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奇女子章含之本月26日与世长辞。章含之一生跌宕起伏、功过难断。在那个一切皆政治处处是斗争的年代，当章含之跨入外交部这个“文革”重灾区，权力斗争就迎面而来。1976年，政治斗争力量陡然转向，乔冠华与章含之双双被外交部除名，政治生命戛然而止。而据历史学者章立凡考证，毁灭两人前途的是章含之呈递毛泽东与江青的一封密信。
其时，在外交部人事斗争日益白热化，且全国处于“批邓”高潮，“四人帮”暂居上风之际，章含之将命运寄托于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以“我们”（章、乔）之名，上书告发两名“敌人”——当时外交部的“通天人物”唐闻生、王海容。
1980年底到1981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理四人帮的主犯。在这次审理之中，是否判江青死刑引发争论。大部分人主张判江青死刑，陈云力主不杀江青，认为“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如何量刑 众说纷纭
据《书摘》刊文，适用这次审判密切相关的《刑法》、《刑事诉讼法》在1980年就已生效。早在开庭后的审理期间，一些官员就向法庭转告了他们的意见。
有的人提出：“黄永胜、吴法宪应判17年有期徒刑，邱会作、李作鹏应判15年有期徒刑。判轻了说服不了人。江腾蛟谋害毛泽东主席，这条罪行严重。但未遂，认罪态度较好，有自首情节。”
接着，中央、国务院直属各机关，海、空军等单位分别提出判刑意见：
江青、张春桥应判处死刑或死缓；
黄、吴、李、邱、江在历史上还做了一点贡献，他们是革命出身的，且认罪态度较好，因此最高刑应比江青案量刑低……
这些意见从各个渠道送到特别法庭。
特别审判庭广泛征求意见
特别审判庭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在开庭审理期间曾组织全国6万多代表旁听，他们均发表了量刑意见。
1980年12月，全中国几百万官兵的代表在京西宾馆对10名主犯量刑进行过投票，并提出一张“单子”：
投票人数88人。
江 青：死刑并立即执行／33人，死缓／48人；
张春桥：死刑并立即执行／36人；死缓／46人；
姚文元：无期徒刑／65人；20年／11人；
王洪文：无期徒刑／17人；20年／49人；
陈伯达：无期徒刑／32人；20年／27人；死缓／15人；
民革副主席屈武还转给邓小平一封信：
小平同志并转中央：
江青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如不处以死刑，则：1、不能为死者申冤；2、不能平民愤；3、使其余党存死灰复燃的幻想；4、使心有余悸的人担心将来变天。以上几点都不是从法律角度考虑，如按刑律，罪不至死当然可不判死刑；如依法应判死刑而不判死刑，则将铸成大错。
陈云力主不杀江青
难以决断之际，叶剑英便委托王震多次找陈云商量。据《福州晚报》刊文，最初，陈云曾设想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来解决。据姚依林回忆，他去陈云家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材料时，看到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
10月2日以后的一个晚上，叶剑英派他的侄子叶选基到北长街请陈云到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陈云临行前，他把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长子陈元，叮嘱他一旦发生意外，把保险柜里的文件收一收，作好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
到了叶剑英的住地以后，叶剑英先给陈云看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谢静宜记录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内有毛泽东的讲话，讲话里面有“帮派”这样的字眼；在当时这些材料陈云是无法看到的。看完材料之后，叶剑英问陈云，把他们几个（指“四人帮”）抓起来，你看怎么样？陈云坚定地说，赞成，这场斗争不可避免。中央于是下定了决心，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陈云虽然赞成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但却坚决反对对他们用死刑。为了清算“四人帮”，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立案审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气氛中，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主犯江青量刑。许多人主张判处死刑，陈云却力主“不能杀”，认为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提出党内斗争也可以杀，陈云依然坚持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陈云甚至最后说，你们坚决要杀，请在会议记录里写上“陈云同志不同意”。
江青被判死缓后大闹法庭
1981年1月25日，由特别法庭开庭对四人帮的10名主犯做了宣判，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李作鹏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邱会作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判处被告人江腾蛟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以上判处有期徒刑的被告人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据《江华传》记载，在宣读判决书过程中，江青还表演了一段插曲。即当江华庭长宣读到“判处被告人江青死刑”，话音刚落，江青顿时发出尖叫，连下面“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终身”的判决词都没有听到，接着歇斯底里大发作，又蹬脚又呼号。法警立即给她戴上了手铐。她还是不停地喊叫：“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打倒……。”副庭长伍修权断然责令江青退出法庭。两名法警将江青押出了法庭后继续宣判。
最后，江华庭长宣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闭庭。”至此，这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落下了帷幕。
