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告密之风，历朝不绝。因为告密可以博得掌权者的宠信，可以立功受赏，可以加官晋爵，并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间，此风也颇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对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机关单位，有的人整天怀揣小本子，谁若讲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话，他一转脸，便掏出小本子，将其记下，某某于某日讲了什么话，有谁在场，记得一清二楚，然后向上级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发两句关于上级或时事的牢骚，以“抛砖引玉”，等别人顺着他的话题，发表议论，告密者便则把他所说的话记下，向上司邀功请赏，这种干法，使人不禁想起《红岩》中那个打入渣滓洞集中营的国民党特务，那特务在牢中故意骂国民党，以试探周围人的反映，谁若说一句赞同的话，他便向上峰告密。虽时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却如出一辄。
文革中，曾有一支歌人人会唱，不分场合，天天都唱，那就是著名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凡是对文革稍有些记忆的人，都不会忘记它。
《大海航行靠舵手》当年唱遍了神州大地，并唱到了其它第三世界国家。随着这首歌曲的走红，曲作者王双印的个人命运也带上一些传奇色彩，他被政治狂涛推上了高高的浪尖上。
文章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月1日，在陈伯达率领的工作组主持下，《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分浓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家预感到一场凶猛的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
这时，毛泽东正在考虑: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这些文章在知识界中震动很大，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不那么注意，从事行政、经济工作的人也以为同自己关系不大，仍在忙各自的业务工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看来，这样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关键是一定要自下而上地把群众放手发动起来，揭露旧体制中存在的一切“黑暗面”，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风大浪的新局面来，而这依靠原有的机构、秩序和做法已不行了。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在哪里？毛泽东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
钮海津
“文革知青”当中，不少人自称这段历史是光荣的，伟大的。我的认识与此相反。
“文革知青”上山下乡运动40年，四处都有举办各种各样的回忆和纪念活动，出书、集图、聚诉、晚会、寻访、重游，联欢等等愉悦喜庆这都无可厚非；使用“魂牵梦萦”、“激情之旅”、“缅怀旧地”、“爱意永留”、“依依不舍”、“青春无悔”等等顶级用辞表达纪念心情也都无可指责。只是想说，已经21世纪00年代了，我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纪念不应年年都无休止地只停留在旧事回忆和劳动收获的层次上。
被妖魔化的文革造反派
一
不久前，凤凰卫视的《口述历史》中，一位当年跟随毛泽东经历了武汉“七•二0事件”的要员，在谈到“百万雄师”包围了毛泽东住地，周恩来紧急派飞机保毛泽东出走上海时，两次三番地把“百万雄师”称为“造反派”，似乎又是万恶的“造反派”制造了危害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事件……
作为亲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听到这位亲历大员的口述历史，油然而生反感。对于局外人或后来者，这样说或可谅解和理解，而对事件亲历者，竟然如此张冠李戴，篡改历史，实在令人莫名。
事实是，当时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有四点指示。这四点指示是：
一，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二，要为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平反；
三，“工总”等造反派是革命左派；
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必须强调的是：这四点指示是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基调，在毛泽东、周恩来于１９６７年７月去武汉之前就决定了的。是毛泽东、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致意见。
上述事实，见诸公开出版的各种文革史。它清楚地说明：百万雄师不是造反派组织，制造七•二0事件的不是造反派！
我不是武汉人，但我当年确曾参加过声援武汉造反派声讨百万雄师的全国大游行，对这个事件的大体概况至今记忆犹新，为什么如此中央定性国人皆知的事件在当事人口中竟然又被如此颠倒呢？
时间已过去四十余年，据悉当年武汉“工总”和“百万雄师”对立两派的劫后余生的头头们，不久前在武汉某酒店相约聚首，相拥而泣，真是“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令人不胜感叹唏嘘！
今天，我提起这个事件，不是对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评判褒贬，也不想掩盖造反组织及其参与者的罪恶和错误，只是想说明：对造反派和文革的任何派别和现象，既不应美化，也不能丑化，更不应当简单地妖魔化。
三十多年来，造反派己经被完全妖魔化了。
“8341”这个简单的四位数，竟然给今天的世界组合了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故事，也留下扑朔迷离的谜团。
当今中国，“8341”这组普通的数字具有极浓郁的神秘色彩，有关它与毛泽东的传说比比皆是，但似乎都离不开“寿命83年，执政41载”之说。最近，又有一则新说，大意是：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有一把汉阳造的步枪，枪的编号是8341。毛泽东到延安后，常常要把步枪拿出来擦擦，非常珍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实践，就是从这支枪开始的，最后武装夺取了政权，取得了全中国的解放。进北京后，他不再需要枪了，但他记住了这支步枪的号码，命名了他的警卫部队，以纪念他的战争生涯。
