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部的一位高级干部张兆梅(译音)在一次讨论江青最
新思想的会议上说：“江青是一位女同志，她喜欢自吹自擂。”此
后不久，张被罢免一切职务，只是因为她公开讲出了北京许多
男性领导人关起门来说的话。
江青把红卫兵看作是她的。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是毛泽东
的，但是文革期间，她开始把这场革命看作是她和毛泽东共有
的。从她的“革命理想主义”中，一直都可看到她要求表现自
我的欲望。但是奇怪的是，自从在延安参加革命以来，她的这
种欲望有所降低，更多的则是模糊不定的总想整治别人的欲望。
她曾—度把自己的这所有热情倾注于和毛的婚姻关系中，倾注
于对李讷的期待之上，但是现在，她只把这所有的热情倾注于
她的也是毛的文化大革命中。
宋庆龄在她上海的寓所等待着江青的光临。这时，这个城
市的红卫兵造反运动正进入高潮，一些好斗的人要冲进她的寓
所，剪去她的长发，抄去她的书籍，周恩来出面制止了这次行
动。事件的结果，毛泽东派江青到上海去看望宋庆龄，她要当
面向这位孙逸仙的遗孀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江青象一位司令官，大踏步走进宋庆龄的客厅。宋一时没
认出这就是五十年代自己曾招待过的那位温文尔雅的年轻夫
人。江青滔滔不绝地讲毛泽东的敌人有多么可恶，那些敢于反
传统的年轻人有多么可爱，宋庆龄一声不吭地听着。江青讲累
了，宋说；“但是也应该有些约束，伤害无辜的人是有罪的。”江
青马上火冒三丈，她诅怒地盯着这位比她年长的责妇人，好象
是突然变了一个人。当时在场的一位宋庆龄的助手说：“江青感
到对方在当面侮辱自己。红卫兵对她关系重大，她不敢想象，竟
然有人说整个运动都是错误的。”五十年代，宋庆龄喜欢过江青，
但是现在，她发现，江青在无耻地公开夺权。她的这位助手说：
“宋庆龄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她
热农于争权夺利时，她就很厌恶她。”
“陶铸压制我！”江青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对一大批
汗流挟背约红卫兵说。她央然觉得有点不合适，马上又加一句，
“还压制我们文革小组。“她拉长声音对狂热的红卫兵解释说，她
曾再三地帮助陶铸，努力挽救这位来自南方的政治局委员。“我
对他很有耐心，但是不管我怎么帮助他，他就是不转变。”这声
音象她一脚踢开唐纳时所说的话。但是她的听众，那些被政治
风暴搅得晕头转向的年轻人，那些因为来北京见到了中国领导
人而兴奋不已的红卫兵，根本不知道这是她个人的感情，还是
政治的情绪。
一位知识分子模样的女人被押上工人体育馆的看台，她披
头散发，双臂被一名红卫兵高高地反扭过来，眼睛里射出不屈
的光芒。江青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场面。在1966年12月这个
寒冷的夜晚，她的一批仇人将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个女人
只是其中的一个。她叫范瑾，是《北京晚报》的编辑，、同时也
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和剧作家吴晗一起在市长彭真手下工作。
范瑾的罪状之一，是她在六十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邓拓写
的杂文。范瑾的另一条罪状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江青不可能忘
记也绝不会原谅，这就是她成功地占有了俞启咸，作为他合法
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直到1958年俞启威去世。
对于和俞启威的私人关系，江青的内心一直感到很遗憾。她
觉得，1933年俞启威离开她到北京，可能就是不想再和她在一
起生活，因为俞入狱期间，她又与另一男朋友同居。1934年她
从上海来到北京，没能和俞启威重修旧好，她一直感到很苦恼。
甚至还可能有这样痛苦的愿望：她本来应该生下一个俞启威的
儿子，而她和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儿子。现在，她和毛泽东的家
庭成了一种政治家庭，不管怎么说，内心的某种潜在的欲望，使
江青相想看到范理难受。
工人体育馆的那次批斗之后，江青给范建罗织了一大堆罪
名，并由空军司令吴法宪出面，命令范瑾现在的丈夫、一名空
军军官与范离婚。
范瑾没有供出什么，仅是她的事业和婚姻结束了。1968年
春，范瑾被捕，不久即被折磨致死。她没合看到1968年6月24
日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攻击了曾与俞启威共过事的聂荣
臻元帅，说聂试图“掩盖”范瑾的一些丑闻，试图“保护”范。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强迫人们承认自己过去曾
受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压迫”。在这一过程中，江青总结出一
个独特的口号：“我们不能只想到过去的五十天和十七年，还应
该想到三十年代。”这是1966年，当时江青在历数1949年以来
的官僚统治时期时说的。她想从三十年代拉出一条“错误的文
艺路线”，一直与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路线联结起来。为什么?因
