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开始，新的艺术机构–国务院文化组（后改为文化部）每年都要举办一个全国性的美展。此外还先后举办了”户县农民画展”、”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关于这两个展览另有专章评介）。据主要组织者高绵得在一篇文章中介绍，四次全国美展中展出的2000多件作品是从各地区和部队推荐的1.28万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四年里，共接待观众达78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全国各美展。各国驻中国使节、各国专家和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的外宾，也参见了展览。从整体上看，这几次展览，每次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这几次展览最突出的重要特点按高绵得当时的说法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一切资产阶级的垃圾被从画面扫除了，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革命的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是美术创作的主要内容。”由国务院文化组美术作品征集小组选编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美术作品集》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反映”延座”展览最全面的一本画集。其中，以毛泽东革命实践为题材的12幅，革命历史画有8幅，塑造工农后英雄形象和反映各条战线大好形势有的24幅，以工农业建设及革命圣地为背景创作的新风景画17幅，余下的尽是根据各项政策，如认真看书学习、要准备打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创作的画。从此可见，凡与现实政治不相干的题材，即无论是现实的、历史的、还是人物的、风景的，都已不再为画家们所表现了。这也所谓中性艺术题材，包括静物画、风俗画、山水画、花鸟画在四镒全国美术展览上绝迹的重要的原因。对于定点，从权威的《人民日报》到受控于新艺术机构的评论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例如闻纪在《人民日报》1972年7月16日上发表的专版文章就认为该展览”是我国革命美术工作者遵循《讲话》精神，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坚持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积极用美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路线斗争服务所取得的新成果。”
1946~1949年间，林彪是个英雄。后来，林彪由一个英雄转变成一个丑角，最后折戟沉沙于域外，本文对这一过程的原因进行些探讨。
为了对林彪死亡的原因中作较明晰的探究,就必须知道一些细节。但是其中有些则是暂时（或永久）无法确切清楚的，这就只能放在一边，例如：林彪是否清楚知道林立果的571工程；林彪有没有另立中央的具体计划；林彪知不知道三叉戟256的航行方向及目的地；三叉戟256坠地是单纯因油料不足，还是被某国打下来的等等。但是可以肯定说的一点是，如果林彪不是法定的副统帅和接班人，他就没有资格调用那个三叉戟，他也就不可能葬身域外。
有些人愿意强调林彪和毛泽东的政见不同，并以此来解释林彪的结局，这毫无道理。在上次发的《 林彪高明的政治艺术——是其快速提升的原因 》中讲了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有些寡廉鲜耻的表演，实在一点也看不出他和毛泽东之间在政见上有任何分歧。 有人 还煞有介事的 说林彪是主张当 时 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间的矛盾， 实在没 有 可信的 根据。 但是 若 林彪 真有此等观念，他应对那几年（1958~ 19 61）生产力极大破坏，百姓深度苦难，表现出一个党的副主席所应有的负责任的态度，而不应这样把毛泽东的错误装扮成神圣，为阶级斗争火上浇油。
编者按：陈伯达之子陈晓农所撰《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即将出***版，本刊特摘要选载书中最后部份，作者陪侍老父期间的谈话记录，揭示中共数十年历史上的许多秘闻。
陈伯达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笔者陪伴下度过的，其中，有七年处于保外就医的状况。这段时期，他在权力部门的安排下，蜗居危楼，远离尘嚣，可生活中仍有一些波澜。对这一段历史，本书亦应有所交代。
为避免书的篇幅拉得过长，笔者暂以陈晚年的写作情况为主，略作陈述，是为尾篇。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八年(1901—1988+1)
1.
