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1966年底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史称“康平路事件”。据陈丕显等人回忆，这一事件完全是张春桥的阴谋策划。张春桥捏造了“‘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大方向错了”的谣言，蒙骗公众，制造了这起事件。
1966年底，上海西区的康平路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12月28日，号称有80万人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了约两三万人涌进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的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28日,重庆城内到处张贴出了同一内容的海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在当时,群众组织召开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海报几乎每天都有,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是这张海报却引起了各方面的特别关注。
原来,“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就是原来的“重庆工人纠察队总部”。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海市委！”
就是这样一个会，他们竟然在会后要求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给予报道。这自然遭到报社的拒绝。
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2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要求将28日即将印出的第九期《红卫战报》(该报系“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小皑)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天下还有这样不讲理的事，你骂了人家，还要人家说好。要把骂《解放日报》的文章和《解放日报》合在一起发行，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这下，红卫兵被激怒了！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冲到解放日报社，和报社负责人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一、 《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二、 《解放日报》必须全文刊登《〈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 把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又拒绝了。
那个年代，正是红卫权力最鼎盛的年代，又是无法无天的年代。红卫兵的要求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那还了得？“红革会一声令下，发出勒令：
“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现在矛盾的性质变了！”
“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
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王树同志后来同我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1966年11月30日凌晨，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红卫兵和报社领导展开“推磨”式的谈判，从夜里一直磨到天亮。王树人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这种说法不通啊！是邮局不让你们发，并不是报社不让你们发行。好比吵架，你们同姓王的吵架，怎么能封姓李的门呢？“
红卫兵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他们纠集了三百多个红卫兵和五千多个“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了报社，占领办公楼，走廊里到处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厕所满地都是大小便。报社铁门外是人山人海的群众，绝大多数群众对这些“工总司”和红卫兵蛮横无理的做法很是不满和反感。但那时红卫兵权倾一时，不好得罪。于是许多群众便以要看《解放日报》为由同红卫兵说理。他们喊着“我们要看《解放日报》”，要求红卫兵撤出报社。“工总司”的头头则爬到报社窗边和门口，大喊门外的群众是“政治扒手”、“右倾势力”，用竹竿、木棒、自来水管殴打驱赶围观群众。“红革会”的人则在头上洒上红墨水，伪装成受伤的样子，制造所“流血事件”。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1月20日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四帅三副”）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实际是“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应称为“二月抗争”。
1月初，江青、林彪一伙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央文革提出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要求在军内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老帅们对此坚决反对，并在林彪的支持下拟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稳定军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在政治局碰头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老帅们同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张春桥等人整理了一份2月16日会议的记录，向毛泽东汇报。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指责这些老同志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批判他们的“政治生活会”，给他们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等大帽子。在“杨（杨成武）、余（余立金）、傅（傅崇碧）事件”、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和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再次批判了“二月逆流”，并且批判了朱德和陈云。但毛又无意与老帅作对，在1967年五一节和八一建军节时，要求老帅们登上天安门。1969年1月3日，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1971年11月14日讲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
随着“文”火势的蔓延，“工总司”以“革命无罪、造有理”作为旗帜和口号，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与此同时，上海各工厂、企业基本群众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也纷纷成立组织，在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了全性的“工人赤卫队”。上海著名劳动模范杨富珍等就是“工人赤卫队”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组织下，“工人赤卫队”迅速发展到80万人，成为“工总司”最强有力的对手。这样上海就逐渐形成了“总司”和“赤卫队”两军对垒的局面。
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目标是“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夺上海市委的权。
以上海各工厂、企业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工人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口号是“火烧张春桥”，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两派势力旗鼓相当，一时难分高下，但“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伙阴谋家。
1966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项要求，中心意思是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荻秋同志到会，签字同意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爆发的震惊中外的“解放日报事件”，距今已三十多年了。事件的具体过程，曾被人多次回忆过，而事件的有些现象，随着岁月的流逝，仍沉淀在我的记忆里。经过不时的咀嚼，常常辨出一些新的东西来。
“解放日报事件”的导火线，是上海大学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出版的红卫战报要与解放日报一并发行，遭拒绝后引起冲突。这份报纸登了两篇大字报，一是《如此党报》，一是《解放日报的资反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内容讲过去解放日报发表过《海瑞上疏》等文章，把矛头对准毛主席，以及解放日报在“文革”中保市委、整群众等等。当时，报社的职工看了十分气愤，认为怎么可以胡乱批判市委机关报呢。其实，撇开大字报中不符事实的部分不谈，批评一下解放日报又有何不可呢？当然，红革会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解放日报，而是要从中打开一个缺口，搞垮上海市委。由此而开端的八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就此发生了。