为有了这条路线，她就可以攻击那些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对蓝
苹执行过错误路线”的人。
五十年代，江青对自己过去的舞台生涯无忧无虑。的确如
此，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人们从不谈论她过去曾是演员，同
时也禁演了《王考五》、《狼山喋血记》和江青演的其他影片。然
而，她常对自己的工作人员怀念过去的演员生涯。1962年末，北
京从未公开地上映过《王老五》。到上海时，她也时常邀请郑君
里和赵丹这样的演员、导演到前法租界秘密会面。
但是到了六十年代，这堆似乎已经熄灭的火又一次熊熊燃
烧起来。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罪恶和那些至今还活着的当事人一
直因扰着江青。她在三十年代的经历所出现的一点点涟满现在
都会变成汹涌溶湃的复仇的怒涛。
文化大革命中，她已能够把她在1937年《我们的生活》一
文中提出的思想付诸实施：文艺的社会作用、反对帝国主义、意
志的重要性，等等。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那种混乱的环境中，这
些思想出自一个女演员、一个不断斗争的年轻女性之口，不会
产生什么反响。现在，她完全能够赋予这些思想以更深刻的政
治意义。
在政治的外表下包藏的是另—种内核，这就是个人的动机。
在上海张庚曾强行要和她结婚；田汉对她不屑一顾；夏衍把
《赛金花》的主角没有给她而是给了王莹；周扬也没有帮助她。
六十年代，江青要重新描绘这段历史，她宣布说，“直到最近才
发现”，三十年代上海的共产党组织被一种错误的政治路线所支
配。在江青的唆使下，一群三十年代还没有出世的狂热的红卫
兵押着这四个人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帽，挂着牌子。他们失
去了自己的工作，他们的家庭也惨道厄运，全国都知道他们是
“黑帮”，是“牛鬼蛇神”。江青异常地兴奋，她神采飞扬地对一
批电影工作者说，夏衍“什么工作也不干，整天躺在床上睡觉。”
在和周扬的一次谈话中，江青又一次强调自己追随共产党
的热情。她问周扬：“你知道当时(三十年代)我到上海寻找什
么吗?”周扬自知现在巳不是她的对手，回答说：“我知道。”江
青待别强调对她现在的生活至关重要的一关，“我是在设法与共
产党取得联系。”周扬低头不话。
好象江青手中有一份名单，上面是这些年来反对过她的人，
现在，她要按照名单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揪出来。前中共中央办
公厅主任杨尚昆，1952年曾违背江青的意愿，劝毛泽东把她送
到苏联去。现在，杨尚昆按从家中揪出来，拉上了大街，他低
着头，喘着粗气，脖子上挂一只很大的木牌，上面写着他的名
字，每个字都被打上“×”，这说明要在中国的历史上抹掉他的
名字。在工人体育馆，一万名红卫兵，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
资本主义，却高呼杨尚昆是资本主义分子。一名红卫兵将杨反
背双手，让他低头认罪。江青坐在复仇的看台上，冷笑着欣赏
这一场景。
江青忘了自己一直鼓吹妇女应有独立性，当红军英雄朱德
和外交部长陈毅被作为“走资派”“清除”出革命队伍后，她授
意把他们的妻子康克清和张茜也打倒。在斗争陶铸和邓小平的
文件中，江青作了修改，把他们的妻子也列入斗争之列。当两
位部队高级将领徐向前和聂荣臻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后，
江青宣布，徐向前的妻子黄洁是“叛徒”，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
是“敌人的特务”。
有朝一日，她可能会为这种轻率的报复举动感到悔恨—-
“你丈夫做的事对你也有影响”—-因为这对她也潜藏着巨大的
危险。
甚至连王观澜也上了她的黑名单，他的妻子徐大姐，在很
长的时间里曾是江青的朋友和政治导师。1937年，在江青希望
到延安并在那里生活时，难道不是徐大姐给予了她全力的帮助
吗?在江青刮起的自我表白和报复的浪潮中，很多人毁灭了，很
多人绝望地自杀，也只有江青才能掀起如此巨大的风暴，以至
于1966年8月，北京的火葬场尸满为思，难以应付。在经过一
个充满武斗和愤怒、猜疑及报复的漫长的严冬之后，1967年的
8月，北京迎来了众所周知的“死亡之月”。
有些清洗并不是江青一手包揽的，她自己无力去做这么多
的事，没有她，有些事也会发生。但是她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她使这场运动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并为它注入了自己的感
情和戏剧的效果。
三十年代，曾与蓝苹一起看过《美人之心》，又一起到惠中
饭店睡过觉的足球运动员李先生，现在住在香港，他对蓝苹不
断亡升的政治生涯感到惊讶。他在一封公开情中写到：“你所喜
欢的我的勇猛和顽强现在已经消失，然而我对你依旧怀有某种
感情，即使二十五年过去了。”这位前足球明星早巳发现蓝苹是
一个敢冒风险的人物。现在，他在遥远的香港看到，她的这种
性格依旧未变．只不过现在是在新的更广阔的舞台上冒风险。
他说，“我只是希望，你对权力的渴望不会改变你的心理；
只是希望，你能考虑到中国的普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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