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文革，文革十年，文革歌曲，文革研究 » 其他文革资料 http://www.whdgm.net 文革海报，文革照片，文革邮票，文革歌曲，文革书籍，文革小说，文革口号，文革人物，知青 Tue, 15 Jun 2010 08:00:09 +0000 http://wordpress.org/?v=2.8.6 en hourly 1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整为何元老们沉默？ http://www.whdgm.net/post/956 http://www.whdgm.net/post/956#comments Tue, 15 Jun 2010 08:00:09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956 “延安整风” 运动中，周恩来、彭德怀、陈毅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周恩来因在中央苏区追随博古等人夺了老毛的军权，被认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反复检讨。彭德怀则因发动”百团大战”引起老毛的不满，被围攻、批斗，被”骂了四十天的 娘”。陈毅也是被整的，以至于多年以后，陈毅还说：”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 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叶剑英本人虽然没有直接被整，但是他当时的妻子被整得自杀，虽然获救但精神失常。

“延安整风”的斗争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同样也波及中下层。在基层更为残酷，由于整的人太多根本无法一一列举。就像川陕苏区的肃反”杀有文化的，杀带眼镜的，杀别钢笔的”那样, “延安整风”在基层重点整”来自白区的”、”青年学生出身”。著名的有”张克勤冤案”，因为是康生一手制造，所以不仅得到平反，而且成为康生的罪行之一。 而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王实味冤案”，则因为制造者是王震，迟迟得不到平反。即使平反以后，也是讳莫如深。
其实”延安整风” 运动对于中共的正面意义是巨大的，它在思想上、组织上高度凝聚了中共的力量，为以后夺取全国胜利准备了条件。但”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负面意义同样也是巨大的，它为以后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埋下了伏笔，开启了先例。
当时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刘少奇、康生，秘书胡乔木。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运动，具有未加明确界定的广泛权力，在事实上取代了政治局和书记处。这点很类似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
此外还有”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彭真、高岗。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专案组。
整人最多、最狠的都说是康生。凡知情者提起康生，是无人不恨，而且恨得咬牙切齿。但是康生直到死后才遭到清算。其次恐怕就是刘少奇和彭真了。刘少奇因为最为积极地参与整风，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跳到党的第二把手（有点类似文革中的林彪）。彭真是中央党校副校长，”七大”时所得选票不是很多，但因为在整风中受到老毛赏识，直接升到政治局委员。
说起被整的人，首先当然是国际派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王家祥、邓发、凯丰这些人。此外，有名的案例是柯庆施和陶铸。柯庆施当时人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因为曾经在北方局的工作中与刘有矛盾，因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遭到捆绑、斗争。妻子被逼得自杀，自己也险遭不幸。这时候，老毛出来予以解脱。以后成为保毛反刘的一员干将。要不是死于文革前，文革中定有作为。陶铸和其妻曾志都在整风受到无情打击。陶铸也是有赖于老毛亲自予以解脱，而与刘结下冤仇。当时古大存负责党校一部的整风，将一大批干部打成”叛徒”、 “特务”、”特嫌”，引起许多人的不满。曾志当时是党校学员，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在无法查清落实的情况下，古大存就将曾志长期”挂起来”不给做结论。陶 铸、曾志都非常有意见。后来在五十年代，古大存在陶铸手下任广东省副省长时，被定为”地方主义分子”。
有些人也许会说，任何人处在负责整风的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整人。这话也对，也不对。在有些人身上还是更多地体现出人性。例如罗荣桓在山东，黄克诚在苏北都对”抢救运动”进行了抵制。任弼时和陈云都持慎重态度。有些人如胡耀邦开始是积极的整人者，但随着运动的深入，逐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以纠正。

]]> http://www.whdgm.net/post/956/feed 0 一个被错误处决的农民诗人 http://www.whdgm.net/post/953 http://www.whdgm.net/post/953#comments Sat, 29 May 2010 02:59:23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953 户县，是闻名中外的农民画乡。1967年，户县县北大王镇梧村南堡和全国一样也沉醉在“文革”的政治热浪中。该村有一个23岁的男青年叫韩佑民，他刚20 岁出头，1967年从户县一所中学毕业，喜爱吟诗写诗，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有个性的农民。他的家庭成分高，当时社会上对家庭成分高的人都存在一种歧视的心理。他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文化，闲时喜爱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唐诗宋词。平时，他总喜欢以诗的形式来抒发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当属于个人行为，无可厚非。

“文革”开始后，韩佑民在生产劳动之余就开始直抒胸臆，写些诗以寄托心思：或对某事讽刺，或对某人评价，或抒以个人好恶观点，诗词无不触及社会现象，是一个有见地和个性的青年农民诗人。

写诗，虽说是一件高雅的事情，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和历史背景下，却给这个叫韩佑民的青年农民埋下了祸根，使他踏上了不归之路。

1969年10月起，韩佑民先后创作了旧体诗词十八首零一句。据户县人民法院编印的《户县审判志》一书内容，笔者现抄录其中部分诗作和他本人解释，权作鉴阅，一观这位农民诗人当时的心路历程。

苍 松

凄凄仲冬苍松艳，

瀛浒巨石姿不悛。

庶眇于菟踞胫边，

某首顿觉戋箨弹。

本人解释：在严寒酷冷的深冬，苍松依然青翠鲜艳。大海边的巨石，任凭暴风巨浪的打击，姿态始终不改变。许多一只眼睛的老虎，盘踞在我的腿旁边，而我仅感到好像头上被一个小树叶打了一下。

左 派

左派樘悬爱民牌，

朱箧缁呈产怪哉。

獒不食骼主抛隽，

庭庐舞歌奸污媛。

本人解释：左派的门上挂着爱民的牌子，但红柜子里却放着害人的黑呈子。左派家的大狗，骨头都不啃，是因为它的主人常给吃大块肉。在庭院经常听音乐歌曲，奸污别人的女儿。

破 鞋

桑梓官室眇破鞋，

暨豕发情有何异。

躯贲绫罗朝鹜外，

暮皈左趾衣男屣。

本人解释：家乡当官的一只眼的破鞋女人。和猪跑圈一样，穿上绫罗绸缎，一早就出去乱跑。晚间归来时，左脚上还穿着野男人的一只鞋。

贵 雨

桃树开花欲结果，

春雷轰响贵雨零。

俄邦昱诒中广家，

楚囚鹄诛雪深恸。

本人解释：桃树开了花就要结果，春雷响了以后春雨就要落。苏联的阳光照到中国时，地主、富农就要把“造反派”杀死，扫除仇恨。

以上这4首诗如果写在日记本上、放在家里也不会有什么事。不知是出于什么目的，年轻气盛、做事果敢、不计后果的他，偏偏将此4首诗公之于众，惹上了大麻烦。

1970年2月20日晚，趁着天黑，韩佑民将这4首和其他两首诗一起抄写在红纸上，张贴到大队办公室门前。此诗立即被作为韩佑民反革命的事实，提高到政治高度去处理。韩佑民很快被告发、逮捕，投入监狱。拿今人眼光去评判这4首诗，应该这样解释——

《苍松》一诗先写景，首赞苍松翠艳不畏严寒。次颂巨石有“江流石不转，遗恨失东吴”的人格气节精神，再写独眼虎虽近在身边，但他丝毫不为所惧，似乎树叶落头一样沉静自若。此诗写的是一种心境、情态，但当时却被他人当做影射自己的反革命诗歌对待了。

《左派》一诗旗帜鲜明地批判那些激进分子阳奉阴违，笑里藏刀。同时，对不守伦理道德问题予以抨击。批判左派，表明个人清白，十足的书生气。

《破鞋》一诗纯属宣泄情感的激愤之作。其诗仍然与反革命政治无关。

《贵雨》一诗前两句写的是桃花得到春雨滋润开花结果的事，后两句写苏联阳光照到中国时，地主、富农就要把“造反派”杀死。在这所谓的6首反革命诗中，仅这首与政治、反革命有些关系。但农民韩佑民写苏联阳光，写地主、富农杀死造反派，你仔细想一想，个人的言论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况且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有些文化的知识青年。这首小诗在当时中国的一个小村能激起啥波澜？能改变整个中国命运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表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局势不满而已，他根本不可能拨乱反正。

1970年5月6日，户县军事管制小组突然以“反革命罪”判处韩佑民死刑。同月11日，这个喜爱写诗的青年农民在户县被处决。这一天距他张贴所谓反革命诗词被逮捕，仅有81天。

据翻阅当时案卷，户县军事管制小组枪决韩佑民的主要事实，是他大量书写反革命诗词，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投靠苏联。判处死刑的理由是他犯了反革命罪。

只有荒唐的岁月，才可能发生荒唐的悲剧。

1981年11月19日，户县人民法院对这起错判案件终于予以纠正。将原判撤销，改判韩佑民无罪。户县法院编印的《审判志》中这样记述：

“复查认为，韩佑民因对养父韩正祥（地主分子，有前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斗不满。特别是生产队于1969年下半年未给分口粮后，便怀疑是大队革委会主任（下称主任）有意与自己作对，接着未婚妻又退婚，也认为是主任的妹妹说了他的坏话所致，因此产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主任等人的仇恨，便书写了 18首零一句诗词，以发泄对红卫兵过激行为的不满，辱骂主任等人，其中也有攻击影射毛主席的诗句。至于烧毁《毛泽东选集》四卷，是韩认为自己是‘黑五类’ 子女，受歧视，招不了工，当不成兵，找不到对象，‘毛选’学得再好也无用。于1969年11月在家把《毛泽东选集》四卷烧毁。记录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名单，是韩在看过的书上爱乱写乱画，有的是熟悉的人名，有的是自己认为有意思的字和词，有的是诗歌。斧头是本人学木匠的工具，没有证据能证实是准备的凶器。携带中国地图潜逃，投靠苏联问题，是在大队门口张贴诗词后带着从初中地理课本上撕下的一张中国地形图，到户县境内其姐家、姨家等躲藏了10天，亲戚均劝其投案自首。本人正犹豫期间就被捕归案，没有投靠苏联的事实根据。综上所述，韩佑民因对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不满，及对个别农村干部的仇恨，书写和张贴不满诗词是错误的，但不具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经报请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户县人民法院于1981年11月19日将原判撤销，改判韩佑民无罪，并对其亲属在生活中的困难给予了一定的补助。”

历史，是一面镜子。有些事虽成过眼烟云，但却时时刻刻警示着人们不要重蹈覆辙。

韩佑民，一个因写诗而被错误处决的农民，如果他还活着，也许是一位60多岁的乡村农民诗人。
（选自《杂文月刊》2009年第1期）

]]> http://www.whdgm.net/post/953/feed 0 通海大地震40周年祭 文革鲜为人知的万人浩劫 http://www.whdgm.net/post/940 http://www.whdgm.net/post/940#comments Fri, 22 Jan 2010 06:09:54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940 警报器响了，短而急促的声音把熟睡的余美轩惊醒，悬在空中的灯泡在不停摇晃，她感觉有点头晕，立刻警觉到是附近发生了地震。

　　在昆明北郊黑龙潭的地震台，当时被人们称作“夫妻台”，常年守在这里的是余美轩和她的丈夫潘保德。

　　时间定格在1970年1月5日凌晨1时零37秒，光点记录地震仪的指针已经出格，想要做出准确预测颇有难度。在紧张的分析之后，余美轩向位于昆明下马村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做了汇报：7.8级。

　　此时，在昆明以南100余公里处，以玉溪市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为震中，一条长约60公里、宽约20米的断裂带，已如刀切一般沿北西方向将大地撕开。1777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重灾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成片的民房被夷为平地。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死亡人数过万人的大地震，较唐山尚早6年，史称“通海大地震”。但因灾情本身受到有意的遮蔽，长期以来外界对其知之甚少。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灾后救济与重建也具有了鲜明的革命特质。地震发生后第四天，新华社才刊发不及400字的电文，称“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7级地震”，“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死亡数字、震级，甚至地震发生地点，都曾是讳莫如深的机密。

　　昨天，是日，当地举办了盛大的纪念仪式。和40年前刻意的遮掩有所不同的是，现在的通海和云南希望全国都能正视并关注那场万人浩劫。

　　地震前夜的通海：“抓革命，促生产”

　　对30岁的张玉华而言，1970年1月4日与往日并无特别的不同。她的丈夫吴广喜和其他6个社员去山上砍树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留在村里的她参加了生产队在晚上8时许召开的会议。

　　5个小时之后，张玉华所在的云南省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村将成为夷平整个村庄的地震震中；但此刻，她没有感受到任何预兆。“抓革命，促生产”，晚上开会是很平常的，而且一开就到半夜。晚上11点多，在确定次日集体上山砍伐用来烧石灰的木柴之后，大家就散去回家，有的吃点夜宵，有的径自睡去。

　　元旦刚过不久，1月4日的《人民日报》和《云南日报》头版都被毛泽东主席的头像所占据，右下角写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举国尊仰毛主席的局面一如既往，较为不同的是，毛主席与“亲密战友”林彪的合影也占据了后面的一个整版。

　　林彪在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被确定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全国性的“武斗”高潮刚刚落幕，余美轩所在的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也是派系林立，地震台的山头曾被武斗者占领，并埋下地雷；距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珍宝岛事件”)事发不及一年，“要准备打仗”、“深挖洞、广积粮”、“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等口号此起彼伏并落实到每个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通海县高大公社陶茂生产队，作为民兵营长的李庭有，时常带领大家到山头挖好的防空洞内，进行应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略”的演练。

　　1月4日这一天晚上，张玉华开完会回家就和三个女儿在一张床上睡着了，她最小的女儿出生才三个月。而劳动了一天的吴广喜没有睡意，他和一个社员在山上搭建的茅草房里下象棋。李庭有也在开会，岁末年初，生产队要评每家每户的工分总数，午夜12点左右他回到家，妻子已经带着两个孩子在一楼房间内睡着了。

　　这是一栋土木结构的二层阁楼，原是地主的住房，新中国成立后没收并分给了包括李庭有家在内的4户贫农合住。李庭有时年45岁，他的儿子已经七八岁了，女儿只有三四岁。喜欢男孩的他把熟睡的儿子抱起，与他一起上了二楼。他很快进入了梦乡。
“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

　　恍惚间，李庭有感到阁楼向一方晃了一下，又晃回来，然后整体下沉。房子倒了！

　　正在下棋的吴广喜听到“轰”的一声响，茅草屋外竖立的木板齐刷刷倒地，一个腌咸菜的坛子也滚跑了。他本能地想起身看看发生了什么，但人刚站起来就扑倒在地。“我当时就认为是地震，很挂念家里面。我们在几百米高的山上，受到的震动还这么大，在平地上的家人受到的损害应该更严重。”吴广喜说。

　　他提议下去看看，但只有一个社员附和他。两个人提了一盏煤油灯，沿路向五街村赶去。余震时常来袭，他们的身体随之摇摆。山体的塌方挡住了去路，他们又绕路前行。在村口的碾房，他们看见一个倒地呻吟的白姓社员，事后得知他很快死去了，但当时吴广喜无暇顾及，他只想赶快回家。

　　地震发生的刹那，吴广喜的爱人张玉华尚在睡梦中。一声巨响后，她听到自己女儿哭喊的声音。“我被压住了，不能动。我不懂地震，以为是被电住了。”张玉华回忆，那个没有月亮的寂静深夜，突然间哭喊声一片。

　　住在隔壁的小叔没有被压住，他喊着“嫂嫂”，并把压在她们身上的土木移走。“我让他赶快救女儿。大女儿被刨出来的时候，已经不会哭叫———晕过去了。”张玉华的肩与腿部也受伤了，她坐在断壁残垣中无法走动，小叔给她找了根木棍，支撑她走到附近的一个草垛躲藏起来。住在附近的嫂子，已把她的三个女儿转移到这里。

　　“天太黑了，但村里人喊：不能点火！那时中苏关系不好，大家都说，赶快躲起来，苏修放原子弹了。”张玉华和十四五个受伤无法跑动的村民躲在草垛里，手脚便利者则跑到山上将自己隐藏。

　　吴广喜这时也提着煤油灯赶到村里，“整个村子都被平掉了，村人哭的哭喊的喊。”嘈杂声中，有人让他把煤油灯灭掉，因为苏联开始侵略了，“不能暴露目标”。但他没管那么多，他回到了家，看见自己平日睡觉的那张床被一堵墙压扁，“如果在家，我就死定了。”

　　李庭有的妻子和女儿，就是这样被压死的。他和儿子在二楼，与瓦片梁柱一起倒地，但侥幸生存下来。到处都是美帝和苏修打到中国来的耳语，作为民兵营长，他也感到有些惶惑，“有人说，我们每天都挖防空洞，怎么还被炸成这样？”

　　“如果当晚抢救，可多救很多人”

　　张玉华记得，当时有一个小孩，说他父亲被压住，但人还活着，请求大家去把他父亲刨出来，但不知是害怕余震，还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轰炸，没有人去。后来他的父亲死了。

　　在张玉华的视野所及，除了同屋与隔壁的亲属互救，地震来袭的那个深夜，村民们“基本上没有去救人”。因为处于敌人来袭的恐惧中，不让点火，也无人组织救援。

　　待到天亮，村民们才开始相互救济。此时距地震发生已有五六个小时。有人从废墟中爬出来，也有尸体被零散堆积在路边。张玉华一家五口全部幸存。她的丈夫吴广喜，去自己的妈妈家寻找亲人，发现妈妈和弟弟都已长眠在土木中。他的妹夫吴正平是生产队长，一家12口人，死去了9个，其中妹妹两天前刚生过小孩。

　　房屋大抵都是土木结构的，平房居多，所以救起人来相对容易。大家缺少相应的工具，就用双手刨。“活着救出来的也有，但不多。如果当晚抢救，就可以多救很多人。”吴广喜说。

　　据介绍，吴广喜所在的五街上村原有人口597人，死亡者194人，加上8名外来人口共202人遇难。牲畜死亡2/3以上，伤者无数。

　　李庭有生活的陶茂村，原有人口357人，死亡者167人(含外来人口17人)。

　　按照事后公布的数字，在整个高大公社，共有7847人，死亡人数1777人。另外两个重灾乡镇，分别是峨山县的小街乡与建水县的曲江乡。其中，建水县的曲江乡，是死亡比例最高的地方，高达30%。

　　据云南省地震局退休员工王景来介绍，当曲江的人们正在紧张抢救被埋人员时，忽有人传附近的玉溪东风水库坝体倒塌，曲江地处水库下游，有被水淹的危险，救灾群众心慌意乱，很多人逃离救灾现场。随后查清水坝并未倒塌，等到救灾人员第二次返回现场时，拖延了抢救时间，伤亡加重，使曲江死亡人数多达4600多人。

　　曲江人员死亡比例是震中高大公 社 的 近3倍(后 者 死 亡 比例 为11.3%)，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抢救拖沓，贻误了时机。而从高大公社村民的描述看，即便在那里，救灾仍难称及时。

　　据云南省玉溪市(地震重灾区以玉溪市为主)地震局资助出版的《一九七零年通海地震》(刘祖荫等主编，北京地震出版社1999年版)，地震发生当天，2时30分大致圈出了受灾范围，凌晨4时向中央做了汇报。昆明军区及时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哪里有灾情，就在哪里救灾，5时许各项救灾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凌晨，省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

　　但并非每一个重灾区都及时获得了救援。本报记者在高大公社五街村从部分村民口中了解到的情况是，部队参与当地抢救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的次日中午，医疗队比部队来得更晚些。

　　高大公社五街上村的吴广喜说，他的岳父在地震中受重伤，等到第三天医疗队赶来，尚未来得及抢救，就过世了。

　　周恩来：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

　　在1月5日凌晨4时接到来自云南的汇报后，中共中央于7日下发了慰问电。慰问电全文约300字，内称：“党中央极为关怀，向遭受地震灾害的广大革命群众致以亲切的慰问。中央相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灾区广大革命群众，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云南省和当地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国家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慰问电提到地震发生地“通海、峨山、建水、华宁地区”的名字。1月9日，《云南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慰问电全文，但《人民日报》只于同日转发新华社电，称“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中共中央立即向受灾地区的人民群众发了慰问电云云。此后，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再未就通海大地震做过任何报道。

　　中央媒体的语焉不详，使通海大地震不为更多国人所关注。当时奉行的是“内外有别”宣传策略，直接面对灾区的《云南日报》，就做了持续一个月的报道；报道以宣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战胜灾害”为主基调。

　　据《云南日报》1月10日报道，灾区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最迅速地把党中央的慰问电传达给每个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灾区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

　　“党和政府对灾民是关心的。解放军是亲人。”时至今日，吴广喜仍然这么认为，他感恩解放军与医疗队。他们参与救人和掩埋尸体，搭建简易房，发放食品和衣物，还给受伤的群众医治；他的爱人张玉华就在医疗队住了40多天院。

　　不过吴广喜也承认，作为灾民，他们很少见到前来慰问的县及公社领导，遑论更高级别者。

　　“每天早上和晚上，大家都被集中到空地上，拿着红宝书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吴广喜回忆，受灾后仍沿袭了震前的“早请示晚汇报”传统，只是忠字舞不再跳跃。