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1966年底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武斗，史称“康平路事件”。据陈丕显等人回忆，这一事件完全是张春桥的阴谋策划。张春桥捏造了“‘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大方向错了”的谣言，蒙骗公众，制造了这起事件。
1966年底，上海西区的康平路上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12月28日，号称有80万人的上海工人“赤卫队”派了约两三万人涌进了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的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上海市委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
著名集邮家吴凤岗先生曾经几次讲过：他曾到英国接收一批国民党留下的邮票档案，其中有数百枚红印花原票，可惜文革中被付之一炬。但问到为什么要烧，烧了多少，烧了那些，吴先生却不肯多讲。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要从文革时的形势说起。
销毁邮票的历史背景
文革期间，集邮等活动就被视为资产阶级情调而遭到指责，集邮活动日趋冷落。1968年9月，江青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对邮票发行工作和集邮活动进行了责难。随后，邮电部军管会对集邮工作采取了进一步取消的措施。1968年12月，邮电部通信组召开邮票工作会议，传达了邮电部军管会的指示：今后集邮不搞了，集邮本身就是投机倒把,玩古董；在国际上，有人利用这点搞特务活动。江青的责难和军管会这种否定集邮活动的论调，是直接导致大规模销毁邮票的主要原因。
另外，1969年中苏局势紧张，毛泽东在“九大”上提出准备打大仗，全国进入备战状态，许多工厂和工业设施向边远内地迁徙。而且在国务院发出清理，转移档案的指示后，邮票厂也对档案进行了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大量的清代邮票及中华民国，伪满，伪北华的邮票，如“大元帅邮票”，“烈士邮票”，蒋介石头像邮票等属于封资修的反动东西，自然不能保留。
1976年初，一条“周恩来遗嘱”半明半暗地广为传播。多年后，大家始知这份“遗嘱”是是杭州汽轮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伪造的。周恩来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他留下的只有一张白纸，叶剑英在接到这张白纸的时候说：“他一生顾全大局……”
李君旭伪造“周恩来遗嘱”
李君旭曾出版作品集《遗言：震动世界》，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他伪造的“周恩来遗嘱”。
主席、中央：
我自第二次手术以来，病情曾有短期稳定。从下半年开始，癌症已经广泛扩散，虽然自觉尚好，但去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我想，有必要向主席、中央汇报一下近来的一些想法。
患病期间，主席对我亲切关怀使我十分感动。主席年龄大了，要注意身体。有主席为我们党和国家掌舵，是全国人民莫大的幸福，也是我莫大的欣慰。这些日子，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总是历历在目。百感交集。不能为主席分担一些工作，我十分难过。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
…… ……
朱德同志和剑英同志年事已高，要多锻炼身体，当好主席的参谋，具体分工是可以摆脱的。但是，你们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我们老一辈人，跟主席那么多年了，更要以高昂的战斗精神，保持晚节。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批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今后小平同志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的。
…… ……
同志们，长期以来的病假，使我有可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路程。在这段曲折的路上，我永远不忘怀那些在我们前面倒下的先烈。我们是幸存者。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在此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死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把生命交给了人民的事业，而人民的事业的永存的。唯一遗憾的是我再也不能和同志们一起前进，加倍工作，为人民服务了。同志们，一定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一切之上，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关于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请求：一、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二、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会应力求简单，请小平同志致悼词。三、骨灰不要保存，撒掉。
…… ……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祸国殃民的“纹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头很快便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仲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刘少奇。这位为中國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无产階級革命家，数月间竟成了“黨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要打倒的头号对象。
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种卑劣手段制造假证，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弥天大“帽”。堂堂国家主席被残酷批斗，非法监禁，折磨至死，真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辽宁地域。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是八个所谓“知情人”的“供词”。“纹革”结束后，中央派人到辽宁调查，弄清了历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证，刘少奇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其详细情节还鲜为人知。今年是刘少奇诞辰百周年，我们当年在辽宁参加过这一复查和清查工作的人，深感有责任把这一罪行的内幕公布于世，让人们永远勿忘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教训。
