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长期被史学家所忽略的历史
一.毛泽东何以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露渐显：
王洪文被“选”为位列毛、周之后的“副主席”，第三号人物；
以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计划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尤其是1973年11月25—-12月5日，在毛安排下进行的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已使周在政治局和领导层的权威“扫地”—-连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太太章含之都敢对周怒目喝斥；
几乎是伴随着1974年而来，仿佛平地骤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是名不符实的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为“倒周”做足了舆论准备；
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蜗牛事件”、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大批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更是让周恩来四面受敌，难以招架。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是天降奇迹，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
所有关注中国政局的人都充满了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潜在的政治危机。这个潜在危机的威胁是如此之严重，一旦爆发，必将导致全面失控，！到那时不要说“保住文革成果”将化为泡影，就连他自己都会身处险境！他除了果断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中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原本的计划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令他对局势做出了危机将临的判断？他的判断准确吗？事后能否得到验证？笔者准备就以上几个问题加以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
二.探秘毛原本的“倒周”计划
如果说1973年以前，毛泽东时不时会冒出“倒周”念头，那也充其量带有很强的试探性质—-能倒则倒，不能倒则继续留，并非一定要实现的目标；那么，从 1973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显山露水的这波计划，则有着很强的“志在必得”态势。因为它具备了几乎所有“倒刘”、“倒林”之前的特征：
1.毛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前几次倒周未能如愿，很大一个原因，或许就是难以找到能够取代周恩来的合适人选。而这一次，毛则不动声色地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1）毛破格提拔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
毛泽东曾多次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中共“十大”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屈居王洪文之下。在毛的坚持下，王洪文不仅一举超越了一向提携他的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越顶而过军中诸多将帅—-包括被称之为“总司令”的朱德—-被“选”为副主席，排名列毛周之后第三位，以堵死周恩来接班之路。
（2）邓小平的复出到急剧上升。
尽管王洪文的发迹多次被人讥为“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但，邓小平复出以后的上升比王毫不逊色。
1973 年3月10日，邓小平复出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几个月观察后，特别是邓在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做了批周的表态后，毛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平，提议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仅凭毛的一席话，从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大计划。
1974年4月，毛力荐邓小平出任赴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更是明显释放出以邓代周的信号。邓的快速上升甚至让江青一干人心里酸溜溜的，认为他们辛辛苦苦，邓却“摘了桃子”。其实质，正在于毛“以邓抑周”、“以邓代周”的战略意图，只不过江青没能参透罢了。
2.毛泽东的舆论准备
毛的名言：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是对付刘少奇，还是林彪，毛也都是这么做的。而这次倒周，毛暗中支持江青一干人，背着政治局大多数，突然发动所谓“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大有第二次文革【注1】爆发之势。《人民日报》连篇累牍，《解放军报》被勒令停刊【注2】，每日只能“复印”《人民日报》达半年之久。大大小小的御用专业“写作班子”—-“梁效”（清华、北大两校之谐音）“罗思鼎 ”（螺丝钉之谐音）一齐上阵鼓噪，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大批“现代大儒”、“宰相”、“周公”，和当年借“中国赫鲁晓夫”暗指刘少奇、“刘少奇一类骗子”暗指林彪几乎是如出一辙，只差随时将其和周恩来三个字划等号了。
3.毛的组织准备
为了能够顺利“倒周”，毛泽东还做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1）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有足够的资历、威望和能力能够制衡或者进而取代周恩来。唯一担忧的是邓小平是否可靠。经过几个月的观察，特别是当毛获悉邓在73.11.25–12，5的政治局批周会议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之后，兴奋不已，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注3】
通过这次毛暗设的考核后，邓小平立即获得重用。除了已经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之外，又被委任以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毛的目的，也正是一石二鸟，将邓小平“掺进”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系统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系统，同时制衡周、叶二人。
（2）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1973年11.25–12.5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不久即上纲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挨批判期间，周每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 …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他的办法。…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注4】
经过这样的组织准备，毛泽东深信周恩来已经威望扫地。将来即使对文革派不满，讲出话来也就没人肯听了。当然，这些都是毛和文革派单方面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自我感觉已经与客观实际相去的越来越远了。
4.毛的军事准备
很多史学家和文革关注者对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充满疑惑：尤其是那几点规定非同寻常：第一，下命令就走；第二，上任不准带秘书等人；第三，人走家搬。一千年前“杯酒释兵权”的旧剧改头换面为“新版现代戏”重演——八大军区司令“裸体”调动，在司令们事前完全没有预感的情况下被命令立即闪电式地实施。原因呢？按毛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但事先不谈话，不征求意见，不做思想工作，下命令前而且没有任何征兆，下命令后要求即刻赴任，都与中共历年所形成的工作习惯大相径庭。怎么看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可，究竟有什么大事呢？
笔者曾对这样“高射炮打蚊子”式的大动作长期困惑不解，直到将其与“倒周”准备联系在一起，才感到有了合理的解释。正像毛在“倒刘”前密调38军“卫戍”北京；“倒林”时巡视全国给各大军区“打招呼”，并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南口一样—-都是为了防止刘少奇、林彪也利用军队反抗。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旨在未雨绸缪，预防周恩来利用其在军队里的巨大影响来阻止即将进行的“倒周”大举。从这个角度上看，对周采取的各项措施，与对刘、林如出一辙。
5.共同特点：到外地发动
1974 年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赴武昌、长沙等地。名为“养病”，实为权衡“倒周”的风险与得失。纵观49年以后，毛泽东凡经过精心筹划而发动的历次运动，几乎无一例外要外出巡游，身在外地，“不在现场”几乎也就成了一个规律。高岗事件如此，刘少奇、林彪也同样如此。而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他又离京去了外地—-仅从这个细节，我们是否又能看出些苗头呢？
综合上述5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消等待一个机会，一个由头，“倒周”就要破门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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