历史决议把他和四人帮加以区别
记得一九八八年夏天，香港一家刊物在一篇文章中披露，陈伯达曾在内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为此，引起过某些读者的疑问。
一个从一九七○年起就被打翻在地，关进囚牢，长期受官方文件和报刊批判辱骂不止，十几年后也不过是保外囚徒身份的人，竟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章?**国内地似乎是件破天荒的事，这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呢？
事情先要追溯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篇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份在提到「中央文 ***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七月十五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恰是白乐天《苦热》诗：「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的时节，笔者正在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挥汗做工，厂传达室转来一封北京来信。信中转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亲的近况，希望我尽早到京商量父亲的治疗问题。读罢牛叶约沂律宰靼才牛蚬こ牒眉伲⒖吡颂郊嗟慕樯苄牛婕创畛当鄙稀?
探监在当时实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监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下落一无所知，用工厂同事的话说：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监是一九八○年五月初，第三次是父亲判刑之后不久，即一九八一年三月。几次探监，其间种种详情，在此不能备述。这一次该是第四次探监了。
我于八月五日到达北京，八月六日一早就赶到了复兴医院，监管干部却告诉我，陈伯达已于昨日出去了，现在住进一家大医院，已不归他们管了，归北京市公安局管。我当即按照他们给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长取得了联系，随后按他的指点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探视。
父亲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顶西头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洁净凉爽，通走廊处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父亲自病后已几年没洗过澡，现在有了条件，就痛快地洗了个澡。总之，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伙食，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比起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公安局安排科员萧清河和一位姓赵的同志轮流照顾他。
八一年底开始照料父亲
在我探视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王申科长与我商议了治疗、护理等事项，至于以后怎样安排，一时还定不下来。几天后，我又回到石家庄上班。
医院本非久住之地。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就催陈伯达出院。陈家早已没有了住处，家庭成员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寻找一新的安家处所，考虑到陈伯达腰腿有病，开始还想找平房，但平房实不易找，当时已经天寒，而有暖气的平房更不易找，几经周析，最后还是把家安在东郊新居民区一幢六层楼的顶层。
根椐中央的有关条文，在徵得我母亲余文菲（已于一九四八年与父亲离婚）的赞同并对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后，一九八一年底我离开了已做工十四年的工厂，告别了在我极端困难时曾给予我生活勇气和诸多帮助的同车间工友，携妻带子，迁来北京，照料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同陈伯达以前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萧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辆面包车，到中南海西苑门内中央警卫局一库房领取了上面发还的陈伯达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有些还能凑合著用，有些则已破损不堪，只能当废品卖掉。
衣物中除了夹有两本袖珍本《毛**选集》和几册《毛主席语录》外，陈伯达过去花费大部份工资和稿费（陈只使用建国初期的稿费，一九五八年以后的稿费都已捐给科学院图书馆）购买的书籍却一本也没有。陈平生购买的书籍，以学术书为主，古籍碑帖也较多。碑帖为当世所轻，虽称文物，却少有问津者，陈惧碑学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画等物陈也少量买过一些。统共算来，陈的文物与他昔日学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伪藏品相比，无论数量或价值，都只是田的零头。
陈伯达保外就医后，每天都要读书写作，由于过去的书籍去向不明，书的来源就成了一个问题。他先托熟悉的同志从有关部门借了一部份书，又从当时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中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重新购书并订阅一些报刊。直到一九八三年二月，他的生活费增加为每月
二百元，购书用钱始觉稍宽松一些。
1980年11月13日下午，陈伯达聘请的律师——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甘雨霈和北京市律师协会秘书长傅志人，来到复兴医院会见被告人陈伯达。他因病离开秦城监狱在这里治疗，住在医院主楼东北不远的三层小楼里。
陈伯达时年76岁，身高1.60米左右，体态较胖，鬓发灰白，一副黑框眼镜遮住一对小眼睛，目光迟滞；一口纯粹的福建方言，与律师交谈需配有翻译。
谈话前陈伯达要了几张纸，作记录。然后谦卑地说：“我有一个请求:我说得不对的，应当取消的，应当推翻的，应当加以充实的，可以给我提出来。”
这话给人好感，使人感到他的认罪态度很好，很愿意交待问题，很愿意接受指教，很愿意配合审判。实际上并非如此。