　　并没有中央领导到灾区视察慰问。据云南省档案局档案资料记载，在地震发生一个月之后，2月6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会议厅听取全国地震会议部分代表汇报时，表达了对未前往云南灾区慰问的愧疚：“我还要向他们道歉呢！忙了一些。邢台(1966年曾发生大地震———记者注)去了两次，云南一次也没有去，群众会责怪我，为什么对河北那么好？！我是动了念头的，不是没有动念头，想去，可是事情多，实在走不开。”
小干部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地震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说，“我们几次地震在人民中没有造成恐慌，有的国家打电报来要支援我们，我们感谢他们，但不要他们的物资，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内债外债都没有，不向他们化缘，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中央慰问电中的“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被归结为“十六字方针”，成为灾区震后重建的指南。当时的《云南日报》和各地汇报材料中，涌现出很多轻伤不下火线，在救灾和重建中表现优异的先进模范。

　　当时五街村树的典型是积极参与救人的社员吴家龙，他因表现优异而在灾后入了党。另一个更常被提起的英雄是当时的高大公社革委会主任李祖德。这位当年被云南日报专题报道过的红人，如今不为村民们所乐见。吴广喜还记得他手捧红宝书，在广播里宣扬：高大公社人民地震压不弯腰，我们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同时被其他村民提及的还有，他拒绝了中央用于灾后重建的木料援助。

　　云南省革委会与昆明军区在1970年5月所作的《抗震救灾工作总结》中说，“我们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五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大造革命舆论……部分群众在受灾后产生的悲观泄气、依赖救济等错误思想，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提出不要国家救济粮、救济款、救济物资。”灾区还采取忆苦思甜的方式，提高灾民阶级觉悟。

　　“小干部都跟着大干部喊，不要外省救济粮。”吴广喜说，每个慰问团下来，他们都会收到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在《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电的1月9日，云南省革委会秘书组即要求把已接受的金钱与物资捐献全部退回，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除外。而红宝书实在太多，分发不完，以至于现在的高大乡政府仓房内还存有十余编织袋。

　　在拒绝金钱与物资捐献的同一天，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开始响应中央号召，要求全省军民“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加强战备”。吴广喜记得，震后各种政治会议仍然频繁。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灾民的生活很困苦，每天“早请示”之后，就去从事生产。作为典型的通海县高大公社，在拒收救济粮之外，每年还照例上缴国家百万斤公粮。

　　“前辈泪迹留后人，眼含热泪写碑文”

　　在进行了大约一个月关于“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无所畏惧”的报道之后，有关地震的消息也在《云南日报》销匿了，但当地灾民的记忆仍然无法从地动山摇的那一刻移开。

　　1975年9月，“文革”尚未结束，通海县高大公社五街上村就将纪念凝成了一块石碑。据当地村民说，村干部最初拟向村民摊派修碑的款项，未果，但纪念碑仍然如愿被砌在了一堵墙的凹处。除了简要叙述灾情，他们还将194名本村死难者的姓名永久刻在了碑上。新中国对通海大地震的第一次勒石纪念，以这样的方式横陈在一个受伤乡村的一角，碑末还有这样的诗句：后辈儿孙须牢记，前辈泪迹留后人。自力更生立壮志，披星戴月建家园。全村干群同意定，眼含热泪写碑文。人人都应同保护，不许损坏碑和文。

　　6年之后，几里外的陶茂村也立了一块记有全村死难者名单的碑石。在通海大地震的重灾区，类似的纪念物应该还有多处。

　　而官方第一次立碑，是在1982年的7月，云南省地震局与通海县政府，在该县秀山接近最高处的凤仪亭内，立了一块“通海地震记事碑”，上面刻有中央的慰问电，并首度公布了官方认定的死亡人数：15621人。

　　这块记事碑上，地震级别由1970年新华社电的“七级”升格为“七点七级”，目前尚不清楚何以产生这样的变动。当时在昆明黑龙潭地震台的余美轩说，历史记录就是7.8级，“北京没有数据，得听我的上报。”她还记得，美国地震台当时向世界宣称，中国西南发生8级以上地震。

　　凤仪亭记事碑的凭吊者，以当地人居多。就全国而言，有关通海大地震的林林总总，仍遮盖着一层雾一样的面纱。立碑只是一种静悄悄的纪念，官方真正大张旗鼓对外发声，还要再等18年。千禧年姗姗而来的时候，通海县政府开始知会记者参加有关地震30周年祭的报道，那一次，有关15621人死亡的信息，才正式经由媒体发布出去。

　　但在2000年的1月5日，地震的级数仍沿袭旧说———7.7级。对原初记录 7.8级的回归，是近几年的事情。其实，因为当时地震仪已经出格，所以7.8级也大抵只是一个估算的数值。但对历史记录的尊重，显示出一个时代渐远讳疾忌医的窘态。而在告别革命之后，通海大地震，而今终于成了一个开放的可供镜鉴的话题。

]]> http://www.whdgm.net/post/940/feed 0 文革中老帅朱德遭软禁被赶出中南海内幕 http://www.whdgm.net/post/939 http://www.whdgm.net/post/939#comments Wed, 25 Nov 2009 04:44:52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939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

　　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可是朱德固执地又一次将这种不理解，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这次运动中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我的天！都什么时候了，老总还讲这话？会上的人为朱老总捏了把汗。

　　朱德也不管别人的神色，一味按照自己思路往下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也是反革命，他也是反革命，帽子一戴人家还怎么改正错误？没有余地了！一打成反革命人家就没有路走了……这是问题啊，要想法解决好！”

　　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对台戏的结果，只能是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

　　没有多久，在林彪、陈伯达等人的授意下，由“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挂帅，贴出了第一张打倒朱德的大字报，很快，“大军阀、大野心家、黑司令、轰出中南海、批倒批臭……”的标语布满北京街头。

　　朱德一声不吭，让康克清在中南海“留守”，他自己带着秘书、警卫到郊区玉泉山的别墅里居住，离开漫天的大字报和刺耳的高音喇叭，眼不见心不烦嘛。他在宁静的玉泉山不是埋头爬山，就是和身边工作人员下棋，晚上看些文件，整天不说不笑，闷声闷气地打发时光。

　　一天上午，他突然接到康克清从中南海打来的电话，说是大字报贴到了中南海里边，贴到了家门口，叫他赶快回去看看。

　　朱德坐不住，连忙赶回中南海，汽车才进中南海西门，就远远看见白花花的大字报贴的到处都是，红墙白纸黑字，在冰凉的阳光下格外扎眼，像张牙舞爪的手臂把老帅的心揪了起来……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啊！哪儿乱都不能乱到中南海里啊！

　　车子靠近家门，老远看见夫人康克清站在门口等他，疲惫的脸上流露出焦虑，看见朱德的汽车，她连忙迎了上去。

　　朱德下车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安慰康克清。

　　朱德看完大字报回到书房里，一看康克清正用忧虑的眼神看着他，他竟然淡淡一笑。“只要主席在，总理在，就没有关系嘛，他们了解我。你不要害怕：个个都打倒，个个都倒不了；个个都是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啦！”

　一直悬心的康克清见朱老总不以为然，不由得也松了口气。她和丈夫相伴了40年，走过风风雨雨漫长路途，她非常了解朱德，对事物和时事有他准确的判断，只要他说没有关系，那么就一定不会有事情的！

　　尽管门外的大字报还在不断更新，红色叉叉还在延续，房子里面的朱德依然平静地生活和工作。早晨散步时，他常驻足在批判自己的大字报前仔细阅读，读到胡说八道离谱处，还会发出笑声。看来大字报不足以将这个老帅扳倒，“文化大革命”小组决定斗争形式升级，一场批斗朱德的大会在首都体育场紧锣密鼓准备着……

　　中南海红墙变成了难以逾越的万重高山，传达室成为父女见面的温暖“山口”

　　中南海里有人贴朱德大字报的事情传到了他女儿朱敏的耳朵里，这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师的知识分子，只觉得急火攻心。心想，爹爹已经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万一忍受不了这些侮辱性攻击，说句不好听的，蒋介石那时的污蔑都没有现在这样离谱。爹爹多病的身体万一顶不住发生意外，我们做儿女的如何面对这幕悲剧？

　　她越想越着急，越想越放心不下……

　　那时可不是现在，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那时私人住宅几乎都没有电话。办公室里的电话又不敢使用，让别人知道她还在和漫天大字报、历史问题成堆的父亲通话，莫须有的罪名又会从天而降。

　　朱敏立即骑自行车去中南海看望父亲。

　　朱德住所靠近中南海西门，朱敏回家一般也从西门进去，她到西门后，和以往一样掏出进入中南海西门的证件，递给站岗的卫兵。

　　卫兵看了一眼说，证件已经失效，不能进去。

　　朱敏一听，吓一跳，几天前还能有效，今天就没效了？她连忙说我是来看父亲的，我父亲是朱德……

　　卫兵不听她的解释，只是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他不能违反命令。然后像木桩一样，笔直站立，目不斜视，望着前方，指挥车辆进出。

　　朱敏知道，怪不得卫兵，他是在执行命令。

　　朱敏呆呆站立在空旷的门外，仿佛这红墙这中南海这经常进出的西门从来都和她没有关系一样。

　　她第一次用真切的眼光，打量这处原本熟悉现在却感到陌生的地方。第一次发现绛紫色的红墙那么刺目，习以为常的院墙此时让人感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一座高入云霄的大山。

　　原来一堵墙可以让人品赏世界上最残酷的剥夺–自由和亲情。

　　如果说以前朱敏流落异国他乡是无家可归，那么，如今朱敏是有家难归，站立在亲人的家门口，却不能进去……

　　中南海里上演这幕红墙内外亲人不能相见的悲剧，恐怕属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独幕剧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再没有听说那位领导人的孩子不能进中南海和父母团聚的怪事了。

　　朱敏从卫兵镇定的神态看，进不去已成定局。就走到旁边的传达室给父亲打个电话，告诉父亲她不能进中南海了。她以为父亲会给警卫局领导打电话，让她进去的。哪知朱德在电话里听说女儿不能进中南海，许久没有说话，好一会才说：“不让进来，就不要进来了，我们没有什么，你们不要担心。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种状况会结束的。你在传达室等一会，我让你妈妈去门口……等以后能进来，再回家来，好吗？”

　　朱敏不知道父亲所指“这种状况”是指中南海门岗还是社会状况？因为是传达室的电话，她不敢多问，只好等见到康克清妈妈再说。

　　朱德没有料到，自从女儿这次不能进中南海，也就意味着家人再也没有进中南海看他的权力了。他所说的“等以后”，竟然一等就是四年，直到1971 年林彪摔死，“疏散”在遥远南国的朱德再次重返北京，才和女儿团聚。但是他为了以后能和孩子们团聚，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而是搬到偏远的万寿路。

过了一会，康克清急冲冲地来到传达室，和朱敏谈了父亲的近况，听说父亲除了沉闷外，其他都说得过去。朱敏这才放下心来。但是不能和父亲见面，心里觉得堵得慌。有一种自己被隔离或者是亲人被软禁的感觉。康克清正在为朱德可能要遭受批斗心急如焚，她一见朱敏，如同看见可以诉说心里话的人，她的着急她的忧虑，强烈地表现在她的言语中，可是作为晚辈却无法分担康克清妈妈的忧愁，只能在传达室里一边唉声叹气，一边小声劝解，让康克清妈妈负重的心灵得到一些释放。

　　后来批斗朱德的大会在毛泽东亲自干预下才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正像朱德预料的那样，主席是了解他的。到了1967年的下半年，元帅府的骨肉分离闹剧愈演愈烈，最后连康克清也有家难归了，她不能再在家陪伴朱德，被全国妇联造反派组织拉去批斗游街，吃住都在全国妇联的大院里。朱敏再次去中南海时，只见父亲拄着拐杖，牵着他们的大儿子，步履蹒跚，远远朝传达室走来。

　　朱敏一惊，康克清妈妈呢？怎么让父亲一个人来？多日不见父亲，他明显地苍老了，白发增添了许多，谈话时爹爹的神色忧郁，看得出来，父亲的心情很沉重。和女儿见面，不再像以前那么乐呵呵的。朱德没有多说什么，一一询问了几个外孙情况后，然后又和以前一样，要朱敏积极参加学习，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 ”运动，把孩子教育好，要让他们读书，不要散在社会上。

　　朱敏问他康克清妈妈呢？朱德低声说，在妇联参加运动，暂时不能回来。

　　一边的儿子，悄悄靠近朱敏的耳朵：“奶奶被抓去游街了，昨天还在西单看见奶奶被押在汽车上，脖子上挂了好大的牌子，上面还有红叉叉呢！”

　　朱德不再作声。朱敏也不想再问什么了，在这个谁都进来的传达室里，他们父女能说些什么呢？

　　朱德起身离开了传达室，女儿望见他渐渐弯驼的背影，想，爸爸嘴上不说什么，不等于心里不想事，他比康克清妈妈更难，妈妈有什么苦恼还能和我们说说，可是父亲这样身份和在这个高层领导的位置上，他的内心话只能自己闷着，精神上的重压只能自己独自承受，否则像父亲这样乐观的人不会那么快地苍老，情绪也不会那么低沉。

　　一把“抄家”大火，使父亲的信化为烟烬，如今女儿手中惟一的亲笔信，竟然是从别处征集来的

　　自从朱德开始被红卫兵大字报打上红色叉叉后，朱敏一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天比一天沉重。按照造反派的逻辑推理–“老子反动儿混蛋”，朱德的女儿势必在劫难逃。

　　果然没有几天，一生执教鞭的朱敏便在家中开始“迎接”频繁“光临”的红卫兵小将们，洗耳恭听他们的“教育”，看着他们挥动纤细的膀臂，口口声声要她交代父亲反毛主席的罪行。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朱敏差点没有笑出声来，她的记忆里除了父亲教育她如何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就是教育她如何为人民服务。哪儿会反毛主席呢？

　　她和丈夫刘铮就一人一句讲述父亲如何教育他们的实例。红卫兵对这样的“交代”自然不能满意，说朱敏夫妇是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和有严重历史问题的父亲划不清界限，这样的态度是得不到革命群众谅解的。

朱敏的不配合行为，令造反派们气恼，他们的态度越加恶劣，凶狠狠地说，如果继续给你父亲脸上贴金，我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抄家！

　　抄家？朱敏心里一震。第一个想到的是父亲写给她的信。

　　刘铮倒是挺硬气的，你们抄家好了，人正不怕影子歪！可是冷静一想，眼下正是人妖颠倒的年代，造反派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必须想办法将父亲的信藏起来。可是想来想去，家里哪个地方隐蔽？简单的家具和空荡荡的墙壁，一包信往哪儿藏？如果被抄走，落在造反派手里，更是罪加一等。还不如自己抢在造反派动手前毁掉。

　　朱德一共给女儿写了十多封信，大部分是朱敏从德国集中营死里逃生重返莫斯科后，父亲写来的。

　　“家书抵万金”。这叠信朱敏整整保存了20年，有时经常拿出来看看，静静地重温那些逝去的往事，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情。

　　朱德的信几乎都是教育女儿如何努力学习，如何学好本领回国报效祖国。字里行间无不倾注了一个革命家崇高的胸怀和无私的品格，可是就这样革命的信件，谁也不敢让它们落入那些居心叵测人的手里，如果当作炸弹投向危难中的父亲，朱敏是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的。

　　一天半夜，趁孩子们熟睡了，朱敏一个人偷偷起来，取出父亲的信，在皎洁的月光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这一封封熟悉的信，粗糙的牛皮纸信封在手掌下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在说再见……

　　朱敏一想到只要她一把火，这些跟随她20多年的信将变成物质不灭的另一种形式，永远离开她的视线，永远不能再见……泪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难道今天在这样明亮充满柔情的月夜里，必须亲手将保存了20年的信毁灭掉吗？

　　朱敏心痛地自己问自己。可是朱敏无法忘记白天造反派在他们面前扬言要抄家的神情，惧怕和疼痛像巨大手掌来回绞杀着她的神经，那分苦恼和无奈，至今也无言名状。

　　终于狠了狠心，朱敏点燃煤炉，将信的一角对准蓝色的火苗，信纸哗地点燃了，红色火焰飞快地吞噬了整张信纸，顷刻间，20年的岁月化作一片片轻飘飞扬的黑色灰烬……

　　朱敏一边烧信，一边落泪。可是眼泪无从弥补永远的失去。直到今天，朱敏手里惟一的父亲亲笔信，还是从中央文献研究室找来的。

　　信件烧了，心病依然没有减轻，处境也没有因此好转。

　　朱敏丈夫刘铮是解放区培养的知识分子。按理他应该是历史清白、根正苗红的革命干部。可因为朱德是他岳父的缘故，在外交部也遭受了批斗。

　　经过车轮般的精神折磨和人身攻击，朱敏渐渐明白，不管怎样交代，都不会合造反派的口味的。

　　朱敏只好想法找父亲的“罪行”。比如爱看川剧，这是喜欢封建帝王将相的表现。比如爱爬山，这是资产阶级的享受主义，再比如爱养兰花是小资产阶情调，等等。

　　造反派虽然没有得到朱德反对毛泽东的材料，但是有这些也行啊！

　　朱敏夫妇终于获得了点自由，可是他们依然不能回中南海的家，不能和父亲一起吃饭喝茶聊天。她们每次去中南海，只能在传达室和父亲或者是康克清妈妈见面，简单交谈几句。

　　那一段时间，中南海传达室成了朱敏心目中感到温暖的地方，也是让人感到别扭的地方。那里能见到亲人，那里也能让你感到受监视的屈辱。

　　可是在1970年刚刚来临时，连传达室这处惟一温暖的地方也失去了亲情的温度。

林彪一个“紧急命令”，老帅们天南地北被“发配”，朱德又一次面临居心叵测的“战备”

　　白纸黑字，教育了几代人的党史和军史，一夜之间颠倒成黑纸白字，说什么南昌起义失败后，是林彪把保存下来的部队带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的。原来课本上有一篇课文《朱德的扁担》也改名换姓，变成了《林彪的扁担》，当时朱德那根红军时代使用过的扁担还完好地躺在军事博物馆的橱窗里，林彪却不顾铁证史实和诸多见证人还活着，竟然公开篡改历史。这恐怕又是林彪一大超凡本领。朱敏和她的孩子们将这些看到的和听到的事，利用在中南海传达室见面的机会，悄悄讲给朱德听。朱德听完后，也不作声。有时见孩子愤慨的样子，反过来教育他们：“历史终究是历史，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可是已经改了。不是书上都改了吗？”

　　“那不叫历史！”朱德生气了，嗓门高了。

　　其实朱德心里对什么都清楚，只是不想和林彪他们一般见识，不想挺身出来为自己申辩什么，他似乎知道林彪迟早会有恶有恶报的一天。任凭世间风吹浪打，朱德总是平心静气地期待着……

　　此时的期待是需要耐心的，甚至是痛心的。

　　1969年10月17日，林彪突然抛出了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立即随着“副统帅”的惊惶失措，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现在想想，纯粹是一场自己吓自己的闹剧。

　　打仗？世界大战那么容易爆发？

　　朱德接到这个紧急指示后，对康克清说：

　　“这里面有鬼呵。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又不是小孩子打架，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和迹象。”

　　康克清问，估计会有什么鬼？

　　“醉翁之意不在酒！”

　　朱德这话说完没两小时，一个紧急电话打到朱德的办公室，叫朱德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疏散到广东。

　　这比当年朱德在德国留学，遭德国当局驱逐离境的时间还要紧迫。

　　朱德接完电话，哭笑不得，将帅历来都是战争的天子，战场上的王牌，谁人听说过战争在即，却让身经百战的将帅们远离战争指挥中心？难道中央军委准备打一场不要将帅指挥的战争？

　　其中险恶用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林彪就是利用这不能自圆其说的备战紧急疏散方案，把眼前碍手碍脚的将帅都支得远远的，他好在中央内部施展浑身魔力，更加青云直上。

　　诸多手脚，诸多方案，挖空心思，都是冲一个目的，他急切也必须去掉头衔前面那个“副”字！

　　朱德看着还没有从批斗中完全解脱出来的妻子，说：

　　“这次你和我一起走，一来我有人照应，再说我不放心将你一个人留在北京。以后他们会对你怎么样，很难保证。”

　　可是没有全国妇联军代表点头，康克清这位全国妇联副主席是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力的。

　　朱德果断地给周恩来打电话，事到如今，只有总理能帮助他了。

　　周恩来当即同意朱德带妻子同行的请求，并且说全国妇联方面由他去做工作。危难之中，是周恩来及时伸出援助之手，避免了朱德孤身一人流落他乡的悲剧。

　　朱德走得非常急促，连孩子们都不知道。

　　后来朱敏一直纳闷，此番境地的爹爹还会有什么紧急事情？

　　就这样，83岁高龄的元帅被林彪一号紧急命令送到了遥远的广东。

　　抵达广州后，朱德并没有被安置在城市里，而是用汽车送到了广州郊区–从化疗养院。而且规定他们不准随便进入市区，散步范围也不能超过疗养院桥头的警戒线。

　　当时朱德的身份还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一个为人民大众当家做主，争取民众自由平等权利的委员长，竟然受到如此“民主的礼遇”！这不是极大的讽刺是什么？

