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接见首都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时的讲话)
“刘少奇、王光美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拿清华作试点，压迫清华的革命小将。蒯大富同志，不能因为他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而轻看了他们的作用，不能否定当时王光美对他们的压力。当时我很清楚嘛！当时他受了很大的压力，禁闭，迫使他们进行绝食。因为当时十一中全会已经开了，正在开着，那时候我奉命去谈话，代表毛主席的声音去解放他们。当时他们是受压迫的一伙人。”

【瞿秋白】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家庭出身好是一好，表现好是两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现好，亦是一好。出身好表现不好，是忘本；家庭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两个不好。两个不好，应该回老家去了，或者叫复辟。主要看你的表现，晚节。瞿秋白出身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表现不好，晚年叛变了。我在政治局作了一个报告，还未发表，红卫兵知道了，就去八宝山公墓把碑给砸了。……在知识分子官僚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掉了。 ”

（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日在接见铁道部部分革命造反派时的讲话）
“我是经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象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象苏兆征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象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象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是前仆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是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

（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在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赴京代表时的讲话）
“我建议注意调查研究。我接见过南开大学卫东派组织。我叫他们多作调查，他们下决心钻到很多图书馆里，查了几个月。安子文是黑帮分子，是一位学生调查出来的。南开大学发现了二十多年前的材料。安子文叛变，是经刘少奇批准，集体自首。入城之后，组织部长是安子文，就不把这一部分材料拿出来。瞿秋白死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同李秀成的一样，结果蒋介石还是把他杀了，这篇文章被陆定一藏起来了。这些都是大事，是白纸黑字写的材料。这些材料就值得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接见财贸口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
“这次运动搞出了一大批叛徒，这是红卫兵的功勋。瞿秋白死前写了《多余的话》，是叛徒的自白书。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从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得到的启发，年青人启发了我们这些老头子。最近又发现，在枪毙前，瞿秋白写给当局的一封求饶的信。他是个叛徒。这些是刘少奇、邓小平组织路线的错误。安子文掌握了组织部二十多年，他们在表面上比我们还“左”，实际上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从此，我们对自首的叛徒就严格了。”
【朱德】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

【贺龙】
“贺龙要背靠背的斗，这是最高指示。过几天我和江青同志接见你们。体育界专业队太多，搞锦标主义、“物质刺激”。本来让总政管，现在管不过来。体育界暂时由戚本禹同志管，我和他讲一讲，我一定抽时间。 ”

【叶剑英】
“叶剑英对罗瑞卿的跳楼作了一首诗：“将军一跳身名裂，故人回首成永诀”。完全站到罗瑞卿一边。对这个阴谋篡党篡军，篡政的野心家，如此重视，但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一点阶级感情。聂、徐、叶在这次会中不如下面的同志好。当主席讲话中，讲到哪个地区的问题时，哪个地区的同志就主动检讨，但讲到国防科委、军事院校……时，刘贤权同志的报告被压以及赵永夫的问题时，他们一点表示也没有，态度很不好。”

“叶剑英的女儿冲军事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街了，叶是知道的，他没有制止。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此事戚本禹和他们有联系。”

【聂荣臻】
“聂荣臻对科学院、国防科委发生镇压群众，给他指出，他不愉快，硬要把一派压垮。对“九·一六”的叶正光是不满的，支一派、压一派，使七机部长期武斗，文化大革命没有搞。”

“聂荣臻同志在晋察冀闹独立王国；百团大战，他很积极；执行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也很积极；大量裁军，不按毛主席壮大自己力量的指示办，其恶果使晋察冀边区的革命力量直至解放时还没有恢复起来。”

“中央文革曾保过聂，但他对中央文革反而不满。也保了陈毅、徐向前，都不满，竟说：“不要你们保”。好象保了他们，他们就不光荣了，他们自以为一贯正确。陈毅同志在一次欢迎外宾时，红卫兵也去了，他大骂红卫兵“你们来干什么！我的检查是逼出来的，是假的。”

“聂荣臻同志不但对 9.13 ， 9.10 的问题处理得错误，他硬把赵尔陆同志逼死，还说赵尔陆是自杀的，经化验，服过安眠药，但不至死的程度。他们是怎样保护老干部的？造成国防工办、工政和国防科委的对立。原来三家是一个食堂，所有权是科委的，由于聂荣臻的指导思想是独立王国，不给工办，工政的同志吃饭，逼得工办、工政的同志临时在工棚里开了一个食堂。 ”

“66 年11月13日－27日，两帅突出，四帅出去。（指接见）林付主席不同意，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八次接见了红卫兵，最相信群众，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们背着林付主席还是接见了。直到在东郊体育场开始接见，林付主席才知道。在会上，他们把长春兽（医）大（学）的李基才大骂了一顿，叶、陈、徐、聂都讲了话。贺龙是中央已经点了名的坏人，他们还把他搞出去，摆在第一位讲了话。 ”
【徐向前】
“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付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付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付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 ”

“刘贤权同志被软禁后，一月八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报告他被看管起来了，电话也不通等情况，到二月二十六日（信）还被徐向前扣压着。当时徐向前是军委文革小组长，二十三日打死了三百多人，追查此事，才在徐向前那里查了出来。 ”

【杨成武】
“同志们，刚才林副主席宣布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所犯的极其严重的错误的事件，这不是偶然的。根据刚才林副主席已经作了具体的指示，那种错误是属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是属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两面派的错误，是属于反毛泽东思想，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具体的事实不再多作解释，这里头有一点，就是说他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时候，他是用封锁林副主席的极其卑鄙恶劣的手段，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封锁了毛主席，封锁了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所以这种卑鄙的活动，使我们听到后（最近才知道）极其愤慨！”

“六七年5月16日“通知”正式发表后，他们组织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但根子还在以前。两个系统，大的以学部为中心，还有外事口、政法口、农林口、工交口、文化口、教育、宣传、民族、统战，军队一个口，大的是方面军，军队是冲派，是新三军。“513”砸展览馆演出，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萧华、杨成武插了手，完全演了反革命双簧。”

“你们看，刚才说过的，过去彭德怀、贺龙、罗瑞卿不是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垮下去吗？现在杨成武跟着他们路子走，那还不是要垮下去吗！我相信跟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走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山头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只要一旦觉悟过来，那就和他们划清界线，承认错误，就会回到我们队伍里来。”