肩负特殊任务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辽沈大地武斗正炽，社会一片混乱与恐怖。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而他的任务却只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纹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三百红卫兵（三人一组，分一百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O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就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这位炮兵出身的军人专程来沈搜集“重型炮弹”了。
带血的证词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 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仲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 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一警察局一法院一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经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專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用专人监管，施加压力。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不达目的不罢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须有”手段还要毒辣。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呀？就打算受处分吗？”又恫吓说：“是在这儿常住下去吗？”“你不说，我们有地方把你搁起来！”在反复的诱、逼、吓唬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 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先后有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四名“知情人”自杀（均未遂）。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时，在严寒的晨光里，一个被关押在公安厅招待所隔离班的人，突然用刮脸刀片割开了自己的脖颈，顿时鲜血淋漓。他叫关庆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当过代理科长。办案人员在他家中讯问十几次没有结果，就将他关押起来。经过多次审讯，仍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关庆云被逼不过，只得一死了之。经过抢救脱险之后，关庆云血迹未干，伤口未愈，审讯就又开始了。根据彻查办主任的授意，办案人员先向关介绍了1929年的所谓案情，然后让他自己“交代”。关庆云欲死不能，不说不饶，被逼无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资派，我就证实，哪怕牺牲我自己。”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黨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在专案组取证的人中，还有一个叫杨明襄的。这人曾在纱厂看门，是个文盲，从1953年患，一直未愈，是当地有名的“杨魔症”（东北话称半疯半傻的人）。专案组也把他作为重点知情人带到招待所“办班”。杨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专人照看；杨根本记不得什么事，专案人员就不厌其烦地给他讲“纱厂的故事 ”。有时吓唬他，有时又来软的。知道他傻乎乎，爱吃好的，就给他弄好的吃，以此进行诱供。他吃油条吃饱了，就往兜里揣，那时候吃上一顿炸油条很不容易，取 “证”自不成问题。给他双大头鞋，他就会在所谓的证据上按手印。叫他回家时，他竟不愿走，问他：“怎么不愿回家？”他说：“这里吃得好。”就这样，1967年12月15日，一份杨明襄的“证实材料”形成上报。一个“魔症”竟然在置国家主席于死地上“发挥”了作用。
“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
1968年向全黨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產黨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识时务者为俊杰”，“要老实交代，这对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关系。”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先让刘多荃回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发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来又让他考虑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间发生的大事，最后又缩小到1929年8、9、10三个月发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说。当他按顺序猜到“9”时，专案组马上告诉：“抓的时间差不多。”
