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月6日半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突然来到了清华附中。他们先到“井冈山”那边，谈了一阵后又来找红卫兵谈话。那天半夜，我们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有人叫我们几个到一楼去一下，说是王力、戚本禹来了。我和李建中，还有同宿舍的几个人马上穿上衣服下楼。在我们宿舍楼一楼靠近大门口的一个房间，在外面就听见里面人声嘈杂，乱轰轰的。进去一看，中间桌子两边坐着穿着崭新绿军装的王力、戚本禹二人，周围站着有二十来个我们红卫兵的人。这个房间原来就是一间学生宿舍，才十几平米，所以显得很拥挤。
原来是我们红卫兵在与王力、戚本禹谈话当中提到了李建中被清华“井冈山”抓走送到公安部关了十来天的事，于是就把我们叫下来了。戚本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口吻说：“你们在公安部里可以想想自己犯的错误，你们不是都写了检讨了吗？”我当时就站在他旁边，生气地顶了他一句：“那是逼供信的结果！”戚本禹不满意地说：“怎么能说是逼供信的结果？叫李建中同学自己说说，是不是他自愿写的？”李建中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先说了句“是我自己写的，”后又补充一句：“但是有压力。”戚本禹也算脑袋瓜比较灵的，马上接了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有压力嘛！”当时还说了许多话都早已记不得了，但戚本禹说的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你们，你们还去帮他撕大字报！”他指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参加了清华“八·二四事件”[1]。
中央文革小组这两个家伙来附中的消息很快传开，不一会儿，房间内外就聚集了好多人，有红卫兵的，也有“思想兵”的，也有“井冈山”的，楼道里挤满了人。人多嘴杂，秩序混乱。王力坐在那里，好象始终没怎么说话，基本上都是戚本禹在发议论。我还听见戚本禹对王力小声说道：“在这里，我们真是可以学到许多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当时我就觉得他很象是在表演台词。有一个学生在门外高声向戚本禹发问：“戚本禹同志，请问什么叫革命群众？”戚本禹应声答道：“你就是革命群众！”
王力、戚本禹来附中一趟，没给红卫兵说一句好话，还教训了红卫兵一顿，真让我们恼火。第二天，我们班几个人在教学楼一楼大厅正面墙上刷了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1月6日的讲话糟！糟！糟！”署名用的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延安战斗兵团”。我看到有人比我们行动还快，在门厅东面墙上已经有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1月8日晚上，邝桃生一脸兴奋的样子来找我，告诉我有一篇批中央文革小组的文章，让我们班的红卫兵帮他抄成大字报贴出来。文章的题目是《致中央文革》。我看后觉得很棒，很过瘾，马上请樊太原来抄，樊太原毛笔字写得很帅，我们班红卫兵的大字报、大标语基本都让他写。抄好后，我们即将它贴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后来知道，这篇文章是骆小海在前些时候写的，但他当时生病住院，就把大字报稿交给邝桃生，让他根据形势相机处理。邝桃生后来为此背上了“反中央文革”的罪名，挨了不少次批判和斗争。《致中央文革》大字报的底稿早已丢失，但其反中央文革的内容和犀利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0多年以后，我在搜集有关档案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它。它是作为“联动”的罪证材料被造反派保留下来的。现在看来，这篇大字报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如对“刘邓路线”、钱伟长、伊林等的说法。但它反中央文革的旗帜非常鲜明，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联动”成员的思想情绪。在我所看到过的许多同类材料中，这篇大字报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致中央文革》全文如下：
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逮捕一批红卫兵小将和青年学生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破坏十六条的，发展下去就会犯路线错误。
被捕者中，有一种是杀过人的，但不是反革命分子的红卫兵小将，例如，西城纠察队的某些领导人。打人，打死人肯定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们对有些反共反人民的大右派分子尚且不予法办，例如钱伟长者。怎么可以对要革命的、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实行逮捕呢？打人、打死人的并不是他们几个人，他们也不是主谋和首恶者，犯了打人和打死人的错误是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捕戒一开，类似的都得捕，这将在广大红卫兵中闹得人人自虑，这样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应当强调指出，只有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文化革命才能进行到底，否则文化革命就会夭折。捕了一批红卫兵，使一些人不敢讲话了，这些人的灵魂就无法能触及到。