　　和朱德一起疏散的还有许多老帅，陈毅到石家庄，聂荣臻到邯郸，徐向前到开封，叶剑英到湖南，还有那些一起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谭震林、李富春等十多人也被“疏散”，统统限期离开了北京。

　　北京空了，北京上空的正气稀薄了。

　　然而，落难的将帅们却在遥远的他乡呼吸到清新且纯净的空气，享受了从来没有享受的宁静和清闲，忍辱负重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过着老百姓平常单调的日子。

　　可是时间一长，而且不知道这样平淡日子还要过多久？元帅们的心开始烦燥开始期望……因为元帅毕竟不是老百姓，他们的心曾经充满过将帅之气，曾经辉煌地搏动过，这样不平凡的心在平静中和寂寞中熬得好苦好痛好累，同时也煎熬得异常结实，如果再遇见狂风巨浪，这颗经历过出生入死、跌宕起伏的心，今天又经历了“冷宫”岁月，一定变得更有承受力。

　　1970年8月，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朱德和分散在天南地北的老帅们相逢在庐山，被历史抛到一边的老帅们虽说都是中央委员，却不知道上层的精神。他们已经一年没有回中南海，没有坐在中央会议桌前，既不清楚中央内部的事情，也不知道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内心活动，以为这次会议和以往一样，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决然没有想到此次会议将成为历史又一个转折点。

　　这之前，朱德被通知回北京，原因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要开会讨论宪法，委员长不到场主持这会是没法开的。所以朱德有幸比其他老帅先一步回北京。这次朱德回京就再不肯进中南海住，而是在万寿路总参的一处房子里住了下来，和女儿、孙子们才有了团聚的日子，直到朱德1976年离世，他再没有进中南海居住。

]]> http://www.whdgm.net/post/939/feed 1 文革资料汇编（1976年以后） http://www.whdgm.net/post/936 http://www.whdgm.net/post/936#comments Sun, 19 Jul 2009 13:10:20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ost/936 《清华大学的几张大字报》（复旦大学工宣队转抄，1976年1月28日）：是“永不翻案”，还是狂热复辟——谈走资派还在“走”。

《赵辛初同志在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上关于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几个问题的讲话》（1976年6月19日）。

《耿飚同志在中联部传达华主席讲话后的发言》（1976年10月16日）。

《华国锋主席在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赵紫阳同志传达记录整理）》（1976年10月17日）。

《省委领导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1976年10月18日）。

《叶副主席在打招呼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

《中联部耿飚、朱穆之同志召开宣传部、国务院文化部会议向司局长传达；耿飚同志对宣传工作指示》（1976年10月）：

为李进题词（毛泽东诗词）“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副标题不要。

《苏振华同志在海军政工会上的讲话记录摘要》（1976年10月）。

《揭发“四人帮”在批邓打招呼会议上的反革命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8日）。

《揭发“四人帮”及马、徐、王反对周总理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9日）。

《揭发“四人帮”以及马、徐、王反对农业学大寨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0日）。

《我的初步揭发和交代》（王秀珍，1976年11月11日）。

《“四人帮”在批邓中另搞一套、阴谋篡党夺权》（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3日）。

《揭发“四人帮”及马天水等人利用外贸清仓扫库大搞篡党夺权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3日）。

《揭发四人帮“利用年初计划会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4日）。

《耿飚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15日）。

《揭发“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5日）。

《“四人帮”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15日）。

《汪东兴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6年11月18日）。

《我的第二次揭发和交代》（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

《徐景贤的补充揭发交代》（上海市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秘书组，1976年11月25日）。

《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1976年11月）。

《华国锋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剑英、锡联、登奎、吴德、东兴、振华、志福、永贵、贵贤同志接见上海市委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时的讲话记录》（1976年11月）。

《汪东兴同志的讲话》（1976年11月）：

邓小平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四人帮是不行的，毛主席知道。

《国家计委副主任顾秀莲同志揭发批判“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滔天罪行》（1976年11月）。

《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在天津的部分反动言论》（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1976年11月）。

《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指示》（1976年11月）。

《吉林省委常委揭发江青扼杀《创业》和去年在大寨的反党言论》（1976年11月）。

《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谷牧同志汇报全国工业学大庆筹备会情况和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通知时的讲话》（1976年12月17日）。

《江青与林彪》（六十六军，1976年12月）。

《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的言论节录》（武汉市委材料组，1976年12月）。
《批判赵修材料》（1976年12月）：朱洪霞、夏邦银、谢望春的揭发。

《耿飚同志在宣传口的几点指示；<人民日报>编者答问；关于当前宣传上的一些问题》（手抄，1976年）：

“照过去方针办”即指批邓要按过去方针办，也就是照中央四、五号文件办；“为李进同志题照”的诗（毛泽东诗词）不能再用（即庐山仙人洞）。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文件》沪委办（1977）19号（上海市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罪行大会发言材料，包括批判马天水、陈阿大、于会泳、徐景贤、罗思鼎、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反军罪行等，1977年）。

《关于上海揭发批判“四人帮”群众运动的情况汇报》（中共上海市委，1977年1月30日）。

《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配合“四人帮”在湖北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罪行》（中共湖北省委材料组，1977年2月16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华国锋，1977年3月14日）》（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3月25日）。

《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1977年3月25日）。

《叶副主席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3月25日）。

《李先念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苏振华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秦基伟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康世恩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25日）。

《郭玉峰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77年3月19日）》（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3月25日）。《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夏朱胡专案组，1977年4月）:

第一部分：“四人帮”插手湖北，夏、朱、胡等人紧密配合的罪证；第二部分：反对周总理，反对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罪证；第三部分：另搞一套，阴谋篡夺我省各级领导权的罪证；第四部分：“四人帮”垮台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负隅顽抗，伺机反扑的罪证。

《“四人帮”在理论上散布的种种谬论》（上海市郊区五七干校，1977年7月）。

《关于转发<顾建棠主要罪行综合材料>和<顾建棠罪证材料>的通知（有附录）》（中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临时委员会，1977年8月16日）。

《“四人帮”黑爪牙赖愈梁罪行材料（之一）》（中共赣州地委，1977年9月28日）。

《苏振华同志在市委召开的区、县、局党员负责干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1976年11月23日）。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鼓吹“军内资产阶级”的谬论大搞反军乱军篡军的罪行》（1977年11月）。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1977年11月）。

《彻底揭发批判政治野心家马天水出卖原则、出卖灵魂的反革命滔天罪行》（上海市委办公室，1977年11月）。

《绝不允许把专政机关的矛头指向党内》（上海市公安局，1977年11月）。

《“四人帮”及其余党马、徐、王是怎样操纵上海两报鼓吹反革命政治纲领的》（文汇报、解放日报社，1977年11月）。

《“四人帮”及其余党是怂恿和包庇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总后台》（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1977年11月）。

《揭批“四人帮”利用出版物鼓吹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1月）。

《揭批“四人帮”鼓吹“一个专业论”在教育战线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罪行》（上海师大，1977年11月）。

《彻底批判“四人帮”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动谬论》（上海市革委会，1977年11月）。

《于会泳和徐景贤是“四人帮”搞阴谋文艺的急先锋》（上海市文化局，1977年11月）。

《彻底摧毁“四人帮”在天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判参考资料之一）》（中共天津市委清查办公室，1977年11月）。

《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余党在各区推行翻个民间个政治纲领妄图“改朝换代”的滔天罪行》（上海市革委会，1977年11月）。

《陈阿大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上海市革委会，1977年11月）。

《彻底摧毁“四人帮”在天津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批判参考资料之二）》（中共天津市委清查办公室，1977年12月）。

《揭发批判“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行（专辑）》（中共湖北省委揭批“四人帮”运动办公室，1977年12月）。

《“四人帮”在湖北的黑干将、现行反革命分子夏邦银、朱洪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的罪证的材料》（湖北省委运动办公室，1977年）。

《彻底揭发批判解学恭、刘政、王曼恬制造“二黑”冤案，破坏文艺事业的罪行》（天津市文化局张映雪，1977年）。

《我的交待》（1977年）。

《“四人帮”及其一伙形而上学谬论选编》（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2月27日）。

《“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私编党史、篡改党史资料汇编》（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6月）。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对照》（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8月）。

《<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供批判用）》（上海市委宣传部，1978年8月）。

《关于“党内走资派”的几个问题》（转自<理论宣传动态>第48期，1979年1月）。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提出和演化过程》（上海务虚会，1979年1月）。

《关于林彪、“四人帮”路线的性质和特点问题》（上海务虚会，1979年1月）。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上海务虚会，1979年1月）。

《黄克诚同志在中央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准则>座谈会上的讲话》(1980年11月27、28日)：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党风问题；思想僵化问题和经济问题。

《对过去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看法（供教师研究）》（1981年4月）。

《纠正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情况汇编》（中共唐河县委纠正冤假错案领导小组，1983年12月）。

《关于进京汇报《百万雄师》专题史料便会工作情况的报告》（俞文斌，1984年6月2日）。

《海军整党工作简报》第85期（海军整党办公室，1984年6月28日）：

认真清理“左”的思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关于黎荣波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事实的调查情况》（湖北省水利厅整党办公室，1984年8月27日）：有关于向省军区要枪的情况。

《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消除派性增强党性的问答》（长征出版社出版，1984年8月）：

有人说“文革”起到了“反修防修”作用，这种认识为什么是错误的；宜粗不宜细问题；过去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现在说两派都是错误的。

《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职能）机构的回忆（王广宇）》（《往事》第10期，2005年3月2日》。

《“九一三”事件后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潮》（周敬青，2005年10月）。

(待续）

]]> http://www.whdgm.net/post/936/feed 0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有人往我头上拉屎尿 http://www.whdgm.net/post/904 http://www.whdgm.net/post/904#comments Fri, 10 Jul 2009 05:28:17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904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在这次生日宴会前后，毛泽东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毛泽东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毛泽东曾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

　　1963年底，中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渡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到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作寿并不过分。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不仅请了中南海里的要员，而且还将中南海外的劳模、科学家也请上了寿筵。这次生日请客是毛泽东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江苏劳模董加耕等。


毛泽东：有人往我头上拉屎尿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当时，中央早在八大后已明确决定，毛泽东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刘少奇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有人往我头上拉屎尿

1964年12月底，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据罗平汉的《“文革”前夜的中国》记载，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跟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各省的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毛泽东严肃地说：“社教人员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 http://www.whdgm.net/post/904/feed 1 探讨1974年的一桩怪事（一） http://www.whdgm.net/post/932 http://www.whdgm.net/post/932#comments Fri, 06 Feb 2009 07:11:09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ost/932 一段长期被史学家所忽略的历史

一.毛泽东何以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从1973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倒周”、“代周”之意图渐露渐显：

王洪文被“选”为位列毛、周之后的“副主席”，第三号人物；

以邓小平取代周恩来的计划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尤其是1973年11月25—-12月5日，在毛安排下进行的名曰“帮助”实为“批斗”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已使周在政治局和领导层的权威“扫地”—-连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太太章含之都敢对周怒目喝斥；

几乎是伴随着1974年而来，仿佛平地骤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更是名不符实的大批所谓“现代大儒”、“宰相”和“周公”，为“倒周”做足了舆论准备；

江青一干人所挑起的“黒画展览”、“蜗牛事件”、追查周培源文章的后台、大批安东尼奥尼影片《中国》，更是让周恩来四面受敌，难以招架。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一个时机、一个由头，就可以让周去“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了—-然而，仿佛是天降奇迹，毛泽东出人意料的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10月20日，他明确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主持。

所有关注中国政局的人都充满了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突然察觉到了潜在的政治危机。这个潜在危机的威胁是如此之严重，一旦爆发，必将导致全面失控，！到那时不要说“保住文革成果”将化为泡影，就连他自己都会身处险境！他除了果断刹车，安抚潜在的对手，化解尚在萌芽中的危机之外，已经别无选择！

那么，毛泽东心目中原本的计划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令他对局势做出了危机将临的判断？他的判断准确吗？事后能否得到验证？笔者准备就以上几个问题加以分析，阐述自己的观点。


二.探秘毛原本的“倒周”计划

如果说1973年以前，毛泽东时不时会冒出“倒周”念头，那也充其量带有很强的试探性质—-能倒则倒，不能倒则继续留，并非一定要实现的目标；那么，从 1973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显山露水的这波计划，则有着很强的“志在必得”态势。因为它具备了几乎所有“倒刘”、“倒林”之前的特征：

1.毛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前几次倒周未能如愿，很大一个原因，或许就是难以找到能够取代周恩来的合适人选。而这一次，毛则不动声色地做了备用人选的准备：

（1）毛破格提拔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

毛泽东曾多次说，王洪文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都齐了，后来又当过干部，经历比较全面。”中共“十大”前，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王洪文担任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屈居王洪文之下。在毛的坚持下，王洪文不仅一举超越了一向提携他的张春桥、姚文元，更是越顶而过军中诸多将帅—-包括被称之为“总司令”的朱德—-被“选”为副主席，排名列毛周之后第三位，以堵死周恩来接班之路。

（2）邓小平的复出到急剧上升。

尽管王洪文的发迹多次被人讥为“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但，邓小平复出以后的上升比王毫不逊色。

1973 年3月10日，邓小平复出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几个月观察后，特别是邓在1973年底政治局扩大会做了批周的表态后，毛连续三次在会上推荐邓小平，提议他担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仅凭毛的一席话，从中央委员重返政治局，甚至事先都没有经过中央全会的形式走走过场。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毛对邓的期望之殷，这背后则是他迫不及待地想用邓来取代周的大计划。

1974年4月，毛力荐邓小平出任赴联合国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更是明显释放出以邓代周的信号。邓的快速上升甚至让江青一干人心里酸溜溜的，认为他们辛辛苦苦，邓却“摘了桃子”。其实质，正在于毛“以邓抑周”、“以邓代周”的战略意图，只不过江青没能参透罢了。

2.毛泽东的舆论准备

毛的名言：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是对付刘少奇，还是林彪，毛也都是这么做的。而这次倒周，毛暗中支持江青一干人，背着政治局大多数，突然发动所谓“批林批孔”，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大有第二次文革【注1】爆发之势。《人民日报》连篇累牍，《解放军报》被勒令停刊【注2】，每日只能“复印”《人民日报》达半年之久。大大小小的御用专业“写作班子”—-“梁效”（清华、北大两校之谐音）“罗思鼎 ”（螺丝钉之谐音）一齐上阵鼓噪，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大批“现代大儒”、“宰相”、“周公”，和当年借“中国赫鲁晓夫”暗指刘少奇、“刘少奇一类骗子”暗指林彪几乎是如出一辙，只差随时将其和周恩来三个字划等号了。

3.毛的组织准备

为了能够顺利“倒周”，毛泽东还做了周密的组织准备：

（1）在毛泽东看来，当时的中国政坛上只有邓小平有足够的资历、威望和能力能够制衡或者进而取代周恩来。唯一担忧的是邓小平是否可靠。经过几个月的观察，特别是当毛获悉邓在73.11.25–12，5的政治局批周会议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之后，兴奋不已，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注3】

通过这次毛暗设的考核后，邓小平立即获得重用。除了已经担任的国务院副总理之外，又被委任以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毛的目的，也正是一石二鸟，将邓小平“掺进”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系统和叶剑英主持的军委系统，同时制衡周、叶二人。

（2）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1973年11.25–12.5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不久即上纲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责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挨批判期间，周每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 …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他的办法。… …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注4】

经过这样的组织准备，毛泽东深信周恩来已经威望扫地。将来即使对文革派不满，讲出话来也就没人肯听了。当然，这些都是毛和文革派单方面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自我感觉已经与客观实际相去的越来越远了。

4.毛的军事准备

很多史学家和文革关注者对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充满疑惑：尤其是那几点规定非同寻常：第一，下命令就走；第二，上任不准带秘书等人；第三，人走家搬。一千年前“杯酒释兵权”的旧剧改头换面为“新版现代戏”重演——八大军区司令“裸体”调动，在司令们事前完全没有预感的情况下被命令立即闪电式地实施。原因呢？按毛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但事先不谈话，不征求意见，不做思想工作，下命令前而且没有任何征兆，下命令后要求即刻赴任，都与中共历年所形成的工作习惯大相径庭。怎么看都像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可，究竟有什么大事呢？

笔者曾对这样“高射炮打蚊子”式的大动作长期困惑不解，直到将其与“倒周”准备联系在一起，才感到有了合理的解释。正像毛在“倒刘”前密调38军“卫戍”北京；“倒林”时巡视全国给各大军区“打招呼”，并调一个师进驻北京南口一样—-都是为了防止刘少奇、林彪也利用军队反抗。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也旨在未雨绸缪，预防周恩来利用其在军队里的巨大影响来阻止即将进行的“倒周”大举。从这个角度上看，对周采取的各项措施，与对刘、林如出一辙。

5.共同特点：到外地发动

1974 年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先后赴武昌、长沙等地。名为“养病”，实为权衡“倒周”的风险与得失。纵观49年以后，毛泽东凡经过精心筹划而发动的历次运动，几乎无一例外要外出巡游，身在外地，“不在现场”几乎也就成了一个规律。高岗事件如此，刘少奇、林彪也同样如此。而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他又离京去了外地—-仅从这个细节，我们是否又能看出些苗头呢？

综合上述5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消等待一个机会，一个由头，“倒周”就要破门而出了！

]]> http://www.whdgm.net/post/932/feed 0 小平回答如何度过文革：“忍耐”“等待” http://www.whdgm.net/post/929 http://www.whdgm.net/post/929#comments Mon, 26 Jan 2009 00:50:47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929 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

邓小平留给世人的印象很平实。解读他说话行事的一些细节，会发现其平实之中蕴含的个性，很富感染力；传达的思想方法和决策风格，更值得细细体会。

一

谈到邓小平，人们总会对他“三落三起”的政治人生感兴趣，进而发问:他是怎样面对挫折和逆境的？回答这个问题，自然会想到他作为革命家的坚忍不拔的理想和信念。此外，他的人生态度也很重要。比如，在逆境中，他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邓小平说过，乐观是他的法宝，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啊？在孩子们小时候，相互之间有时闹点小别扭，邓小平只说一句话: “要吵，你们出去吵！”妻子问他怎么不管一管，他说，管什么?早晚都会过去！“早晚都会过去”，孩子们闹别扭是这样，政治生活中遭遇的矛盾、压力和挫折，多少也会如此。邓小平乐观地相信未来，背后是对待矛盾、对待生活和对待历史的辩证法，即不认为事物和环境会一成不变。当然，单纯的乐观也不行，说没有忧虑也不现实，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二种人生态度:忍耐和等待。

别人问他怎么度过最艰难的日子，他总是两个字———“忍耐”。1973年从江西回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也说了两个字: “等待”。

忍耐和等待，并不一定是消极无为地面对困难，有痛苦，也有智慧和期望。这就引出邓小平在逆境中的第三种人生态度:观察、思考和判断。人们把邓小平在江西劳动时踩出的那条小道视为后来搞整顿、搞改革的伏笔，虽然是一种文学化的比喻和引申，但他第二次复出后那样勇敢地搞整顿，第三次复出后又推动一系列改革，与他在逆境中冷静地总结当代中国的经验教训、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能说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思想认识上是作了准备的。

邓小平在逆境中的上面这三种态度，给人的启示是，干事情，在困难、挫折和危局面前，如果惊惶失措，自己就先倒下了，这种情况下要谋事成事，需要的是战胜自己，要有信念，也要有智慧，更要有措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邓小平的态度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谁也压不垮我们。他提出的应对之策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些，既是邓小平处变不惊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把经验提升为国家大政方针的智慧所在。

二

众所周知，邓小平爱看足球比赛，遇世界杯赛事，因为时间太晚不能看直播，就让人录下来，还叮嘱工作人员，第二天早晨千万别告诉他比赛结果。这是很真实的球迷心理。在他和家人在一起的影视素材中，常有其乐融融的场景，诸如小孙子挠他的脚心，他抓孙女的小辫子等等。他退下来后给孙辈写信说:对国家，我是交了卷子的。你们要学点本事，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这样的期望平凡实在。

退休以后，他说，自己的愿望是像普通人那样到街上走一走，看一看。于是，他在上海的商场里为孙辈们买了铅笔和橡皮，还说:好多年没有花钱了，这是我亲手花人民币。如此向往老百姓过日子的生活常态，反映在理政决策上面，是能够真切地从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发表意见，制定政策。邓小平到基层视察，总习惯用老百姓的眼光来看事情，用老百姓的思维提问题，用老百姓的语言来说话。他1980年到四川看沼气改造运用项目，在农户家里提的问题是:用沼气烧开一壶水，要用多少时间？他还弯下腰去看火苗，问:这个火苗能不能炒腰花?会炒菜的人都知道，腰花要旺火爆炒才好吃，邓小平是想弄清楚沼气的火力到底有多大，是否适用于群众的生活。问得这么浅显直白，看出他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熟悉到何等程度！