他在上海生活74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50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4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衙吏，徐则更像个黉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40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癔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的历史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完全被消融，或者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年12月15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最近发表了四篇有关林彪历史上所谓的错误的博文，皆是三十多年前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过的。虽然这些都不能算作林彪的罪行，但是，从其中可以看出，在有些情况,毛泽东和林彪之间还是有些分歧的，有时似乎还挺尖锐。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林彪和毛泽东之间意见分歧的历史记录。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曾产生过这么多的分歧，林彪仍被提升的这样快且高。
也许有人会以林彪战功卓著来解释他的提升，这恐怕是不够的。在1956年 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议林彪被提升为第七号领导人。仅次于常委（前五位是副主席，邓小平是秘书长），到了1958年，八大五次会议中又增选林彪为副主席，位置高过了邓小平。 而刘伯诚、彭德怀等则远在他下边。另一战功显赫的粟裕，则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
谢静宜在文革时是中国知名的大人物，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姑娘，一度掌控清华、北大，甚至赢得毛泽东、江青等一干人等的欢心，并且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
初中生领导清华北大 只有在那个年代才有如此之事
一举成名的小谢
年轻时的谢静宜不仅漂亮，可能也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她是哪里人，现在都还没有最确定的资料，并有传言说她是谢富治的女儿。官方资料说她是河南人。初中文化程度。1953年，她从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中南海，在中共中央机要局工作。被江青要去搞资料。1957年起担任毛泽东的机要员，工作是接发电报﹑接听、记录保密电话。
早在文革之前，她就在中央办公厅为毛举办的舞会上被毛选中，知情人透露，“毛同她很好”。但直到文革她才等到往上爬﹑出名的机会。
1968年，全国各地武斗不止。七月底时，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派开战已数月。此时，毛泽东决定不再作壁上观。遂派中央警卫团介入。但又要挂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于是从北京各工厂选派人员，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加上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的“军宣队”，开进了清华园。
这时，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有好几位，其中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安排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还有一个就是不久前还只是一名普通译电员的“小谢”。
清华大学的一切大权，便操纵在迟群﹑谢静宜二人手中。不仅清华，北京大学也由此二人掌管。两人同时执掌两所名校的大权，这样的怪事不仅在清华﹑北大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不曾有过。
一路都有人提拔小谢
“小谢”政治上的飞黄腾达由此开始，但这个小姑娘显然不是只有这么简单。
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谈及谢到北京市委任职的经过：
“在这里就有必要谈一下谢静宜的情况。大概在1973年时，谢静宜调到市委任书记处书记，她是中办机要局的人，与毛主席很熟。谢静宜调来前，是周总理与我谈的话，周总理说，就派谢静宜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可以经过她向毛主席反映一些情况，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见该书页196）。
吴德以上回忆的线条还是基本清晰的，吴还说及谢静宜到市委后，“是准备闹一闹的”，确实也闹腾了一阵子。而在该书中，吴德还提及1974年下半年筹备四届人大时，“周总理还提出谢静宜任副委员长，他找我征求意见时，我表示同意”，而毛泽东在批阅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名单时，才把谢任副委员长划掉了（见该书页105－106）。吴德无意中透露了在谢静宜一路往上窜的过程中，周恩来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而曾经担任过两案审理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参与审理过谢静宜案的汪文风先生，写有一本《从‘童怀周’到审江青》，书中书
“文化大革命中，谢静宜同迟群一道，作为8341部队派出的军宣队，进驻清华大学，担任该校的党委副书记。她在领导清队、整党、斗批改等工作中，参与了对学校许多干部、教授、教员、学生的迫害，后来飞黄腾达，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毛泽东与彭德怀在长达三十年的战争岁月中，一直是帅与将的关系，毛对彭的倚重程度也是众所周知的。但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打倒”了彭德怀。虽然彭德怀一再表忠心，仍然难逃噩运。
