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写完了给北京市委和妻子的两份遗书,小心地放到枕头下,然后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世,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

邓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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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20

刘仁,(1909年-1973年),原中共北京市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副市长。1973年死于在押期间。

曾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秘书长、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城工部部长,是北京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1968年1月被打成“反革命敌特分子”,关进秦城监狱,整整5年不许家人探望,整整五年在狱中戴着手铐。1973年因肺结核病逝于北京市第六医院专门的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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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20

陈毅(1901年8月26日-1972年1月6日),男,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国共内战中重要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 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一级解放勋章。文革期间,陈毅、谭震林等人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挺身而出与四人帮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1968年,下放石家庄。1971年1月16日,腹痛加剧,发现患有肠癌。1972年去世,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临现场。逝世后,中国政府称他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77年其遗作专集《陈毅诗词选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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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1

李大立

香港着名评论家武宜三先生说过:“凡是替共产党卖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千真万确,广东籍中共老党员、前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饶彰风便是一例。

据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回忆饶彰风”一书:饶彰风一九一三年生於广东大埔,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后,无钱升学,入读广州陆地测量公费学校。一九三O年靠自学考入中山大学预科,期间和进步同学办“天王星”等进步杂志,鼓吹革命,被国民党通缉,开除学籍,回乡办“文化书店”,售卖革命书籍,兼作祕密工作。一九三六年祕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中山大学组织“突进社”,被国民党追捕,转到香港参加“救国会”活动。抗战期间,任中共 “南方临委”、“东江特委”宣传部长、东江纵队司令部祕书长。抗战胜利后,奉令到香港筹备“华商报”复刊,后来的许多中共大官及着名民主人士乔冠华、连贯、许涤新、夏衍、廖沫沙、范长江、萨空了等人都曾经是他的部下和同志。一九四六年东江纵队北撤后,大批中共干部疏散到香港,饶彰风代表共产党负责接待安排,尽心尽力。廖沫沙回忆说:“当时华商报就等於一个接待站,站长就是饶彰风,里里外外,他是大总管,工作量之大,不可想像,那时如果没有他,真不知道是怎样的局面。”后来,为了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又被派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搞统一战线,为共产党贡献了许多人力和物力,立下汗马功劳。一九四八年底,饶彰风奉周恩来令,亲自安排众多的“民主人士”分批离港北上,参加共产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其中有:李济深、沈钧儒、蔡廷锴、郭沫若、章伯钧、柳亚子、马寅初等等。“解放后”叶剑英亲自兼任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长,饶彰风任副部长,华南分局撤销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属於中共高干,被誉为 “统战能手”。一九五八年反地方主义,被撤职降级调到粤北山区连平县任县委书记,一九六O年甄别调回广州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文教办公室主任、科委副主任、广州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监禁批斗,一九七O年被打死於粤北乐昌监狱,年仅五十七岁。

最法西斯的是饶被打死后,当权者向下佈置“绝对保密”,连家属都不准通知,直至半年以后,无法隐瞒了,才不得不通知其妻何秋明,居然“约法三章”:不准外传、不准告诉子女、不准告诉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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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汉族。1916年3月20日生于福建省上杭县南阳官余一个农民家庭,曾用名陈家煜,化名阿丕。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乡儿童大队大队长,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宣传队分队长,中共长汀县委区、县儿童局书记,共青团长汀县委巡视员,共青团福建省委少先队训练部部长、儿童局书记。1934年任共青团中央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在赣粤边地区参加了三年游击战争。曾任共青团闽赣边太宁地区中心县委书记、青年团赣南省委书记。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底,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称东南局)青年部部长、青委书记。1940年到苏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3月任苏中区党委副书记,1945年4月任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苏中军区政委。

1947年任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华中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中共华中工委书记。1948年3月兼任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又称苏北兵团)政委、苏北军区政委。1949年4月任苏南军区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军区政委。1952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1954年任第二书记,1956年起任市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1960年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江青、张春桥等打击下台。1975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2月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7月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1978年8月起,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兼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共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兼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同年任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负责全国警察、治安、司法、情报工作,1985年俞强声事件后被撤职,其职务由乔石接替。1987年1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著有回忆录《赣南三年游击战争》、《苏中解放区十年》。

1995年8月23日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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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

曹荻秋(1909年-1976年)是一位中国政治家,上海市市长。

曹荻秋本名曹骢,字仲榜,号健民,1909年8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资阳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四川大学就读毕业。1932年至1937年因共产党员身份被捕入狱。抗日战争爆发后在苏北参加游击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荻秋赴重庆,从1952年9月起任重庆市长。1955年11月被调赴上海任副市长,从1965年开始任市长。1967年2月被江青等罢免并被关押。1976年3月29日病逝于上海狱中。