在红卫兵犯错误的时候，有一些阶级敌人浑水摸鱼，乘机对革命者行凶报复，我们应当把这些坏家伙抓起来，昭于罪状。如果抓了好人，却放纵坏人，就是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如果捕上一种人还可以拿国法辩护的话，那么捕另一种人是毫无道理的。
这种人就是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或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言论但并没有违法行动的青年学生，如八一纵队领导人等。
十六条规定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不准采取任何压服的办法，要保护少数。即使少数人意见是错误的，也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不准把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反革命。学校的学生除了有违法行为外，他们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且不说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了“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学生斗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一条写到十六条上的规定，单是擅自动用公安机器镇压批评，践踏十六条的作法，就是十分错误的。
镇压批评，是国民党的作风，是“左”倾机会主义的作风。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谁批评他就逮捕谁、迫害谁。中央文革小组比我们熟悉党史，当时谁批评、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央”，就给谁扣上一个“右派”的帽子、“反革命”的帽子，并加以逮捕，甚至枪毙。他们叫作“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的作法，同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何其相似乃尔！这正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他在进行反“左”倾路线的时候，就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办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办法。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不可救药的，就要给以帮助，给以工作，给以出路。中央文革小组有一条逻辑，谁反对他们，谁就是“反革命”，就要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老虎屁股摸不得，你们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林彪，为什么有了错误，别人反对不得？为什么反对你们，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呢？十六条没有说，毛主席也没有说。我们倒是听十六条说过，“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过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故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露他们耍弄的的这套鬼把戏。”倒是工农兵及中央文革小组说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而中央文革小组在处理八一纵队等问题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还有一种人，如伊林[3]等确实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的，那也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加以问罪，这样还可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
讲到武斗，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在推卸自己的责任，把雍文涛、周荣鑫、王任重及某些红卫兵当作替罪羊。8月初，武斗刚刚开始在北京露出萌芽，我们非常不安，希望中央文革小组做工作，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吭声，我们的红卫兵和人大、北航附中的红卫兵组织就于8月6日散发了第一篇反对武斗的《紧急呼吁书》，也发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所有主要负责人，但中央文革小组仍一声不吭。由于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到了8月下旬，武斗风大盛，死伤很严重，我们是多么痛心啊！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打死人中央文革小组都不管。我们只好用“中央不能压制群众”、“文化革命必须大乱”、“矫枉必须过正”这些理由来解释我们的疑问。中央文革小组不管，我们管！我们红卫兵又于8月20日发表了《十点估计》[4]，反对武斗，反对唯成份论，捍卫十六条。当时群众反应热烈，争相传抄。可见群众多么希望有人主持正义，捍卫十六条啊！我们很难受，第一个来讲话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十点估计》出世后，中央文革小组才发表讲话，发表社论，反对武斗。但这时武斗已经蔓延全国，给全党造成重大的损失。即使如此，中央文革小组也只是号召反对武斗而已，没有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在红卫兵群众中真正根治武斗，妥善处理前阶段武斗的错误和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武斗至今仍然猖獗，蔓延不已，中央文革小组才急急忙忙讲讲话，处罚几个人，实在是马后炮，已经很晚了，损失很大了。为什么当时不积极制止，一直到现在才动手抓人，不能不使人感到疑问。
