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者简介
编选者是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12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编选者简介
编选者是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12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主要内容
基本方针: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一、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在重点建设重工业的同时,提出要加重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比照东欧、苏联,毛泽东认为”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二、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当时中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提出要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
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要有原子弹,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他建议”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
四、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五、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原作,经过多人修改,最终由胡耀邦审定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是邓小平等人对华国锋等人主张的“两个凡是”理论进行的抨击,标志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始。
该文于1978年5月10日首次发表于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上,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全文发表于头版。当日,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数日之内,该文传遍全国。
该文全文7000余字,主张只能依靠社会实践检验真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恩列斯毛诸位革命导师都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
从此文的发表开始,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全国,最终动摇了华国锋统治的理论基础。随着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查,以及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邓小平逐渐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该决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的全面总结;对这一时期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特别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官方的基本评价。
这篇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做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一系列重大作用。
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之后,中国政坛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四人帮被捕,“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华国锋宣布“两个凡是”,真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等等。这些激烈反复的变化,造成了中国特别是中共党内高层的思想混乱,如何看待建国以后中国的历史,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邓小平等人认为有必要总结历史、统一认识、并以此明确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起草的。
起草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要主持负责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曾经过全党高级干部四千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多次讨论和修改,反复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最后定稿。
这期间邓小平曾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他指示说《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建国三十二年(1949-1981),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并且特别指出“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可以说,邓小平的意见决定着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
基本内容
[编辑] 建国以后的历史总结
《决议》指出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包括实现和巩固了国家统一(除台湾等岛屿以外),抵制了美苏等国际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农业和军事体系,极大发展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等等。但是,《决议》将文革从理论到实践上进行了全面的否定。
《决议》将建国后的历史具体分成四个阶段:
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间国家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确的;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5),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历史的伟大转折(1977-1981),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决议》重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将其定性为“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则“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还总结了毛泽东思想,并特别强调贯串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各个具体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主要方面:
实事求是: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
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
历史意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文件。在总结历史的同时,为确立了中国下一阶段的路线纲领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也为重新分配国家和党内的权力提供了历史和理论上的依据。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被逼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前,1980年全国人大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会议还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反改革开放派被基本逐出中共高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基本建立。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1974.09.29;中发 [1974] 25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
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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