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有理”出自最早出自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牛鬼蛇神”的反，揪斗“走资派”。
造反派多是各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有知识，接受新东西快，由于他们对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现实的不满，听到“造反有理”的口号后，被激发起澎湃的造反热情，并形成了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运动，导致各地党委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1966年10月初，林彪下令全军文革小组起草了一个《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看了《紧急指示》后，又加上“取消院校党委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一条，后来，这一“指示”不仅适用于军队院校，而且适用于一切单位。此后，“砸烂一切”、“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风卷全国。
11月10日，王洪文领导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号召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到北郊安亭站卧轨拦截列车，造成沪宁全线交通中断31小时，史称“安亭事件”。
张春桥随后代表中央文革前去上海处理，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并称卧轨拦车行动是“革命行动”，并将事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上海市委，他还扬言：“如果工厂不搞文化大革命，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
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对正闹得轰轰烈烈的造反派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工厂也可以搞文化大革命，并且是踢开党委闹革命。从此，文革运动渐渐向工业和农村渗透！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1971年8月14日到9月12 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9月12日在北京市丰台谈到，路线决定一切，“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意为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着其它一切，并且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后来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文革期间最著名的口号之一。
1967年7月22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震惊全国的“七·二0”武斗事件，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由此导致全国武斗的急剧升级。
在“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造反派之间的武斗造成很多人伤亡。这一阶段所分的两派，誓不两立，刀枪来往，高音喇叭昼夜对骂，奇怪的是他们宣传口号的思想却并没有什么区别，都声称自己最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忠于“文革”，并攻击对方是反当时的“革命路线”的反革命。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毛泽东1963年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时提出的口号。
从1957年起，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确确定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强调“斗争要几经反覆，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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