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15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分别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两个“要夺取最高权力”的集团（中共官方称之为“反革命集团”）的总称。其中，以包括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组成的“四人帮”。
1980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于北京正义路1号对该组织当时仍在世的十名集团成员进行公审。
十名集团主要成员
* 江青 9届1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张春桥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姚文元 9届10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王洪文 10届 中共中央副主席
以上四人又称为“四人帮”
* 陈伯达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中全会）8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1中全会）
* 黄永胜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上将
* 吴法宪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 中将
* 李作鹏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 中将
* 邱会作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中将
* 江腾蛟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副主任 少将
当时已死亡的集团成员
* 林彪 9届中共中央副主席（唯一一个副主席）7届政治局委员 8届中共中央副主席 十大元帅之一（位列第三）
* 康生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0届中共中央副主席 7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8届政治局候补委员 （1中）8届政治局常委（11中）
* 谢富治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将
* 叶群 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 林立果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 林彪之子
* 周宇驰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办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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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地富反坏右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五类人的合称。在中国人民共和国50-70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1966-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是运动的主要打倒对象。被打上这一类标签的人也遭受到严重的迫害。而事实上，经过建国初期的多次甄别和镇压，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以及农村的人民公社等制度的建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早已被消灭，而地主、富农等阶级也早已不复存在。即使过去是地主等阶级的人也已改变了阶级和生活形态。但是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过去的地主和富农仍然被清算旧账，或者对社会和政府不满的人被地方当权者随意贴上“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之类的政治标签而受到打击。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起，绝大部分被错误打击和关押的人得到释放、恢复名誉和部分补偿。这个词语也由于其政治涵义使人反感而不再被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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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工农兵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三个词的合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多次的政治运动中，这三个阶层被认为是最彻底的无产阶级，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具有革命先进性的阶层。在政治运动的宣传中作为正面褒扬的角色出现，和地富反坏右作为对立，因为常用而成为习惯用语。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因为这个词所带有的政治意味被人厌恶而不再被使用。
衰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工农兵”一词因为所带有的政治意味被人厌恶而不再被使用。
2007年5月某日《北京晨报》报道，为了改善中国以往恶心恐怖的厕所形象，许多观光区厕所以工农兵作为“形象大使”。例如，有一张贴在厕所墙上的广告，由三名浓眉大眼、精神十足的工农兵紧握拳头，喊著一语双关的口号：“同志们……沖（衝）啊！”借此鼓励民众在如厕之后记得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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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历史名词。知识青年本义是泛指有知识的青年或特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通常说的知青，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少数获得大学或大学以上教育。
[编辑] 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被指控搞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曾指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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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红五类是1949年以后在中国社会上对某些人的称呼，先是指履历表上出身填写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一群人。后来也泛化到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作为家庭成分（政治身份之一）的特定指称，带有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复杂的、不易为后世所理解的感性意义。