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期，中央文革不吸取以前武斗的惨痛教训，引导工作做得很不好，各地相继发生抢档案室，群众之间互相殴打，破坏大民主等无数起严重事件，引起新的群众斗群众，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群众斗群众一直不断，以前受压制的反过来压制别人，这些情况是领导方面的原因。
这次武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损失之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罕见的，是建国以来绝无仅有的。本来，中央文革小组若能及时倾听群众意见，完全可以把武斗消灭于萌芽之中，全中国四个月的大规模武斗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这次之所以没有避免，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造成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要承担主要责任。我们是亲身经历过这一历史阶段，完全有权力这样说。后来革命少数派抢、砸、封等违背十六条的做法，也涉及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是为什么？中央文革小组那种把一切错误推给下级，推给群众，应该有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
中央文革小组不仅在武斗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对待中学红卫兵运动上也犯了一系列错误。可以简单地说，在捧中学红卫兵时，对红卫兵唯成份论、武斗等错误纵容姑息，对中学红卫兵的思想改造抓得不够，及至中学红卫兵错误严重时，又一脚把中学红卫兵踢开。好像哪个头脑落后的父母，把孩子娇惯坏了后，又揍了一顿了事。根本没有突出政治，宣传老三篇，大搞人的思想革命化。
既然中央文革小组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们有据点，就不应该害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什么人，谁向你们指出都行，只要我们说得对，你们就必须改正。如果我们说得不对，你们也应该以此加勉，引以为戒，而不是如江青同志说的“不要理他”。我们晓得被中央文革小组批驳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蛋”这一句谬言是从江青同志所说的“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走开”[5]这一句话翻造的。毛主席批评江青同志狭隘，我们加一条“感情容易冲动，爱感情代替政策，说话不负责任”。中央文革小组都是有名气的老共产党员，应当有这种共产主义者的勇气和胸怀。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绩是巨大的，他们站在毛主席的一方，为打败刘邓路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也有错误，对自己的错误不批判，不改造，量变也会引起质变，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也有可能滑到刘邓一方，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请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好好想一想。如果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坚持错误，那么我们就要求敬爱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改组这个中央文革，成立一个正确的中央文革小组，反正中央文革已经改组了几次，再改组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最后，我们愿意把亿万人民的誓言也就是中央文革社论中常说的话奉送给中央文革小组：
“不管是谁，不管他的权威多大，不管他的职位多高，只要他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打倒他。”
胜利一定属于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属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属于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
延征
1967年1月8日
“一·二五”武斗事件