【谭震林】
“工人阶级初步地起来了，领导夺走资派的权的斗争，但是不那么容易。因此，走资派的代表，在中央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谭震林为代表的就煽起了一个“二月逆流”。因为当时除了工厂以外，连机关群众都起来要夺权。谭震林就布置假夺权。对中央进行反革命指责。首先把矛头对着中央文革，也就是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谭震林就成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当然，同他的思想的也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一些人，但这种思想以谭震林为代表。”
【田家英】
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

【周扬】
“文艺界大多数人是要革命的，但周扬以及叛徒、特务掌握的文艺界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我们现在抓住天津典型，不仅要在天津，象方纪、孙振、白桦、李超、杨润身等，其他地方也有周扬的死党，必须号召广大文艺界革命派，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树立起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把这一小撮坏人揪出来。夺权，他们要夺谁的权？他们要夺以毛主席为首和林副主席为副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阶级斗争是尖锐的，每个地方都有，为什么讲天津？因为天津有一个黑会、黑戏，它代表了全国的阶级斗争的，有它的典型性。去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就讲了三条：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个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讲话以后，在同一个时期，天津刘邓陶死党和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党内最大的刘邓陶，联系到文艺界的黑线周扬、夏衍，进行批判。不仅是天津，上海、北京也有，他们勾结在一起，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批臭批倒，好不好？（众答：好。）使他们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这样，康老讲得很对，他们要进行反夺权，编成剧本，在天津演，在北京演，欺骗了一些人。”
【江青】
（周恩来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1966.11.28
“在这里要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周恩来首都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我在这里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奋斗的生平，我们要晓得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的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当共产党员的时候，就遇到叛徒、假党员、坏分子，国民党的反动派对她的迫害（向江青同志学习！致敬！）她在那个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象鲁迅那样硬骨头似的敢于向迫害、压迫、摧残诽谤、造谣的人反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值得我们学习的文章，所以当时江青同志战斗过的，如果有些人把那些文章拿出来读一读，那是红文章。至于有些反动派诽谤者他们写的坏东西，这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是这些黑帮、坏分子收集的台湾、香港、美帝苏修的材料。（黄永胜：学习江青同志战斗革命精神！）所以这样收集的这些材料，就是这些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特务所写的那些材料，诽谤的材料，这些人就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这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既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在抗日战争的初期，江青同志到了延安，成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恳的学生，她确实是紧跟毛主席，紧跟毛主席著作和思想，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能勤恳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还参加了我们解放战争。到了解放以后，这些黑帮分子，就是刚才说的，从大叛徒刘少奇起，刘、邓、陶彭、罗、陆、杨、彭德怀、贺龙，一直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等，还有谭震林，一小撮二月逆流分子，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跟他们斗争，所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我们就看见江青同志的表现么，一九六四年的戏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剧到今天还是光辉灿烂！（康生：揪出迫害江青同志的这个反革命！）在一九六六年，彭真起草的那个二月提纲的时候，正是林付主席委托江青同志所完成的在人民解放军进行的文艺会谈纪要的发表的同时，你们看一看鲜明的对照，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光辉的纪要，值得我们大家学一学，再重新学一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历史时期，在刚才所说的照陈伯达同志的分析，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斗争当中，江青同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也是严格地要求同志，用毛泽东思想的尺度，来考察每一个同志，分清敌我的界限，当着是同志的时候，她非常诚恳热心地帮助同志，当着判明是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勇敢地把他端出来，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我们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向总理学习！向总理致敬！）我不敢当，我还要学。（伯达：互相学习）因此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要誓死保卫林付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为首林付主席为付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我们要誓死保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誓死保卫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誓死保卫我们的红卫兵，还要誓死保卫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政权。”

（周恩来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里，我提几句江青同志在中央文革所起的作用。江青同志是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她不是从今天，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三十年代她就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就是一个同叛徒，同假共产党员、特务和社会的反动派作斗争的一位坚强勇敢的女战士。（热烈鼓掌）如果说现在或者是两面派或者是特务、坏分子，他们所谓收集江青同志那个时候的材料，有两种，一种是江青同志自己为战斗所写的东西，那不是什么黑材料，那是红材料，革命的材料！（热烈鼓掌）至于国民党社会上，那时候是反动派统治着，那时他们写的东西，污蔑、造谣、迫害，那都是反革命的东西，把那些东西如果拿出来，作为黑材料，那你要在哪个地方登？江青同志自己说的很清楚，那就是台湾的话，香港的话，就是应该被打倒的那些人的话，那有什么黑材料？（口号：谁整江青同志的黑材料谁就是反革命！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谁反对江青同志就打倒谁！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三十多年以前，江青同志成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学生。得到毛泽东思想长时期的修养、学习和锻炼。经过了战争的年月。解放以后正是江青同志身体很差的时候，受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代表人刘、邓、陶，彭德怀，贺龙，彭、罗、陆、杨，谭震林等等，以至受到肖华的迫害。尽管如此，江青同志坚强不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准备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教育的时候，进行了文艺的改革，大家都知道，1964年演出样板戏八出，都是经过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修改出来的。到了1966年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反革命、叛徒、内奸彭真写了个《二月提纲》，可是江青同志得到了林副主席的委托，写出了革命的《二月座谈纪要》，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大家都人手一册，读过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提一提她的成绩的一两点，就足以证明江青同志的伟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刚才提到，她还有很多的著作，还有很多的演说，现在印成了小册子，大家都读了的。这就看出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江青同志：功劳归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打倒谁！）”

【遇罗克】
“此人不杀,杀谁?”

