原有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上，又加了一顶“陈（丕显）曹（荻秋）死党” 的帽子，并在报社内外、满街满巷贴出大标语。由于我的罪名升级，批斗也随之升级。陈丕显在警备区被监护了，造反派找不到他，我则以“陈曹死党”、“陈曹代理人”的身份，被拉到各郊县、各个区、各大工厂轮流批斗，充当他们的活靶子。有人在造反派夺权后，又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给造反司令部的信，说什么“造反派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达手中夺了权，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从此解放日报获得了新生”云云。这两件事，他现在回想起来一定会感到愧疚和后悔。那时候，靠边被审查毕竟是不好受的，有的老干部在打倒还是“解放”的抉择下，为了自己早日过关，鬼使神差，不该说的话也说了，不该做的事也做了。
“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和之前比的最大变化，是“左”的错误思想倾向迅速蔓延。“解放日报事件”前，广大干部对“党的领导”、“党委机关报”等观念是比较牢固的，党叫干啥就干啥，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也是天经地义的，与“造反有理”的口号水火不相容，因此“解放日报事件”前，报社干部、党员中除个别人外无一人起来造反。“解放日报事件”后，情况不同了，在全国、全市造反派的强大支持下，特别是毛泽东对夺权作出明确批示后，他们的思想堤防全部崩溃了，起了剧烈的摆动。这时的干部、党员出现了三种动向：一种是少数党内骨干，沉默寡言，想躲开这场斗争，置身局外；一种是少数青年和与造反派有接触的干部，纷纷揭竿而起，积极站到造反大旗之下；而多数人还在逐步摇摆逐步适应的过程中，他们跟着喊打倒的口号，但仍在观察，想找一条最有利于自己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刚参加造反派，为了改变自己过去的保守形象，表现出自己很革命的样子，不仅面貌左，而且行动也左。有些知识分子这种思想上的左右摇摆，行动上的忽冷忽热，往往达到令人惊讶的地步。比如，强制靠边人员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强制“走资派”每天接受早、中、晚四次批斗，发烧达四十度的人也不能幸免；他们用十几斤重的铅板做成批斗牌挂在“走资派”的颈项上，造成受害人的终身病患；他们用拳头、用鸡毛掸帚鞭打“走资派”，留下斑斑血迹；他们还用各种恶作剧，使“走资派”站不稳，坐不下，痛苦难耐。至于凭空捏造事实，罗织莫须有罪名，那就更不用说了。人们本来以为，知识分子是文人，应该懂得一点文明，可是有的造反派挂着知识分子的招牌，扮演的角色却是全武行，这是很多人从未料想到的。引起人们思索的是，一些自称是积极靠拢党的，是为党为人民立言的编辑记者，是作为革命接班人来培养的青年，为什么运动一来就面貌骤变，人性扭曲了呢？为什么这些人平时听党的话，而造反时说左就左，而且比一般的造反派还左得惟恐不及呢？说外界有压力，说形势所逼，说自身难保等等，确有这些情况，但都不是主要的，而主要的是内在的原因，是他们在一定的气候下私欲膨胀的结果，好像醉汉一样。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会重演。不过我想，如果当事人不作认真的反思，不认真总结经验，尽管出了国，下了海，当了官，在今后另一种合适的气候下，会不会又露出“醉汉”的面目呢？
（摘自《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11月版，定价：35.00元。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标题为编者所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