被捕时间解决了，又开始追被捕地点。刘多荃讲：“听说破获的案子，一部分是工业区，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这个重要。”专案组对此不满意，反复追问，进行指供：“纱厂是怎么回事？”刘多荃含糊搪塞地说：“纱厂抓的人与他们是一个组织的。”于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点问题又算解决了。对被捕人的身份，刘根本不清楚。从当年的审讯记录上可以看到，刘多荃说：“几次谈话你们都让我考虑这个共產黨案件是个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没听到有人向我直接讲；我想不起来，也不能瞎编呀！不过……我想一定是个大案子，是个东北主要负责人。”在多次诱供之后，办案人员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资派身上联系过吗？”在这样明显的指供下，刘只好说：“关于最高领导人职务，我记得当时听他们说书记或總書記。”在专案组的继续“引导”下，被捕人数从十几人逐渐减少到三人。关于释放后的去向，刘说“往西南”，不行！说“送天津或营口”，也不行！最后改为“上北边去了”，“就是为了利用他”，这才使专案组满意了。刘多荃出狱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两次写出更正材料，说他1968年写的两篇证明材料，“是专案组从我到学习班被监护的整个期间，被逼所写的几十万字材料中，摘录要我抄写的”，完全是虚构的。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对定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八份主证中七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
经过这样一年多的紧张编导，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 ”。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会议上得意忘形地大声宜布：“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张春桥指着一摞假证阴险地说：“这样一本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7日，周恩来同志看到这些假证后，感到非常可疑，追问彻查办外调组的一个负责人说：“你们是不是把情况都告诉了被调查的人，刘少奇的名字是你们说的还是暗示的？还是诱供的？什么大个子、白净脸、高鼻子、南蛮子？”这位负责人当面欺骗总理说：“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总理问：“那刘多荃没说刘少奇的名字，为什么在证据上写上了刘少奇呢？是不是你们告诉给他了？”回答说：“那是我们在最后取证时加上的。”周总理生气地说：“ 那就不好。你们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吗？”在周总理赶去接见外宾后，这些人立即做手脚，对可疑之处进行修改，然后送张春桥，由张春桥最后作了亲笔修改。当时连中央专案组也有人提出：1930年仲共满洲省委和黨组织遭到大破坏是杜兰亭出卖的，与1929年刘少奇被捕无关。但张春桥仍然生拉硬扯，将罪名强加在刘少奇头上。
由此，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号领导人物和国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仲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继而在仲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永远开除出黨”，撤销黨的内外的一切职务。
岁月流逝，刘少奇同志早已恢复了历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江青等人也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年那些卖劲逼供、出卖良心制造假证的人，也已在清查“四人帮”的罪行时受到了应有的惩处。回顾这一页沉重的历史，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加强社會主義民主与法制的重要，也使我们深感今日的改革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
来源：《百年潮》杂志
“文革”十年,就像一个荒唐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都在这个舞台上作了尽情的表演,而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以其人的灵魂做导演。
至于我是扮演的什么角色,不大好说。常言道:旁观者清,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
“牛棚”“三句半”
大约是1967年,江青的“三一五”讲话之后,我被打成“三老会的办公室主任”,被关进了“牛棚”。此时“运动”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对批斗之类的事情大家都习以为常,懂得了苦中寻乐,所以日子过得也还悠闲。每天最重要的仪式,是“早请示,晚汇报”。早上大家到人来人往的食堂,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排,低着头齐声朗诵:“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到了晚上,也得到食堂去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对毛主席像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声音小了不行,念错了更不行。可是,越是不行越是要出错。一次一个“牛鬼蛇神”居然把“我也跑不了”念成了“毛主席也跑不了”,被当成“现行反革命”狂批滥斗,最后被罚扫厕所。
“牛棚”里每天的活动安排,是上午劳动,下午学习,晚上一般为自由活动。其中劳动是我们最向往的时光,劳动的内容,通常是在机关大院里打扫卫生。其间,大家有说有笑的,时间过得飞快。下午学习,事实上也是休息。“指导员”一来,大家鸦雀无声,低着头看“红宝书”;指导员不来,大家就摆龙门阵,说些笑话。后来笑话说多了,惹得我诗兴大发,便为每个“棚友”都写了首“三句半”,拿当时时髦的话来说,算是“给牛鬼蛇神画像”。
有个“棚友”名叫田福良,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占区当了个“两面政权”的村长——相当于《地雷战》里的那个表面上为日本人办事、暗地里却为八路军办事的村长。村子里有个汉奸的老婆,怕男人的恶行得罪了八路军,将来没好下场,就暗地里向他献殷勤,送了几件花衣服给田福良的女人。此事被造反派查出来,就把他当成 “日伪汉奸”来批斗,气得他在“牛棚”里整天闷着头抽纸烟,从不发言。我写了首“三句半”送给他:
日伪汉奸田福良,偷了几件花衣裳,每天只是把烟抽,不开腔。
又有个“棚友”叫王国新,是个研究锅炉的专家,是从锅炉房里被抓出来直接送进“牛棚”的。造反派为了方便批斗,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他“新国王”。我为他写的“三句半”是:
王国新来新国王,胆大包天当皇上,悬赏寻找窝藏地,锅炉房。
又如总工程师吴锡赢,是我们四川电力部门的高级工程师,工资高却又省吃俭用,攒下大笔存款,算是一个大“财主”。运动一来,到处都抄家,他吓得把金条藏在地板下,后来被挖出来,自己也进了“牛棚”。我给他写的是:
吴锡赢呀吴老总,电力部门一富翁,金条藏在地板下,一场空。
……
这些“三句半”很快在群众中广泛流传,“文革”后我们一见面,总要念上一遍,回忆起“牛棚”里那些荒唐的事情,大家都哈哈一笑。
