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把五星红旗插到台湾省》，重新提出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四人帮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形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的名称，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其成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四人。江青为毛泽东之妻，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均由毛泽东从上海提拔到中央并委以重任。
池恒是《红旗》杂志写作组的笔名、代称（寓“持之以恒”意）。另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笔名，轮流使用，各有分工、配合，以壮声势。其中以“池恒”的身价最高，最具代表性，一般是发表重点文章时使用。活动于1974年1月至1976年10月间计有33个月。其驻地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
历史
创刊于一九三八年的上海《文汇报》在抗日战争时期宣传抗日，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又立场鲜明地鼓吹民主进步，反对国共内战，令当时的国民政府十分不满，迫使上海《文汇报》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停刊。后来，又复刊。
社论及文章
1965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严厉批评《海瑞罢官》
1976年3月5日，报道纪念雷锋活动，遗漏周恩来的题词。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了该报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导致后来的四五运动。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林彪、江青等人最终获得了胜利。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举行。毛泽东当天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和经验教训，同时提交十九个问题与会讨论。 当时毛泽东严重低估运动左倾错误，完全认为自己推行的是正确的路线，与他的讲话内容、继续推动反对和纠左错误相违背。他一直认为两个运动发生的问题，整体来说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即错误只是九牛一毛)，以为在郑州会议后已逐步解决，并自诩“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这使会议内有一部分比率不小的人刻意回避两项运动的错误、缺点和教训，不见客观、冷静气氛。 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表示不满有些人不多谈点、深纠错误根源的态度(其实根源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上)，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左。刘少奇、朱德也对两项运动提出较温和的批评。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参加讨论过程中先后七次发言对左倾错误提出极为尖锐的批评，甚至跟与会人士吵起架来。
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讲话，就各方面形势总结。由于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之意图，彭德怀感到十分担忧。同时他也顾及毛泽东本人的面子，因此选择写信给毛泽东以免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将信交呈交毛泽东，他在信中肯定“大跃进”发动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原因。他认为“建设工作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紧张”、“矛盾具有政治性”，犯错原因是“客观上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存在很多问题”、“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总妄想进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更指出纠左比反右保守思想更困难，必需经过努力才能彻底克服左倾思想。 一般认为虽然彭德怀的发言和信上的内容过火而激烈，但充分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和人民要求，内容大体都无误。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多次成功后，已开始被浮夸风气蒙蔽，老是不想认错，终于在六十年代初及末分别得到两次极为严重的教训。
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并印发全体与会人员。会议大方向从此由“纠左”变为“反右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首个严重政策及经济错误的转捩点。同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撤走专家，更使毛泽东认定彭德怀等人与国外合谋要反政府。
从1959年7月17日开始，全部与会人士皆针对彭德怀信中内容讨论。然而彭德怀等人尚未意识到毛泽东的盲目，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在小组会中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肯定彭德怀信中指出的问题。张闻天说：“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三面红旗”的领导方向和总路线。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极为严厉的批评，全盘否定他信中的观点之余，更间接表示要将事情放到解放军“要么跟我走，要么就一拍两散”的程度上。会议在短时间内变成批判大会，思想左倾的领导在毛泽东支持下带头攻击彭德怀，论调愈趋离谱，甚么“湖南集团”、“反党纲领”、“逼主席下台”等，后来更升级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甚至说彭德怀等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林彪更是对彭德怀进行了字字见血的批判，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要招兵买马”，“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泽东回顾了彭德怀的历史，说自己与彭德怀在历史上是“合作不合作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作七成”，还认定当时党内外的批评意见都是严重右倾思潮，更夸张地说道“若不打败这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三面红旗就会倒下，党和人民就要受重大损失”。
1959年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中，毛泽东定性四人为“彭德怀反党集团”，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议案，认定四人否定大跃进成绩、反对经济发展、反对全民炼钢等，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结果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毛泽东做总结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按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最后，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并划定全国365万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些所谓右倾者的职务，大跃进活动继续并酿成两年后经济骤降至建国前的境况。1965年，毛泽东认为吴晗的作品《海瑞罢官》是要为彭德怀“翻案”，提出彭德怀与海瑞皆是不为社会主义接受。
改革开放之后，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是混淆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绝对性的观点与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界限，从中引出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错误结论。
平反
1977年，中共开始对彭德怀案进行重新审理。
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
1981年，中共中央宣布，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为四人完全恢复名誉。
生产队为中国大陆大跃进以后的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小型农场、林场直接管辖的农业生产作业单位，同时也是当时大陆农村地区最基层的“行政编组”，其直接管辖的对象为农户；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下列所述生产队的体制，指人民公社化以来大跃进以后农村地区生产队成熟的分配体制。
历史
生产队在各家各户安装的广播喇叭。生产队绝大多数最初由高级农业社过渡而来；之后进入“大跃进”阶段的生产队组织，这期间以人民公社大食堂为标志，即所有农户及其家庭成员在生产队所设“公共食堂”就餐，劳动不计报酬。食堂建立之初，吃饭不记账、不受定量限制，也就是当时人们开始想象的“共产主义”，其时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大食堂”，因此当时出现最流行的说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期间由于出现全国性的饥荒，之后食堂于1961年解体（称为“下放食堂”），196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开始推行“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分过一部分土地给农户的政策未经推广即破产；后来生产队成为基层农业生产单位和行政编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很多地区的生产队农户自发地拆分为“生产小组”或类似组织，规模、制度和组织方式类似于之前的“初级农业社”。
生产小组：生产小组存在的时间一般从1980年至1984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很多“小组”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同一个生产大队辖区内，有的生产队拆分为“小组”，有的仍旧以生产队为作业和预算单位。但拆分后的“小组”绝大多数为独立预算单位，管理、预算和报酬制度基本承袭原生产队的模式，劳动主要集中在粮食种植和主要生产领域，劳动和作息“小组”有完全支配权。“小组”基本属于互助合作性质的生产单位，生产上接近包产到户的劳动效率；由于农民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家庭副业开始蓬勃发展，主要为家庭种植业和养殖业，开始出现各种“农村专业户”的萌芽；由于农民开始享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壮年劳动力可以外出打工，“建筑包头”由此慢慢出现；劳动效率的大大提高导致大量劳动力的过剩，农民自由务工，开始涌入城市寻找生活出路，这些人为被后来称为“农民工”，当时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小组与生产队的关系，生产队对小组的土地仍有支配权，可以根据人口增长情况和分布情况对小组土地作小范围的调整。小组规模上，每个生产队按照农户自愿的原则被拆分为3～5个小组，人口密度较大的粮食生产区约为5～8户即25～30人的规模。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在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即后来被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
历史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签订的大包干“生死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国内社会动荡，生产力始终没有得到恢复。由于文革时期的土地制度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该“生死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开端的重要历史见证。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场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
毛泽东提出“四个存在”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部分史学家认为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认为文革在1974年周恩来、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结束。不过，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般都认定文革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事件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负有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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