这两张大字报是谁写的呢？报社以外的人不知内情写不出来，红卫兵不了解解放日报社工作，也写不出来。出人意料的是，它是体育记者关××写的。当时，此人已五十岁出头，是第一个窜出来的“老造反”。他原在山东济南一国民党小报做编辑，官至少校，我军解放济南时，他曾写过一篇社论《保卫济南》，解放后被遣返到上海，考入解放日报。他背着历史的包袱，平时从不抛头露面，处事小心谨慎。“文革”一起，文汇报造反派头头也是体育记者，两人一拍即合。聂元梓奉江青之命到上海点火，这两人马上变成响当当的造反派。关先在报社贴出这两张大字报，报社职工一片反对声。聂元梓要他去串联，关某先到一些部门去，哭丧着脸，讲自己的“苦出身”，讲自己为何热爱毛主席，忆苦思甜，老泪纵横，但无人响应。他发起召开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也无人参加。聂又要他发展造反派组织，他只找到理发室一个姓杜的年轻理发员。此人镶金牙，穿喇叭裤，有流氓习气。由他们两人撮合，又到报社外找学校红卫兵支持，成立了星火燎原造反司令部。在他们的造反过程中，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带头造反的，不是干部，不是党员，不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是过去受压抑的人，不受重视的“小人物”。他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可保，趁造反之机取得自己想得到而过去无法得到的利益。在工厂、企业、学校、机关，都有类似的情况。还有一个现象是：这些起来造反的人，千方百计要把自己打扮成最热爱最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而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安在被打倒对象的头上。结果，与毛泽东思想无缘的人，最不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举的毛泽东思想旗帜最高。所有单位的造反派莫不如此。
谈到上海的“文革”，不能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北京写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之后又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的“四人帮”阴谋集团的女干将聂元梓。上海“文革”一件接一件大事，没一件不和她连在一起。江青于10月下旬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11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我听到这消息后感到异常愤怒：一个异地的普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于是我立即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这可惹火了这位大名鼎鼎的“第一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她对我和上海市委更加仇恨。为了打倒我和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
11月25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台上带头喊口号：“打倒海市委！”
就是这样一个会，他们竟然在会后要求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给予报道。这自然遭到报社的拒绝。
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
安亭事件指称的是1966年11月10日北上赴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注]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一说30小时）的事件。
11月9日上海国棉17厂（王洪文）、 30厂（王秀珍）、31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17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 “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得到按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做出的 “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10日他们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引起北京震动、外电报道。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11日到安亭劝说前14次特快被放行。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6日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灾难的魔盒再次被打开。
随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相继发生。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的导火索、转折点。
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自杀而亡。
[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
辛雨这
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可想而知，它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吉它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祥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 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他这句话给任毅的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原来是有个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当时听了很为之感动，任毅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4／4拍，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过。
这首歌一完成，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但是，对任毅来说，不但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
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报。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即张东荪为付梓出版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对其反动观点大加赞赏,并对美国大加吹捧。这两件线索反映了张东荪与美国的关系可疑。侦讯处1949年初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时,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出卖情报的事实。
张东荪在民国时期曾供职南京政府内政部任祕书，后任北京政府元老院祕书长。1934年任燕京大学教授、主任等职，与当时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关系甚密。鉴于张东荪为和平解放北平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解放后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委员等职。
但张东荪从来不是共产党的真正朋友，却喜欢西方的所谓的“文明”，他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竟不顾人格国格，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此案发生后，党中央很重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这起案件。
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证据确凿，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没有这么办，而是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其教育，通过这起案件不但教育张东荪本人，而且也教育其他人。尤其知识界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
是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揭露了张东荪的叛国罪行。
之后，中央撤消张东荪一切职务让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东荪被捕入獄，后病死在獄中。（摘自《北京公安史志》1992年第3期·作者：朱振才）
刘绶松，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教授，他的妻子张继芳是该校职员。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他们夫妇都被“隔离审查”，1969年3月16日刘绶松张继芳夫妇一起上吊自杀。当时40来岁。
刘盼遂，１８９６年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文献学教授。１９２８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１９６６年８月下旬在家中遭到红卫兵抄家和毒打。他的妻子先被打死。妻子死后，刘盼遂头朝下扎进一个水缸想要自杀。红卫兵把他从缸里拖出来，继续殴打折磨他。他很快就被打死。
刘盼遂先生一生从事古代文献研究，作有《论衡集解》等书。他学识渊博，他的同时学生，要查典故的时候常常不翻书而问他，所以给了他一个外号叫“活字典”。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六日同三反分子习仲勋拚刺刀大会纪要
地址：西安医学院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习仲勋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与一切反动派一样，也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家伙虽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中揭发了出来，但是他仍不甘心死亡，时时想复辟翻案，在当前抛出了所谓“我的履历”和两份“认罪书”，张牙舞爪。妄图反扑。就是在拼刺刀大会上还不老实交待，百般狡赖。但是罪证如山，不容抵赖，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将这条落水狗批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
文革对中国各界的精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一大批知名的作家、演员、学者、运动员等都遭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XXX自绝于人民”）。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载文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下面只能列举出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多为知名人物。其他无名无姓的，不计其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