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1974年的一桩怪事(一) 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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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么因素导致毛“紧急刹车”?

笔者认为,有两大因素对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周恩来主持的国庆招待会

1974 年9月30日晚,周恩来抱病主持国庆招待会。自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以来,历年如此,即使在“史无前例”、“天下大乱”的文革中,也未曾有过间断。然而,这次却与以往大大不同—-据《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描述: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前边提到,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仍在筹划“倒周”—-他需要等待一个机会,或者寻找一个突破口。然而,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出的情绪、倾向,不啻给毛当头浇了一瓢凉水!照理说,通过 73.11.25–12.5政治局批斗会,周恩来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在领导层抬不起头来。1974年初的“批林批孔”矛头指向了谁,江青又是在代表着谁说话,明眼人都应该很明白。一个即将被打倒的人,人们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可这一次,却完全不同了!他看得出来,如果论真诚发自内心而不是表面文章的话,周所获得的掌声可是大大超过了自己!如果不是有所顾忌的话,周万岁的话都能喊出来!

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会不明白这次国庆招待会所透露出来的明确信息—-人心的向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在此情况下,如果罔顾党心民意,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应,其结果就很难预测。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暂且把公开“倒周”搁置起来。

四天以后—-74年10月4日,毛泽东做出了反应,他让张玉凤直接通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于谁任总理,或者说周恩来怎么安排,毛都没有明确表态。

笔者认为,此时的毛泽东,仅仅是意识到“倒周”之事还需从长计议,急躁不得。非但没有决定再次由周担任总理,甚至可以说恰恰相反,他心目中认为最急迫的还是:抓紧提升邓小平的权限,加强遏制周恩来的能力,加快“以邓代周”的步伐。

2.王洪文秘密的长沙告状

如果说,国庆招待会上所出现的强烈拥周场面,令毛泽东大为震惊,不得不暂且中止“倒周”计划;那么,王洪文的秘密长沙告状之举,倒是让毛突然间警醒—-一个潜在的巨大危机或许正在酝酿形成!

按照官方说法: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在与江青等人密谋一夜后,背着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秘密飞到长沙毛泽东处“告状”。王洪文称当时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要他回去后要多找周恩来和叶剑英谈谈… …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王洪文则当天又飞回北京。

对这段“官方说法”,长期以来似乎无人异议,也似乎无人对其更深层次的内容进行进一步探究—-事情果真像表面呈现的这样简单吗?

笔者认为,正是因为王洪文的长沙告状,让毛泽东突然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我们还是首先看看毛泽东从王洪文的告状中获得了哪些信息:

(1)邓小平很可能已经倒向周恩来。

“ 以邓制周”是毛泽东埋在心底里的“小九九”,决不可能摆到桌面上,宣以外人的。可江青一干人就是参不透,老认为被邓小平“摘了桃子”,处处掣肘,为毛战略的实施制造了颇多麻烦。自邓小平复出,尤其是同时手握国务院和军委重权以来,已经和江青发生过多次龃龉:总参谋长的人选,赴联合国代表团长人选… …尤其是这次的“风庆轮事件”,两人当时就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吵,事后邓小平拂袖而去,如此看来,邓与文革派的决裂似乎在所难免。

按照王洪文的说法,“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如果邓真的倒向了周、叶等人,就意味着他“以邓制周”战略的破产。

(2)北京正在发生什么?

王洪文或许是想把事情说的严重些,好引起毛的重视。不料却触犯了毛最大的一块心病:这些人整天搞在一起想干什么?是否有什么阴谋?

按王的说法,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庐山会议是什么“味道”?那是200多名中央委员在林彪、陈伯达的“蒙骗”下,一起向中央发难、向文革派发难,来势汹汹,恨不得要把江青、张春桥等人一口吞下!来势之猛,声势之大,连他毛泽东想制止都颇费踌躇。还好,他当时就在庐山—-可这次,一旦北京事发,他又身在外地,鞭长莫及,后果之严重可就难以想象!

(3)能成事吗?

北京正在酝酿阴谋,或者向江青、张春桥发难,逼他毛泽东就范;或者就干脆把矛头指向他毛泽东,这就是他所面临严峻而又急迫的问题。但—-对方能成事吗?有几成把握?这恐怕就要看主角是谁了:叶剑英手握兵权,对江青恨之入骨,闹事儿肯定少不了他,但他独自闹事恐怕也难。毕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已经深入人心,叶某的“老右”形象也几乎是家喻户晓 —-到时只需他毛泽东亲自出面声讨,就会立马陷入“四面楚歌”。单独闹事,叶某不足虑。