【杨曦光】
“此人反动到了几点！”

【一打三反】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三十一日，指示发出。
(注：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多名，许多案件属于冤假错案。” 这一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许多地方都有像遇罗克这样的思想先驱者被枪毙，像张志新这样的优秀共产党人被判处重刑）

【红卫兵】
“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以及发展到全国，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一个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马上加以鼓舞。因为我们毛主席的鼓舞，所以全国大专学校的红卫兵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然后我们伟大领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又加以鼓励，指出红卫兵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这就给你们以更大的鼓舞。所以，这支红卫兵──革命青少年组织的诞生，我们革命青少年要做出许多蓬蓬勃勃、惊天动地、破旧立新、灭资兴无的伟大事业。你们看，有了红卫兵就有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全国，就使我们伟大领袖提倡的大民主得到更大的发扬”

“红卫兵小将们冲，就比较猛。但是，总的他们应该承认，当时那种精神，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进是有好处的。不然就会使夺走资派权的斗争在中间受到挫折。这一冲哪，使我们人民解放军取得了经验教训，很快就转过来了。”

（周恩来全国在京造反派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另外，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很快地发展到全国。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闹革命，也发展到社会，扩及全国。八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又支持了红卫兵和革命的大串联，肯定了红卫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力量。从此，在四个月的发展中，红卫兵不仅鼓舞了我国革命的人民，吓坏了反革命分子，也震惊了世界的反革命，鼓舞了世界的革命人民。”

（周恩来接见军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1968年，我们革命的发展以及建设的情况，一定毫无疑问要超过去年。这是伟大领袖说的嘛，现在形势好，以后还更好。我们相信，今年会比去年更好。（热烈鼓掌）而敌人呢？不管国内暗藏的敌人，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死不悔改的党内走资派，或者暗藏的特务、叛徒、内奸，被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浪潮冲击出来，很多党内藏了几十年的叛徒、特务，被我们红卫兵小将揭发出来了，这是我们四十几年的党没有得到这次这样巨大的成绩。这一点使我们格外高兴，也是我们值得指出的红卫兵小将他们的丰功伟绩。”

“本来中学联合大学发起了红卫兵，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了这个新事物，马上支持、提倡。另外，毛主席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红卫兵很快地发展到全国。红卫兵不仅在学校闹革命，也发展到社会，扩及全国。八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又支持了红卫兵和革命的大串联，肯定了红卫兵是人民解放军的坚强后备力量。从此，在四个月的发展中，红卫兵不仅鼓舞了我国革命的人民，吓坏了反革命分子，也震惊了世界的反革命，鼓舞了世界的革命人民。这样一个伟大的创举，红卫兵这一个光荣称号，希望今天参加大会的所有红卫兵珍视这样一个光荣称号，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支持。”

（周恩来北京市中学批判反动路线大会上的讲话）
“自从红卫兵在北京诞生以及发展到全国，首先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抓到这一个地平线上出现的新事物，马上加以鼓舞。因为我们毛主席的鼓舞，所以全国大专学校的红卫兵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然后我们伟大领袖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又加以鼓励，指出红卫兵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强的后备力量，这就给你们以更大的鼓舞。所以，这支红卫兵──革命青少年组织的诞生，我们革命青少年要做出许多蓬蓬勃勃、惊天动地、破旧立新、灭资兴无的伟大事业。你们看，有了红卫兵就有了大串联，从学校走向社会，走向全国，就使我们伟大领袖提倡的大民主得到更大的发扬。”

“红卫兵全世界都承认了。是一个时代的组织，带个红袖章就很帅气，我还在设想可能代替青年团。过去我们批准的，机关、工厂、农村不能搞。（林彪同志插话：我们也是同意的。）现在看机关初时不发展不出去，也有些框框，其实也挡不住。这各地红卫兵到北京来，最后一批到了二百六十万，调了十多万解放军，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军训训练，帮助他们过政治军事生活。他们表示欢迎，感觉很好。以后在中学，在大城市可以搞。 ”

【其他】
“浙江地处国防前线，靠近美蒋，蒋介石在浙江暗藏下来的人还很多，还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浙江是多的，但是跟人数来比，当然是很少的，按比例来说是不少的。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你们不是在奉化把蒋介石的祖坟砸掉了吗，这很好。”

“我们要如同我们过去所常说的，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晚年，想用提拔工人农民进入国家领导核心的办法，体现他的反修理想。山西农民陈永贵，当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陕西纺织女工吴桂贤，经周恩来提名当选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本来是张春桥引荐给毛泽东的，毛泽东却对张春桥当面说：王洪文做过工人，当过兵，当过农民，他的条件比你我两个优越，我们要了解工农兵，还要搞调查研究，他自己做过工，当过兵了，已经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一度安排他当自己的接班人，在中共十大提名他当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位，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

其实，工农出身，并非预防腐败的保证。不论什么出身，只要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力，都有导致腐败的可能。当时，这些从基层提上来的高级领导干部，并没有享受高工资。吴桂贤原来月工资67元2角，到中央工作后还是67元2角。参加国务院会议喝一杯茶要交1角茶叶费，吴桂贤原来不知道这个规矩，就喝了茶，知道这个规矩后，就说自己不爱喝茶，只喝白开水了。陈永贵原来没有工资，在大寨挣工分。大寨每个工1元5角，一个月出满勤是45元。陈永贵继续挣大寨的工分外，山西省每个月补助他100元。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1元2角的生活补助，一个月36元。陈永贵在消费上也比较克制，接见外宾收到一些计算器之类的小礼物，他都上交。

王洪文原来月薪68元。当了中央副主席以后，并没有量入为出，自我克制，而是利用职权，鸟枪换炮了。王洪文爱打猎，爱钓鱼，爱看电影过路片，爱请客。1974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开了三天，他就宴请上海的中央委员两次。一次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厨师做中餐，一次是把锦江饭店的名厨调去做西餐。上海方面也给王洪文生活补助，具体数量，连市委书记徐景贤都不清楚。徐景贤1975年3月10日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告了王洪文一状。信中说：“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经问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字，并说是洪文同志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徐景贤提到的“敬标”是张敬标，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厅主任，“马老”是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

1976年10月王洪文被捕以后，搜查者从他在钓鱼台的住所搜到“一些装有现金的信封。信封上印有上海某机关的名称。这些信封都未拆开，是上海每月给他的生活补贴。大概是1976年1至10月份的，总共一千来元。当我们清查他从上海带来的那个警卫员的房间时，在废纸篓里也发现一个未拆开的信封，同王洪文装钱的信封一样，是上海同一个单位发的生活补贴，只不过钱比王洪文的少，每月有15元。”