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广泛地刊载于国内外的一些报刊上。在我们这个充满神秘文化气氛的国度里，人们是宁可信其有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神秘的传说，使得中央警卫团的代号，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数字。并且继续延伸着神秘的外延。
毛泽东去世已许多年头，人们对8341这个数字，兴趣依然不减当年，虔诚的人认为“信则灵”，演出了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悲喜剧。
改革开放后的南方某城市在公开拍卖电话号码时，8341的电话号码身价百倍，炙手可热。因为这是毛泽东的警卫部队用过的数字，是神数、天数、吉数，也是不需记忆，早被人脑储存的数。据说，使用这个电话号码，保准发财。使用这个电话号码的公司一下子就扭亏增盈，摆脱了困境。有人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之灵的保佑。
启之
得知王年一先生脑梗塞住院，我知道他活不了几天了——我的叔叔死于此，我的中学同学亦死于此。我跟几个朋友想去三○一看他，遭到其家人的严拒。9月13日，王先生在昏迷中辞世，享年七十有五。
我1987年就认识王先生，他那时是国防大学教党史的教授，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教师。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想一边教文学，一边研究文革。王年一是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从我上门求教之日起，我们即开始了长达二十年或热或冷的交情。但是不管冷热，我都敬王先生为师，自诩其私淑弟子。王先生则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挚友，当面叫”老吴”，写信称”吴兄”。
在中共历史上，林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少华、游湖所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以翔实的史料、优美的文字和独到的评述，全景式地反映了林彪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一生，堪称史学园地一株引人注目的新葩。这本书有三个显著特点：
(一)有质有文，毫无沉闷之感。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许多著名的史学论著，如《史记》等，本身就是优美的文字。但不知从什么时起，史学渐渐远离了文学，只剩下一幅无血无肉的骨架，也就渐渐远离了喜爱它的人们。
《林彪的这一生》，作为一部史学人物传记，大胆采用纪实体裁，以平实的叙述、白描的勾勒、洗练的文字，实现了史学与文学的有机结合。在这里，人们完全看不到一般人物传记那样的沉闷之感，凸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鲜活的、丰满的、独特的人物形象。这样既满足了读者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林彪的浓厚兴趣，同时也获得审美的多样化需求。
我感到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着力调动艺术手段，对于一些场景、气氛等，进行了必要而合理的渲染。二是深入细致地刻划传主的特征，包括人物性格、语言、语气、手势等，使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三是放开历史视野，意气纵横，任笔挥洒，通过对中共历史的宏观关照、通过对林彪与毛泽东等的矛盾冲突的精心评述，写众人眼中的林彪，也写林彪眼中的众人，这样，既能从多角度表现林彪的形象，又从一个侧面展示历史波澜壮阔的进程。
读着这些清新自然、活泼流畅的文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就是在这美的享受中，我们不知不觉地领略了林彪那跌宕起伏、曲折多变的人生经历。书读完了，还意欲未了，情犹未尽。
(二)蕴含哲理，揭示人生真谛。
古人云：读史使人明志。这既是历史的一个重要功能，又是对历史著作提出的根本要求。读了《林彪的这一生》，你就会从中领悟到许多做人的真谛。
对于林彪这样一个屡立战功的著名战将，后来甚至成为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最后却落得个逃跑国外、机毁人亡的惨剧，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悲剧把可以把人生的善与恶，美与丑、崇高与卑微推至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林彪的这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有益启迪呢？
作者是写人物的高手。《林彪的这一生》并没有简单地就林彪论林彪，也没有面面俱到，写尽枝微节末，而是择其大端，并放到波澜壮阔的中共历史进程中，特别是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传主的个性特征，从来揭示人物的历史命运。
本书在开始部分就告诉我们：林彪“要像那夜半孤鹤，独往独来。”(p12)林彪的一生命运和最后结局似乎从这一刻就决定了。
林彪平时言语不多，但心机甚深，固执已见，患得患失。对此，作者把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冲突、恩恩怨怨构筑成本书的另一条主线，极好地烘托了传主的性格特征，深刻地揭示了传主的命运走向。
江西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了红色根据地，林彪却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毛泽东认为是其军事生涯的得意之作，而林彪却说这是尽走弓背路，甚至闹出了要毛泽东离开军事领导岗位的风波。初到陕北，毛泽东提出东征，到抗日前线去，但林彪却提出到陕南打游击。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要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打锦州，而林彪却希望北上打长春。建国初，毛泽东希望林彪出任志愿军总司令，林彪借机推托。“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不同意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中可以看出，林彪的一生虽然为党作过重要贡献，但同时私心极重。他与毛泽东等的冲突，虽然也含有对工作的不同看法，但从根本上讲却是他私心的暴露。所以，即使是在他最辉煌的时候，人们也可以预见到他悲剧性的结局。
(三)实事求是，评点林彪这一生。