“红”指这五类家庭成员在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层结构上，与执政党、现政权（“红色江山”）的性质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自来红”），是其阶级基础、主体和依靠对象。因而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他们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因为“根正苗红”）；在运动对象的选择、甄别上，享有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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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根据200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以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也以此划上了句号。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有102万乡村医生，其中近70%的人员为初、高中毕业，近10%的人员为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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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都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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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造反派是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及其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的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
1.与“保皇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该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以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红卫兵是此一阶段造反派的主体。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著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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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铁姑娘是一个文革名词。意思是用性质坚硬、坚强的“铁”修饰姑娘，是1960年代、1970年代对中国女性去性别化（或称男性化、中性化）行为方式的称誉性评价，也是那个反性感时代的性感。对中国传统之于妇女德容工言须“温柔”“贤淑”的弱女子性别规范，是一种颠覆。其语义与中国古代的穆桂英、花木兰形象相似，指称女性中可堪与男性媲美的豪杰。但却是从毛泽东“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意想象中汲取意涵，创造出的专属于那个时代的新的女性象征性符号。
妇女作为现代工业化的人力资源被动员起来加入劳动大军，1970年代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女工比重达到28.3% （低于实际的妇女参与劳动率），1980年代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80%以上（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5%），是1949年以来重要的社会进步之一。女性被鼓励进入以前由男人从事的重工业、重体力劳动行业—— “三八女子测量队”（“三八女子XX队”成为了固定格式的命名方式）、“三八钻井队”、“女子高空带电作业班”、女炼钢炉长、女建筑工、女子架桥班、三八女子搬运班、三八女子掘进班、女子海洋采殖班、女拖拉机手、雷锋女子民兵班、女飞行员……被媒体广为报道，刺激着、塑造着人们的想象。但据研究者调查，女子专业队也多集中在生产建设兵团、石油系统和电业局等大型国有企业和基地，不像人们想象（被媒体渲染所诱导、营造）的那么普遍。实际是计划经济下统一调配劳动力造成某些局部、暂时的性比例失调，以妇女从业方式来缓解。而通过组织女子专业队的方式激励妇女做超出她们体能的重、累、脏、险的活，往往比男女混编更行之有效。
她们中的风流人物是女劳模李秀英、吕玉兰、郝建秀、吴莲英、尉凤英，第一代知青邢燕子、侯隽，大寨铁姑娘郭凤莲、江水英（《龙江颂》里的女主人公）。梳双辫、留短发，宽肩粗腰，大嗓门，身着蓝色工装（裙子有“小资”嫌疑），皮肤黝黑，结实而强壮，神态活泼开朗；从不在乎自己的容貌，忌讳个人情感，“同志”、“战友”取代了“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副肩膀两只手，一根扁担两条腿”，在生产劳动中“誓叫大地换新颜”——江青所摄“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照片就是典型的铁姑娘形象。任何肯定女性身体性征美（秀发、玉肤、红唇、高乳、长腿）的展示都被斥之为“臭美”，把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人体美许给了狐媚的女特务、资产阶级小姐、浪荡堕落女人。
应该看到，1949年以后这一中国社会性别平等的多层次的、分步的历程，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妇女解放，毕竟拓展了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改变了社会对妇女的能力评价，部分触及到“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以及支持这一模式的文化观念系统，争取女性的权利，是女权权利在中国发展、成长的实际道路。但它同时也是牺牲了女性福利换来的。罔顾固有女性生理特点，忽视对妇女生理特点的劳动保护，造成了许多妇女病的发生、遗留。