1978年中共对曹荻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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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

魏文伯(1905年-1987年),籍贯湖北。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司法部副部长。史良为部长。后转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华东局秘书长。柯庆施死后,和陈丕显,曹荻秋成为华东地区最高负责人-三驾马车之一的华东局书记。陈任上海市委书记,曹为上海市长。魏担任华东局书记时,是当时大行政区书记中唯一不是中央委员的大区书记,而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却是中央候补委员。论政治地位,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要低于华东局书记。其中原因有二,第一,魏本人在党内派系色彩不重。第二,毛泽东在柯庆施死后有可能为了避免华东地区再出现柯主政时独大的局面(柯当时是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又兼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因而划分而治。文革中被打倒十多年。文革后复出担任中纪委副书记,司法部部长,中顾委委员。1987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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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10

常溪萍,山东莱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东南海特委组织部部长、西海专署专员、中共胶东区委秘书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常委书记兼副校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主张高等师范院校要积极为普通教育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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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09

对大多数人当代人来说,本文的主人公罗隆基,已经成为相当陌生的人物了,至于他的思想,就更不用说了,很少有人道得出所以然来。但是,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稍稍回拉半个多世纪,就会发现,罗隆基本不应该如此身后萧条、被人遗忘的。

罗隆基,字鲁参,后改努生, 1896年8月14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枫田乡车田村人。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2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曾远赴英国,师从哈罗德·拉斯基,研究政治学和近代史。

1928年秋从美国回国后,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任教。同时参与《新月》杂志的工作,并一度担任主编。1931年在北平与张君劢等人组织“再生社”,后改组为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任该党中央常务委员。1932年初,到天津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同时,兼任南开大学讲师、北平《晨报》社长,参加华北各界救国会,参与创办《自由评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隆基从天津南下,1938年受聘为西南联大政治学教授,同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1939年9月召开的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上,被选为“宪政期成会”委员。同年10月,与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3月,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不久宣布脱离国社党。1943年4月,主持创建民盟的第一个基层支部——民盟昆明支部,并担任主任委员。1944年11月,昆明支部改为民盟云南省支部,罗隆基仍然担任主任委员,兼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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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08

  1、 周恩来的保护使宋庆龄免受冲击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此一发而难以收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宋庆龄感到异常震惊和迷惑不解。

  8月29日夜,一股红卫兵查抄了章土钊先生的住宅。第二天凌晨,章先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求助。毛泽东在信上作了“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周恩来接到批示的当天,立即严厉批评有关人员,责令马上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周恩来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保护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此时,北京狂热的红卫兵正在酝酿以“出身于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等理由,冲击位于后海北河沿46号的宋庆龄住宅。

  宋庆龄的住宅,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的府邸,即摄政王花园。解放初,人民政府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但她一再谢绝。她说: “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党和政府决定将这个王府旧园修葺更新,周恩来还特请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乔迁这里,搬进来时,她风趣地说:“封建时代的王府花园,由我们住了。”而今,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住宅竟成为红卫兵冲击的目标。

  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很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认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与此同时,周恩来特意叮嘱中央警卫团副团长杨德中负责宋庆龄住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门和北京卫戍区给宋庆龄家里增派了警卫。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人身没有受到迫害。但是没过多久,宋庆龄的心灵却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2、共和国总理责成重修宋氏墓地

  这天,她草草吃了几口午饭,斜靠在床头上,微微闭上眼睛,院墙外“造反派”们敲锣打鼓的喧闹声,使她觉得心烦意乱。

  秘书走进来,递给宋庆龄一封信。读着这封信,宋庆龄浑身开始颤抖,特别是看了随信寄来的一幅照片,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感到一阵眩晕,险些摔倒在地上。秘书急忙上前扶她坐下。作为跟随她多年的工作人员,秘书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失声。

  原来,上海的红卫兵毁坏了宋庆龄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而且推倒石碑,把墓中的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在这伙“革命小将”看来,万国公墓安葬的多是过去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墓地,埋葬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岳父母,必须予以摧毁。宋庆龄在上海的亲戚听到祖坟被挖的消息,匆匆赶到现场。那场面实在惨不忍睹,他们出钱叫附近的农民把墓边的白骨重新掩埋好,赶紧写信向宋庆龄报告了这一情况,还寄来了墓地被毁的照片。