“英雄相惜”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关系早前一直很好。毛泽东是湘潭人，彭德怀也是湘潭人，两人是同乡。彭德怀比毛泽东小五岁，与毛泽东基本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在多年的征战生涯中，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彭德怀战功赫赫，毛泽东也多次赞扬过彭德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地头蛇”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给彭德怀写了一封电报，主张给马家的骑兵一个有力的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中“山高路远沟深”之句。彭德怀随即率军对马家骑兵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毛泽东闻讯后，随即写了一首六言诗以赠彭德怀。其中，首句将电文中的“沟深”改为“坑深”：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弛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彭德怀自述》中说：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赞扬诗后，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把原诗送给了毛泽东。
仅凭“唯我彭大将军”一句，就知道毛泽东对彭德怀有多么信任和赞赏。
信任不再 彭德怀庐山罢官
毛泽东一直很重用彭德怀，中共建政后，彭德怀先后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但此时，毛泽东与彭德怀嫌隙已生。
据《彭德怀自述》记载，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一个大疙瘩是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他还给彭打电话，要彭出来指挥。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要求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严厉指责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彭自信与此无关，就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当场申明，而林彪也没有说明写信的真相。
这还不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被罢官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担心彭德怀夺权。《百年潮》刊登林蕴晖的文章认为，彭德怀被逐，主要还是因为毛泽东害怕彭德怀成为中国的朱可夫，而自己成为中国的斯大林。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到3月的成都会议，毛泽东多次说过，今年要抓一下军队的事。如说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看都没看，等你们整风以后再接触一下。又说：今年要回过来搞点军事工作。毛泽东真正关心军队的事，反映在1958年1月21日南宁会议的结论中的一段话。他说：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因此，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毛泽东万言书，成为彭德怀被罢官的导火索。在彭德怀被罢之后，林彪上台，不仅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而且担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名人”落难，“高官落难”，让伤痕们收获了足够的“痛”。文革我也曾“落难”，却收获了一生的财富
过去30年，听了太多名人高官们在毛泽东时代“苦难”的遭遇。我曾经为他们的遭遇倍加“唏嘘”过。但终于有一天，突然糊涂起来了：按照“伤痕牛棚”路数，我绝对是个“落难者”，我怎么就没有为吃过的那么多“苦”戚戚哀哀？更没有因为曾经的“颠沛流离”而“痛恨”文革和毛主席？
几乎在所有“伤痕牛棚”的故事中，只看到一个个“受苦受难”的“名人”们。我一直纳闷：怎么从他们的遭遇中，看不到群众？假如他们是受群众欢迎的，是大大的好人几乎完美的成了“圣人”，怎么就没有支持他们的群众？我，一个文革中被父母牵连的“遭了难”的区区孩童，还受到了从城市到农村，数不清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关照，从那时就感悟了群众的力量，怎么伤痕们口中的 “名人”们，都一个个的那么“孤寂”，“独自流泪到天明”？
伤痕们的作品中，文革只有两类人：疯狂整人的和残酷被整的。我看到的真相不是这样。伤痕作品中那样“挨整”的，我没有亲眼见过。我倒是亲眼看到了，很多坚持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人，跟违背中央精神、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行为、极端行为进行了决不妥协、坚决的斗争。我的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母亲是个群众威信很高的党员、干部，几番辩论斗争，就被少数极端分子视为了“眼中钉”，也因此导致了我家被炒，我的父母被他们带走。我始终认为抓我母亲的是少数极端分子，因为我看到了非常多支持母亲的人来看我们，络绎不绝，轮流关照我们。那些“极端”的，看到了“群众力量”，怕了，封锁我母亲在哪里的消息。后来迫于群众压力，先放了我的父亲，几个月后，放了我的母亲。母亲的那些同志们，怕她再遇不测，找了各种借口，把她送到了山西一个农村保护了起来。我从此两年多没见到母亲，只被告诉母亲在很远的地方培训赤脚医生。
《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 作者：仲维光
早就想写文化革命红卫兵诞生那一段历史了。
因为第一个红卫兵小组就是在我高中所在的班上诞生的，因为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甚至在初中时如骆小海(干部子弟)就和我同班，卜大华(军人子弟)则同级不同班；还因为我一生中第一次过问政治问题。六六年四月，就成了这个”红卫兵小组”主要反对者之一。而我那时竟然不知，自此就离开了理工科，走上了我今天的道路。
然而，我终究一直没有动笔。其原因除了在大陆绝对得不到发表外，主要还是自己内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眼界还不足以驾驭那些资料。我出自一个封闭的极权社会，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知识上，从小就受到那个社会的桎梏和扭曲，变化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知识框架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情。
三十年前，在大陆听到胡适先生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觉得不可思议。深入骨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告诉我，历史应该有其客观性，有自己发展的规律，怎么会任人打扮？及长，思想开始了反叛後才在认识论的探究中看到，任何观察都渗透着理论，没有纯粹客观的事物。