1967 年1月25日，是“文化大革命”中清华附中发生的第一次严重武斗事件。当时，镇压“联动”的口号响彻了整个北京市，砸抄“联动”组织已经成为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了。中央文革小组已经下了决心要消灭“联动”，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对公安干部的讲话中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 ‘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的。”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大学的造反派纷纷参加了镇压“联动”的活动。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关于某某学校红卫兵被抄了，某某学校红卫兵被砸了的消息。[6]作为“联动”的发起组织之一的清华附中红卫兵，遭到镇压应该是早就可以预想到的事情。这一天真的来到了！
1月24日晚上，我们已经听到风声，明天会有造反派来挑衅。我们立即行动，进行备战。我们从校园里到处捡碎砖头，一趟一趟地往宿舍里运，我们捡的碎砖头堆在一个空闲的双层床下铺的床板上，堆了满满的一床。不知是谁想得周到，还找来一些生石灰面儿。
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就听见外面人声鼎沸，有消息传来说，“井冈山”引来不少外校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还有人说，三楼高中几个红卫兵的宿舍已经遭到袭击。不一会儿，附中“井冈山”的人就来到我们住的二楼，对我们的宿舍发起进攻。开始是通过门上的窗户向我们扔石头，我们也用早就准备好的碎砖头进行还击。过了一会儿，“井冈山”开始用大木头撞我们的门，我们用密集的砖头向外猛砸，还使用了生石灰面儿。这家伙威力大!我们将用纸包好的生石灰向外面甩去，一下子就造成一大片的白色烟雾，紧接着就听见外面“井冈山”们被呛得直咳嗽。但他们仍不停地撞击我们的宿舍门，眼见得木板门就要被撞烂了。我们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从窗户向旁边的宿舍转移，旁边宿舍也是我们红卫兵的人。
两个宿舍的窗户间隔不大，也就是两米多的样子。我前面是樊太原，他个子大，他先从窗户爬出去，窗户下面正好还有一道十多厘米宽的水泥棱子，可以站住人，他已经摸到隔壁宿舍的窗户框了，他伸过手来拉我，我握着他的手向他那边挪动脚步。两个窗户中间有一个从房顶下来的下水管，我的脚在迈过下水管时一打滑，整个人的重心一下子就向下跌去，幸亏樊太原的劲儿大，我全身的重量被他用一只手死死抓住，我就悬在空中了。当时，宿舍楼后面也有不少“井冈山”的人，一个家伙见我要摔下来，赶忙跑上前来，想顺着下水管往上爬，来抓我。这时樊太原一使劲，生生将我拉了上来。那真叫惊险！那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宿舍的六七个人都顺利转移到了隔壁。
“井冈山”砸门也砸累了，战斗暂时中止。这时我才注意到窗外的校园里有不少外校的人，有一些年纪显得大点儿的，像是些大学生。我见隔壁宿舍有人趴在窗户上，模样生疏，就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说是一0一中的。我问他，你怎么到我们学校来了？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人通知他，他就来了。看他那模样，并不怎么好战，对我们也没抱太大的敌意。过了一会儿，人们好像都往操场那边去了，宿舍楼这边只留下很少的几个人，还都是外校的。我们被困在宿舍里，也不知外面发生了些什么事，大家都很着急。有人出主意，用绳子从窗户把人吊下去。我们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根什么绳子，反正不一会儿，我们就都从窗户下到了地面。由于不知道整个学校的情况，估计造反派还没撤，我们还是先出去躲躲吧。于是，我们翻过学校的围墙，向清河方向逃窜。
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才回到学校。从在校的红卫兵口中我们知道了一些当天发生的事情。附中“井冈山”勾结大学“井冈山”以及附近几个中学的造反派，以砸 “联动”为名，一早就来到附中，开始是砸几个红卫兵住的宿舍，气势汹汹地嚷嚷着要抓“联动”，还点名要抓大华，根据也不知哪个小报上的谣传，说他是“联动”的副政委。大华对同室的同学说：我不怕，我跟他们讲理去。他还真的一个人就要跟着造反派走。后来在附中操场上，红卫兵与造反派短兵相接，打成一团。红卫兵虽然人少，但勇敢、心齐。听说有一个精彩场面是：张晓宾用一记漂亮的勾拳将“井冈山”一傻大个儿击翻在地。红卫兵的一帮人冲上来，把大华从造反派手里抢了下来。但大华却说，没事，我跟他们走，到哪儿我也不怕！造反派一拥而上，又把大华给拉走了。后来通过清华“井冈山”把大华扭送到公安部去了，与其他学校被抓的“联动”分子一起关在半步桥第一监狱。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直到4月22日毛泽东亲自下令放“联动”才出来。
这天下午，在八一学校进行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砸“联动”行动，据说是谢富治亲自指挥的，有清华、北大等不少大学的造反派参加，总共去了上万人，把八一学校砸了个稀巴烂，抓走了十几个所谓“联动”骨干分子。当天晚上，又听到有人说，江青在群众大会上说，“联动”要绞死蒯大富，他们也要绞死我。[7]我们顿时都感到有些发毛，造反派都嚷着要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有江青这话，造反派还不对我们这些写过“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人下手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第二天，我们就都离开了学校。我没敢回家，怕造反派找到我家去，住到我们班李衍陵家里去了。到李衍陵家后听广播说，也是在“一·二五”这一天，在莫斯科红场上也发生了流血事件，苏联警察殴打了前往拜谒列宁墓的中国留学生，打伤30余人，重伤4人。联想到附中的这一场武斗，一种悲壮的感觉油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