还有一次，他到北京前三门一带去看刚刚盖好的居民楼，发现用的都是老式挂锁，便认真地说:不行啊，都80年代了，还铁将军把门，这不是告诉小偷，家里没人吗?进到屋里，他直接去看卫生间，又说:老百姓日子的好坏，看卫生间。职工下班回家后，想洗个澡，卫生间起码要有洗澡的设备。邓小平平时说话行事如此贴近老百姓，在国家大事的决策中提出解决温饱、实现小康这样一些老百姓听得懂、摸得着、看得见的发展战略，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

邓小平的务实作风，典型地体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上面。他讲话基本上没有形容词，简洁明了，但个中道理却耐人寻味。孩子们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讲了三个字: “跟着走”。问他在太行山坚持抗战做了些什么，回答只两个字: “吃苦”。谈到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绩，也是两个字: “合格”。语言简单、实在、干脆，仔细琢磨，却非常到位，很有内涵。看三卷《邓小平文选》，除个别正式会议的重要报告外，大多是实实在在的谈话。人们常说，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平实的语言风格，传达出邓小平的性格，也反映出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立场。真理从来就是具体、简明和平实的。1962年为解决农业生产的困难，改善人民生活，他引用“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俗语，来表达想方设法把生产和生活搞上去的真切愿望，反映的也是坦诚面对现实，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务实本色。在许多情况下，靠近真理需要勇气。就说上面讲的“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样的话，在当时党内正在强调 “反右倾”、“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政治气氛下，从他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口中说出来，直面现实，直指时弊，实事求是，只问真理，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

四

实事求是，道理并不难懂，但要做到从理论到实践一以贯之地遵行，却不那么简单。除了识见水平，还需要有果断和担当的气魄。特别是在艰难开拓新路的时候，这种品格尤为难得，也越显光彩。邓小平1975年大刀阔斧搞整顿，体现了这种品格。面对各种阻力，他多次讲:搞四个现代化，是我们发了誓的雄心壮志，耽误不得。现在有很多60岁的老虎屁股，40岁的老虎屁股，20岁的老虎屁股，该摸的都得摸，一万张大字报都不怕。这种品格，在邓小平推动和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更展露无遗。为这么大一个国家领航，把改革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来推进，自然要冒很大风险，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正确。邓小平的办法是，看准了的事，就果断去做。他经常讲:没有一股劲儿，没有一股气，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于是，在决策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他不惜使用了一句战争术语: “杀出一条血路来。”很悲壮，体现出军人的本色，饱含了很重的历史分量。在他的批示中，比较频繁地出现“不可拖延”、 “不能拖延”、 “不宜拖延”、 “拖不是办法”这类词句，也反映出干脆利索、果断开拓的气魄。他的认识很明确:搞改革开放这项新的事业，不冒风险不行，不去试，就不知道能不能行。如果不行，改正就是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四句:对的要坚持，不足的加把劲，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这种性格魄力，大概与邓小平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常常担任一个部门、一个区域、一支部队的一把手有关。在战争年代，他率领一路人马，远离中央，开辟新局面，需要直面现实，大胆决策，勇于担当责任。由此在性格意志和行事作风上，也就思进取而拒退缩，行果断而少徘徊，敢担当而弃推诿。思虑在前、权衡左右、成熟于胸之后再决策言事，就不会多端寡要、犹犹豫豫。说出来就去做，一旦做就横下心把事做成。邓小平当二野政委时的老部下曾回忆说，邓政委说出的话就像打出的一颗子弹。所谓魄力云云，不外乎此。

五

1988年，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力挽狂澜，被国家体委授予“棋圣”称号。第二天，他带着证书去见邓小平。邓小平仔细看了看证书，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圣人不好当啊！”聂卫平的体会是:小平同志借此告诉我，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好。“圣人不好当”，沉淀了邓小平的人生经验，透露出他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清醒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威望很高，但他始终提醒人们不要给他加人为的光环。1989年9月4日正式向中央请求退休那天，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过这样一些话: “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拜托你们了。”1997年1月，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看到了电视上播出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工作人员附在他耳边讲述片子内容时，93岁的老人流露出像小孩受到表扬而不好意思的神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关于名誉太高是个负担的看法，真诚地发自内心。

关于个人的定位，邓小平也不是毫无期许。1993年9月16日，他对弟弟邓垦讲:“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这句话平平淡淡，却把国家和个人、事业和个人的关系说得很透，传达出对国家未来厚重深切的期待，又透露出真诚朴实的个人情感和愿望。他对国家的发展作出那样大的贡献，个人的愿望就是当一个“公民”。这种定位，非大胸怀、大境界不能道出。其历史和情感含量，完全可以和人们已经熟悉的他的另外一句名言等量齐观，即: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两句话脉象相连，相得益彰。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儿子”，所以对祖国和人民有大爱，为之奋斗付出一切都是应该的，能够成为富裕国家的公民，其愿足矣。这种胸怀，和毛泽东的一句诗词属同一境界: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作者陈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北京100017〕(摘自《党的文献》)

]]> http://www.whdgm.net/post/929/feed 0 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http://www.whdgm.net/post/836 http://www.whdgm.net/post/836#comments Sun, 04 Jan 2009 11:28:26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836 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前言

邸延生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风雨沉浮五十年》90章（1893—1947年）和《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157章（1946—1962年）两部书相继出版后，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肯定和好评，收到了许多朋友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来信，也有许多同志进一步提供了一些有关毛泽东生前的史料史实，嘱我动笔继续认真写一写毛泽东的后期经历；有鉴于此，我征求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和新华社与出版社一些同志的意见，同时征询了毛泽东的家人和诸多革命前辈的意见，得到了他们的积极支持、鼓励和帮助。2003年，时逢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新华出版社作为重点项目又郑重推出了我写的毛泽东传记文学四部十卷集《毛泽东风雨沉浮四十年》（三卷）、《毛泽东八年抗战展雄风》（二卷）、《毛泽东国共交锋定乾坤》（三卷）和《毛泽东纠“左”反右走惊雷》（二卷），并于2004年9月出版了《历史的真情——毛泽东两访莫斯科》42章（1949—1957年）。

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29年了，但他的思想、他的伟大形象、他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和他和蔼可亲、艰苦朴素的生活实践，他呕心沥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的理想、抱负、胸怀、情操、神采和风范，就连他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至今留存在亿万人民心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和我们常人一样，有着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有着同我们大家共通的乃至更深一层的感情世界；只是，他不同于常人的艰难的革命经历，他曲折的人生历程，又使他练就和具备了不同于常人的伟大胸怀和无比坚强的意志与性格。他办事果断，认准了的事情决不犹豫，决定了的事情决不退缩。用他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毛泽东决不走回头路，也不办后悔事！”——他一生是个强者！

写伟人难，写伟人的传记更难；写毛泽东难，写毛泽东的传记同样难，要想写好毛泽东晚年的许许多多更是难上加难。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再加上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文化大革命”，使人们对晚年的毛泽东无从下笔，总感到不好写或不敢写。起初，许多好心的朋友和同志也曾多次劝我不要写毛泽东的晚年经历，但如果不写，又使我按捺不住要写完毛泽东伟大的一生的强烈欲望。于是我决意在写完毛泽东的前70多年以后，续写毛泽东的晚年和他领导与发动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的内容很多，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所牵连的人和事也很多。我想，要写就全面地去写，实事求是地写，从毛泽东的生活写起，从毛泽东的点点滴滴写起，从他的一言一行写起；从他的诸多大事写他的伟大与正确，也不讳忌写他的失误。只有这样，才是历史中真实的毛泽东。纵观中国的“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包括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重大失误是推卸不了的；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也是将这部书的书名定为《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1959—1965年）》的原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明确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性质和毛泽东的重大失误，同时也明确了这也是全党的失误，这是公正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所能接受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走访了许多曾经工作和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老同志，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档案，得到了包括毛泽东的家人以及中央办公厅、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校、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华社办公厅、新华出版社、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韶山毛泽东故居纪念馆的许多新老同志和朋友们的热忱鼓励与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由衷地感谢！在采访过程中，凡是毛泽东生前到过的地方，我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去，有些地方不止一次地去；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一点一滴的细节和珍贵的史料。我到过北京的中南海、府右街、万寿路、毛家湾、西郊机场和香山，进过人民大会堂，登上过天安门城楼，到过武汉、南京、上海、广州、杭州、南宁等地，并不止一次去过北戴河、保定、邯郸、济南、郑州、长沙和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以前我还特意到过湘潭和井冈山，到过萍乡、瑞金、遵义、大渡河、延安、西柏坡等地。

这部书共分了5篇、45个章节、计60余万字，总体包括了毛泽东在这段时期内的主要工作经历和部分生活画面，肯定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我做了最大努力，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所具备的政策水平有限，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搜集到的历史资料有限，诚望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有真知灼见的朋友们给予诚挚的指导和帮助，诚望广大读者朋友不吝指正，不胜感激！

目录

第一篇

面对困难毛泽东奋力挽狂澜

实事求是领袖与人民心连心

1、十大建筑拔地起毛泽东离京视察

面对北京拔地而起的十大建筑，毛泽东说：“大跃进就是好！”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揭发彭德怀、黄克诚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中央军委原总参谋长粟裕……

2、首都北京迎国庆中苏关系起风波

赫鲁晓夫警告中国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陈毅勃然大怒，毛泽东拍案而起……

中国防空部队一举击落ＲＢ-57Ｄ高空侦察机一架。

3、毛泽东带书离京虑国事忧心忡忡

大食堂办不下去了，毛泽东忧心地说：“天灾人祸啊！”

毛泽东咏王安石诗句，意味深长地说：“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4、西湖畔组织读书上海滩开会调研

毛泽东说：“在延安，在西柏坡，我们也没得钱啊！我们还不是照样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过年了，毛泽东的饭桌上没有酒、没有肉，只是在菜里多放了一点儿油和一些盐……

5、操国事废寝忘食与人民同甘共苦

毛泽东鼓励江渭清说实话，表示：“一不抓辫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戴帽子！”

毛泽东宣布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6、了解国情再南下中国朋友遍五洲

毛泽东说：“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并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7、《十年总结》诚责己领袖发奋北戴河

毛泽东命令炮击金门，同时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老子就是不信邪！现在不信，将来也不信！永远不信！”

8、率子女吟诗解饿笑语中会见斯诺

毛泽东教育孩子：“要挨饿大家一起挨，同甘共苦，一起奋斗。”

毛泽东对斯诺说：“台湾是中国的事情，我们坚持这一点。”

9、香山红叶情不已小李讷回家充饥

毛泽东说：“青年人比老年人强，敢想敢说，敢作敢为。”

毛泽东对女儿说：“要相信共产党，相信父亲。”

10、古今小说纵横谈搞调查人员下放

毛泽东说选拔干部“不能统统按资历，要按能力。”

毛泽东告诫人们一定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第二篇

动员全党调查研究认真纠正“共产风”

卧薪尝胆上下求索带领人民闯难关

11、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简从离京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人！”

在听取“包产到户”情况汇报时，毛泽东紧锁双眉，久久地不说一句话……

12、制定《农业六十条》日理万机不辞劳

毛泽东说：“亚洲人民的事情，应当由亚洲人民自己来解决。”

毛泽东说：“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

13、和人民共度难关带头嚼咽苦苦菜

刘少奇结合党在过渡时期急于求成所造成的损失和教训，沉痛地说：

“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毛泽东一边吃苦苦菜一边说：“我自信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14、庐山召开工作会武汉见蒙哥马利

毛泽东说他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去搞调查研究，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三是想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世界人民去评论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

面对蒙哥马利，毛泽东说：“我哪里也不去，就死在中国了！”并说他选择死在韶山……

15、周恩来提前回国毛泽东又下江南

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毛泽东表示“来而无往非礼也……”

并说：“让帝修反一起来么，我毛泽东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

16、召开七千人大会团结民主共探索

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

刘少奇说：“这几年，造成困难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7、专列上谈笑风生游泳池泪眼依依

谈到“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场直接较量”，并说：“我们决不能后退一步，半步也不能！”

毛泽东对李银桥说：“我死了，你每年到我坟头上看我一次……”

18、卫士长别毛泽东 毛泽东疑单干风

邓小平提出“不管黄猫黑猫”……

毛泽东认定“还是要搞集体化、搞人民公社——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刘少奇则表示同意“分田到户”……

第三篇

四海翻腾云水怒国内外形势多变幻

五洲震荡风雷激毛泽东抗衡帝修反

19、北戴河热风吹雨重新提“阶级斗争”

毛泽东说：“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走集体化道路，

还是搞分田单干？这是问题的性质，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0、国际风云起变化中印边界打反击

江青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印度军队悍然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

21、周末晚会谈“平反”赫鲁晓夫挑事端

毛泽东说：“就说是我毛泽东说的：把各地的右派申诉情况写一个

综合材料，直接给我送来！”

面对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讲话，毛泽东再一次愤怒了……

22、西湖侧畔写家书湘江岸边谈“四清”

毛泽东听取关于湖南省“四清”工作的汇报。

在专列上，毛泽东听了河北省委关于开展“四清”工作的汇报……

23、农村开始搞“社教”城市开展反“五风”

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24、上海杭州频往返主持起草《前十条》

毛泽东说：“凡是被我们的敌人所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被我们的敌人所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

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是一场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阵地不被阶级敌人攻破的严肃斗争。

25、先后发表公开信中苏展开大论战

毛泽东响亮地号召“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阶级的新世界”。

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26、华北军民抗洪峰中央续定《后十条》

毛泽东题词“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27、毛泽东南下视察李银桥进京“探亲”

毛泽东说：“蒋介石总是和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他来我往，一家人打架，外人是不好插手的。”

28、国民经济大发展毛泽东悼罗荣桓

刘少奇说：“其实一些旧戏还是可以唱的，《四郎探母》唱了这么多年，还不是照样唱出了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第四篇

吸取苏联被赫鲁晓夫篡夺权力的教训

告诫全党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29、新年书写《蝶恋花》认真抓教育改革

毛泽东书写《蝶恋花》词，称杨开慧为“杨花”。

毛泽东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欧洲是一位很有头脑、很有影响力的人，他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没有长在美国人的脖子上。

30、苏斯洛夫发“指控”金日成会晤毛泽东

苏斯洛夫指责中国领导人“分裂各国共产党”，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徒弟不少……”

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

31、中南海里歌声起中苏两党再论争

苏共中央建议苏中两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

在同日本友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讲到了中国党内的问题……

32、视察贯彻《双十条》毛泽东又离北京

毛泽东在武汉感叹：“大鹏鸟也有折翅的时候，只要它养好了伤，会飞得更高、更远！”

毛泽东改京剧《芦荡火种》为《沙家浜》。

33、“反修防修”千秋业注重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重申“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思想。

毛泽东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34、青年教育是大事中共中央发《九评》

毛泽东问毛远新：“你看过《九评》没有？”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文章，着重讲述了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修防修”的问题。

35、北部湾风云突变中央发“桃园经验”

美国派飞机轰炸越南北方，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毛泽东认真看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带领工作组下乡蹲点搞“四清”的经验报告……

36、“四清”摸底下江南中国爆炸原子弹

面对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言论，毛泽东付之一笑说：“由他去骂么，反正老子也不怕他们！”

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37、勃列日涅夫上台毛泽东发表声明

勃列日涅夫说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

毛泽东提醒周恩来撤换齐燕铭，说：“这个人不能当秘书长。”

第五篇

东风吹战鼓擂世界革命风起云涌

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豪情满怀

38、毛泽东相信群众《二十三条》亲手定

毛泽东否定了刘少奇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存在的“四清”与

“四不清”矛盾的看法……

刘少奇不同意提“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9、莫斯科镇压学生中共中央驳苏共

柯西金到北京，毛泽东说“中苏论战”要“争论一万年”……

毛泽东说：“古今中外，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

40、援越抗美议出兵胡志明见毛泽东

毛泽东在长沙对胡志明说：“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讲——要人有人，要物有物！”

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派兵点将……

41、毛泽东返井冈山英雄跨出友谊关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中国第一支援越部队出关……

42、毛泽东致信陈毅李宗仁海外归来

毛泽东肯定了发展美术事业使用裸体模特的必要性……

毛泽东说，如果“蒋委员长”现在回来，他是要亲自去迎接的。

43、北京举办“邀请赛”“八·六”海战大告捷

毛泽东下定决心，他要走回一线，他已经不能容忍刘少奇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

中国海军一举击沉美制蒋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

44、填词致信邓颖超陈毅怒答记者问

林彪发表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45、世界风云多变幻神州大地蓄风雷

毛泽东再次发出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

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第一篇

一、十大建筑拔地起 毛泽东离京视察

1959年9月1日。

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万道霞光将中国的首都北京装点得十分壮观而美丽。在宽敞的天安门广场、在长长的东西长安街两侧、在北京城区，已经竣工和即将竣工的十大建筑群体，在灿烂阳光的辉映下，已经显现出了它们那高大、雄伟、壮丽的身姿……

这时，习惯于夜间工作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的住地——丰泽园内菊香书屋的紫云轩书房中，提笔给《诗刊》编辑部的臧克家、徐迟写了一封信，信中附有两首七言律诗，即《到韶山》和《登庐山》。

毛泽东的《到韶山》诗写于两个月前的6月下旬——6月25日至27日，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达32年之久的故乡韶山；感慨之际，他在韶山宾馆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在卧榻上拿了铅笔，几经修改才写下了这首诗：

七律·到韶山

一九五九年六月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的《登庐山》诗也是写于两个月前——即7月1日，是他离开韶山3天后刚刚踏上庐山的第一天，被安排住进了蒋介石当年曾经住过的一幢二层小楼“美庐”别墅中；沐浴着山间的阵阵凉风和颇显潮湿的空气，面对漫山的淡云薄雾和青山绿树，他诗兴大发，随即挥毫写下了这首律诗：

七律·登庐山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毛泽东写完信，并写好了这两首诗，放下毛笔，坐在写字台前的木椅上缓缓地伸展了一下双臂，然后对侍卫在书房内的卫士王敬先说：“你去给我拧一把冷毛巾来，我擦一擦脸。”

王敬先去浴室内很快给毛泽东拧来了冷毛巾。等毛泽东擦过脸递还毛巾时，王敬先轻声问：“主席，喝碗麦片粥吧？”

“嗯。”毛泽东答应道，“你去叫李银桥通知胡乔木，让胡乔木来取了我桌上的这封信，给诗刊编辑部送去。”

“是！”王敬先答应一声，转身去给毛泽东煮麦片粥了……

9月3日，毛泽东收到了河北省委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看了河北省委的报告，毛泽东是高兴的。

9月4日凌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关于团结一切在我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的指示。

下午，毛泽东又在诸多文件上接连写下6份批语——批转上海市委扩大会议的情况汇报；批转贵州省委三线干部会议情况的汇报；批请班禅大师来京参加国庆节；批示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的文章；批示注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报纸对我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报道情况；并在西藏军区关于印度军队入侵我雅科儿地区的情况报告上写下批语……

9月上旬，中国国内的工农业生产形势表面上看似蓬蓬勃勃、各行各业依然在大张旗鼓地搞“为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各自的生产任务“而奋斗”，处处呈现着“跃进跃进再跃进，决心以优异成绩向国庆十周年献厚礼”、“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捷”的热火朝天的场面……

而这时在中国的边境地区邻国——北部的苏联，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正在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糟了”、“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泛滥”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西南面的印度，频频派兵越过边界侵入到中国境内进行袭扰，其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南面，印度尼西亚的反华势力猖獗，连续制造了多起大规模的反华、排华事件，大肆欺辱、迫害华人华侨……

台湾海峡对面，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也蠢蠢欲动，在美国政府的支持和怂恿下，一面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一面派出多股武装人员到福建沿海登陆进行骚扰，同时派了美国提供给他的高空侦察机不断深入到大陆上空实施侦察袭扰活动；西藏地区的局势虽然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但许多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驻守福建沿海前线的解放军部队，依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依然在向金门、马祖两个小岛上的国民党守军打炮；进驻西藏地区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西藏地区政府和广大藏族同胞的积极配合下，正在严格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解放农奴、解放生产力、稳定局势、大力协助西藏地区政府和人民进行经济建设……

9月6日傍晚，毛泽东写信给陈伯达，请他组织座谈讨论《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

9月7日，新华社报道，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在北京建成。

次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起详谈了有关印度的问题；谈话后，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总理尼赫鲁复信，阐明了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

周恩来离开后，毛泽东听取了陈伯达关于召集有关人士召开座谈会的情况汇报，陈伯达说：昨天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5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1958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某些人说的“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听了这样一个汇报，毛泽东感到欣慰，同时更加相信：中央在庐山会议上所制定的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审阅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复信；稍后，他指着书架一角的一处位置，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趁这几日天好，明日你把那些东西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吧！”

李银桥答应一声：“是！”

李银桥知道，毛泽东所说的“那些东西”，其实是一个旧皮箱——里面装着毛泽东牺牲在朝鲜的长子毛岸英的遗物，包括毛岸英戴过的一顶棉军帽、穿过的几件旧衬衣、一双旧袜子和用过的一条破旧毛巾。