  宋庆龄从小最受父母的疼爱。她25岁那年,父亲宋•查理因患血癌在上海逝世,她和兄弟姐妹们含着眼泪,在万国公墓安葬了父亲。13年后,宋母倪桂珍病逝。当时宋庆龄正流亡德国,噩耗传来,她匆匆赶回上海。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葬礼前举行了宗教仪式。看着楠木灵柩徐徐落入墓穴,宋庆龄泣不成声,从心底里一遍又一遍地祝福慈爱的父母,永远安息在这块绿树环抱、芳草如茵、庄严肃穆的墓地之中。她万万想不到,35年后父母竟然暴尸荒郊,在阴间也得不到安宁。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通过邓颖超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廖梦醒立即报告邓颖超。周总理闻讯大怒,一气之下拍了桌子,他当即给上海挂长途电话,责令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不得借故拖延。这迫使当时受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和操纵的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抓紧修缮了宋氏墓地,重立了墓碑,但立碑人只刻上了宋庆龄,不见了宋家其他五个子女的名字。

  邓颖超来到了宋庆龄家里,把新墓的照片送给她看,并征求她还有什么意见。宋庆龄拿着照片,颇感宽慰地说:“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对于周恩来夫妇的理解和帮助,宋庆龄极为感动。她紧紧地拥抱邓颖超,说道:“恩来的这份恩情,我将永生不忘。”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诞生在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她的父亲作为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代,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民主主义的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满怀憧憬。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被扼杀,革命的大潮已经消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由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定与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嘱托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

1927年8月,宋庆龄出访苏联,以后旅居欧洲4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研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与流亡欧洲的许多中国革命者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土地和农民问题,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迅速作出科学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她并且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长期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与此同时,她把许多精力投入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中。之后她一直担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1950年,她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 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病逝于北京。

  
  3、冷对不可一世的江青

  周恩来制止了红卫兵企图冲击宋庆龄住所的行为之后,宋庆龄家里来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泽东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是在她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回上海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两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

  50年代,宋庆龄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作陪。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但是,今天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显露峥嵘,即使在宋庆龄面前,也掩饰不住地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

  接着,江青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让人感觉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神经质。

  宋庆龄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当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冰了。宋庆龄的秘书事后回忆说:“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象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江青了。”

  从此,宋庆龄有意识地避开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到了“文革”后期,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个无耻江青”这样的字眼。

  4、第一次在孙中山诞辰时发表演讲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面讲话。

  这些年来,每逢孙中山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总是愿意一个人呆在孙中山的像前,很少参加公开的纪念活动,用她的话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但这次则不同,孙中山百年诞辰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且当时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说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庆龄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提前几个月,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终于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思想丰富、情真意切的长文,并且给这篇文章标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之后,她让警卫秘书隋学芳把稿子送周恩来审阅。隋秘书临出门前,宋庆龄又嘱他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捎去一兜新鲜的螃蟹。

  11月6日,宋庆龄收到了周恩来亲笔写的来信。宋副主席:

  你的那篇文章,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一点,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在将中文、英文两种改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英文改稿,已经爱泼斯坦同志看过。你对改稿如没有意见,请即批在英文稿上,并交去人带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无改动,请告隋秘书给我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文章拟在11月12日登出。你给我们的螃蟹收到,谢谢。敬礼!周恩来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 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她像疯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革”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宋庆龄走上讲台,以少见的激昂发表了长篇演讲。她一开始就把孙中山称颂为“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指出“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她回顾了孙中山光辉的一生,最后深情地说道:“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就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几分钟,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与会者步入大厅,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无形中就有了一个两枚像章如何同时佩戴的棘手难题。随宋庆龄参加大会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得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5、危难时刻向刘少奇子女伸出援手

  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言外之意,刘少奇已是身处逆境。

  多年来,宋庆龄和刘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前几天,她还对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并无恶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蹿到清华大学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刘少奇、王光美开始受到残酷的批斗。刘少奇的子女们包括曾是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 “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四个星期之后,11月12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时,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果,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摘自作家出版社《宋庆龄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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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07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过继其伯父张镇芳。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

  经历简介

  张伯驹幼年入私塾,后就读天津新学书院。1916年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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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07

(1913.10.15-2002.5.24)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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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25

任毅,1947年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在上小学时参加过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在中学时,因为他是个活跃分子,同学们都唤他“11号” ——11号就是钠。化学元素中最活跃的一种。“文革”中,1970年2月任毅因为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而被张春桥下令逮捕,判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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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25

储安平(1909年-1966年?),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江苏宜兴人,出身于宜兴望族。

简历

* 1932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
* 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 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
* 1946年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1948年12月25日被国民党查封。
* 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全国人大代表。
* 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 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说毛泽东有“党天下”思想。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登。
* 1958年1月,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残酷迫害,后失踪,至今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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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25

史云峰是中国长春市第一光学仪器厂工人。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关心,于1974年投寄、张贴传单和标语,为刘少奇等呜不平。同年,被关押。1976年12月19日惨遭枪决。1980年3月24日,长春市召开大会,为其平反昭雪,根据史云峰生前申请,追认为中共党员和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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