长时期以来，由于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出现两个极端：对于需要歌颂的人物，往往强调他的功绩，而对于其缺点或者错误要么轻描淡写，要么一笔带过，甚至闭口不谈；而对于需要批判的人物，往往着重于他的阴暗面，对于他曾有过的贡献则少提或不提。
对于林彪，过去也有两个极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对林彪歌功颂德、顶礼膜拜，以致朱毛会师成了毛林会师，以致遵义会议上林彪成了主角之一，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段时间，林彪又成了千人古罪人，他的历史功绩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彪的这一生》的作者对于一个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最后甚至背叛了党和国家的人，能够依据大量材料，在对传主的错误和背叛行为进行揭露的同时，对其在中共党史上曾经有过的贡献也给予了充分展示：
土地革命时期，林彪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累迁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长，成长毛泽东、朱德麾下的著名战将，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被誉为“战神”。
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歼敌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余人，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林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夜之间，“常胜将军”的美名传遍神州。
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接连指挥辽沈决战、平津决战、渡江战略追击战和解决海南岛等规模巨大的战役，从东北到南疆，林彪和他的四野所向披靡，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
……
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部信史。
除上述几个特点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版式、包装，也颇具匠心，特别是众多的插图，令人赏心悦目，特别有助于阅读本书。
飞机坠毁前，机上有没有发生过搏斗?换句话说，是否有人向林彪开枪，在他身上留下了蜂窝状弹孔，从而导致飞机不得不在旷野迫降?
中央专案组和空军专家，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对尸体照片进行的法医鉴定，对飞机机组人员的政治历史、现实表现和上飞机的经过所进行的调查，没有发现可能导致搏斗的迹象。
这架专机的机组，原本由九人组成：机长、第一副驾驶、第二副驾驶、领航员、通讯员、主管机械师、机械师、特设师和空中女服务员。9月13日凌晨，林彪一行从北戴河仓皇逃至山海关机场，匆匆忙忙登上飞机。当时机上只有机长潘景寅和三名机械师。机组其他人员从机场调度室旁的招待所里，紧忙跑到停机坪时，飞机已滑向跑道一端，随即增速滑跑，腾空而起。
尊敬的萧芸女士，
记得在2003年我曾致函惠鉴，幸邀电话答复。然而那时身罹重病，未能与女士进一步交流。所言其实是女士一生最值得回忆、而且永远会为后人所称颂的向国家所作的建言。正是因为你的上书，才使得几千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期间的工龄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无数生灵因此蒙受你的恩德，而女士也一举成名，为时相所看中，得到了展示你才华的平台。现今活跃在清贵而名利兼收的朝市，大显身手，所谓天酬其勤，地报尔德。此后，多年之后，当初“舍我其谁”指点江山的那些红卫兵们的大多数相继沦为草根，真是时世如棋，人事苍茫，不堪回首。但因为你的出手，使他们幸运地“老有所养”。这使我有感而发，赞美你的功德，也同时诉说心中的不解。女士还记得这封信吗？
一代奇女子章含之本月26日与世长辞。章含之一生跌宕起伏、功过难断。在那个一切皆政治处处是斗争的年代，当章含之跨入外交部这个“文革”重灾区，权力斗争就迎面而来。1976年，政治斗争力量陡然转向，乔冠华与章含之双双被外交部除名，政治生命戛然而止。而据历史学者章立凡考证，毁灭两人前途的是章含之呈递毛泽东与江青的一封密信。
其时，在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将命运寄托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
1980年底到198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四人帮的主犯。在这次审理之中，是否判江青死刑引发争论。大部分人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力主不杀江青，认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如何量刑 众说纷纭
据《书摘》刊文，适用这次审判密切相关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在1980年就已生效。早在开庭后的审理期间，一些官员就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
有的人提出：“黄永胜、吴法宪应判17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15年有期徒刑。判轻了说服不了人。江腾蛟谋害毛泽东主席，这条罪行严重。但未遂，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
接着，中央、国务院直属各机关，海、空军等单位分别提出判刑意见：
江青、张春桥应判处死刑或死缓；
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一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较好，因此最高刑应比江青案量刑低……
这些意见从各个渠道送到特别法庭。
特别审判庭广泛征求意见
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在开庭审理期间曾组织全国6万多代表旁听，他们均发表了量刑意见。
1980年12月，全中国几百万官兵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10名主犯量刑进行过投票，并提出一张“单子”：
投票人数88人。
江 青：死刑并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张春桥：死刑并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20年／11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20年／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20年／27人；死缓／15人；
