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类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对某类人的称呼，历先是指履历表上出身填写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一群人。后来也泛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作为家庭成分（政治身份之一）的特定指称，带有文革时鲜明的时代特点。
“红”指这五类家庭成员在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层结构上，与执政党的性质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是其阶级基础、主体和依靠对象。因而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他们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在运动对象的选择、甄别上，享有豁免权。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其实，批判组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等为笔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写作组主要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8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梁效分为写作组、研究组，而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
为了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也难怪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红宝书指的是文革中毛泽东的著作。广义地说，所有毛泽东著作都是红宝书；狭义地说，它是特指《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袖珍、简易的毛泽东著作选编本。其中尤其特指《毛主席语录》，红宝书的封面多为红色，象征革命和红太阳，红宝书也是文革时期发行量最多的图书。
现在，一些行业的指导书也借用了“红宝书”之名，如各式（政治、英语）考研辅导书、保险业务代理人咨询系统、健康顾问、网络安全教材数码摄影机（显卡、笔记本电脑）说明等实用手册之类的书籍，都冠以“红宝书”，只是商业促销手法，与文革的红宝书意义完全不同。另有“黑宝书”、“蓝宝书”等类似衍生名词。
大字报是张贴于墙壁的大字书写的墙报，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流行于中国的舆论发表形式，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之一。它既是书写形式，更是政治工具，与当时频繁政治运动相关联的阶级斗争、政治暴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毛泽东曾说，“中国自子产（春秋时期郑国人）时就产生了大字报。”毛泽东把古代的揭帖认定为大字报的起源，是想借用古已有之来为大字报赋予合法性。而古代的揭帖实际只是私人张贴的启事。广义地看，现代所有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称作大字报。但作为具有特殊政治功能的大字报，直接起源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疑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亦有人考证，1955年7月开始的肃反运动中广西柳州市、宾阳县均有大字报出现；见《柳州市志》第五卷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宾阳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9 页）。接着有人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于是一张张大字报贴了出来。很快反右斗争利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在大字报中所提的意见甚至可以成为反党罪状。在大字报的揭发下，五十余万人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革职、流放（返回原籍或下放农村、农场、边疆）、判刑等处罚。在整改、“双反”（反浪费、反保守）、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被广泛使用。毛泽东1958年称赞它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群众创造”的 “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内贴出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获毛泽东批准播发了聂元梓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毛泽东褒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毛泽东8月5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写的不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炮打司令部》，就被冠以“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副题。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顾阿桃是江苏省一名农村妇女，虽然目不识丁，但能背诵很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被树为“学毛著标兵”，并且当上中共“九大”代表。
顾阿桃(1914—1998) 江苏省太仓县人。祖辈是渔民，没读过书没有文化。嫁给一位贫苦农民，生育有四儿一女，全家拥挤在一间半草屋内苦度生涯。
1965年林彪夫人叶群到太仓县沙溪镇洪泾村参加“四清”工作队蹲点，发现她语言俚俗、生动、合韵，诸如 “旧社会把我们当棵草，新社会把我们当成宝”，“我是药材店的揩台布，甜酸苦辣都尝过”，“现在我们的日子像芝麻开花节节高”，等等。常有即兴发挥，天然妙得，很有煽动性和说服力。她记忆力强，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被树立成为讲用心得体会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一个新型农民”。到处有人她请到各地传授学习经验。因为不识字，请人画示意图利用“看图说话”提示宣讲。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的意思可解读为：他的父亲是革命的，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
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由此在红卫兵组织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六类”的对阵！
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于8月2日凌晨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但陈伯达的“阻止”并没有取得效果。“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六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红五类”自认为秉承其父兄的衣钵，照例是革别人的命。除了已打倒在地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以外，加上黑帮、臭老九，统称为“牛鬼蛇神”。他们抄家、揪斗、游街示众，发展到后来的打、砸、抢，一时间，全国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当时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红卫兵们不但在学校里大肆涂写这幅对联，还刷到街上去，影响巨大。
“血统论”和“阶级划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激化了人们的分裂。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学生，认为只有他们是革命的，才有资格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认为马克思有“主义”，列宁有“主义”，毛泽东不能只有“思想”，也应称“主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 “主义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戴的是红底黑字的“红卫兵”袖章。当时的红卫兵，必须是“红五类”，尤其是那些干部子女，实际上成了专利、特权，他们颐指气使、趾高气扬，高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三忠于四无限”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术语，也是一种宣传口号。一般是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
“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的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三忠于四无限＂一般和“四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发表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自此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三忠于四无限”正是在此时出现。而林彪的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也出现在《毛泽东语录》中。
1967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一个围绕 “三忠于四无限”展开的、以“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舞”等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向毛泽东主席“献忠心”的活动，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城乡，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风起，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性认识上的盲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需要，特别是林彪等人煽动狂热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6年6月1日，即在五.一六通知发表半个月后,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在当时很有影响的社论，题目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掀起一场“红色大革命”。