王洪文爱喝茅台酒，被捕以后还从他的办公室酒柜里发现不少整瓶茅台酒。当时的茅台酒在市场上买不到，价格也相对较高，1瓶6、7元钱。王洪文如果用自己的工资喝茅台，一个月工资只够买10瓶酒。但当时人民大会堂举办国宴，每次国宴结束后，都要把瓶中剩下的茅台酒并在一起，然后重新装瓶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王洪文看中这个机会，去买了许多次，一些人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甚至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当时的制度对官员公款吃喝限制得很严。但王洪文找到了变通的办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揭开了这个秘密。王洪文安排他在工总司的小兄弟马振龙当了上海市轻工局党委副书记兼革委副主任，直接掌握了试制试用产品的大权。王洪文去北京以后，马振龙就源源不断地给王洪文送试吃、试穿、试用、试玩的产品，从香烟、酒类到糖果、罐头、从手表、照相机、打火机到录音机、电视机，连王洪文设宴用的高级瓷器、玻璃器皿等，都由马振龙送去。……高档食品、家用电器、日用百货、渔猎用具一应俱全的上海市轻工局，成了王洪文直接控制的物资供应站。而执掌这方面大权的马振龙，也越来越受到王洪文的重用和提拔，不但当了四届人大代表，而且经王洪文批准，连续到日本、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一番投桃报李的交换，使王洪文有了物质基础，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现在，有人以为当时的官场都是两袖清风。其实，当时的情况因人而异。有的高官确实廉洁自律，但有的高官以权谋私也不含糊。权力天生有一种自利的冲动。绝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作为一条政治学规律，在那个时代照样生效。王洪文就是一例。

看完之后，我的印象是：作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不能说是清官，但要说赃官，实在勉强。堂堂中央副主席，跑去买回收装瓶的残酒喝，还被当作占便宜，让人瞧不起，我看了都心生怜悯。

1976年大米约2毛钱1斤，今天差不多2元钱1斤。1976年鸡蛋不到1毛钱1个，今天是差不多1元钱1个。王洪文十个月才收了上海一千多元，以对食品的购买力计算，那时候一千多元，大概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多元。

以王洪文的工资计算相对比例，这一千多元也不过相当于二十多个月的工资。但王洪文68元的工资是按工人级别算的，当时毛泽东工资404.80，江青 243，如果王洪文按照他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拿工资，至少在200元以上。这样算的话，他收的一千多元，只相当于他那个级别干部几个月的工资而已。现在发达地区的厅级干部，月工资大概是一万元。王洪文收的钱，最多最多相当于一个厅级干部一年收了几万块——这绝对可以挂“两袖清风”的匾。

王洪文缺钱，就直接开口找上海要，那边也就直接拿信封装钱送来。多么可爱的索贿，又是多么可爱的行贿啊。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

　　上午11点3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

　　为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刻意作了一番安排。

　　1971年基辛格来华访问时，周恩来对基辛格谈起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命令美国代表团成员谁也不准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一事。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尼克松。尼克松想在他访华时用他的手抹掉这件中美关系史上不愉快的事情。因此，当他抵达北京机场时，他作了特意安排：在他与周恩来握手时，随行人员一律留在机舱内，不准随他一起下机。为保险起见，他临时又派一名高大的警卫把守在机舱口。

　　尼克松要向全美国、全世界突出他与周恩来的握手，旁边不许有任何人。

　　当年拍摄的实况录像确实显示：身穿大衣的尼克松与夫人帕特里夏两人走出机舱门后，身后没有任何人跟随。长长的舷梯上只有尼克松和他夫人两人走下。当走到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尼克松微笑着伸出了他的手，急步朝站在舷梯外两三步远迎接的周恩来走来。周恩来站在原地也把手伸出来了。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摄影师不失时机地摄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在一片掌声中，周恩来意味深长地对尼克松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呵。”

　　在尼克松同周恩来的握手结束后，随尼克松访华的罗杰斯、基辛格等人才获准走出机舱。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一历史时刻作了这样的记述？

　　周恩来站在舷梯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掩盖不住他的瘦弱。

　　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

　　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完三军仪仗队后，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高级红旗轿车，直驶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

　　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会见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诙谐幽默中不乏寓意。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尼克松说：“今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一个难题，要我们吹的问题限制在哲学方面。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谈。”

　　基辛格急忙说：“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文选。”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克松称赞说：“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中国，改变了世界。”

　　“我没能力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蒋委员长，他可不赞成，他说我们是‘赤匪’。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赤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笑了笑。周恩来在一旁替毛泽东回答了尼克松：“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纸上我们叫他‘匪’，他反来过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跟他(蒋介石)的友谊比你们跟他的友谊历史要长。”

　　尼克松说：“是的。”

　　毛泽东说：“在你选举时我是投你一票的。”

　　尼克松笑了笑：“主席投我一票，那是两恶相权取其轻。”

　　毛泽东说：“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共和党是右倾。(英国)希思首相也是右倾。”

　　尼克松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

　　毛泽东和尼克松关于右派和左派的对话，意味深长。对当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派是一个打击。

　　毛泽东又转向基辛格：“你跑中国跑出了名了嘛！头一次来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随即，毛泽东又转过身来指着基辛格对尼克松幽默地说：“他不像个特务。”

　　尼克松明白毛泽东是指基辛格秘密访华的保密工作做得好。他笑着说：“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几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基辛格红了脸解释说：“她们不知道，我是利用她们做掩护的。”

　　毛泽东笑问：“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啊？”

　　尼克松赶忙指着基辛格申辩说：“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利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周恩来风趣地补上一句，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尼克松想与毛泽东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打断尼克松的话说：“那些问题我不感兴趣，”他用手指了指周恩来，“那是他的事。”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乓球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毛泽东吸了吸烟，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中，说：“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尼克松举行了一次大范围的会谈。

　　谈到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尼克松说：“像这样一次举世瞩目的首脑会议，通常的做法是开几天会，经过讨论，发现意见的分歧，然后，发表一篇含糊其辞的公报，把问题全部遮盖起来。”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就会欺骗人民，而且也欺骗自己。”

　　尼克松说：“当国与国的会议不影响世界前途时，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注目，并且会对我们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产生持续多年的影响。对这样的会谈，如果我们也那样做，那将是不负责任的。”

　　显然，尼克松同意了周恩来去年十月间同基辛格会谈时提出的关于联合公报的构想。

　　周恩来和尼克松又谈起了当年杜勒斯拒绝和他握手的话题。周恩来这是要试探一下尼克松的态度和决心，看看他现在是否还坚持过去所持的观点。

　　周恩来说：“正像你今天下午对毛主席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不想这样做。”

　　尼克松说：“据说你也不愿意同他握手啊！”

　　周恩来说：“不一定，我本来是会握手的。”