对共产党社会和红卫兵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价值和方法的改变，如果不改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不改换一种方法来研究事实，得到的永远是极权社会指鹿为马、人性扭曲的图像。
关於文化革命中的红卫兵的看法目前仍然有人或对早期红卫兵、或对造反派十分留恋，作者在本文中回忆与思考了以下问题：
一、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血统论”在其产生中起了哪些作用、它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红卫兵是否是维护一小部份人极权的产物。
二、共产党极权社会的党卫军——红卫兵，在文化革命中是如何起伏的；从清华附中红卫兵产生扩展到红八月前後的红卫兵、东、西城纠察队，从红八月到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历史过程。
三、造反派(红卫兵)和红卫兵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区别又是什么。如何看待当代共产党极权主义(用封建专制一词来描述是不确切的)的政治和文化，红卫兵和极权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1978年，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当时的“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党委第一书记，抓的第一件大事是平反冤假错案。
1979年8月，我接到师大毕业的一位研究生写的信，说粉碎“四人帮”半年后的1977年4月初，上海法院判处死刑枪决的师大物理系毕业生王申酉，可能有错，希予以查处。我仔细阅读材料，心里盘算再三，发觉王申酉的罪证———所谓“万言黑文”，只是他给恋爱对象写的一封情书。私人情书上有恶毒攻击之词怎么就会犯杀头之罪呢？
1962年，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他当时18岁，正在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而学校的“劳动课”越来越多。王申酉由此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开始窥探复杂庞大的社会领域。
“文革”开始后，王申酉尽管遭到反对派的隔离审查、轮番毒打，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德语，潜心阅读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书籍，关心国家及世界大事。1968年1月“清队”时，王申酉受到残酷批斗。学校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控告王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于是，他被逮捕，投狱一年零三个月。
1970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在这里，一场惊人的学习开始了。带着一些迷惘、困惑的问题，王申酉要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原意中去找答案。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三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他逐渐觉得眼睛明亮了，敏锐了。他首先对“文革”作出了结论：“他们根本不是马列，不过是挂着马列牌子的封建主义而已。”
王申酉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但几次谈都被学校保卫组破坏掉了。1976年2月，王申酉已31岁。有人为王申酉介绍了一位青年女工，王申酉打算写一封长信向女友全面表白他的世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1976年9月10日，就在他埋头写信时，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信纸。保卫组立即把王申酉抓了关起来。撕碎的纸片被拼起来成了“反革命黑文”。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粉碎“四人帮”前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王申酉的这封长信是他长期学习马列理论和思索社会问题的思想结晶，所以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给他，他却凭着记忆，仅用5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6万字。扩充后的信，经与原信核对没有意思的差错，他直接征引大量马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王申酉在信中除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谈了对各个历史阶段的认识，也就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理想世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那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他鲜明地指出：“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
他称赞邓小平，说他在“‘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大多数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屈。很少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消沉，不委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慨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短短一年就打开了局面……”
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
“九•一三”事件发生10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时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邱会作说，刑期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 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届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明。同年10月，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说，他不愿做天不管地不管的“自游民”，希望有人管他的安置。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邱会作身上的衣服，除了旧军服就是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80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人物，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采访，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