民革副主席屈武还转给邓小平一封信：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便委托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福州晚报》刊文，最初，陈云曾设想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来解决。据姚依林回忆，他去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时，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
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剑英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请陈云到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陈云临行前，他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长子陈元，叮嘱他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作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到了叶剑英的住地以后，叶剑英先给陈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泽东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在当时这些材料陈云是无法看到的。看完材料之后，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陈云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为了清算“四人帮”，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江青被判死缓后大闹法庭
1981年1月25日，由特别法庭开庭对四人帮的10名主犯做了宣判，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据《江华传》记载，在宣读判决书过程中，江青还表演了一段插曲。即当江华庭长宣读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话音刚落，江青顿时发出尖叫，连下面“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终身”的判决词都没有听到，接着歇斯底里大发作，又蹬脚又呼号。法警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她还是不停地喊叫：“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打倒……。”副庭长伍修权断然责令江青退出法庭。两名法警将江青押出了法庭后继续宣判。
最后，江华庭长宣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闭庭。”至此，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落下了帷幕。
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1966年底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史称“康平路事件”。据陈丕显等人回忆，这一事件完全是张春桥的阴谋策划。张春桥捏造了“‘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大方向错了”的谣言，蒙骗公众，制造了这起事件。
1966年底，上海西区的康平路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12月28日，号称有80万人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了约两三万人涌进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的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著名集邮家吴凤岗先生曾经几次讲过：他曾到英国接收一批国民党留下的邮票档案，其中有数百枚红印花原票，可惜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但问到为什么要烧，烧了多少，烧了那些，吴先生却不肯多讲。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文革时的形势说起。
销毁邮票的历史背景
文革期间，集邮等活动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而遭到指责，集邮活动日趋冷落。1968年9月，江青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邮票发行工作和集邮活动进行了责难。随后，邮电部军管会对集邮工作采取了进一步取消的措施。1968年12月，邮电部通信组召开邮票工作会议，传达了邮电部军管会的指示：今后集邮不搞了，集邮本身就是投机倒把,玩古董；在国际上，有人利用这点搞特务活动。江青的责难和军管会这种否定集邮活动的论调，是直接导致大规模销毁邮票的主要原因。
另外，1969年中苏局势紧张，毛泽东在“九大”上提出准备打大仗，全国进入备战状态，许多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内地迁徙。而且在国务院发出清理，转移档案的指示后，邮票厂也对档案进行了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清代邮票及中华民国，伪满，伪北华的邮票，如“大元帅邮票”，“烈士邮票”，蒋介石头像邮票等属于封资修的反动东西，自然不能保留。
1976年初，一条“周恩来遗嘱”半明半暗地广为传播。多年后，大家始知这份“遗嘱”是是杭州汽轮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伪造的。周恩来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他留下的只有一张白纸，叶剑英在接到这张白纸的时候说：“他一生顾全大局……”
李君旭伪造“周恩来遗嘱”
李君旭曾出版作品集《遗言：震动世界》，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他伪造的“周恩来遗嘱”。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批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的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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