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跃进时期：
1、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2、土地潜力无穷尽，亩产多少在人为。
3、三年超英，五年赶美。
4、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
5、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6、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7、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
8、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指大炼钢铁热火朝天）
9、与火箭争速度，和日月比高低。
10、群众想移山，山走；群众想移地，地动；只要革了思想命，无雨大增产，大旱大丰收；
钢锹驾火箭，驾起青龙上云端，三山五岳听我令，玉皇下马我上鞍。
11、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党的恩情万古传。
1966年8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注定了刘少奇被清洗的命运。在国际形势上，这次会议的公报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和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两个月以后，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提出“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行动口号。
1967年10月1日，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出席大会。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讲话说：“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讲话结束时的口号包括：“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当年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天堂，有句鼓舞人的流行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谁要说“老大哥”半个不字可不得了。中苏论战后，同时谁要说“苏修”半个好字，也会被专政铁拳砸个稀巴烂。“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这伟大、沉重的使命，让中国人兴奋了多年。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俨然成了世界革命。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文革初始时期，红卫兵在批斗学术权威时喊出来的众多口号中典型的仇恨式标语。
在这句标语的指引下，红卫兵无限忠于毛泽东，他们的价值评判也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口号笼罩下，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伦理观念也全部崩溃，只要有碍于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亲生父母亦可揪斗划清界限。
早在1957年后，毛泽东即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个人崇拜的观点。1964年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从1960年代起，林彪开始发起造神运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及各地狂热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不仅将毛泽东思想神化，还把毛泽东个人神化。
“砸烂×××的狗头”这条在文革中曝光率极高的标语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已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标语是出自“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而这个要砸烂的“狗头”正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1966年8月5日，全国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可谓一石击起千重浪，引发全国大字报像潮水一样泛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大量出现。在忠于毛主席的号召下，红卫兵首先将学校党委书记、党办主任、校长、老师斗倒，随后将斗争目标对准省委、市委，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出现了“砸烂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狗头”的标语。
刘少奇被斗倒、邓小平被斗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狗头”也越来越多，“砸烂刘邓陶的狗头”、“砸烂傅雷（著名翻译家）的狗头”等等，几乎所有被批斗者均可套用“狗头”的标语。“砸烂×××的狗头”遂成为文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语之一。
“×××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最早出自苏联作家高尔基在大清洗时期写的檄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句话在文革中又被改成“阶级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而出现在大字报中。后来“×××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成为批斗的常用语言。
只要被套用到这个句子里的人，就等同于阶级敌人。“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直是毛泽东用以打倒刘少奇的理论依据。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国政治领导体制是由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领导国务院系统，邓小平则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党务。毛泽东自中共八大之后退居二线，倍感被刘邓架空，对一线的领导体制产生强烈不满。特别是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中央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这更让其感到大权旁落的危机。因此，在同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申阶级斗争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打到“阶级敌人”的行列，而“×××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也一直沿用下来，成为文革具有代表性的标语。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毛泽东警告说，被推翻的反动阶级 “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给国家建设带来巨大灾难。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并且以此制订中共的政治路线、任务和政策。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至文革，被提升到哲学范围进行阐释，出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的命题，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冲突、转化是通过斗争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来实现的，甚至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这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哲学根据，并据此把文革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毛泽东反复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贬斥中庸之道，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清阶”、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对着干”、“反潮流”的新时髦，路线斗争贯穿中共党史的框架预设，等等，都根源于此。