9月9日上午，李银桥遵照毛泽东的嘱咐，拿了毛岸英的遗物来到丰泽园的后院，找了一处既僻静又能见到阳光的地方，一件一件地晾晒了。在晾晒这几件衣物时，李银桥心想：作为父亲，毛泽东是十分怀念他的这个儿子的；整整9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一直舍不得“处理”掉岸英曾经用过的这些东西，每年夏天都要人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下午，李银桥和卫士封耀松、王敬先等人，跟随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西側视察了新建成的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上身穿了一件白色衬衣的毛泽东高兴地打着手势对大家说：“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人民大会堂；4天设计，7天出方案，建筑面积17多万平方米，10个月竣工——让那些反对大跃进的人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面对着威严富丽、雄伟壮观的人民大会堂，毛泽东身边的卫士们深感骄傲和自豪……

晚上，毛泽东收到了已被免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彭德怀的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彭德怀写给他的信，见彭德怀在信中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便提笔对彭德怀的信写下批示：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这封信，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

（彭请求到基层边学习边劳动）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视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彭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9月10日，李银桥和封耀松侍卫着毛泽东视察了北京郊区的密云水库。

站在密云水库东侧松树峪的堤岸上，毛泽东向西面对烟波浩渺的水面，对跟随在他身边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北京市市长彭真等人说：“请你们告诉密云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要认真治理和保护好水库四周的环境，搞好绿化，保持水质，这可是关系到北京市近千万人口身体健康的大问题啊！”

彭真认真答应道：“是，主席！回去我们就开会，召集密云县委的人也参加……”

杨尚昆也说：“中央办公厅也要开个会，尽快拟出一个认真治理环境、搞好绿化的通知草案来……”

毛泽东脚上穿着一双软底布鞋大步向堤岸北侧走去，随行的人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下午的斜阳依然晒得地面发烫，山间不高的几株松树在热风中摇曳着它们稀疏的枝叶。毛泽东在一株松树旁停下来，抬眼望一望山间的沟壑，再回身看一眼被四面山峦环抱的水面，对跟随着他的人们又说了一句话：“一定要搞好绿化，不搞绿化不行呢！”

随行的人们都说：“主席说得对，一定要搞好绿化……”

毛泽东再次强调说：“不要停留在口头上，要抓落实呢！”

彭真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认真抓！”

晚上回到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毛泽东看了吴冷西呈报的一份材料，随即批示吴冷西，请他负责在《内部参考》上发表陈伯达的一封信和国家统计局的近期资料……

这时，周恩来来见毛泽东；侍卫在房间里的李银桥赶紧请周恩来在一张沙发上坐下来，并给周恩来沏好了茶水。

周恩来喝了一口茶，然后对毛泽东说：“彭真同志今天跟主席去了一趟密云，回来就召集北京市委的人开会，传达了主席‘要搞好环境建设’和‘搞好绿化’的指示……”

毛泽东吮着下嘴唇笑道：“前人植树，后人乘凉，这是句老话么！我们共产党人总得为子孙后代多想一些事！”

周恩来喝着茶说：“主席说得对……”放下茶杯后，周恩来又说，“主席，5个导弹营已奉命进入了阵地，蒋介石的高空侦察机再来，就要吃苦头了！”

“嗯……”毛泽东喝着茶说，“告诉部队的同志们，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要确有把握！”

“请主席放心！”周恩来笑着，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历来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嘛！”

周恩来离开后，李银桥问毛泽东：“主席，敌机飞得那么高，听说有两万米，能打下来吗？”

毛泽东看着李银桥说：“寇能往，我亦能往！虽然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都有导弹，但他们都只是在靶场上打一打，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用导弹打过真家伙；这次我们要打一打真家伙，打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一看！”又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比别人差！”

李银桥想，台湾利用美帝国主义给他们的飞机，仗着飞得高，已经多次窜入大陆上空了；这次要是真的能把它打下来，那在世界上的影响可就大了……

9月11日，甘肃省委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粮普遍丰收，秋粮生长很好，丰收在望。

也就在这一天，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工作会议同时在中南海颐年堂的正中大厅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等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进行中，林彪重点发言，着力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别有用心地“揭发”彭德怀于3个月前访问东欧各国时，曾在阿尔巴尼亚会见了同时到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赫鲁晓夫发泄他对中共中央现行政策中贯彻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的不满；刘少奇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严厉地批判了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里通外国”行径……

针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主要是针对彭德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资产阶级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立场，没有改变。这样的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11日）。”

9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贺龙等人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

看着身姿矫健的体育健儿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踏入体育场，座无虚席的看台上爆发出了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身旁，兴奋地对毛泽东说：“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体育大军啊！”并夸赞道，“贺老总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也高兴地说：“是么！解放前外国人讲我们是‘东亚病夫’，是在侮辱我们；现在，可以再让他们来看看！”说着便站起身来鼓掌，边鼓掌边对他身边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说，“看么，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呢！”

周恩来很有把握地预言：“在我们的运动会上，一定会有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出现！”

毛泽东笑问身侧的贺龙：“怎么样啊？你是挂帅印的，有没得把握打破一两项世界纪录啊？”

“有把握！”贺龙探身对毛泽东说，“在预赛和选拔赛中，已经有人打破世界纪录了，而且还不止一项哩！”

毛泽东更高兴了：“好么！我们就是要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人的命运一旦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中，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李银桥侍卫在毛泽东的身后，觉得这是毛泽东多日来最显高兴的一天。

运动会的开幕式在进行中，在看台上，郭沫若向毛泽东递交了他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信中详述了他对毛泽东近日发表在《诗刊》上的两首诗的理解和对其中几处诗句的具体看法……

晚上的时间，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看过郭沫若的信后，再次提笔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1959年9月14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一万次的快速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毛泽东的案头放有这则报道。

同一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其中，包括晚清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9月15日，新华社报道，北京新火车站建成。

下午，李银桥和王敬先侍卫着毛泽东再次进入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毛泽东在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内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指出：“要分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

座谈会中，与会人员纷纷颂扬共产党的政策伟大而英明；毛泽东吸着烟，摆手对大家说：“伟大不伟大、英明不英明，要用事实讲话；要说没成绩，不是事实，我们现在就坐在成绩上嘛！人民大会堂就是很好的明证么！”

在众人的颂扬和笑声中，毛泽东要求大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横下一条心，搞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搞科学技术：“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富裕、强大起来，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尽快过上好日子！”

毛泽东的话，赢得了在座人员的一片热烈掌声……

接下来，毛泽东又对大家讲：“知识分子大有进步，民主党派大有进步，工商界也大有进步，但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比如世界观的问题，洗脑子不容易一下子洗得那么干净，慢慢来，解决世界观的问题不能搞‘大跃进’。”

讲到这里，大家都被毛泽东的话说笑了；讲到“反右倾”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党外人士中现在不搞运动。”

晚上在中南海的南海边散步时，毛泽东对跟随在他身边的李银桥说：“这几天的事情不少，全国的体育运动会召开了，我们要下力量发展体育事业，努力增强人民体质，再也不能让外国人讲我们是‘东亚病夫’了！”

“就是！”李银桥说，“有主席关心，贺老总亲自抓，全民动员，一定会有成绩，一定会出成绩！”

毛泽东又说：“我们在国庆节前还要特赦一批战争罪犯，以显示我们的强大，显示人民政权的强大。”

李银桥说：“有些人出来了再捣乱怎么办？”

毛泽东笑一笑，边走边说：“怕么事，再捣乱再抓么！”又说，“一般说来，从牢里出来的人是会小心从事的；我们靠的是人民专政，在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中，什么样的坏人也逃不过人民群众的眼睛么！”

听毛泽东这样一说，李银桥开心地笑了：“主席就是相信群众……”

毛泽东也笑道：“我们共产党就是依靠着群众才发展壮大起来的么！”

晚上，毛泽东出席了正在中南海颐年堂进行中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进行中，解放军的许多高级将领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和张闻天以及周小舟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和一系列的“反党罪行”，并揭发、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联手搞所谓的“军事小集团”，曾多方面排挤和打击原总参谋长粟裕。有人揭发：以前粟裕总参谋长凡在上报的文件上面写有“彭副主席并转呈中央、主席”的字样时，彭德怀经常扣压文件，还当着粟裕的面大发脾气说“我不是你的通讯员”而拒不向中央转呈；还有人揭发彭德怀和黄克诚曾在1958年5月2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恶意攻击、诬陷原总参谋长粟裕，给粟裕扣帽子“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

在众人的批判发言中，毛泽东明确表态说：“去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议，是彭德怀提出来要搞的；批判粟裕，彭德怀不能说没有责任。”并用手指一指在座的罗瑞卿，“你去对粟裕讲，告诉他，就说是我讲的，下一次中央军委开会请他参加！”

罗瑞卿在自己的座位上欠了一下身子，点头表示：“是！”

接着，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他的目的达不到。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到我们的党内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

毛泽东断言这些人混进共产党的队伍中是“进行分裂活动、违犯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一个专政”，并强调指出“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中共党史资料》。”。

9月16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

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9月17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业展览馆在北京落成。

这一天，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任国防部部长职务，免去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所兼国防部部长职务；同时任命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免去黄克诚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还任命了谢富治为公安部长，免去罗瑞卿副总理所兼公安部部长职务。

这时正是建国10周年的国庆前夕，从上报的各种材料来看，全国形势明显地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些书面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要到实际中去走一走、看一看……

第二天，毛泽东带了李银桥和王敬先等人，乘专列离开北京去到天津郊区视察。

9月19日，新华社报道，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側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农场视察；在稻田边上，看着长势茂盛的水稻，毛泽东问农场的负责人：“你们的水稻，亩产能够达到多少斤啊？”

这位农场负责人说：“八九千斤！”

毛泽东不大相信地再问：“这么多？”

农场负责人肯定地说：“这还是保守数字呢！搞好了，有的单产能够达到一万斤……”

毛泽东向稻田地里跨了两步，弯下腰，伸手抚一抚长势茁壮的稻禾，随即站直了身子，面向绿油油的稻田笑了……

9月20日至21日，离开天津后的毛泽东逗留济南。

在济南，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汇报，并同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郑松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当舒同汇报山东省的封山育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

对于毛泽东的这样一个提问，舒同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汇报说全省计划组织900万劳动力上阵大搞山水林田——毛泽东再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并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

舒同说：“一定认真落实主席的指示！”

毛泽东将头转向郑松问：“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

郑松回答：“玉米亩产500至700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

毛泽东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

郑松说：“我们就是要搞大跃进！”

毛泽东的兴致很高，突然提出来要去游黄河，舒同急忙说：“那可不行，现在水冷……”

毛泽东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

其他的人也纷纷劝说毛泽东最好不要游黄河，说黄河的水流太急，漩涡太多；毛泽东笑道：“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

舒同表示说：“我们一定派人勘查。”

毛泽东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7月下旬8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并说，“今日我请客，你们就在我这里吃午饭吧！”

午饭过后，毛泽东在舒同等人的陪同下走下专列，去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棉花试验田……

离开农科所以后，毛泽东提出要去郑松所在的人民公社看一看；途中天降大雨，舒同提议不去看了，毛泽东却说：“下雨算什么？你们不去我去！”

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一行人只得冒雨来到了东郊人民公社的大辛庄生产大队——毛泽东特意看了那里的玉米田和大豆田，并再次问郑松：“亩产多少？”

郑松回答：“这是片丰产田，亩产可达800斤！”

毛泽东高兴地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

这时，也就在毛泽东在山东省视察农田的生产情况时，开了近一个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结束。

9月22日，毛泽东一行人到了江苏徐州。当天下午，毛泽东指示他的专列驶往河南郑州。

次日下午6时，毛泽东的专列又出现在了河北省南部的邯郸市。

毛泽东已不止一次来到这里了，在专列上，李银桥想起了彭德怀，便有意借邯郸古城说起了《将相和》。

听着李银桥的讲述，毛泽东先是默默地吸着烟，不说一句话；后来，毛泽东熄灭了他手上的烟头，叹口气说：“不要讲了呢！彭德怀不是廉颇，我也不是蔺相如——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在路线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调和的余地。”

李银桥望着毛泽东那沉思中的脸，只得不再说什么了……

9月24日上午，毛泽东走下专列，在河北省委和邯郸地委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磁县农村人民公社的棉田。

当毛泽东一行人出现在棉田地头时，正在棉田里劳动的姑娘们沸腾了，一句“毛主席来了”的呼喊，唤起了千万句“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这沸腾的欢呼声，久久地激荡在那一大片棉田的上空——穿了一身浅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被一大群采棉姑娘们围拢着，毛泽东热情地同大家握手、亲切地同大家交谈，使激动不已的姑娘们感到了极大的幸福……

当天，新华社正式公开报道，首都人民大会堂建成，建筑面积17万多平方米，施工时间仅用了10个多月。

毛泽东此次离京，所看到的情况几乎都是农业生产上的粮棉高产和稳产，虽然看到的只是几块试验田和特定的丰产田，但已经让他感觉到了发生在农业战线上的巨大变化；再加上人们向他汇报的“一片丰收景象”和农业生产上的“丰收在望”，当他返回到专列上通知“回北京”时，已经是笑逐颜开了……

当天深夜，毛泽东一行人回到了北京。

二、首都北京迎国庆 中苏关系起风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国庆前夕，首都北京城里到处张灯结彩、红旗飘飘。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新近落成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映衬着宽敞的天安门广场北面的天安门城楼，使天安门城楼显得更加庄严、壮丽。

宽畅的东西长安街上，一柱柱华灯柱上的彩旗迎风招展，一条条醒目的标语横幅高高地悬挂在街心上方，街道两旁整齐地摆放着五颜六色的鲜花，一座座高大的建筑物上也都竖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行走在街上和骑着自行车的人们个个脸上挂着欢欣喜悦的神情，整个北京城里到处呈现着一派迎接盛大节日的喜庆气象……

花团锦簇迎国庆，热情洋溢接外宾。

从1959年9月26日起，先是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依次到达北京，前来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的庆祝活动；其中有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党政代表团、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泽登巴尔主席率领的蒙古党政代表团……

毛泽东视察河北邯郸，同采棉姑娘在一起（1959年）

从9月27日起，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也陆续抵京，参加中国建国10周年的庆祝典礼并进行友好访问；他们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伊斯特万率领的党政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总统诺沃提尼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萨瓦茨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加涅夫率领的党政代表团……

连日来，还有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先后抵达北京，参加中国的国庆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

28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出席了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庆祝建国10周年大会……

刚刚率团正式访问了美国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苏联外交部长安德列·葛罗米柯回到莫斯科后，立即飞往北京参加中国的国庆活动。

赫鲁晓夫在美国期间，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进行了3天的个人会谈——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多次强调核武器的危险性，呼吁和平共处和普遍彻底裁军，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返回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又表达了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真诚希望结束冷战和改善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的信心。消息传到北京，自然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诸多领导人的极大愤怒和强烈不满……

9月30日，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宴，热情招待80多个国家的贵宾和国内的各界人士。

在国宴上，周恩来致欢迎词，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国朋友们的到来；致词中，周恩来避开了对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批评，表示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


二、首都北京迎国庆 中苏关系起风波

赫鲁晓夫在答词中警告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

剃着光头的赫鲁晓夫惯以大国领导人的身份自居，讲话不顾及场合，自以为是，这时更是信口开河。他说：“社会主义给人们带来了和平——这是最大的幸福。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越壮大，她就越有可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事业。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有了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可能性。”

穿了一身浅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坐在宽大的宴会桌前，默默地吸着烟，一言不发。

赫鲁晓夫继续说：

“现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表现出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刚从美国回来，在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

“因此，我们这一方面也应该尽力排除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的战争，而用谈判来解决争端……

“维护和平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和平共处。”

通过翻译听了赫鲁晓夫的话，在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的脸上露出了极为明显的不悦……

赫鲁晓夫只顾看着他的发言稿，依然在喋喋不休地讲着：

“社会主义国家拥有种种手段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阴谋，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通过干涉我们这些国家的内政，来把我们从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拉开，并使我们回到资本主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对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甚至像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崇高而进步的制度，如果人民不要它，也不能用武力强迫他们接受。因此，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来进行和平建议；至于哪一个国家什么时候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要由人民自己来决定，这件事对我们是最神圣的……”

宴会过后，毛泽东带着满肚子的气回到了中南海。

在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卧室内，毛泽东甩臂脱掉穿在他上身那件中山装，躺倒在那张他睡习惯了的大木床上久久合不拢眼；躺了一会儿后，他起身下床，依然坐在沙发上连续吸烟、不停地喝茶水。室外的风带了一丝丝凉意吹进室内，侍卫在一旁的封耀松见到毛泽东的这副样子，知道毛泽东在生气，但他更知道在毛泽东生气的时候是没有谁能劝得了的、也没人敢近前去劝……

1959年10月1日，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被红旗和鲜花覆盖了的整个天安门广场；在红旗和鲜花的下面，是千万张热情洋溢的笑脸——70万人的游行队伍从凌晨起便聚集到了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上，满怀着欢悦的心情等待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广场北面的观礼台上，参加国庆盛典的各界代表和英雄模范、国际友人早已站满了上上下下的每一个角落。五颜六色的气球飘悬在广场上千万人的手中，广场东西两侧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楼顶上彩旗招展……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第二个十年的更伟大的胜利而奋斗》。

8时30分，天安门城楼上陆续出现了前来我国参加国庆盛典的各国代表团人员的身影；临近9时，众多友好国家的领导人也醒目地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其中有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蒙古的泽登巴尔、阿尔巴尼亚的谢胡、波兰的萨瓦茨基、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还有苏联的赫鲁晓夫……

9时30分，天安门广场上鼓乐齐鸣，安置在广场周围的广播喇叭里播放出了动人心魄的《东方红》乐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等人健步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整个天安门广场，顿时一片欢腾！

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们、国务院的副总理和政府各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众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帅及战功显赫的一大批功臣模范人物……

建国10周年庆祝大会由北京市市长彭真主持。

彭真讲话后，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向解放军全体陆海空三军发布了国防部命令；随后，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开始了……

天高气爽翔鸽舞，军威赫赫大阅兵！

就在这时，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却不合时宜地通知毛泽东，苏联决定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的协定；毛泽东听后仍然红光满面地谈笑风生，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指点着游行队伍，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入夜，天安门城楼上灯火辉煌，五颜六色的节日礼花绽放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围坐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群众一起观看焰火，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着无比欢快、喜悦的神情……

从天安门城楼上下来，回到中南海内，毛泽东的脸色变了，变得异常严肃起来；封耀松一见毛泽东这副样子，不敢近前去问为什么，便去叫来了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

李银桥知道苏联的赫鲁晓夫率团到了北京，也知道不久前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的消息；他长期跟随在毛泽东的身边，深知毛泽东的意志和脾气，更知道目前国家经济正陷入困境时期，而且多事——中苏边境、中印边境、台湾海峡、东南沿海都不平静……

社会上，一般干部和普通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北京的人民群众为了迎接国庆，正在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挂红旗，刷标语，歌声、笑声、锣鼓声处处可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毅、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宽敞明亮的颐年堂会客厅内，同来访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了会谈。

李银桥和封耀松、刘少奇的卫士长石国瑞、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朱德的卫士长郭仁等人在隔壁值班室，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帘，密切地注视着会谈中的一切……

会谈开始时，双方都表现了必要的礼貌，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笑声；谈入正题后，气氛便越来越紧张了。

赫鲁晓夫通过翻译告诉毛泽东，说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已经“找到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了”；毛泽东问是“什么样的好方法”，赫鲁晓夫说“台湾应该用列宁处理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

毛泽东当即通过翻译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的，并且由共产党来控制；请问赫鲁晓夫同志，你想像中是否今天的台湾也能由中国共产党控制呢？”

赫鲁晓夫面对毛泽东的提问，无言以对，便岔开话题，要求中国无条件释放8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其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周恩来说根据他们所犯罪行的轻重程度，已经释放了3名。

赫鲁晓夫说：“那么还有5名呢？”

周恩来说：“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

赫鲁晓夫大声说：“你们完全可以给他们减刑！”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说：“这个更困难了，你晓得我们中国是有法律的。”

赫鲁晓夫立刻涨红了脸，坚持说这几个人一定要释放，因为他已经答应艾森豪威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插话说：“尊敬的赫鲁晓夫同志，你把美国空投到苏联的特务全放了，也用不着同我们商量么！”

这件事情没有谈成，赫鲁晓夫转而谈到了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问题，指责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几个人反复向赫鲁晓夫说明事实真相，赫鲁晓夫就是听不进去，一再责备中国“打死了印度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你们做得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我们两党的分歧。”

彭真也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12个小时之久，还不还击吗？”

会谈终于发展成了争吵。李银桥等人隔着纱帘见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地吵着、嚷着，毛泽东一脸严肃、但神情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叽里呱啦地咄咄逼人，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抬手在他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了一横道，像是划楚、汉分界的鸿沟似的说了句什么——赫鲁晓夫又立刻大叫起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彭真等人立刻作了措辞强硬的插话，苏联方面的葛罗米柯等人也纷纷插话互相指责，双方吵得一塌糊涂。