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据陕西省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他们月生活费用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有关部门安排住进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生活费 1500元人民币，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体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以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他们二人十分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唯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邱会作的一位邻居也透露说，邱会作百余平方米的高干楼，室内陈设简朴，除了彩电外，显眼的是几张普通的木扶手沙发，大写字桌上摆着几支不同型号的毛笔。他还说，邱会作喜欢书法，还在西安友谊西路的老战士大学学过一段日子的书法课程。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做的。书法练习时，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诗词中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也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除了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外，邱会作晚年还撰写了回忆录，回顾了一生，总结了教训。
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生89岁。
丧事是以家庭名义办的，来人完全是自愿的，看上去有小一千，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哭得最凶的是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是啊，1983年，黄永胜患肝癌去世，那个丧事该多冷清？有谁敢去送葬？邱会作幸运地多活了19年，于是得到了今天的待遇——时代真的进步了。历史就是这样迈过逝者前行。（原载《党史天地》，作者肖舟）
1965年12月上旬，我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到达昆明，拟稍事休息数日后返回北京。一天半夜光景，值班人员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邓小平第二天赶到上海出席紧急会议。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邓小平、李富春等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到了上海同住锦江饭店南楼，随员们将各自的首长安排好之后己到了午饭时间。在餐厅里，我们见到先期到达的政治局委员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坐定后正在谈笑间，有人向我们宣布了随首长来此参加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应遵守的几条纪律：不准外出，不准同外面的人打电话，相互间不准议论，首长的文件自己保管……
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都老老实实呆在锦江饭店自己房间里待命。每天只有在就餐时间大家在餐厅碰面时才嘻嘻哈哈说笑一阵。
会议持续了个把星期，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一向少言寡语严肃的邓小平说话更少了。工作人员互相见面时，平常会说几句玩笑话的那种轻松一下的劲儿亦消失不见。待至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了一个文艺晚会。礼堂布置典雅、灯火辉煌，我有幸在近距离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风采。
到锦江饭店出席晚会的宾客们，服装与修饰大方得体。文艺界的女演员风姿绰约，她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唱评弹的女演员，她们修长的身材，穿着素雅的旗袍，怀中抱着琵琶，弹唱以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和《七律两首•送瘟神》谱曲的弹词。那词好，曲美，唱腔美，情感丰富、悠扬悦耳的歌声不停地回荡空中，真是一次最好的精神享受。
演出中间安排了舞会，大家争着同领导人跳舞。一曲终了之后，周恩来已被许多人包围着，大家争相同他握手，他们就像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毫无拘束地坐在他身旁欢快地交谈。每当舞曲响起，都争着同周恩来跳舞，常常一支舞曲中间会有几个舞伴轮换着跟周恩来伴舞。
“我提议，请剑英给大家唱一曲评弹，好不好啊？！”忽然间，周恩来站起身来拍了几下巴掌叫大家静一静，并大声地这样说。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心里好生纳闷，叶帅是带兵打仗出身，况且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怎么会唱江浙地区特有的评弹呢？
“好吧，总理叫我唱我只好服从命令，我唱一首弹词开篇。”叶剑英听了周恩来的提议，加之场内的热烈掌声，就痛痛快快站了起来。
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不愧是多才多艺的老帅居然能用标准浓重的苏州腔来演唱。叶帅的嗓音好，底气足，曲调准确。他字正腔圆、委婉动听地唱了一曲，全场听众喜出望外，再次热烈地鼓掌祝贺叶帅唱得好极了。这也使我开了眼界，饱了耳福。
以后我才知道，邓小平接到电话通知赶往上海，是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
林彪、叶群、吴法宪和李作鹏等人在会上向罗瑞卿发起攻击。他们无限上纲、无情批判、恶语相伤，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整垮罗瑞卿、夺取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极为重要的军队领导职位。