近年来，一些作为记录共和国特殊历史的现代文物，即文革时期的物品，纷纷进入了海内外收藏人士的视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这类带有特殊时代烙印的、具有不可再生性的历史遗物，被一些独具慧眼的投资者所看好。
《毛主席语录》
《毛主席语录》又叫“红宝书”，在文革期间，它发行到中国大地的每个角落。它最初是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解放军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加以补充、选编而成的。最早的“红宝书”是1964年5月出版的，自从1966年12月林彪为其写了“再版前言”后，便逐渐红遍全中国了。
文革中发行的“红宝书”数量极大，仅1967年全国就正式发行了3．5亿册，同时还出版了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和外文本。“红宝书”式样多为红色塑料皮本，以10．7×7厘米为流行本。汉字版共有7种版本，最早的一种是1964年5月出版，最晚的一种是1969年2月出版。少数民族文字有5种，分别是蒙文、朝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每种文字印有3种版本。“红宝书”外文版共用了37种文字出版。
由于时过境迁，这类“红宝书”大多数被遗弃、处理，因而收藏难度随之增大，但这正应验了一句收藏者的格言物以稀为贵。目前，这一中国独有的历史遗物已在收藏领域中独树一帜。一本品相上等的第一版《毛主席语录》交易价达150元，一本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交易价达300元，而一些稀有版本系列(如少数民族版、盲文版等)更是价格不菲，“红宝书”已真正成为许多收藏者喜爱的宝书。
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在听过刘少奇的传达后，当即说：“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
毛泽东带了头，其他领导人都作了自我批评。
周恩来2月3日在福建组会议上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他结合这四句话，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讲得十分具体：“鼓真劲。有的劲就不是真劲，像你们所说的两个工厂，一个厂踏踏实实地干，说他‘没劲’，‘冷冷清清 ’，一个厂在那里造假，却说他是‘轰轰烈烈’。这是庸俗地理解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我在这几年也开过几次大会，发了不少奖状，如果表扬的事迹是假的，你就把‘奖状’摔掉。……少奇同志去年回湖南家乡，开始群众不敢讲真话，有人封锁了真相。我也曾到一个地方搞调查，去之前，先派了办公室的同志去，后来发现反映的材料与实际情况还是有出入。你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在战争年代，我们与老百姓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不分彼此，和群众的关系很密切。现在就不一样了。比如我参加你们这个会议，一进会场，你们就站起来鼓掌，我就不舒服，但是又不好阻止你们。昨日下午你们没有鼓掌，我心里就很舒畅。因为有了那么一些形式，就显得不那么亲切，不是平起平坐，而是隔了一层。……为什么还会产生这个隔阂呢？我想就是因为国家大了，‘官’大了，和根据地的情况不一样了。”
周恩来就“大跃进”的错误作检讨：“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也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一说：第一个例子，就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会上我所作的关于调整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示的报告中，错误地、片面地规定工农业每年增产的跃进速度。这个报告，本来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调整指标后，想降低一点增长的速度，可是提出来的意见，是五十步对百步……不切实际地规定跃进的速度，就使人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只注意数量，不注意品种、质量；只要当前要求，没有长远打算；不从整个历史时期来计算大跃进的速度，而要求年年有同样的高速度……第二个例子，就是在这次选印的中央文件第二部分第一篇关于权力下放的文件中，首先提到：‘为了加快建设速度，使地方工业的产值在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几年之内超过农业产值，逐步地在全国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并且充分发挥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积极性。’当时为达到这一目的，就限期将工业下放 98.5%，重工业下放76%。接着，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管理权也跟着下放。现在看起来，权力下放过多过散，这是形成分散主义的根源之一。这个文件是由我主持起草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就必然造成地方上各搞一套和盲目追求产值的严重后果。”
讲到这里，周恩来看了一下会场，大声地向与会者检讨：“在这几年的政府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由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浪费了许多民力，消耗了许多国家资材，造成不少损失，给大家很大压力，我借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做政府工作的同志向大家认错、道歉。”
周恩来讲到：“这些问题，我还要在3月的人大、政协会议上作适当的解释，这是我的账，要交代。”
毛泽东扬了扬手：“交代一回也就好了。”
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周恩来曾经大力反对了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是被动卷入“大跃进”这股洪流的。为此，在会下就有人颇为不解地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自己身上。”
周恩来笑笑：“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朱德、陈云在山东、陕西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都是承担责任，勇于自我批评，这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与会者。在此次会议上“独树一帜”的是林彪。