争吵中，赫鲁晓夫耍起了无赖伎俩，竟然提出要中国偿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的苏联武器的“债务款项”；陈毅听了勃然大怒，喝问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那么多的中国志愿军战士，这笔“债务”该如何算？

赫鲁晓夫厚颜无耻地让中国去向美国、向朝鲜“讨债”；毛泽东严厉地驳斥了赫鲁晓夫的无稽之谈，说朝鲜是我们的朋友、友好邻邦，支援朝鲜是我们一个共产党国家应尽的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对于敌人只有战斗、绝不屈服！

李银桥等人在值班室注意到，苏联方面惟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讲……

会谈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拳舞臂地摆出一副“老子党”的架势，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显得盛气凌人；毛泽东将大手在沙发的扶手上轻轻一拍，愤然起身，微挺胸膛，高傲地昂着头，表现出一副凛然不可欺的神姿——在这样的一种态势下，会谈即将破裂，周恩来只得站起身来劝告双方都要冷静、再冷静；毛泽东坐了下来，吸着烟，率先缓和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继而又对赫鲁晓夫说，“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

赫鲁晓夫也放缓了语气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至此，会谈总算没有以宣告破裂而结束，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

1959年国庆节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防部队业已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已经调入北京周围地区的精锐的米格19歼击机群、口径85毫米的高射炮群和刚刚进行改装训练仅4个月的地空导弹部队均已奉命做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早在1959年年初的1月至3月间，台湾国民党空军便利用美国提供给它的ＲＢ-57Ｄ高空侦察机，多次侵入大陆上空纵深地区进行高空战略侦察活动，其飞行路线遍及福建、上海、江苏、湖北、河北、山东等13个省、市。

ＲＢ-57Ｄ为亚音速、双发喷气式单翼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可达18至2万米，其续行时间为8-95小时,最大航程6800公里,机上配有4部航空照相机,于185万米的高空可实施航空拍摄长约4000公里、宽70公里地幅的地面目标；由于该机具有重量轻、升限高、载油量大、续行能力强等特点，一时间得以多次侵入大陆上空从事隐蔽侦察活动而未受到任何惩罚。

6月间，该机又两次飞临北京上空……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9月初，5个地空导弹营奉命进入北京周围地区实施环形设防，30个导弹发射架直耸蓝天，犹如30支寒光闪闪的利剑直逼长空……

雷达开机织天网，导弹凛凛卫长天！

10月4日，赫鲁晓夫借离开北京之际，在北京首都机场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重申了他所坚持的信念，即“能够永远地排除把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工具”，苏联“将利用一切可能来消除‘冷战’”——他这次来北京，中苏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也没有发表任何公报。

10月7日，星期日。

上午10时03分，情报雷达报告，美制蒋机一架从浙江温岭窜入大陆，高度18000米；敌机虽远在浙江上空，北京地空导弹部队指挥员张伯华已向各导弹营阵地下达了“做好战斗准备”的命令……

11时15分，敌机距北京700公里、高度19500米、航路捷径300米、直行临近；11时50分，制导雷达开机，当敌机距离115公里的时候，二营制导雷达捕捉住了目标！

这时，敌机似乎浑然不觉……

12时04分，“轰——”地一声巨响，一发地空导弹喷射着火焰直射蓝天，紧接着第二发、第三发导弹也相继腾空而起，如火龙、似利剑刺破青天……

在中南海，兴奋中的周恩来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报告主席，美蒋的高空侦察机在通县被我们打下来了！”

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接了电话很高兴，对着电话大声对周恩来说：“好么！这一下蒋介石要哭鼻子了，美国人会头痛的，赫鲁晓夫也要困不着觉哩！”继而又说，“恩来呀，给导弹部队发贺电，给大家庆功！”

10月上旬末，周恩来几次到丰泽园的菊香书屋来见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所率领的小组同苏联人进行两国科学技术合作谈判的具体内容。

毛泽东听后吸着烟说：“辛苦你了，不容易呢！”又说，“要掌握原则，把握分寸，多学技术，少留后患。”

周恩来请示：“苏联人要我们表态支持他们搞裁军，我们是否要发一个声明呢？”

毛泽东表态说：“声明当然要发，搞裁军么！要裁军，就全面裁军，不搞单方面裁军；发声明，我看以全国人大的名义发为好，不要以我们党和政府的名义发，这叫人民的事情人民办。”

周恩来点头应道：“好的！”

交谈中，毛泽东谈到了不久前去世的李济深：“李济深是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民党人，我们大家都不能够忘记他。”

周恩来也说：“是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一切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人的！”

10月13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再次与彭德怀谈话，还是要彭德怀多读几本书；彭德怀又一次提出要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毛泽东只得再次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说：“总让我在家里待着，我待不住、闷得慌……”

毛泽东说：“下去的事，过几天再说吧！”

彭德怀只得不再说什么了……

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同前来中国参加国庆活动的波兰党政代表团的人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即便是兄弟的共产党国家，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也必须要完全依靠自己国家和自己国家人民的力量”，“任何企图依靠别人帮忙过日子的想法，都是错误的，靠是靠不住的……”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萨瓦茨基猜测：这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刚刚回到莫斯科，又匆匆忙忙地赶来中国，联想到他在几个公开场合的几次讲话内容，肯定是同中国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某些不愉快……

三、毛泽东带书离京 虑国事忧心忡忡

1959年10月15日，毛泽东批示推迟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

同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指示，决定提高大豆、花生、甘蔗、甜菜、菜牛的收购价格和大豆、豆油、花生、花生油、牛肉的销售价格，降低药品青霉素和链霉素的销售价格。

在这期间，中国的北方严重干旱、而往年多雨的南方不少地区如今也是难得见到有几滴雨水从天上掉下来……

10月中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拉丁美洲17国共产党代表团时，发表谈话说：“我欢迎你们来，中国共产党欢迎你们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来！”

在谈及中国的建设情况时，毛泽东对朋友们说：“过去10年内，革命和建设同时进行，头8年我们的精力放在革命，放在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两年，我们的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今后10年或20年内，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10月18日，由野坂参三主席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中国的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

当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同野坂参三和由他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向日本客人再次表达了他的一个战略思想——争取10年、20年的时间搞建设。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10年至15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并说，“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10年、20年的时间搞建设。”

在以后几天的时间里，中日两党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会谈，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20日至21日，多事的中印边界发生了比以往更加激烈的枪战——印度武装巡警不顾我方的一再抗议，悍然侵入到中印边界西段我国境内的空喀山口纵深地带，制造事端，并对我方劝阻人员首先开枪开炮；我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自卫还击……

《战地通报》报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后在颐年堂对周恩来和罗瑞卿等人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又说，“来而无往非礼也！退避三舍，先礼后兵，我想印度的兵是不禁我们打的。”

罗瑞卿说：“我看早就该教训他们一下！”

毛泽东问周恩来：“西藏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西藏的局势很稳定，我们党的和平改革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

毛泽东点头说：“这就好……”

这时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十四届会议通过了一项所谓“西藏问题”的非法决议案，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所实行的和平改革政策横加指责；对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要国务院发表严正声明，抗议美国又一次挟持联合国中的多数国家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10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同来京的西藏班禅大师进行了谈话。

谈话中，班禅大师表示说：“西藏地方政府隶属于中央政府领导，藏族同胞欢迎中央政府制定的和平改革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

毛泽东称赞说：“这就好，中央政府是完全相信西藏人民的。”

晚上，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对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作出批示。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就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再次作出批示，同时就关于研究广东省对部分副食品实行派购办法作出批示。

午饭后，毛泽东带了李银桥和随身卫士封耀松、王敬先等人，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机要处处长叶子龙、以及保健医生李志綏和护士长吴旭君等人，一起乘专列离开北京，又一次开始了南下视察。临行前，毛泽东特意向中央办公厅的随行人员逄先知交代，必须带上以下书籍：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包括《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反杜林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辩证法》、《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进一步，退两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艺术论》、《历史的一元论》；

黑格尔的著作；

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苏联大使尤金等人的《辩证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政治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

近几年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史记》和《资治通鉴》的标点本；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的《二十四史札记》；

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西洋史、日本史；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苏联一位学者给毛泽东的信（讲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朱熹的《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絮》；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有关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

字帖、字画……

所有这些书籍，整整装了8只大箱子；见到这些书籍，随行人员们猜测，这次毛泽东南下视察，时间一定会很长……

10月24日，毛泽东的专列正行驶在山东的地面上；隔窗望去，大家见到铁路沿线的土地龟裂，眼前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毛泽东眼睁睁地望着车外，久久不说一句话……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开展大规模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

26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入江苏。

这一天在北京，我国外交部就印度武装人员侵犯我国西藏地方的西北边境并且进行武装挑衅发表声明，对印度的侵略行径提出了严正抗议。

当天夜间，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徐州。

27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入安徽。这时，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田埂上却插着一面面红旗……

毛泽东一路凝视着，沉思默想，香烟吸了一支又一支，吸得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都泛黄了，再也没有了前些日子刚听到打下了敌机时的那种兴奋之情；李银桥站在毛泽东的身边，给毛泽东续上了茶水，听毛泽东喃喃地说道：“怎么会这样呢？”

李银桥发现，毛泽东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圈陡然泛红……

入夜，车到合肥。整座城市黑沉沉的，不见一点点光亮、不闻一丝丝笑语。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和合肥市的领导同志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说由于长江水流严重不足，只剩主航道有些水……

毛泽东沉默着，依然不说一句话。面对黑沉沉的城市，毛泽东没完没了地吸烟、喝茶；后来，他让李银桥召集了叶子龙、罗瑞卿等人来到他所在的车厢，同大家讲起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几次大灾荒，接着又讲了“现在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他问大家：“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不敢顶？”

“敢顶！”

李银桥等人知道毛泽东指的是苏联的赫鲁晓夫。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将他的一只大手重重地拍在了车窗前的桌面上，又说，“老子就是不信邪！我相信，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李银桥发现，这时的毛泽东有些激动起来：“列宁说过，‘想要革命吗？你们就应当是强者！’”

罗瑞卿插话：“主席，只要你指到哪里，我们这些人一定打到哪里！”

叶子龙也说：“不就是赫鲁晓夫和尼赫鲁吗？我们连美帝国主义都不怕，难道还怕他们？”

毛泽东点点头，随即斜挺了右肩和胸膛，仿佛要挑起大山似的；凡是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心情都异常地踏实、坚定下来。

这时李银桥想，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是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的。即便是在困难面前，由于毛泽东那与生俱来而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锻炼而就的坚强性格、气质，决心和意志，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会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力量——他一生是强者！

10月29日，毛泽东一行人离开专列改乘汽车经浴溪口、马鞍山到达南京。

在南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请示：“在反对党内的错误倾向时，江苏省委考虑应该掌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的原则，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李银桥见毛泽东很赞成这个意见，并听毛泽东说：“这样比较科学，实事求是么！”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问他：“南京方面的事情怎么样啊？”

许世友回答：“稳如泰山！”

毛泽东说：“你这里哪有泰山么？有的只是紫金山。”

许世友随即说：“请主席放心，我这里保证稳如——紫金山！”

毛泽东笑了，在座的江渭清也笑了，就连许世友自己也咧开大嘴笑起来……

入夜，回到专列上的毛泽东带领着他的一行人离开南京前往上海——陪同毛泽东一同前往上海的人员当中有安徽和江苏两省的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裕宇、陈光和彭冲。

谈话中，毛泽东又一次问起了农业生产的情况；大家都说情况很好，不但比去年好，而且是“好得多”，让毛泽东“放心”……

时值深秋，江南的夜风已经有些凉了；而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保温性能比较好，尽管是在夜里，车厢内的气温和白天比较起来，也不显得有多大变化。列车在行进中，车厢内亮着灯光，毛泽东坐在办公桌前看书；突然间，毛泽东放下书，摆手招呼李银桥：“去叫护士长来！”

不一会儿，吴旭君挎着个医药箱快步跑了来：“主席，有事儿？”

毛泽东用手捂着肚子说：“肠子疼呢！”

“我看看！”吴旭君立刻上前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然后说，“吃几片药吧？”

毛泽东说：“吃么！”

吴旭君打开她的医药箱，一边给毛泽东取药，一边说：“这是磺胺剂，四小时吃一次，一次4片……”

李银桥接了药，吴旭君又嘱咐说：“主席得注意休息！”

毛泽东说：“晓得了！”

吴旭君离开后，李银桥催促毛泽东按照吴旭君的嘱咐吃了第一次药，然后盯着毛泽东躺下来休息……

4个小时过去了，李银桥再给毛泽东服了第二次药；这时候，毛泽东感到车厢里边有点儿热，便让李银桥和封耀松等人打开车窗透透空气：“通通风么！”

李银桥有点儿担心：“感冒了怎么办？”

毛泽东不容分说地大吼了一声：“打开！”

李银桥看了封耀松一眼，封耀松使了一个眼色、表示没办法，两个人只好分头去打开了几扇玻璃窗……

10月30日傍晚6点多钟，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上海市支线徐家汇的顾家花园——上海市的柯庆施和陈丕显早已等候在这里了，车一到站，两个人立刻走上专列迎接毛泽东……

在专列上，柯庆施问毛泽东：“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泽东表示：“不下去。”

柯庆施提示说：“他们有个晚会。”

毛泽东摆手说：“什么晚会也不看。”

陈丕显提议：“游泳吧？”

毛泽东依旧摆摆手：“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8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10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4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听毛泽东这样一讲，柯庆施和陈丕显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接下来，毛泽东同前来汇报工作的曾希圣、刘顺元、惠裕宇、陈光、彭冲等人详谈了国家的粮食储备问题，并同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等人谈了工农业生产计划、粮食生产与政策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

次日清晨，毛泽东在专列上看了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一份简报后，随即提笔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养猪事业的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00页。：

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

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地位。

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业学家威廉氏威廉氏，即威廉斯。强调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的有机化肥工厂。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大养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的这封信，促进了全国养猪事业的发展，给全国人民增添了尽可能多地吃到猪肉的机会……

上午，正在上海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到专列上来看望了毛泽东……

当天夜间，毛泽东乘车到达杭州——建国后，这已经是他第15次来杭州了。

1959年11月1日，住进了杭州西湖边南屏山疗养地的毛泽东，得到了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成投产的消息，很高兴，手中拿着报上来的材料，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这就好了呢！中国的老百姓，从此可以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拖拉机耕田了！”

在杭州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到郊区的许多地方进行了视察，深入了解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并多次同人民公社的社员们进行了认真、细致地交谈……

11月3日，周恩来和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雷英夫雷英夫，时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等人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同时请示对发生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武装冲突的处理意见。毛泽东认真审视了周恩来和雷英夫展开的军事地图，同他们认真商谈了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处理意见；稍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详谈了有关国家经济计划指标等问题。

临离开杭州，周恩来向毛泽东呈递了他写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封信。

11月6日中午，毛泽东接了周恩来打来的一个电话，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通报了最近发生在中印边境上的许多事情。毛泽东在电话上对周恩来讲：

“建议双方立即无条件撤军，东边从‘麦克马洪线’，西边从双方的实际控制线；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并说，“你写信告诉尼赫鲁，由于中印两国的边界从来没有认真划定过，而且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的政治中心又都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都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所利用，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11月7日，周恩来就中印边境问题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着重写了毛泽东要他转告的意见，同时代表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中印边界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

同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指出：苏联政府将“全力帮助”找到一个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办法，这一争端应该在友好的气氛中得以解决；关于发生于10月20日至21日的中国边防战士在自己的国土上自卫还击一事，赫鲁晓夫指出：该地区“荒无人烟，而且毫无特殊价值”。苏联的新闻界对于这件事似乎一律采取了完全“中立”的态度，把中印两国各自的观点在报纸上置于同等地位，不加任何评论。

毛泽东这时在杭州，每天除了看书之外，还要接阅许多由中央办公厅从北京空运来的机密文件和报告；但他对于来自外界的各种报道却不加任何评论、不表态，这使在他身边工作时间久了的许多人都感到：对于中印边界之事，毛主席他老人家已是“成竹在胸”了……

直到11月12日，当毛泽东接到我国第一台靠液压传动的内燃机车在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的内部通报时，才打破了连日以来的“沉寂”，立刻让杨尚昆打电话给新华社，要新华社尽快予以报道。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第一次对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言论作出评论说：

“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绝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并强调说：“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护，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谈了这些之后，毛泽东进而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10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

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实际上已经是临近傍晚了；毛泽东带了李银桥和封耀松二人，离开南屏山住地，乘船荡入西湖——夕阳西下，西边天际间的红云给荡漾在晚风中的湖面披上了一层飘动的红纱；湖面上没有一条游船，也见不到一个人，整个湖面显得格外清冷……

泛舟湖上，毛泽东吸着烟览观西山，对同船的李银桥和封耀松说：“建国10年了，西湖早已是人民的西湖，再不是秦桧和贾似道时的西湖了……”

李银桥听不懂毛泽东话中的意思，他不知道贾似道是谁，只知道秦桧是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刽子手、被后人唾骂的千古罪人；封耀松像是领悟了毛泽东话中的含意，接口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就是要推翻一切剥削者，为人民谋幸福么！”

毛泽东笑了笑，将手中的烟头丢进水中说：“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保住人民的江山，这可是千百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头颅换来的呀！”继而又说，“共产党要为人民谋幸福，要为老百姓办事情，可如今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虽然我们努力了，但看来还是不甚得法，还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努力，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来……”

封耀松说：“在主席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起奋斗……”

毛泽东深吸一口气、又轻轻呼出来，说：“我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

李银桥大声说：“主席，你瞎说什么呀！”

“人总是要死的么！”毛泽东挺了挺胸膛说，“活着就要干，要学习，要奋斗，要为人民多办一些事情、多办一些好事情，将来也好去见马克思！”

当李银桥和毛泽东谈这些话的时候，封耀松有些不爱听；毛泽东像是看出了封耀松不高兴的样子，笑一笑说：“我们在一起讲话随便些好，习惯了，又不是开会……”

封耀松只得随着笑了笑，说：“主席，我们都在努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在努力……”

“要快呢……”毛泽东轻叹一口气，说，“大跃进有什么不好？都像小脚女人那样，干社会主义能行么？”

封耀松犹豫了一下，说：“是要快，但也不能太快……”

“实事求是么，”毛泽东打断了封耀松的话，“搞大跃进，我们不能过‘左’，但也不能右；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老百姓的生活尽快好起来，起码先要吃饱肚子么！难道我们还不如三国时候的张鲁？”

说话间，船到湖心小瀛洲；毛泽东在李银桥的扶持下，离船登洲……

这时的小瀛洲金桂葱郁，松柏苍劲；“我心相印”亭边的池水中鱼戏浅底，“迎翠”榭前花木扶疏、“闲放”台旁绿茵护绕，整个岛上人置身其中没有一点已进冬季的感觉。

入冬时节江南暖，西湖侧畔绿如茵。

毛泽东在曲桥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来，从深蓝色的大衣兜里取出了一盒“中华”牌香烟，李银桥连忙近前去划着了火柴；毛泽东吸着烟，招呼封耀松和李银桥说：“你们讲讲看，我们的政策到底有哪些失误？是我毛泽东真的到了斯大林的晚年？”随即又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难道我们的大跃进真的是不切合实际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办大食堂，到底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真的是钢铁指标太高造成了太多的浪费、助长了全国的浮夸风吗？我这些‘黑话’只在这里讲，你们不要有顾虑，实事求是。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都长大了，对一些问题总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吧？”

这是李银桥第一次从毛泽东的嘴里听到这样的话，他见封耀松犹犹豫豫的样子，像是鼓了天大的勇气才说出了这么两句：“主席看问题比我们全面得多，考虑问题也比我们深刻得多……”

“你怕么事？”毛泽东不高兴了，站起身来说，“要搞调查研究，认真搞！今年我们先组织学习，明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定要找出原因来，找出办法来……”

两天后，毛泽东在南屏山住地召集了来杭州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和在杭州的几位省市领导同志，同他们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谈话。

毛泽东说：“国庆节前我去了一次密云水库，告诉杨尚昆和彭真说要搞好环境建设和搞好绿化，为的是子孙后代；现在看来，搞环境建设，搞绿化，远远赶不上搞思想建设。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中国有句俗话，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搞好绿化固然重要，但也只能是从物质上为子孙后代造福，而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美国的杜勒斯讲他们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说，“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事后，毛泽东在西湖边散步时问李银桥：“银桥啊，你是怕打仗呢？还是怕‘和平演变’？”

李银桥随着毛泽东的脚步走着，边走边说：“我什么都不怕！”又说，“仗咱们打过来了，敌人想‘演变’中国，怕也不那么容易……”

毛泽东却说：“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李银桥说：“我保证我的下一代不会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了！”

“这是个大问题……”毛泽东沉思着，停住脚步开始吸烟，然后折转了身子往回走，又说，“人们在战争年代，大体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很勇敢；现在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22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得看见几个，我也不相信。”