邓小平呢?目前正深获他毛泽东信任,处在快速上升期,即使与江青一干人闹点别扭,也决不至于参与到阴谋之中。对此,毛泽东还是有这个自信的。

但是—-周恩来呢?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文革开始以后,周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对他毛泽东俯首帖耳,即使心里不同意、不满意,也从不表现出来。当然,毛知道周恩来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把事情都埋在心底里。毛坚信自己死后,周恩来肯定会做“秘密报告”—-像赫鲁晓夫那样,这也就是他多年从来不能真正信任周、不断伺机“倒周”的根本原因。

但,他毛泽东还活着—-周恩来敢吗?照常理看,他不敢,也不会。那万一呢?什么事情都可能会有万一呀!作为政治家,凡事可不敢都往好处想,宁可把坏的方面想过头!要说这几年周受的委屈可真不少,他居然都能忍得下,挺过来!假如他这次受了叶剑英们的挑唆,果真敢于出头叫板,那还真不好对付!国庆招待会上所传递的信息不容小觑啊!

其实,毛泽东心中何尝不知人心所向?只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了保住身后名节,不像斯大林那样被人身后鞭尸,他就必须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他能够让人否定大跃进吗?能够否定“三面红旗”吗?能够否定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吗?能够否定他倾注了晚年全部心血的文化大革命吗?不能!哪一个都不能啊!后退一步,就意味着今后的全线崩溃!那一个个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的血,能不惨吗?但他毛泽东没有办法,没有退路,没有选择!他喜欢曹孟德,深深理解他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听到磨刀声便起疑心,就杀吕伯奢全家,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呀!

四.化解危机

1.毛泽东果断出手

对于阴谋这档子事,毛泽东一向都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否则,他也不会一天到晚老是高喊“三要三不要”了。事情紧迫,来不得半点拖延。两天后—-10月20日,毛泽东让王海容、唐闻生向北京传达他的意见,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并赞许说“小平同志的办法好,对江青就是要顶”,再一次明确了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同时兼总参谋长一职。

大概是还嫌这样做不够,稍后毛泽东又刻意作出和江青划清界限的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他对江青的看法转达给周恩来,称:现在要安定团结,江青就是不听,开“钢铁工厂”,开“帽子店”。别人心里不高兴她,她非跟很多人闹翻不可。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偏要搞。她的话不能全信,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我是三四年来只跟她吃过一顿饭,现在又是三四年了,一顿没吃。【注5】

毛泽东果然出手不凡—-你们在北京搞的乌烟瘴气,“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所为若何?不就是“四届人大”上的权力分配嘛!好,我就给你们!看你们还闹不闹?当然,毛泽东心中更清楚的是,权力怎么给的,就可以怎么收回来。想找借口还不容易?目前情况不那么明朗,暂且后退一步,稳住大局。他日回到北京之后,再伺机而动。

2.危机存在吗?

自从“总理还是总理”指示发出后,“四届人大”的筹备也显得异乎寻常的顺利: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

12月26日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进行了彻夜长谈。

1975年1月8–10日,10届2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1月13–17日,四届人大会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闭幕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副总理的分工。周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北京政局风平浪静,再也没有了“庐山会议的味道”。人们不免疑惑:这潜在的危机是否真的存在?毛泽东的反制措施是否真有必要?

目前能够提供的证据,只有陈永贵生前的回忆。叶剑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曾说过:“抓四人帮是顺从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间,许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我们考虑再三,觉得没有把握。除非周总理和我们配合,我曾经试探过总理的口气,但周总理对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总理就断断续续地说:要听毛主席的话,相信毛主席。他很厌烦和我讨论江青的问题。”其中“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说的应该就是这一段。

另外,“许多人就和我商量”就不会密不透风,就会被江青一干人通过各种渠道,看到和探听到零零星星的迹象。这也自然成了王洪文密报毛泽东: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的证据。

五.小结

陈永贵不是周恩来、叶剑英线上的人,披露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叶剑英对毛不忠,他的回忆应该相当的可信。只可惜那些当年频繁出入叶宅,游说叶剑英的人,或者曾与叶秘密交换过意见的人,至今不肯吐露一句。即使在某些回忆录上有过“投鼠忌器”的暗喻,也往往语焉不详,难以做为治史的有力证据。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的逐步开禁,相信会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当年的北京确实有过叶剑英所说的密谋,只是由于周恩来至死不肯挺身而出,才导致密谋“胎死腹中”。

由此看来,毛泽东还是有足够的警觉,反应也很到位。毕竟,他也不敢确保周恩来不会呼应叶剑英的秘密建议吧?一旦叶、周联手,“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把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抓起来,然后再和主席商量。”毛泽东的麻烦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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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ponses to “探讨1974年的一桩怪事(二)”

  1. 无名 Says:

    商量事情是有的,不算是阴谋,即使把四人帮抓起来,也不算阴谋,毛主席与四人帮还是有界线的。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2. lel Says:

    胡扯!什么界线,五人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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