　　“那好，让我们握手吧！”尼克松站了起来，隔着长条桌子和周恩来又握了一次手。

　周恩来很有趣地谈道：“杜勒斯的副手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先生想搞不同的做法，可是他不想违反杜勒斯定下的规矩，所以他只好用右手拿了一杯咖啡。因为一般不用左手握手，他就用左手摇了我的手臂。”

　　周恩来一边说，一边形象地打着手势，在场的人都被逗得大笑起来。

　　周恩来自己也笑了起来。他接着对尼克松说：“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怪你们，因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铁板一块，西方国家也是铁板一块，现在我们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尼克松坦率地说：“我想老实告诉总理，因为我是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我当时的观点同杜勒斯先生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后来世界变了，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必须改变。正如总理对基辛格博士说的那样，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而盛大的宴会，欢迎尼克松及其夫人一行。

　　宴会开始时，周恩来站立致祝酒词：“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20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站起来答谢周恩来的祝酒词。饶有趣味的是，尼克松在致词结尾时引用了毛泽东的诗词。他说：“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愉快地碰杯。他们的杯子里装的是馥郁的茅台酒。

　　这时，军乐队奏起了《美丽的阿美利加》。

　　这是尼克松最爱听的一首赞美美国自然风光的歌曲。尼克松访华前夕，周恩来特意指示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练习演奏这首曲子。这又是周恩来过人的细密之处。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中国人的细密给了我最深刻的影响。我听人说过，也在书籍和引语中读到过中国人的这种细密。当然，周恩来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

　　尼克松听到《美丽的阿美利加》，非常激动。他对周恩来说：“这是我1969年为我的(总统)就职典礼挑选的一支歌。”

　　周恩来举杯示意：“为你的下一次就职干杯。”

　　尼克松更加兴奋地笑了。

　　随后，周恩来走下主人席，到每一桌宴席上向尼克松的随行人员逐一敬酒。在场的美国人和太平洋彼岸的电视观众，都对此深为感动。

　　回到主人席，周恩来指了指摆放在桌子上的画着可爱的熊猫的熊猫牌香烟盒对尼克松的夫人帕特说；“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熊猫。”

　　“哦，太好了！”帕特惊喜地对尼克松说：“理查特，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熊猫！”

　　这个镜头通过通讯卫星，传给了美国早晨的新闻节目。这下，周恩来送熊猫就成了这一天美国大多数人和新闻报刊的热门话题。《纽约时报》评论说：“周恩来真是摸透了美国人的心思。”《华盛顿邮报》评论：“周恩来通过可爱的熊猫一下子把美国人的心征服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和尼克松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他们是重大问题的主要对话者。当然，在中国方面，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者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始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尼克松向周恩来表示：1971年7月他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代表了他深思熟虑的看法，即一个以美、苏、中、日、西欧五个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亚洲没有领土野心，他深信中国对美国也没有领土野心。因此，两国之间存在建立合作关系的基础。但是，尼克松又认为：有些地区，如果美国退出，就会出现“真空”，就会被苏联钻空子。

　　针对尼克松的“真空”论，周恩来指出：世界上不存在“真空”。早年美国人曾说杜鲁门的政策丢了中国的六亿人口，历史证明，中国并没有成为“真空 ”。美国势力、苏联势力和蒋介石都走了，中国人民自己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同200年前美国人民在英国退走后自己填补了“真空”是一样的。

　　印度支那问题也是周恩来与尼克松会谈的一个主要问题。周恩来一再强调解决印支问题的迫切性，要美国采取果断行动，不要拖泥带水，不要留尾巴，应早日从印支撤军。

　　周恩来不客气地指出：印支人民在流血，而在台湾问题上中美没有打仗，因此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中国对印支承担了义务，只要美国不停止战争，中国将坚持支援印支人民打到底，甚至不惜作出民族牺牲。

　　周恩来耐心对尼克松说明：要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关键在于美国从越南和印支撤军。美国撤出得越早越好。如果越晚就越被动，而且也不会使战争得到尼克松所期望的“光荣结束”。周恩来还几次以戴高乐将军退出阿尔及利亚为例，说戴高乐不但把80万法国军队撤回，最后甚至把200万侨民都撤走了，是 “有魄力的、很有眼光”的政治家。

　　周恩来针对美国想要中国对印度支那各国抗美救国斗争施加压力的想法，重申中国一贯尊重印度支那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们的内外政策。“我们只有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义务，没有干预他们的权利。”

　　在苏、美两国军备竞赛问题上，周恩来对尼克松也直言相劝：你们两家搞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你们的军费是公布的，苏联的不公布，但它占的比例不会少。所以他们国内人民生活很困苦，农业生产上不去，不能仅仅说是气候的原因。苏联同加拿大的气候差不多，加拿大的农业并不坏嘛，就是因为军费太多。这样浪费，搞核武器花那么多钱，不能吃，不能穿，又不能用，到一定时候还要报废，下个世纪人民会批评为什么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搞核武器。我们希望你们达成协议，减少核军备。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

　　周恩来得心应手地纵论天下大事，寓论辩于说理之中，不由得使尼克松感到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有道理的，周恩来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尼克松在回忆录中感叹说？

　　基辛格提醒我，说周的谈判本领会令我感到惊奇，他可真说对了。

　　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也是双方在签署联合公报中颇费周折的一个问题。尼克松表示了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五项原则：(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说台湾地位未定；(二)不支持任何台湾独立运动；(三)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湾独立运动；(四)支持任何关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五)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决定4年内逐步从台湾撤出军事人员和设施。

　　对尼克松的上述承诺，周恩来比较满意。但是，尼克松又强调政治方面仍有“困难”，美国还不能马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还不能丢弃台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

　　对此，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的时候不多了。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中美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到25日下午还没有定下来。美国方面有点急了，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回到美国就很难交代。
尼克松作出了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的承诺后，考虑到照顾美国方面国内的政治困难，周恩来从大处着眼，在请示毛泽东后，代表中国政府也作了一定的让步。他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没有要求美军立即全部撤出台湾，允许美军在一定时期内逐步撤离。因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次会谈就解决一切问题。试图毕其功于一役，显然是不现实的。

　　周恩来告诉基辛格：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辞表达。

　　基辛格非常感动，立即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出来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

　　经过几天的反复磋商，到2月26日凌晨，中美双方对《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27日最后定稿。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

　　《联合公报》是周恩来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一个结晶。

　　《联合公报》里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是这样写的？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段100来字的措辞，确实来之不易。周恩来后来在讲解《联合公报》时也谈到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27日下午3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来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