李银桥跟着毛泽东的脚步继续走，毛泽东走离了西湖边停下来，又说：“法国的《快报》评论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么！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就会出问题。”

“富了会出什么问题呀？”李银桥问。

“富了就会贪图享受！”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10年富国，10年强兵，后代人全忘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家家吃肉不发愁，也一定会发生问题。”

李银桥笑了说：“主席，现在人们没肉吃想肉吃，将来有肉吃了，不是更好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毛泽东说，“王安石晚年曾经说过，‘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宋）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中的诗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是要认真汲取的，要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和平演变’了；否则，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

听着毛泽东的话，李银桥感到，毛泽东想得不光是当前和现在的事，想得更多的、更担心的似乎是以后子孙后代的事，是中国的将来……

月末的一天，毛泽东在吃晚饭时，发现饭桌上有一小碗红烧肉；他皱了皱眉头，挥手叫来了李银桥：“哪里来的肉啊？拿走！”

李银桥为难地说：“这是他们特意给你做的，又不多，你就……”

“不要讲了！”毛泽东再次挥了挥手，“拿走！”

“你不吃谁敢吃呀？”李银桥说，“这也是人家的一片好心，你就吃了吧！”

毛泽东看着李银桥，然后动手用筷子夹了两块肉放到另一个蔬菜盘中，再将留在碗里的红烧肉推给李银桥说：“拿去，让大家分吃了吧！”

李银桥知道，凡是毛泽东说了的话就得去执行，不执行是不行的；无奈他只得上前端了毛泽东面前的那一小碗肉，拿去给其他的工作人员们吃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来到杭州，也住在了南屏山宾馆。

四、西湖畔组织读书 上海滩开会调研

1959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毛泽东在杭州南屏山游泳池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集中讨论有关国际问题和国内的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人员包括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主要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

会议进行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了外交部的工作，重点谈了印度尼西亚当局的反华、排华等问题。

12月3日凌晨3时，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和彭真，请他们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

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分别在“七同志”和“三日”、“下午到杭州”、“四日”等字样下面加写了“·”点以为重视。

信写好后，毛泽东以他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意见，拟写了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式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设，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设；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12月10日，毛泽东读了重庆白沙沱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简报》后很高兴，对当时在他身边的叶子龙和李银桥说：“国民党在重庆什么事也干不成，就晓得调兵遣将打我们；如今我们在那里建了桥，在武汉建了桥，将来我们还要在南京、在上海、在重庆建造更多、更大的桥，使大江南北的运输畅通起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叶子龙说：“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建一座长江大桥，要花很多钱……”

“嗯……”毛泽东吸着烟说，“是困难些，但我们要努力；要想办法，多花钱要办事，少花钱或者不花钱，我们也要办事。”

李银桥问：“不花钱怎么办事呀？”

“依靠群众，自力更生么！”毛泽东语气坚定地说，“在延安，在西柏坡，那时我们也没得钱，我们还不是照样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又说，“穷则思变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就越能够想出战胜困难的办法来；我们中华民族越是在逆境中，就越能够焕发出一股朝气。富了就不妙了，富了就要出问题……”

听了毛泽东的话，叶子龙和李银桥都感到，毛泽东确确实实是一位在任何时候都不怕困难的人，在他的身上总可以看到一种蓬勃向上、永不言败的朝气……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包括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采取边读边议、逐章逐节讨论的方法，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毛泽东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开始了进一步地探索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这时的毛泽东，依然保持着爱看书的嗜好，无论工作多忙、时间多紧，他总要拿了书来看；即便是坐在房间的休息椅上，抑或躺倒在卧室内专门为他准备的大木床上，他也总是拿了本书在那里细细地阅读。有时江青找他，要他到西湖边去散散步，他也总是说：“你去么，我在看书……”

这时毛泽东和江青依然是分开吃饭。毛泽东吃的饭菜很简单，饭桌上再也见不到一点点肉了，有时工作了一天只吃一盘煮干马齿菜或炒干白菜——宋庆龄出于对毛泽东的关心，专程从上海赶到杭州，给毛泽东送了一兜螃蟹。

李银桥让宾馆的厨师将螃蟹煮了拿给毛泽东，毛泽东摇摇头就是不吃，吩咐送给了少年文化宫的孩子们，自己没有留下一只；李银桥想给毛泽东留几只，也被毛泽东制止了说：“说了的就要办！”

转眼进入12月下旬。

这段时间，毛泽东读书习惯走去西湖岸边丁家山的一处平房；毛泽东这样做，用他的话说，是为了“上上山，走走路，也是一种锻炼”——陪同毛泽东读书的人们也感到，这样做对于毛泽东的身体来说确实有好处。

在一次读书小组会上，毛泽东拍着放在他面前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在座的同志们说：“我们都要认真地读一读，深入进去，边读边议，想一想我们自己身边的事情……”

在大家的发言中，毛泽东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要创造新理论：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于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接下来，毛泽东又谈起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的一些问题，他说：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合作。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全民所有的企业，集体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对企业的管理，采取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讲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社会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靠技术加政治。”

在谈到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指出：

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8比2。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毛泽东还谈到了农村的经济体制。他说：“我们在土改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并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有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即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度。”

195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6岁生日。

这一天，我国外交部就中印边界问题复照印度政府，阐明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中国一贯尊重现状，重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巩固中印友谊。

下午，杭州市时美理发室的理发师周福明来给毛泽东理发。在理发过程中，毛泽东问周福明：“你是哪里人啊？”

周福明回答说：“江苏。”

毛泽东又问：“是共产党员吗？”

周福明说：“是。”

毛泽东再问：“哪年入的党啊？”

周福明回答：“去年。”

“好么！”毛泽东继续问道，“你愿意给我理发吗？”

周福明先说了一句：“愿意！”随后又补充说，“我愿意给主席理一辈子发……”

毛泽东微微一笑，不再问了……

临近傍晚，毛泽东让李银桥请了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饭。

当大家来见毛泽东时，发现饭桌上虽然有酒、但却没有肉，只是在几盘小菜里多放了一点点油和一些盐——一盘干炒辣椒、一盘土豆丝、一盘盐水萝卜皮和一盘干竹笋片……

凑巧，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索性又叫来了江华和吴仲廉吴仲廉，江华的夫人。，请大家一起陪他吃晚饭。吃饭时，毛泽东打趣说：“各位都是大才，今日这顿饭菜实在是不成敬意，还望各位海涵！”

在座的人们都被毛泽东说笑了……

饭后，毛泽东送给每人一册线装的《毛泽东诗词》，内有毛泽东诗词19首；除此，毛泽东还将他亲笔书写的两首律诗《登庐山》和《到韶山》每人送了一份——对此，大家都高兴极了……

这时的杭州，气候虽然比北京暖一些，但也见冷了——往常“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西湖，水面上早已泛起了清冷的波纹，在微风中起伏荡漾着；贴近湖心岛小瀛洲旁的三尊小石塔，更没有了“三潭印月”时的奇景，只是静静地竖立在泛着寒波的湖水中，愈发显出它们在冬季里的孤零与清冷。

临近年终，毛泽东收到了由吴旭君转交的庐山疗养院护士钟学坤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除了向毛泽东问好并祝愿毛泽东身体健康外，还向毛泽东请教了她读毛泽东诗词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特别写明了对于毛泽东写的诗《登庐山》中“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的费解。她搞不明白“九派”和“三吴”具体指的是哪些地方？

为此，毛泽东决定给这位曾经护理过他的小护士写一封回信。

12月29日晚上，毛泽东在居室中问李银桥：“银桥啊，你还记得庐山上的那个小护士吗？”

“哪个小护士？”李银桥一时被问愣了，“山上的护士多着呢，主席问的是哪个？”

“给我看过病的那一个……”毛泽东点明了说，“叫小钟的，她来信了呢！”

李银桥笑了：“我当是哪个，原来是她呀！”

毛泽东又说：“她爱好学习，这就好，我要给她回封信。”

当日晚，毛泽东果真给钟学坤回信了：

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12月30日，入夜，毛泽东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病中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另一封给他在北京放了寒假的小女儿李讷。

他这样给陈云写道：

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给女儿的信是：

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

1959年过去了。

这一年，全国的粮食产量只有3400亿斤，比1958年减产600亿斤，只完成国家计划的64％。棉花、油料、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都大幅度减产。工业生产呈畸形发展，其中重工业总产值比1958年增长48％，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3％，而农业则由上年的34％下降到25％。基本建设投资比大跃进的1958年又增加了30％，总规模达到350亿元。积累率也随之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9％猛增到438％，成为建国以来最高的年份。积累率的膨胀，导致消费额比上年大量下滑，全国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元。粮食总产量猛跌15％，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了14％。收获季节刚过，全国的

1959年，陈云因患心脏病，一边工作，一边休养。12月，陈云正在杭州养病，毛泽东来到杭州。19日，陈云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了身体恢复的情况。信中说：“我是十月一日到杭州的，已经快要八十天了。身体情况比之九月初在北京见你时有了进步，现在可以走两千米达（四华里），但是与今年四月下旬上海会议后在杭州休息半个月时比较起来，还没有恢复到那时的康健情况。……今年五月廿三病复发到现在已经休息六个多月，目前还不能工作，只能待我身体能工作时再工作，特此报告。在你离开杭州前，如果你有空，我来看你一次，何时有空请通知我。”30日，毛泽东给陈云回信说：“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图为陈云与毛泽东这次来往信件的手迹。

粮食市场就出现了紧张的情况，到了冬季，普遍的灾荒开始蔓延起来……

这一切表明，1959年的形势明显地恶化了！

毛泽东感到了这场灾难的威胁。他下决心要找出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源，他要调整国家明年的投资比例，他要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他寄希望于明年的气候好转，更寄希望于明年的新跃进！

1960年1月1日，杭州西湖南屏山宾馆。

这里，工作人员们自发地组织起了一个小型的迎新年晚会。

毛泽东出席了这个晚会，并信心百倍地讲：

“在人类历史中，资产阶级的300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把大跃进继续下去，在1960年来一个更大更好的跃进！”

毛泽东的话讲得宏伟响亮，气势非凡！

这不仅充分反映了他对大跃进的固定认识和对社会理想目标模式的执著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待挑战永不服输的顽强性格。他要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带领全中国人民去迎接新的胜利！

毛泽东的话，给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以极大的鼓舞、勇气和信心！

这一天，新华社报道，兰（州）新（乌鲁木齐）铁路在1960年元旦前夕通车到新疆哈密。至此，兰新铁路全线通车的里程已达1315公里。

同日，新华社还报道说，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胜利截流。

看了新华社的这两则报道，毛泽东说：“一个交通，一个水利建设，这两样搞好了，国家的发展就快了呢！”

1月4日晚，毛泽东离开杭州启程前往上海。

次日凌晨，毛泽东抵达上海。

这时的黄浦江上汽笛声声，一艘艘货轮和拖船往来于江面，显示着江航运输的繁忙；延安路上的时钟大厦依然故我地耸立在江畔，大厦上的大钟按时敲响着报时的钟声……

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的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锦江饭店位于闻名遐迩的南京西路南侧，东侧不远处即是上海市政府的办公大楼，交通畅通，人们来这里开会很方便；而且，这里的服务设施齐备，便于人员集中开会和休息。毛泽东来上海，大多数时间都是选择在这里下榻。

会上，毛泽东在主席台前再次就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向大家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之后宣布暂时休会，要求大家在会议期间认真学习，认真思考，在学习与思考中密切联系中国的实际，拿出解决当前问题的具体办法来。

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出席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人的赞同与支持……

1月15日，一直关心、记挂着大儿媳刘松林的毛泽东，在锦江饭店给刘松林写了一封充满亲情的信：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1月17日，毛泽东在即将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他既定的一个建议：

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做。

当天，进行了11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1月18日，毛泽东离沪返杭。

在返杭途中的专列上，毛泽东问李银桥：“你说说看，怎样才能使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啊？”

李银桥不假思索地说：“有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全国人民一条心，黄土也能变成金……”

毛泽东摇了摇头：“现在有黄金不顶用，主要是要有粮食啊！”并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李银桥附和道：“对，我们要自力更生！”

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传统么！越穷，腰杆子越要硬……”

车到杭州后，毛泽东依然住进了南屏山宾馆。

1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新闻公报，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3年胜利完成。

1月23日，毛泽东对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四川、陕西7省市和14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作出批示，同时批示转发太原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

随后，毛泽东让叶子龙通知北京中南海，从即日起凡报送来的文件一律发往广州。

次日凌晨，毛泽东带了他的一行人，乘专列离开杭州前往江西视察。

这时候天还没有亮。列车行进在江南大地一片漆黑的夜色中……

在专列上，心系天下的毛泽东在电灯光下毫无倦意地审阅了中国政府给印度政府的一份照会，并在照会书上写下批示，要求广泛阅读这份照会书上所写的内容……

1月25日，毛泽东离开江西向塘到达湖南株洲。

在专列上，毛泽东对随行的人们说：“缅甸的奈温来了，这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但也要团结呢！”

有人说：“资产阶级还团结他干什么？”

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当中也有左派和右派呢！就算他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势下，思想上也会发生或左或右的变化——我们团结他，就是要团结左派，团结一个人的革命的一面；反对右派，反对一个人的不革命的一面。”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到了衡阳。

1月27日傍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广州车站。

在广州，毛泽东继续组织他的读书小组，继续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这时的广州城正值春暖花开，城郊处处繁花似锦、绿荫缭绕、一片峥嵘。流经市区的珠江上船行如梭，沿江两岸绿树成荫，横亘江面的大铁桥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江北岸的南方大厦高高地耸立着，大幅的红布标语从大厦的两侧直垂下来，标语上醒目地写着：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增产节约，艰苦创业，为全面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

毛泽东又一次住在了濒临珠江的小岛宾馆，人们习惯地称这里为珠岛，这里几乎是他每次来广州的必居之地；此地三面环水，一面靠山近路，四处树高叶茂、风通气爽，实属景色宜人。

在小岛宾馆，毛泽东在他组织的读书小组会上，向人们分析了事物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他很认真地对大家说：

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毛泽东以上所讲，是要大家能够充分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又一次读书小组会上，毛泽东结合实际谈起了他所肯定的大跃进和合作化道路：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而是因为他们的土改是靠行政命令，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

讲到这里，毛泽东又谈起了《红楼梦》：

“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他说，“《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篷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变，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他还说：

“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个人的打算。”

毛泽东的话，加深了人们对封建制度下家长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之所以崩溃以及现在搞合作化、办人民公社的认识与理解……

2月15日，毛泽东批语给他的秘书罗光禄，请他购买《哲学研究》1959年11月至12月综合号。

一天，毛泽东在读书小组会上，第一次用批评的态度讲起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似乎离开了它，就什么事也办不成；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太弱。教科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只是反复强调物质刺激，引导人们走向个人主义，等等。

2月22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打来电话，详细讲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就两国关系问题于2月5日给中国政府来信的内容，毛泽东即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意见……

次日，毛泽东在《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报告》上写下批示：

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一平二调一平二调，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认识到了广泛存在的过“左”行为，并开始着手加大力度予以克服……

2月24日，毛泽东看《通讯简报》，知道了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大坝胜利合龙截流的消息——该工程于1958年8月26日动工兴建，它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境内，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合龙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使宁夏地区形成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黄河平原灌溉网和山区扬水灌溉网。

毛泽东很高兴，拿着《简报》问侍卫在他身边的李银桥：“银桥，你还记得我们在陕北葭县时的情形吗？”

“记得！”李银桥回答说，“在黄河边上，我还跟着你去看过黄河呢！”

“现在好了！”毛泽东说，“现在黄河上游修建了一座很大的水库，可以变黄河水为宝，又浇地又发电，为人民造福了！”

“那敢情好多了！”李银桥也很高兴地说，“主席，你不是很想游黄河吗？哪天，我跟你一起去游游那个大水库！”

毛泽东像是陷入了沉思，缓缓地说：“现在没得时间呢，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五、操国事废寝忘食 与人民同甘共苦

1960年，中国在大跃进的轨道上继续运行。

3月1日，毛泽东在广州致信刘少奇和邓小平，建议讨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1960年2月25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次日，毛泽东批语给他的机要秘书高智，嘱他将广东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印发给在从化的周恩来等9同志。

同一天，毛泽东还将他昨天写给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那封信修改成为中央转发广东省委文件的指示，并嘱印9份发给各同志阅看。

稍后，毛泽东看了贵州省委2月24日向中央呈报的《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公共食堂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的观点。

毛泽东随即在这份报告上写下批示，印9份转发给各同志阅看。

3月3日，毛泽东再次修改了中央转发广东省委文件的指示，然后又以中央名义起草了一份转发广东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并写了批示。

下午，毛泽东在叶子龙、李银桥等人的随卫下，离开小岛宾馆南端的临海石崖看海——眼前的大海一望无际，海浪滔滔，海风正起；从南向北吹来的海风卷着海浪直迫海岸，往常海上的一艘艘渔船早已不见了踪影，映入眼帘的尽显一派海的世界……

好在是晴天，且初春的气候宜人；只是海浪在海风的助威下像是有恃无恐地放肆地咆哮着、翻滚着，在毛泽东的眼前掀起一波巨浪又一波巨浪。穿了一件深蓝色风衣的毛泽东背了双手伫立在岸边的石崖上，放眼海浪翻滚；静观海上，但见浪借风势，风逐浪涌，一道道如二层楼房高的海浪吐着无数泛白的浪花翻卷而至，前浪扑过后浪又起，簇拥着、喧嚣着，像是千万匹脱了缰的野马在奔腾、在咆哮……

毛泽东的风衣被海风吹得掀起了衣摆，叶子龙和李银桥担心毛泽东被海风吹着，便一起近前劝说毛泽东早一点回去；毛泽东却张开双手，面对了大海说：“看么，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啊！”并说，“总待在房间里有什么意思？要放眼看世界！你们看，海浪再大，也奈何不了我们脚下的这些岩石么！”

面对大海，面对毛泽东，叶子龙和李银桥都深深感到，毛泽东的心胸之宽阔就像是这眼前的大海啊……

第二天，毛泽东再以中央名义批语转发了贵州省委2月24日的报告：

贵州省委的报告写得很好，各地要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这篇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他还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请他们审阅并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中央转发广东、吉林、贵州省委报告的3个批示。

在此期间，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离开宾馆外出，去到近郊的一处名叫鸡颈坑的别墅去审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文稿。随同毛泽东一起审读文稿的人员当中主要有田家英、胡乔木和康生。

3月9日，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随行人员乘专列离开广州前往湖南视察。

当日，毛泽东到达郴州。

3月10日，毛泽东到达衡阳。

当日，毛泽东又到了株洲，而后前往长沙。

在专列上，毛泽东总是隔着车窗玻璃向外观望，看着从他眼前掠过的山山水水，凝视着、久久地不说一句话……

两天后，毛泽东离开长沙再次到了江西向塘。

3月13日下午5时，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了浙江金华。

当天晚上，毛泽东住在了金华招待所的一个简陋的房间里。一张极普通的单人木板床，床上挂了一领粗织的单人蚊帐；靠窗的双屉木桌上只有一只喝水用的深色小搪瓷杯，糊了白灰泥皮的屋顶上垂着一盏25瓦的电灯泡。

夜深了。毛泽东依然未眠。他穿着风衣坐在床边，头上戴着帽子，在昏暗的灯光下聚精会神地看着《金华日报》……

3月14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北上杭州。

一路上，毛泽东面对车窗外的大好春光，几度陷入沉思；工作人员们见毛泽东许久不说一句话，也都将目光投向车窗外，沿途春光明媚，山清水秀；工作人员们想，毛泽东作为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频频视察、一路操劳，真是太辛苦了……

中途，毛泽东命令临时停车，下车去视察了当地驻军的一个连队；指战员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会来，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许多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激动的热泪……

毛泽东热情地同指战员们谈话，鼓励大家：“你们要好好学习，要艰苦朴素；你们要好好训练，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指战员们激动地挥着攥紧的拳头高喊：

“好好学习，好好训练！”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

临近傍晚，毛泽东到达杭州。

晚上，中南和华东一些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和驻地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看望了毛泽东；这些人当中有陶铸、柯庆施、谭震林、许世友、曾山、叶飞、江渭清、陈丕显……

谈话中，毛泽东主要谈了国内的工业问题、农业问题和三反问题，另外还谈到了除四害问题。毛泽东说：“最近一两年，除四害，除麻雀之外比较放松了。麻雀遭殃……”

柯庆施插话说：“现在又有麻雀了。”

毛泽东说：“麻雀不要打了，现在我建议把麻雀恢复党籍，拿臭虫代替。”

说笑声中，毛泽东继而谈了增产节约和综合利用等问题，进而谈到了党内的路线斗争：“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认为，主要矛盾还是阶级斗争，就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几十年还是这个问题。在生产关系、所有制方面，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在上层建筑方面，是猖狂进攻的那些意识形态，唯心论哲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还是唯物论辩证法的宇宙观？这是所有这些问题当中的最大问题。”

对于毛泽东的话，大家表示一定认真思考、认真领会……

众人离去后，毛泽东让叶子龙打电话给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催问选编《不怕鬼的故事》的情况。