1980年代大陆学界对这样的政策取向进行了批判性审理。1990年代国家劳动人事部明确禁止女职工从事矿山井下作业、森林伐木及流放作业、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连续负重（每小时负重次数在6次以上）每次负重超过20公斤等作业。此时女职工已全线退出重体力、井下和野外作业；初步达到国际公认的妇女劳动保护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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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风派文革后喻指没有自己立场、不坚持独立思考、谁的势力大就为谁卖命，甚至摇摆不定、忽“左”忽右、卖身背叛的政治投机者。他们跟随潮流而善变，翻云覆雨，今是而昨非，变幻莫测，风驰电掣，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左右逢源、善于讨好得势牟利。与“震派”、“闹派”相关、相对的，特指在文革投靠祸国殃民的极左政治势力、上了贼船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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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黑帮原指由具有越轨倾向的亚文化群体结成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职业犯罪团伙，引申指政治上的反动集团或其成员。文革中指称被打倒的对象，主要是指领导干部和老干部，尤其是单位的一、二把手主要负责人，和他们的上下联系（后来的强调称谓是“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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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黑五类是在文革时对政治身份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等五类人的统称，与红五类相对。
文革后有研究者鉴于这一分类名单变动不居的特性，为适应它的不确定性，用了一个生造词“黑类”来涵盖“黑五类”、“黑六类”、“黑七类”、“黑八类”、“黑九类”的不同称谓，以避免名实间的时空错位。
在现代社会中，不受欢迎或被排斥的人都或被称为“黑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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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文革中对家庭出身不好（多指所谓“黑五类”、“黑九类”）的青年的泛称。
按照大多数省区规定，这是指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掌握政策的通知》所划定的阶级敌人，即，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现行反革命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等10种人的子女。名义上，“可以教育好”的帽子是肯定他们现实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把他们自己和“反动父母”划清了界限，实则是假定他们有原罪（体内流淌着先天赋予的黑血），需要特别的、法外施恩的宽大优裕，反倒为其烙上了贱民子女的制度化标记。
在实际掌握中，任意扩大“可教子女”的范围的，如把家庭是非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属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归侨或说不清的“社会关系复杂”的子女，也都划了进来。还有“查三代”（祖辈、父辈、本人）式的隔代株连，把祖辈甚至更上代的成分定为子女的成分。他们受到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政治待遇，禁止听文件传达，实行变相劳动改造，剥夺参加民兵资格，同工不同酬，招工、招生、入党、提干都被排除在外。经农村基层推荐招工、招生后，发现是“可教子女”的又被退了回去。
虽经多次政策纠偏的敦促，在各种积极分子代表会、招工、招生（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升迁中，都规定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可教子女”的代表，仍然无法落实。无法杜绝歧视现象。因为这是巨大人口压力、资源偏紧条件下，实行阶级路线本身的题中应有之意（红五类优先仍是阶级路线的主流；“给出路”[可能性]是有出路[现实性]才给，没有出路[现实性]就不给）。如果有谁要认真执行对他们的“给出路”政策，谁就要准备承担被对立面指控为右倾的政治风险。
这与其说是“给出路的政策”，不如说是一种诱饵，即，给一点渺茫希望，诱使你为此做遥遥无期的、扭曲自己的努力，处于上不能上、下不愿下的被悬置状态，苦不堪言；有的“黑五类”、“黑九类”子女为了争做“可教子女”，争取一条出路，甚至做出了对父母、对别人伤害的事情（实际成为诱使他们向人格上猥琐、道德上卑劣坠落的催化剂）。仍然苦无出路。因为他们一是出路极少，如在教育口能上大学的比例仅为2%，而且还不能是黑类中最黑的，如有点地位的右派、被镇压（枪杀）的反革命分子等等；二是怎样才算政治表现好，敢于背叛反动家庭和自己的阶级出身，并无一定的标准，可以任掌握评审权的人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反而成为执掌权柄者对他们进行勒索（性方面的如提供性服务，人格的如不断悔罪、做坐探，经济的如行贿）的合法口实，替前者开辟了一条索取个人好处的捷径。
他们中大多数人比同龄人更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工作，积极参加所有被允许的政治学习，反复为不是自己的过错检讨忏悔，说话做事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以此赎罪、避祸、度日、争取个人出路。对知识的学习，由于他们有家庭养成的环境习惯，有寻找书籍的途径方法，一般也优于同龄人。其中一些意志薄弱者工作、生活消极，放任自流，自暴自弃，随便与人结婚成家，甚至被坏人乘机敲诈、强奸、迫害。由于无法通过正当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无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招工失败、失恋等重大人生打击后轻生的，并不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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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7
牛鬼蛇神原是佛教用语，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等，后成为固定成语，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成了所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统称。
语源
“牛头阿傍”、“铁蛇”，本是佛教传说中阴间鬼卒、护法神人的形象。是零概念。[1] 唐代杜牧用它比喻李贺诗文风格的虚幻怪诞（杜牧：“鲸祛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还是一种描写性质的话语；后又被引喻为歪门邪道、阴暗丑恶的东西（《儿女英雄传》：至于外省那班作幕的，真真叫牛鬼蛇神，无般不有），就带有贬义了。是一种文学性的比喻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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