　　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 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辞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17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

　　《联合公报》的最后达成，使中美两国领导人松了一口气。

　　在《联合公报》达成一致的当天，陪同尼克松夫妇访问杭州并游览了风景秀丽的西湖的周恩来，又陪尼克松夫妇从杭州飞上海。

　　晚上，中国方面为尼克松举行最后的宴会。在轻松舒缓的乐曲声中，周恩来与尼克松频频举杯，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随之释然。

　　尼克松端起酒杯，走到麦克风前，作了这次访问中从未有过的即席讲话。他说“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尼克松还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访问中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的话也不全是大话。他的访华和《联合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2月28日上午，周恩来把将离开中国回国的尼克松一行送到了上海虹桥机场。在临上飞机前，尼克松握住周恩来的手，说：“这确实是一次愉快的访问，我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再来上海。”

　　的确，尼克松有充足的理由对他的这次中国之行感到满意和愉快。这除了因为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掀开了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外，还有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给他留下的难以忘怀的回味。

　　在这短暂而紧张的7天中，中国给尼克松留下的最鲜明的印象是什么？尼克松自己回忆说：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品格”。“在我会晤过的世界领袖中，这种精巧机灵的品性，无人可望其项背。”

　　如果说，仅讲品格还略嫌抽象的话，那么尼克松对周恩来的系列追忆和评说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尼克松为何下此断语。尼克松说“我同周面对面的正式会谈超过15个小时，此外一起吃午饭，赴宴会，又一同度过许多时间。有四件事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持久精力，他的充分准备，他的谈判技巧，他在压力下的冷静自若。”

　　“他的精力真是惊人。我注意到，在我们举行有些时间较长的会议，几个钟头下来，加上翻译的沉闷嗡嗡之声，双方参加者中年岁较轻的人不免昏昏欲睡。而这位73岁高龄的周恩来自始至终还是一样的敏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机警。他从不东拉西扯，从不故意拖延时间，也从不要求休息一下。要是下午的会议解决不了公报某处有争论的措辞，他不把难题交给他的助手，而亲自同基辛格夜以继日地商量研究，理顺有争议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又精神饱满地出现，像刚从乡间度过悠闲的周末回来似的……”

　　“在所有会谈中，他自始至终保持冷静自若的态度。同赫鲁晓夫的滑稽动作和勃列日涅夫的戏剧性行为大不相同。周从不提高嗓子喊叫，从不拍桌子，发脾气，从不恫吓要中断谈判来压制对方让步。1976年，我对周恩来夫人说，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她丈夫从来是坚定不移的，但却又彬彬有礼。而当他‘ 手上拿了好牌’时，说起话来是温文尔雅。这归功于他的涵养和经历，但这是成熟和自信的反映。”

　　尼克松还断言道：“谈判桌上机动灵活的本领，对国际政治基本原则了如指掌，以及由热忱思想信仰而产生的道义上的正确感，再加上对世界各国有深刻了解，对历史有长远的洞察能力以及个人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合并起来，使周恩来成为我们当代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尼克松的夫人帕特对尼克松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

　　尼克松的话是发自内心的。

　　当年，当周恩来到钓鱼台拜会尼克松时，站在楼厅门口迎候的尼克松满脸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主动为右臂不很灵活的周恩来伸手脱掉了呢子大衣。这个镜头被电视记者摄下后，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安排在电视转播中连续好几次播放。美国观众十分惊奇这位东方大国的总理施了什么“法术”，不然，高傲的美国总统怎会甘愿为其脱衣拂尘？!其实，周恩来不懂“法术”，有的只是无处不在的人格与品性的魅力。

　　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

　　1960年夏天，邓拓生了一场病，病愈后游历江苏、浙江两省的风景名胜，写下组诗《江南吟草》。这一组诗，有写自然风景的，有写历史遗迹的，有写历史人物的。我以为，这组诗，与邓拓最后的人生悲剧，有某种呼应。

　　在解读这组诗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1960年夏天的中国形势和此前邓拓本人命运的一次突变。

　　从1960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日益显著。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这四个地方库存的粮食够维持几天呢？北京是7天，天津10天，上海几乎已经是没有大米库存，随到随销，辽宁8－9天。这四个地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天津、辽宁是工业基地，如果粮食供不上，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连这样必须力保的地方都如此困难，全国的粮食供应状况不言而喻。

　　为了缓解粮食供应困难，中央不得不决定，降低城乡口粮标准、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补不足。工业方面，1960年第二季度(4－6月)，2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外贸方面，上半年的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得很差，出口计划只完成不到计划的40％，外汇收支出现了很大逆差。1960年上半年不仅在农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了浮肿病，国务院不得不对在京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给予副食品方面的微小照顾。

　　全国的形势很困难，邓拓此行的目的地江苏、浙江两省的情况是不是好些呢？

　　先看浙江。1959年的农业产值比1958年下降3.7％，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12.7％。“由于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连续下降，商品供应紧张，市场萧条，物价上涨，不仅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更是严重匮乏。”(《当代中国的浙江》上册，77页)

　　再看江苏。1959－1961这三年，由于建设挤了生产，生产又挤了生活，导致积累与消费的失调和市场供求的失调，并随着生产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城乡人民生活。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失去平衡，市场越来越紧张，在大量挖库存后，吃、穿的主要商品仍有很大缺口，不得不扩大定量分配的品种和范围。特别是在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加上浮夸风带来高征购，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说，素来富甲天下、明清以来就是中央财赋主要来源的江、浙两省，情况虽然可能比其他地方略好些，但也是极其困难的。

　　邓拓本人在生病之前，也遇到了一次人生逆境。1957年春天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讲话。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这两件国内生活中的大事反应较慢，对前者只发了一条简讯，对后者干脆没提。这使毛泽东很不满意，于1957年4月严厉批评了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说“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1958年1月，当邓拓参加南宁会议时，毛泽东又提到这件事。在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当着与会者，严厉批评邓拓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到了8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办《前线》杂志。

　　如此形势，如此境遇，在邓拓的笔下是怎样表现的呢？

　　在这次江南之行前，邓拓也写过一些诗词。比如，1959年元旦，他填了一首《庆春泽·迎接1959年元旦》的词，是这样写的：“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