李银桥同叶子龙一起谈话时，知道了毛泽东要人写《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是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启发和号召人们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大鬼、小鬼、新鬼、旧鬼都不怕，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只信共产党，团结一心干社会主义……

1960年春，毛泽东在浙江金华地区视察时，看《金华日报》

3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稍事休息后，下午又带领众人一起乘专列到了绍兴。

下车后，众人冒着蒙蒙细雨，在绍兴市委负责人的引导下，跟随毛泽东去参观了东湖农场。

在稻田边，毛泽东脚下沾着泥土，站在田埂上征求大家对农村办公共食堂的意见；李银桥侍卫在毛泽东的身边，见这些省、市委书记们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地谁也不先说一句话……

毛泽东开始点名了，首先问江渭清：“食堂到底怎么样？”

江渭清显得有些为难地说：“主席，我不能讲……”

毛泽东问：“为么事不能讲？”

李银桥见江渭清鼓了鼓勇气说：“我讲，要讲反对的意见……”

在场的几位省、市委书记都替江渭清捏了一把汗，而毛泽东却一再鼓励说：“讲么，怕什么？现在不是开会，随便讲；一不抓辫子，二不打棍子，三不戴帽子！”

五、操国事废寝忘食 与人民同甘共苦

江渭清的胆量似乎开始壮了起来，讲了江苏省委集体研究过的关于公共食堂在一些地方不能办的道理。毛泽东听了，表示说：“讲得有道理么！”

柯庆施表示说：“可以派人到各地详细调查一下，然后再决定办不办嘛！”

毛泽东跺了跺脚，对在场的人们说：“嗯，详细调查一下；看哪些地方该办、哪些地方不该办，是大办还是小办，是多办还是少办，是继续办还是停办……”

回到专列上，毛泽东看过几份文件，边吸烟边思索，随即为中央批示全国各地须加强对公共食堂的领导，同时为中央批示转发了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并且为中央批语转发了湖南省关于农业生产情况的综合报告。

接下来，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审阅中央转发湖南、山东、江苏省委报告的3个批示稿……

3月16日，毛泽东一行人乘专列抵达宁波。

在宁波，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同时为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写下批示，并且批示修改李富春、李先念二同志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的国民经济计划预算（草案）报告和国家财政决算及预算（草案）报告。

稍后，毛泽东又写信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请他们审阅中央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公共食堂问题、卫生工作的批示稿和指示稿。

次日，毛泽东继续乘专列由宁波返回杭州。

深夜，周恩来赶到了杭州。

在西湖边，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冷月下散步，两个人谈起了遭迫害的印尼华侨回国的事。毛泽东说：“在广州，我感到了南边刮来的那股风……”

周恩来说：“那是一股排华风，许多华侨都回来了……”

毛泽东问：“恩来，你看我们安排得了么？”

周恩来说：“国务院已经发了通知，各省、地、市都要安排一些，分散安置，问题不难解决。”

“东南亚的华侨最多呢……”毛泽东感慨道，“战争年代，他们出去了；现在遇到了困难，遭到迫害，又跑了回来，孩子总离不开娘么！”又说，“尽管我们很穷，但再多些人也还是能养活的。”

跟在一旁的李银桥插话说：“这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周恩来淡淡地一笑：“对华侨，前半句可以讲，后半句就不能讲了。”

毛泽东也笑了：“道理是一样的。”

回到房间，毛泽东为中央批示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部署的报告……

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对全国的卫生工作发出指示：

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

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

同一天，毛泽东在杭州还同来访的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这时，周恩来已经离开毛泽东返回了北京。

3月19日，毛泽东一行人离开杭州前往上海，江青和她的医务人员随专列同行。

3月21日，毛泽东的专列由上海抵达江苏徐州。

22日，在由徐州开往济南的专列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示，提出了“鞍钢宪法”，要求“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同时，毛泽东还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个情况的报告写下批示：

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两千个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高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到达济南后，毛泽东稍事停留，对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作出批语；同时致信秘书田家英，谈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所需收录的内容……

下午，专列离开济南继续北上了；入夜，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天津。

这次，毛泽东在天津逗留了4天。

在天津，毛泽东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等人进行了认真地谈话，详谈了河北社有制过渡和城市人民公社等问题，同时讲了他在杭州时讲过的党内的路线斗争问题。

这时，《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在天津，毛泽东为中央批示转发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简报；并为中央起草了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写的第二期《会议情况》，指示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期间，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提出了17个议题。

3月26日，离开北京5个多月的毛泽东返回了中南海。

毛泽东此次离京外巡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活动频率之高，都是建国以来所少有的——在5个月零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在专列上停车开会、找人谈话59次，视察工厂、农村、部队7次，审定《毛泽东选集》8次，研究政治经济学30次，接见外宾5次，与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会见、合影1次，看戏9次，爬山36次，游泳14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把分分秒秒的时间都用上了……

返回中南海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向卫士组的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郑重宣布两条：

第一，要自力更生；

第二，要艰苦奋斗。

毛泽东对大家说：“全国人民都在吃定量粮，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李银桥深知毛泽东是最喜欢吃红烧肉的，为这事还和江青分开了吃菜；但在国家经济困难面前，要带头不吃肉了，卫士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便带头回答：“愿意！”

大家也都说：“愿意！”

1960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台上

“那好！”毛泽东庄严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历来是“交代了的事情就要照办”；从这天起，毛泽东真的开始不吃肉了。

1960年3月27日下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到菊香书屋来看望了毛泽东，周恩来向毛泽东递交了国务院起草的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草案）……

3月30日至4月10日，第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在这期间，毛泽东指示党的干部要反对官僚主义，必须反对官僚主义。

在第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李富春做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会中，李先念做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谭震林做《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

大会进行中，刘少奇到会讲了话，要求代表们对以上3个报告进行认真的讨论……

大会结束前，代表们对以上3个报告通过了决议。

周恩来就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关系问题讲了话。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4月11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公布了《1956年到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当天下午，周恩来、陈毅和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人一起到钓鱼台来见毛泽东，再次共同商谈了周恩来即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东南亚5国和北部邻邦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诸多有关事宜……

1960年4月13日，周恩来总理首访缅甸。

4月14日晚上，毛泽东批阅了准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政论文章《列宁主义万岁》。

文章强有力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坚持的鲜明观点。文章在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坚定地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依然存在。文章明确否认关于核战争会毁灭文明的观点，并断言，“胜利的人民，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将会以极其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制度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着自己真正美好的未来”。

文章还区分了由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而国外战争和国内战争只会促进革命的发展。文章在引用列宁所支持的关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时，明确指出应当“坚定而毫不动摇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革命运动。

北京的春天多风——肆虐的季风裹着沙尘掠过蒙古高原，无情地吹过中国的长城，吹向北京……

饥饿风也一股一股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流窜，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一片饥不饱腹的景象。人们寻找了一切可以吞下肚里去的东西，用来维持一个民族的生存，以求“有朝一日”中华巨龙的腾飞……

1960年4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钓鱼台

4月14日夜间，毛泽东在北京对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筹备情况和安排意见做出批语。

4月中下旬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儿媳刘松林通过中央办公厅来向毛泽东请求将毛岸英的遗体迁回祖国。毛泽东却表示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不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

刘松林又提出要到朝鲜去为岸英扫墓，毛泽东同意了，让李银桥从他的稿费中拿出钱来给刘松林做路费，并安排她的妹妹张少华陪同姐姐一起到朝鲜为岸英扫墓，以尽妻子之情。

为了不惊动朝鲜政府，刘松林姐妹俩在任荣同志的带领下，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去了朝鲜，在驻朝大使馆的安排下，到平安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给“毛岸英同志之墓”献了鲜花；刘松林伏在碑前痛哭失声，经久不起，妹妹少华好不容易才拉起了姐姐，并将墓地拍了照片……

回国后，刘松林又通过中央办公厅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朝鲜的经过；当毛泽东看到儿子墓地的照片时，再也禁不住老泪纵横了……

侍卫在侧的李银桥和封耀松想劝又无法劝，两个人站在毛泽东的身边只是默默地陪着流眼泪……

这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在菊香书屋，每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劳累了一夜的他便会习惯性地躺倒在他那张简朴、但又合乎中国国情的大木床上，身上搭一条补了又补的灰毛毯和有好几块补丁的毛巾被，倚靠在床栏上继续看文件。

李银桥近来发现毛泽东明显地老了，他眼角开始出现细密的鱼尾纹，头发不知不觉中白了许多；每当用木梳给毛泽东篦头发，想起他老人家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时发现白了一根头发的情形，想起他说的“白了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的话，看着他现在头上已经是数不过来的白发，李银桥心中直觉得一阵阵酸楚……

这期间，已在北京大学读历史系的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只有星期六下午能够回家来；学校在距离市中心很远的海淀区，一旦校内有什么集体活动，直到天黑了才能离校。

李银桥担心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独自走夜路不安全，便总是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汽车停在校外的僻静处，然后李银桥进校园去找，出校园后再悄悄坐上车回中南海。

李银桥认为，这样做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不会知道，不会造成什么不良影响……

不料，这事不知怎的竟被毛泽东察觉了，严厉地批评了李银桥。李银桥争辩说：“天太黑，一个女孩子走夜路不安全……”

1960年4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接见参加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毛泽东严肃地说：“别人家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为么事就不能自己回家？以后不许用车接！说过的话就要照办，让她自己骑车子回来。”

李银桥只好用毛泽东的积蓄从天津给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每人买了一辆飞鸽牌坤式自行车。

由于不许接送，李敏、李讷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趟。恰在这时，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李敏因身体有病，在家里休息，李讷仍在北京大学吃住。

李讷是李银桥的妻子韩桂馨从小看大的，她不放心李讷，便让李银桥想办法到学校去看看李讷；李银桥派了卫士尹荆山到北京大学去看望李讷，尹荆山见李讷的脸色不大好，问她是不是病了？李讷忸怩了半天才小声说：“尹叔叔，我确实很饿……”

尹荆山回来向李银桥汇报，李银桥听了心里又急又难过；韩桂馨知道后，心疼得掉了好几次眼泪……

李银桥夫妇商议，且不说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单凭当年一起在陕北转战的情谊，想起她小小年纪举着小搪瓷碗和战士们一样排队吃大锅饭、吃了黑豆不叫苦、走在行军路上还要为大家表演节目和唱京剧的情形，也不能不管哪！

韩桂馨去买了一大包饼干，被自己的小女儿媛媛看见了闹着要吃；韩桂馨硬是没有拿给女儿半块，而是全部交给了李银桥，让他悄悄给李讷送去。

李银桥带了饼干去北京大学找李讷，见她面黄肌瘦的样子，心里老大地不好受；李讷的眼睛骨碌碌转着，察看附近没人，忙把两块饼干塞进嘴里，匆匆嚼了咽进肚里。吃这么点儿东西就像做贼似的，生怕被人发现了……

李银桥看在眼里，疼在心上，鼻子一阵阵发酸；李讷还舍不得多吃，忙把手中的饼干小心翼翼地藏好，准备留着慢慢再吃。

李银桥关切地对她说：“吃吧，我再给你送。”

没料到，这事很快被江青知道了；江青倒不是嫌李银桥给李讷送饼干，而是嫌他事先没有跟她打招呼，狠狠地批评了李银桥一顿。李银桥不服，顶了她几句。

江青不便像批评别的卫士那样批评李银桥，担心他跟她吵架，因为李银桥已经跟她吵过几次架了；江青见李银桥不服，便跑去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把李银桥叫进紫云轩的书房，声色俱厉地说：“三令五申，为么事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不怕江青生气，但是害怕毛泽东发脾气，便小声嘀咕：“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

毛泽东严厉地说：“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李银桥不敢再讲话，也不敢再给李讷送饼干了……

1960年4月22日下午，毛泽东看了新华社的另一篇通讯稿，报道说郑州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大桥全长近3公里，是中国目前黄河上最大的一座铁路复线桥。大桥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5月动工兴建的，因此毛泽东高兴地对站在他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小吴呵，黄河大桥长近3公里，这也是大跃进的一项成果啊！”

1960年4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陈毅在北京钓鱼台

吴旭君高兴地说：“主席，我听说你总想着游黄河呢？”

毛泽东笑道：“黄河上有了桥，哪天你陪我去走走吧？”

“行！”吴旭君说，“下次跟你出去，陪你去过黄河！”

“12年了……”毛泽东似有所思地说，“离开陕北时过黄河，我真想游过去呢！”

吴旭君知道，毛泽东对陕北有着深厚感情，他总忘不了那里的人民、那里的山山水水……

入夜，毛泽东对冶金工业部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做出批示。

同日，新华社播发了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3篇重要文章的连续播发，毛泽东意在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事物中所一贯坚持和奉行的原则、立场、方针和路线……

4月23日，又一件事使毛泽东感到了振奋和高兴，他拿着手中的《新华社通讯简报》对身边的人们说：“谁说我们的大跃进搞糟了？你们看么，我们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下水了！”

大家的脸上也都洋溢着兴奋的神情——人们不仅是为着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下水而高兴，更是为着毛泽东能有今天如此愉悦的心情而高兴……

4月25日，已经由杭州市调来北京中南海工作的周福明再次给毛泽东理发。毛泽东很和蔼地对他说：“你来北京给我理发，我很高兴。”

周福明激动地说：“我也很高兴，很幸福……”

同日，一直惦念着湖南板仓的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家信：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

4月中下旬的一天，刘松林带着她的妹妹少华到中南海来看望毛泽东，并提出要同去大连看望在那里疗养的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毛泽东很高兴地答应了。

李银桥将这件事告诉了韩桂馨，韩桂馨敏感地意识到刘松林的妹妹可能要和岸青处对象，李银桥想了想也觉得有那么些意思，便又去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思齐思齐，刘思齐、即刘松林，毛泽东的大儿媳、毛岸英的妻子——毛岸英于1950年

11月25日牺牲于朝鲜战场。很懂事呢！少华也是个好孩子，希望他们好。”

江青知道后，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刘思齐早就不是我们毛家的人了！现在又把她妹妹领了来，干吗硬要攀这门亲？”

“你晓得么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岸青的事你莫管！”

江青讨了个没趣，看了毛泽东一眼，甩手而去。

毛泽东对站在一旁的李银桥和叶子龙说：“唉，她真是个是非窝子呢！”

4月28日凌晨1时52分，夜色朦胧中，毛泽东带了杨尚昆再次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视察——他对全国的情况不放心……

]]> http://www.whdgm.net/post/836/feed 0 邓小平的首度复出 http://www.whdgm.net/post/930 http://www.whdgm.net/post/930#comments Fri, 02 Jan 2009 16:38:37 +0000 guru http://www.whdgm.net/?p=930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没有什么因素更比邓小平的当政更为重要。邓小平在中国政坛上的复出，是中国改革启动的关键要素之一。而事实上，这位中国政坛上的奇人，之所以在后来的历史转折处担当大任，亦是有着诸多的历史伏笔。其中，一个重要的伏笔，则来自1972年……

一

1972年1月10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陈毅追悼会。令参加追悼会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意外的是，在长长的大衣里面仅身着一袭睡衣的毛泽东，突 然驱车来到追悼会会场。自“文革”开始被誉为“万岁”的毛泽东，除了在政治场合露面外，基本上不参加任何活动。而对于被称之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开 国元勋陈毅，甚至连周恩来也没有想到，要向毛提出请他出席追悼会的请求。

毛泽东此举，自然耐人寻味；而他在与陈毅夫人张茜和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谈话中，除了肯定“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 ”之外，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 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当众提到邓小平，就更加意味深长。

“文革”爆发，邓小平是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邓小平被逐出北京，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劳动改造。此时，已经两年多了。

两年多来，尽管邓小平的党籍依然被保留，在中央，也保留了与汪东兴联系的一条线，但他基本上淡出了毛的视野。现在，毛泽东突然提到了邓小平，意味着什么？

邓小平是1969年中共九大后被逐出北京的。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 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而在1967年，在“文革”初期时，毛曾经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现在，既然林彪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邓小平 自然就不会被留在北京了。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 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也被作为二号人物打倒。林彪这位毛的“亲密战友” 则成为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式“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 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他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 人帮”外，别无长处。

接班人问题怎么办？在没有确定人选的情况下，毛泽东只能采取“各派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相互制约”。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分析说：“为使国家机器 继续运行，他用忠诚厚道的‘老臣’；为使‘革命’路线得以保证，他用他认为忠于这个路线的新兴势力。”由此说来，在林彪覆亡的情况下，重新起用邓，已变得 更为现实。

当然，对于身在江西极其闭塞的环境邓小平来说，毛泽东有关他的谈话他并不知晓。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尽管身处政治信息不畅的幽禁地，邓小平依然对于北京政坛的信息十分关注。

1971年11月，在正式听到关于林彪“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后，他一改以前只给汪东兴写信的做法，而是直接致信毛泽东，对林彪事件表态，表达出来作 一些工作的愿望。这是邓小平自被打倒后第一次正式提出这样的要求。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认为：“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 因为毛泽东不但明确邓小平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而且将这封信批示“印发政治局”。

将邓小平的来信“印发政治局”，毛显然有自己的思考，可以说，邓小平适时的一封信，触动了毛的思索。故而在陈毅追悼会上才提到了邓。而追悼会后，周 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此后邓小平一家人的“运气”真的来了。毛毛兴奋地写道：“1月份，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2月份，父亲恢复了组织生活；4月份，我和飞飞得知可以上大学；而在6月份，我们又接到通知，父母亲的工资开始照发了。”

感受到这种好“运气”的邓小平，1972年8月，通过汪东兴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提出了恢复工作的请求。1972年8月14日，毛泽 东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 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 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 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的批示，对然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请邓小平回北京，但实际上已经传达了同意他回来的信息。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至此，邓小平复出，似乎已无悬念了。

因接班人的确定，邓小平被逐出北京；而因为接班人的不确定，邓小平又将被请回北京。这大约就是历史的诡异吧。

二

在江西新建县的两年多中，邓小平基本上处于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他从未停止思索——那条“邓小平小路”，即被后人誉为思索之路。

在千万次地踏过这条小路的时候，邓小平在思考什么？后人可以发挥各种各样的想象，来演绎这一段历史。但历史本身的严肃性，是排除演绎和想象的。因此，要追寻身处闭塞流放地的邓小平思考的轨迹，还不如从他在1972年两次出行中的言行来的实在。

1972年9月，已经感受到“好运气”的邓小平，通过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11月，邓小平踏上了井冈山之行。

井冈山之行，在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有详细的记载，而能够展现思考轨迹的，是他在泰和与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老战友池龙见面时的谈话。池 龙是原空军的干部，“文革”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谈话中，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林彪集团的暴行。邓小平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 的。‘文化大革命’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 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林彪，邓小平说：“林彪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 说：“林彪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

毛毛写道：“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文革’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林彪，谈了中央文革的‘书生’们，对‘文革 ‘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 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

历史昭示的事实，远比毛毛的分析更富有新意。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对“文革”一直是抱着抵触的态度，只着眼于在各行各业大规模整顿，实际上，他 在千万次走在“邓小平小路”上的时候，已经对“文革”形成了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使他已经认识到“文革”是中国一场灾难了。而到了1975年，毛泽东 对他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他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 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为此，他宁愿再次从政坛上沉寂下去。

由此说来，邓小平在泰和与池龙酣畅淋漓的谈话，说毛泽东、说周恩来、说林彪，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对“文革”的思考，虽然“政治环境已经改变”，但远没有改变到可以公开地臧否“文革”及仍在中央的“几个书生”的程度。但邓小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事实上在梳理自己的思考轨迹。

1972年12月5日，再次出行，到他所熟悉的中央苏区故地。1932 在中央苏区，他被王明路线批判为“右倾错误路线”，也就是毛泽东批示中说的“毛派头子”。40年前，他因为这个“毛派头子”而被批判。40年后，他能踏上 这里并在第二年重返中央，自然也是因“毛派头子”这个当年的罪名。因而，邓小平将出行之地选在这里，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含义。比如，参观毛泽东旧居，他 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而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与当年又何其相似乃尔？言谈中所蕴含的意思，又不难参透。

邓小平此行，实为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的足迹而抒怀自然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但着眼于调查研究也是此行的由头。因此，他兴致勃勃地参观会昌的物资交流大 会，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在瑞金，他参观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邓小平一路参观，显然比他上次井冈山之行多了一个内容，要 对“文革”中的经济状况有一个亲身的了解。他在1973年复出后，大刀阔斧地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虽然不能从这种调查中微言大义地予以解释，但他对“文革 ”中经济的雕敝状况，显然早就有所了解。

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这是种政治家的言论隐含着什么？

此时，邓小平重新复出已成定局，未来的道路怎么走？他显然认真地思考过：在毛泽东维护“文革”的前提下，他如何既能坚持自己否定“文革”的主张，又能在政坛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答案是什么？“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是对复出后命运的一种答案。

邓小平从1973年复出后的整顿，到1975年因拒绝毛泽东为“文革”作出一个“三七开”的决议历史而再度从政坛沉寂的轨迹，也昭示了这种答案。

全文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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