为纪念人民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笔者从资料中整理出《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试图为人们了解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辟一扇视窗，同时也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较系统资料
本文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1965年11月至1969年10月。这期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初期发动到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开展，再到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至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召开，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基本告一段落。第二部分是从1970年1月到1976年9月，这期间发生了“林彪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到毛泽东逝世。从本文中可以看到，整个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进行，每一个部署，都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尽管运动中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但毕竟是毛泽东为防止无产阶级政党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次伟大尝试。
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第一部分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的目光严厉地扫过陈毅、谭震林等面庞，严辞说道：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
谭震林不服气：“我认为我在会议上的发言没有什么错，是符合十一中全会精神的。难道说文化大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稳定军队吗？能把老干部都打倒吗？”
陈毅也附和着说：“我就是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意见，他们的许多搞法是错误的。天下让他们搞得这么乱，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课，机关干部不上班，将来……”
毛泽东一听此言更加恼火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代表林彪来参加会议的“林办”主任叶群，说出令人吃惊的话：“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思想准备。”毛泽东愤怒至极，冲着“三老四帅”喊道：“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去打游击。”
此言已出，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很是惊诧。其他几位副总理、老帅也是一脸惆怅。毛泽东火冒三丈，说出一连串气话：“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江青、陈伯达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谭震林真是个舍得一身剐的人，他顶撞起毛泽东：“我不该早入党40年，不应该跟着你干革命，也不应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气得手发抖，他没想到谭震林会这样，多年来没人敢在他面前这样“放肆”，盛怒之下，都说着气话：“那你可以退党嘛，就不革命嘛！不活65岁怎么办哪？你已经活了嘛！”
周恩来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清楚发展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他不无担心，他不想眼看着再两败俱伤。尽管事先他嘱咐过三老四帅们要冷静，可事态正在激化。他站起来，打起圆场：“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责任主要在我。会后他们也向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说了一些对不起主席的话，也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又在“和稀泥”，他多么希望周恩来能像林彪那样紧跟他，能像林彪那样劈头盖脸地像骂彭德怀那样骂一顿这些人，可他又深知周恩来的性格，要不怎么会在赫鲁晓夫面前说到周恩来“有弱点”呢。而周恩来也比谁都清楚毛泽东的性格。他知道自己若像陈毅、谭震林一样拍案而起，他就有可能在24小时之内被打倒。可是，对于一生离不开工作的周恩来来说，他宁愿自己入“虎穴”，入精神 “地狱”，也是万万不能离开工作的。他若赋闲，就等于生命消亡。他已经把共和国这个大家完全和自己融为一体了：就像一个主妇为了自己孩子的安宁，会舍弃自己，会退让，会明知是错也要去做。于是有人便说周恩来是“中和者”。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挑战者是伟大的，而“中和者”也同样伟大。中国应该庆幸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也应该庆幸有缜密如丝的周恩来。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他现在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干具体事务的能力是任何他人都无法代替的。毛泽东就一直怀着对周恩来这种矛盾心理，颇有些“无奈”。
冯友兰生于1895年，河南唐县人，曾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有《人生哲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史新编》等著作多种。
1957年4月11日上午11点多钟，冯友兰跨进家门刚想休息，就接到一个电话，冯友兰一听，又惊又喜， 马上向清华大学要了一辆车，直奔中南海。
当冯友兰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只见金岳霖、郑昕、贺麟诸先生已经先到了。这颐年堂是三间屋子，毛泽东和客人们正在西头那间屋内谈话。