　　再比如，1959年12月，他到香山，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登香山绝顶》为：“山登绝顶我为峰，俯瞰城乡意正浓。万里风云增干劲，波涛起伏势如龙。”《爽心陀远眺》为：“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

　　在这些作品中，感觉不到日益严峻的形势和个人跌荡起伏的命运。能够看到的是，对领袖英明的颂歌，对“大跃进”的赞赏。

　　在江南之行的系列诗作中，特别是在咏自然风物的作品里，同样如此。

　　《萧山野外》：“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马山观田》：“纵揽马山一岛长，越王遗迹已荒凉。莫欺此处无多土，百里千家足稻粱。”《游鼋头渚》：“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至三山岛》：“野草闲花满地香，俨如仙岛水中央。芦塘柳岸涛声壮，恍觉矶头白日长。”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野趣闲情，俨然一派年丰人欢的盛世美景。在他看来，所经之地，“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见《江南吟草·诗序》)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

　　邓拓在不到25岁、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灾荒有深刻的研究。面对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理应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嗅觉，怎么可能迟钝到没有一点感觉，反而得出相反的印象？

　　为什么？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话，让我感到好像接近于找到答案。丁一岚说：邓拓并不是一个书生，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书生”。他是一个革命斗士，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人。(见《收获》1996年第2期《书生累》一文)

　　应该说，邓拓曾经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生。1929年，17岁的邓拓考入上海光华大学，18岁时就有“何妨白眼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的志向。25万字的《中国救荒史》，已经展露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的才华。但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痛，促使他投入政治斗争的洪流，成为了革命斗士。再后来，他在党内的地位逐步升迁，建国伊始，已经做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高位，成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

　　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饭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

　　假设邓拓不这样写，也写“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这样的诗，那么以他刚受过批评不久的特殊身份，他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命运，难以预测。至少可以肯定，将不会再有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机会了。从邓拓的一生看，像《江南吟草》这样的明显和现实背离的作品，确实不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今天很难揣度。一个政治家，或一个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很难完全不受政治气氛的左右。以书生而从政，尤其把政治身份看得高于其他的时候，内心的矛盾冲突或许更多、更激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代价。从这个角度说，邓拓写出《江南吟草》这样的诗作，也许有他的难言处。(实际上，自从受到批评后到1961年之前，他写的东西很少)他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改变使他唱虚假赞歌的环境，而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他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

　　当然，在邓拓的骨子里，“书生”的潜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通观《江南吟草》，凡写景记事，也就是与现实有联系的时候，都是美景佳世，昂扬乐观。但其中有不多的几篇，是咏历史人物的，情绪就有所不同。其中最鲜明地表达内心情感、也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过东林书院》：“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东林先贤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从江南回来不久，政治环境略为宽松，邓拓就开始了新的活跃：“政治身份”渐隐，“书生本色”渐显，他也开始“议论”。同样，他也为此付出了“血斑斑”的代价。(作者单位：中央文献研究室，图片选自《图片中国百年史》，山东画报出版社1994年版)

中共成立後，進行過多次「路線鬥爭」，每次「鬥爭」都會把一個人、數個人或更多的人拉下馬來，批倒批臭，黨史上也會隨之將被打倒的人定為「反面人物」。「文革」結束30多年了，隨著時間的遷移，對「反面人物」的評價也出現了變化。本文擇其主要人物，敘述如下。

陳獨秀 原來說他是託派、漢奸、右傾投降主義分子，似成鐵案。現在，他的漢奸帽子摘掉了，託派問題也得到了合理的說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先改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再改正為「右傾錯誤」。《毛澤東選集》中關於陳獨秀的註釋也得到了修改。

張聞天 先是推倒了他「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罪名，他的廬山會議發言又被肯定為反對「左」傾錯誤的代表作。近年來他在遵義會議後被推選為總書記的史實也得到了確認。

李立三 過去一提他就是「立三路線」（「左」傾路線）。現在的評價變了，他成為對中共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不僅是安源大罷工的主要領導人、「五卅運動」的總指揮，還是南昌暴動的倡導者和重要領導人之一。

項英 原來只講他在皖南事變中的錯誤，現在對他在三年遊擊戰爭中和領導新四軍時的功績都給予了肯定，對他在皖南事變中的錯誤也給予了恰當的評說。他向延安發電報不同意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的膽識，尤其受到了人們的敬佩。

王明 過去人們只知他是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路線的罪魁，又知道他後來投靠了蘇聯，而蘇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被視為敵國的。但現在人們又知道，他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而《八一宣言》曾影響了張學良等許多國軍將領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博古 過去多將他與王明並提，曾給紅軍造成重大損失。現在，又知道他是個光明磊落的人，不僅勇於承認錯誤，還與毛澤東一起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共。

凱豐 因為他在遵義會議上沒支持毛澤東，故而長期成為中共黨史教學中捱批的人物。現在人們知道，凱豐後來認了錯，並與毛澤東、博古一起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

夏曦 他過去給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在蘇區「肅反」中「左」得出奇，殺了包括胡慎己、潘家辰、萬濤、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紅軍高級將領在內的大批紅軍將士。現在，史學界對夏曦則給予了「兩頭好，中間錯」的評價。「中間錯」即搞「大肅反」，「兩頭好」是他的歷史功勛。

饒漱石 過去人們只知道他是「高饒反黨聯盟」的重要人物，現在，他在新四軍和華中根據地時的工作成績、在新四軍中的地位，都得到了肯定。

林彪 既是開國元勳，又是「反革命集團」案首犯。「文革」中罪惡滔天，不知傷害了多少人，「九一三事件」後更被全盤否定。但近些年來，林彪在中共歷史上頗有戰功的一面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在中共軍委確定的解放軍36位軍事家中，林彪居其一。2007年，在北京軍事博物館舉辦的「紀念建軍八十周年」展覽中，林彪作為十大元帥之一，他的大幅照片被掛了出來。
黃永勝、謝富治 曾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二人在「文革」中皆劣跡昭彰，但因在軍史上戰功赫赫，所以在上述紀念建軍八十周年的展覽中，他倆作為上將，其大幅照片也被掛了出來。

　　1951年7月至8月在上海市政建设干部训练班学习。1951年8月至1964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市委文艺工作干事。1964年至 1965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1965年7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负责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科长。1967年2月至1970年3月为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1970年3月至1971年1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1月至1976 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1976年10月被逮捕，至1992年6月在上海市监狱服刑。1980年5月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晚年著有《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一书（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于2007年10月31日夜在上海病故，终年73岁。
曾被内定为农林部长