“牛鬼蛇神”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主，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专政对象，被抄家、殴打、关押、流放、杀戮，这种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全国各地,很多人受到打击惩办,据统计,因这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全中国被杀害者不下十万人，这是文革时期集中死人的第一个时期。
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日在北京召开。此时文革已造成全国动乱，会议气氛极度紧张。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规定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来反对所谓“走资派”即党的各级官员。“文化大革命”一语也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共中央＜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8月12日全会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没有按得票的多少排列名次，这是明显的对民主集中制的公然破坏，这次表面的选派，林彪被列在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退居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选举主席和副主席，实际上保留了中央主席，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会后不久，林彪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认为以往的阶级斗争形式已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采用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来开展“文化大革命”，并且为此目的而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这种全面的阶级斗争即所谓全面夺权的斗争方法造成了全国规模的大动乱。
江青在全国树立的作为样板的几个现代题材戏剧。
被称为“洋板戏”的共有八个：京剧《红灯记》、《沙家浜》 、《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和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
这些戏大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上演并获得观众好评的剧目，如《沙家浜》是由1964年全国现代京剧汇演时获奖的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红灯记》是由１９５８年哈尔滨京剧院编演的《自有后来人》改编的，《红色娘子军》早已拍成电影，广为传播。
京剧是我国古老传统的剧种，改编现代题材很不容易，这些剧目的主题鲜明，唱腔优美，而且故事性强，凝聚了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但江青打着“京剧革命”的大旗，硬把这八个戏说成是她的成果。江青自称为“文艺旗手”，她以“高、大、全”人物形象和“三突出” 主题箝制一切文艺创作，各种戏曲被禁演，结果造成全国八亿人民八台戏，严重影响和摧残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生存与发展。
文革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的集体舞。
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和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流行于文革高潮期，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九大以后渐趋衰微。
其舞蹈语汇是从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照搬过来（有人认为源自内蒙古的“安代舞”），为了通俗简易又给予简化。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设计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手里还要挥动语录本（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它的动作有点像广播体操，但比较机械。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由于舞蹈粗糙、僵硬、稚拙，却又让人产生滑稽的感觉。跳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学生们到校上课，也首先要跳上一段“忠字舞”，才能开始一天的课程。在当时的沈阳，甚至出现了不会跳忠字舞者被阻止不让上火车的事情。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庆和大寨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成为当时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场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
1963年底，大庆油田开发成功。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仅花了一年多时间，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一千多万吨，并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搅拌水泥的形象成为当时的光辉经典，他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遍全国。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工业学大庆”主要是学习增产节约、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打井时发生井喷，王进喜不顾腿伤，不顾泥浆烧人，扔掉双拐跳进两米深的泥浆池中，手划脚蹬，用身体搅拌泥浆。另有七人也随即跳进泥浆池中。三个小时后，井喷被制止了。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而王进喜则被烧出大量血泡，全身血肉模糊，一出泥浆池便昏倒在地。
文革期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高潮，也出现了大量的偏向：有的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大庆模式。有的企业想模仿大庆，除生产外也搞农林牧副渔，根本不顾自己是否有客观条件；有的企业把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任意套用，不讲科学、蛮干硬干，造成重大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期国家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例如“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等。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也解散了很多红卫兵组织的，但这场运动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也导致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原话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比喻再难的事，拼着一死也敢干下去。出自《红楼梦》第六十八回：“拚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当时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中要求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随后，“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条标语就成为文革初期喊得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流行的说法叫造反精神，或者叫革命行动。
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各种大字报就贴遍北京各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是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条标语。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又变成支持红卫兵的理论依据。红卫兵自称是革命造反派，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持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信念，要推翻除毛泽东和林彪以外的一切领导人。
“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这个标语，使红卫兵们有足够的胆量去打倒当时的许多领导干部甚至党和国家领导干部，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就被红卫兵小将们轻而易举地拖下马来。
“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精神的概括，红卫兵成为向走资派斗争夺权的工具，而造反则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斗争精神的表现。
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转述的毛泽东的指示。批语说：毛泽东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
随后，毛泽东作出指示：“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根据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从而使“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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