在文革开始后，“阶级”已不再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深植人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成为中共的治国思想，政府的工作重心偏离了经济建设，造成中国人民长期得不到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改善。这一理论也导致民众越来越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各种事物，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明辨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革命阶级”主观上认为你不是“革命阶级”，你就不是“人”，而是“牛鬼蛇神”，就用任意的非人的方式和手段来批斗和彻底打倒。
“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最初由江青提出，是流行于文革时代的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类似的口号，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因此，一切带有商品经济色彩的行为都被严格打击和制止，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描绘成邪恶的、人吃人的魔鬼社会。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因此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也不能留。据毛泽东的指示，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奖金、利润以及农村的个体小生产都属应加以限制并逐渐消灭的资本主义的范畴。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根据当时的理论，按劳分配是 “资产阶级式”的东西，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引进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是“反马克思主义”；“以粮为纲”才是社会主义，农户自主养鸡养鸭就是资本主义。
在辽宁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生产队队长率领着社员将路边一块一块个人种的谷子连根拔掉，由于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奇特的信念和决心支撑着，他们在毁坏这些眼看就要成熟的谷物时毫无吝惜之情。
为了防止小生产、小生意滋生资本主义，辽宁出现了“赶社会主义大集”、“哈尔套经验”。1975年1月5日，在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的大街上，一辆高唱“革命歌曲”的宣传车开道，后面跟着浩浩荡荡赶集队伍。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面，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着行李的女儿紧跟着，接着是公社副书记和另一名公社干部抬着一头猪，男女老少们有的抱着鸡，有的提着蛋，有的拎着菜，还有的扛着烧饭锅，总之，每个人手里必须拿点东西，人们敲着锣打着鼓，排着队，扭着秧歌，把手提肩扛的东西卖给国家。据当时发起者讲，这种大集解决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鸡血疗法，也称之为“打鸡血治百病”，简称“打鸡血”，是中国1960年代文革期间，流行的一种伪科学的健身方法。就是抽出新鲜的鸡（最好是小公鸡）的血液，注射到人的静脉中（一说肌肉注射）。据说这种方法能治多种慢性病，对高血压、偏瘫、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一时，各单位有病无病的人们，纷纷拎着大公鸡去医院排队打鸡血。由于鸡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难以控制，带来一些副作用，也发生过有人注射后死亡的案例。
流行于1967年的一种保健术。前后历时大约10个月左右。各地流行（从大都市北京到穷乡僻壤的西双版纳）的起讫和流行的具体时间、长度略有不同。方法是抽取小公鸡（也有说4斤以上重的纯种白色“来航鸡”最好）的鸡血几十到100毫升，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
据传，这是1965年流行于某省“上层社会”一种的时髦。其“缘起”是，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不但当地行政首长依法办理，还有一帮效仿的下属。文革中该首长被批斗，在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当作“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造成了打鸡血的大流行。
据考，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一些人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医学、医药条件相对低下的当时，可能具有某种类似替代性作用。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显然被极端夸大了（一种夸张说法称它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搔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而且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有人注射后病亡的案例）。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没有得到理论和临床的证实，使用它的除了个别正规医院外，多是城市的街道诊所、县乡医院。高潮时候还需要排队注射。
一时间竟造成了小公鸡因紧俏而涨价，在低工资、高就业、物价稳定的当时，成为极罕见的现象。据称，被抽过血的公鸡瘦骨嶙峋，烹饪、食用时没有香味。
文革激发的非理性认知模式，使中国老百姓在作为原始信仰的血液崇拜面前，产生认同感、亲和感。打鸡血的流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大量非正常死亡、流血，使人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易逝，因此特别重视肉体生命的保全。只是借助于西洋注射器械，又有了些“洋为中用”的科学色彩、现代意味，似乎愈发增加了可信度；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哄而起、应和者特别地多。1980年代，相声演员姜昆曾创作《红茶菌和打鸡血》对其进行讽刺。
两个凡是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和政治遗产继承者华国锋为了稳定形势和自己的政治地位而提出的主政方针。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了中宣部的汇报时说：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两个凡是最早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个观点就是要维持毛泽东生前作出的决定和指示，一方面两个凡是反对反省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反对整顿，反对给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冤屈的干部平反，另一方面，两个凡是维持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以及传位给华国锋的决定，以稳固华国锋在党内的正统地位。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时发起的一次政治运动。1974年，江青等人借口批判林彪，故发起“批林批孔”（“林”指林彪，“孔”指孔子）运动。但是，实际上是批判当时的国务院（前身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文字的批判来打击周恩来（这是四人帮常用的手法）。原本整句是“批林批孔批周公”。因为身处春秋时代的孔子的思想其实是想把道德败坏、霸主称雄的社会恢复西周周公主政时代的风气，所以这句背后也批评著周恩来在国务院的务实及反正工作是背离文革思想的。
很多中国大陆各地的孔庙的文物古迹因此遭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打三反运动，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党的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 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五七指示是中国近代文革时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老三届，中国大陆1966年到1968年三年共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
1966年到1968年，中国大陆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这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到农村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超过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作为对应，所有1977年-1979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则被称为“新三届”。
五七干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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