邱会作(1914–2002)江西省兴国县人。1929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五军团宣传队队长，军委总供给部政治指导员，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西北供给部粮抹处处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依法剥夺邱会作获得的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2002年7月18日因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89岁。

　　1979年8月，我接到师大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写的信，说粉碎“四人帮”半年后的1977年4月初，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决的师大物理系毕业生王申酉，可能有错，希予以查处。我仔细阅读材料，心里盘算再三，发觉王申酉的罪证———所谓“万言黑文”，只是他给恋爱对象写的一封情书。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

　　1962年，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他当时18岁，正在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而学校的“劳动课”越来越多。王申酉由此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开始窥探复杂庞大的社会领域。

　　“文革”开始后，王申酉尽管遭到反对派的隔离审查、轮番毒打，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德语，潜心阅读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书籍，关心国家及世界大事。1968年1月“清队”时，王申酉受到残酷批斗。学校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控告王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于是，他被逮捕，投狱一年零三个月。

　　1970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在这里，一场惊人的学习开始了。带着一些迷惘、困惑的问题，王申酉要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原意中去找答案。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三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他逐渐觉得眼睛明亮了，敏锐了。他首先对“文革”作出了结论：“他们根本不是马列，不过是挂着马列牌子的封建主义而已。”

　　王申酉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但几次谈都被学校保卫组破坏掉了。1976年2月，王申酉已31岁。有人为王申酉介绍了一位青年女工，王申酉打算写一封长信向女友全面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1976年9月10日，就在他埋头写信时，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信纸。保卫组立即把王申酉抓了关起来。撕碎的纸片被拼起来成了“反革命黑文”。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粉碎“四人帮”前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王申酉的这封长信是他长期学习马列理论和思索社会问题的思想结晶，所以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给他，他却凭着记忆，仅用5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6万字。扩充后的信，经与原信核对没有意思的差错，他直接征引大量马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王申酉在信中除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谈了对各个历史阶段的认识，也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理想世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他鲜明地指出：“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

　　他称赞邓小平，说他在“‘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大多数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屈。很少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消沉，不委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慨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短短一年就打开了局面……”

　　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

　　我在详细阅读王申酉的材料时发现，王申酉除有个别观点不正确及一些语词不当外，在“四人帮”覆灭前，在当时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有如此精深正确的观察，高水平的先见，是多么难能可贵，他的不少分析和预见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迄今党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王申酉在他的日记中说：“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我的成就。”以上“罪状”的性质就是如此。据此以反革命罪加以处死，实属莫大冤案，这又一次为“两个凡是”路线的错误提供了佐证。

他出生于山东省胶东县于家村。从小就通过盲人演唱接触了福山大鼓、蓬莱大鼓、荣城大鼓、海阳大鼓，熟悉掺合着皮黄、奉调、犁铧调、西河调、高拨子等的民间曲艺小调、民歌小调，通过自学掌握了二胡、三弦、笛子的演奏技巧。1942年任教于解放区海阳所小学。

1946年参加胶东文工团，先后在美术队、音乐队工作。由于刻苦学习音乐业务知识，工作积极，1949年抽调参加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音乐教育专修班”。被院长贺绿汀看中，边学习边代民歌课。其间加入中共。1950年毕业时因学习成绩总分第一留在院属音工团，边参加创作演出，边旁听作曲系本科的和声班的课。

同年调入本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主攻曲艺说唱。出版有收集、整理的《山东大鼓》和参与整理的《陕西榆林小曲》（音乐出版社，1957）、专著《单弦牌子曲分析》（1958）。先后创作有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闯将令》、歌曲《渔歌》、《杨柳叶子青》、《伟大的毛主席》、《北京的朝霞》、《幸福花开遍地香》、《不唱山歌心不爽》等。担任戏曲音乐讲习班教学。1959年发表《关于我国民间音乐调式的命名》（《音乐研究》）。1960年开设“民间曲调研究”专题系列讲座，次年开始“腔词关系研究”（1963年完成；全文12万字、附有230个多曲谱的油印本），被称为“在分类研究基础上的综合研究……为形态学的非程式性研究起了先导作用……影响是深远的”。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本科和专修科的指定必修教材。1962年晋升讲师，1963年任民族音乐理论系副主任。1964年发表《关于京剧现代戏音乐的若干问题》（《上海戏剧》）。1965年奉调上海“戏改创作小组”参加《海港》的音乐创作，和《智取威虎山》音乐的后期润饰工作，发表《戏曲音乐必须为塑造英雄形象服务》、《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文汇报》）。

1966年6月被上海音乐学院定为“三反分子”，被揪回学院“小牛鬼组”看押监督，写检查交待，看大字报接受批判，参加劳动，受到抄家的冲击。10月接中央文革指示，参加样板戏进京公演，得到张春桥回校造反的密旨。12月写出《十四点质问》等大字报，参加“教工造反团”、“钟望阳专案组”。1967年担任上海京剧院领导、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968年主持、参与批斗贺绿汀的大会，在《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5月23日《文汇报》）一文中首次提出“三突出”。1969年作为代表参加中共九大，被增补为上海市革委常委。

1970年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组员，全面主持样板戏工作，试验运用中西混合乐队为样板戏伴奏，负责把《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样板戏剧目拍摄成电影，举办京剧训练班，为《杜鹃山》作曲，督阵、指导《平原作战》《龙江颂》的加工修改。尤其是《杜鹃山》的念白用词曲长短句式的韵白体制，柯湘唱腔采用歌剧主导动机的系统结构进行设计，取得很好效果。1973年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5年任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以江青、张春桥的亲疏任用人事，全面贯彻他们的政治、文化主张。在其指使下，负责“初澜”、“江天”写作班子，积极组织了对晋剧《三上桃峰》、北京饭店国画、无标题音乐、1975年邓小平整顿文艺的批判，扼杀电影《海霞》、《创业》。布置样板团把《春苗》、《战船台》、《决裂》等改编成京剧，限期赶写、摄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电影《盛大的节日》、《反击》）。1976年10月被列入四人帮组阁名单，拟任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76年10月被免去一切职务，并被审查逮捕。被隔离审查半年多时间里写出近17万字交代材料。1977年8月底服来苏水自杀身亡。终年52岁。与其妻女中音任珂育有二女一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