这时，胡绳也来到了。于是，毛泽东就带大家到屋子的东头那一间吃饭。饭菜端上来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数月后，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冯友兰是全国政协的委员，因此参加了会议。他见毛泽东讲起话来既不拿讲稿，也不拿大纲，就像平常讲话一样，有时还加一些诙谐的话，不由想起了苏轼“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词句。
邓小平插话：“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把我写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
次日，陈伯达发言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不得不进行解释：“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这些争论，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会议上周恩来提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陈云做了有关经济的重点发言，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精彩报告。刘少奇插过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措施贯彻下去。”会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3月14日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情况和决定，毛泽东同意批发省军级参阅。并且一致商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庐山会议初期，有人建议仍由陈云出来管经济工作时，毛泽东一度“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还讲了陈云经济思想的正确，但 “反右倾”后又是“大跃进”，不但没有起用陈云，反而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西楼会议后不久，陈云身体欠佳，到南方休息去了。财经小组在周恩来和两位副组长的主持下，继续研究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
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由于该退的已基本退够，从而开始走出低谷，脱离了险境。
毛泽东把发动“文化大革命”当作他毕生最大的两件事之一，将它与推翻三座大山相提并论。不幸的是，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误。而周恩来一直陷入被动状态，要“紧跟”，又要务实，心力交瘁，而不时招致造反者们的不满。毛泽东面对这一切，既自信又不自信，两位治国的老人，晚年的心境自然不好……
1966年春天，正当周恩来以很大精力投入领导北方八省抗旱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风暴正在悄悄地袭来。这就是持续10年、耗尽了两位老人生命的“文化大革命”。
吴法宪后来说：这次大闹，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林彪对江青不满，但是又怕得罪了毛主席，不敢过分谴责，双方的斗争，一直到了九大，到了庐山会议据我所知，在中央常委里面，这样斥责江青的，除了毛主席之外，就只有林彪了
揪军内一小撮军队大乱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并成立了以陈伯达（组长）江青（副组长）等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到了1967年初，文革运动蔓延至军队
1967年1月14日，文革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军队一时大乱揪军内一小撮的完整说法是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口号是谁提出来的，在中共历史上有很多说法林彪死后，官方说是林彪等人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而抛出来的，但后来有学者称，这一口号的源头其实来自于毛泽东
不管口号是谁提出的，文革小组的斗争已经涉及到了军方高层当时的上将萧华被抓，使得江青与军方之间的矛盾一度激化，也激怒了林彪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几经调查，对农业、工业进行了调整后退，但是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给人造成的恐慌，一时却难以扭转。有些干部还在等待大好形势的再次到来，以便再扯“跃进”大旗。他们迟迟不愿收回过大的建设蓝图，也不愿压缩过高的经济指标。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空气依旧是“左”比右好，被说成是“老左”，无人介意；若被说成是“老右”，否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哪还了得，一有风吹草动，就“永世不得翻身”，还得再踏上一只脚！而大批基层干部被上面吹来的“忽左忽右”的风，弄得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迈步；有人在叹气，有人在埋怨，有人在担忧。
毛泽东也已觉察，如果像前几次那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难以深入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和党外政治关系，这种一般规模开法的工作会议，尚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全面准确地贯彻到县一级。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此次的“扩大”，规模空前。除了原先都来开会的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负责人外，连地委、县委，甚至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以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都聚集北京，共计7000余人，所以人们习惯称其为“七千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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