在某市机关的一个家属大院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人，早晨总爱在绿茵中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听院里其它的老人们说，他最关心每天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特别是足球比赛，那是每场必看，看到中国队赢了球，他就会站起来鼓掌。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离休”了的“将军”，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人就是刑满释放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
比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它9名主犯来讲，江腾蛟人们知道的很少，因此也就带有某种神秘性。最近，在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向笔者谈了江腾蛟在审判前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江腾蛟交待：叶群指使他查抄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家
湖北省红安县过去叫黄安县，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老区，为了共和国的诞生，这里的父老乡亲曾献出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实行授衔时，这个县里一共出了223名将军；1920年出生在该县江家湾一户农民家庭的江腾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38岁时授予少将军衔，被称为当时最年轻的将军。三年困难时期，在某军区任职的江腾蛟曾经千方百计地救济过家乡的父老乡亲，家乡的人们也曾以他为自豪。
可是，正是这样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在个人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却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1980年12月1日，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高斌宣布：“本庭今天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三十五条指控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1966年10月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家的犯罪事实。”
高斌接着问道：“被告人江腾蛟，1966年月10月你在上海组织人搜查了什么人的家？”
江腾蛟答：“搜查了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和童芷苓5个人的家。”
问：“是谁指使你搜查的？”
答：“叶群。”
问：“她在什么地方给你布置的这个任务？”
答：“在钓鱼台。”
问：“谁通知你到北京接受这个任务的？”
答：“吴法宪。”
江腾蛟的表现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伯达不同，更不象以后出庭的江青；他有问必答，同时比较干脆。
为了证实他的回答，法庭宣读了吴法宪在1980年7月1日的供词：“1966年10月有一天晚上，叶群要我打电话，叫江腾蛟到北京来一趟。到北京后直接到叶群家去，她要当面和江（腾蛟）谈上海的事情，我当即打电话转告江腾蛟。”
宣读完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江腾蛟纠正吴法宪的供词说：“不对，我不是直接到叶群家，是晚上吴法宪到招待所接我，他陪我一块到钓鱼台的。”
法庭接着审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需要把这封信收回来，但是不知道在谁手里，你可以组织一些人，趁这个混乱机会，以红卫兵名义去搜查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童芷苓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信件、日记、笔记这些东西统统拿来。她说这个事情要绝对保密…… 为了保密起见，把这5个人编成代号，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就是郑君里老大，童芷苓老五，老二老三老四这样编成代号的，这都是叶群的原话。第二天我就回了上海了。”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候的信？”
答：“1958年，我记得很清楚。”
问：“你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回到上海怎么具体策划搜查的？”
答：“回到上海以后，我马上组织了几个人，有张彪（驻沪空军部队文化处处长）、袭着显（驻沪空军组织处处长）、陶崇义（驻沪空军保卫处处长）、刘世英（驻沪空军秘书处处长），可能还有蒋国璋（驻沪空军军务处副处长）。我把叶群讲的这些原话都传达给他们听了。以后就马上分工，叫张彪负责侦察了解这 5个人的住址、里弄、门牌号码。袭着显组织军直部队的干部子弟，如果人不够的话，就从空军警卫排人员里面抽一部分人，把领章、帽徽拿下来。顾而已住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对面，左右住的警备区干部，所以感觉到这一家不好搜，一搜就暴露了。我确定这一家暂时不搜，就搜了其它4家。”
不知道江腾蛟是真的记错了，还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据王文正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所看到的材料和了解的情况，顾而已并非住在巨鹿路，住在此处的是电影界的另一个名人于伶。江腾蛟在当天晚上指使人查抄的不是4家，而是5家。
其实，为了掩人耳目，江腾蛟开始定的是7家，在原来5家的基础上加了于伶、周信芳两家，只是在指派张彪去侦察地形时，发现于伶家离行动地点太近，怕引起怀疑；而周信芳因为主演过有关海瑞的京戏，家里早已被抄过多次，再无任何“油水”，才逃脱了这次劫难。
很快，在远离市区东北角的新华一屯，出现了一群神秘的年轻人，一共有40多个，有男有女，他们穿着各色的服装，每天在这里进行训练——这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在上海时常住这里，是后来林彪死党王维国秘密训练“教导队”的地方。
在这5家中，重点是被他们定为“老大”的郑君里。
法庭上宣读的空4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在1980年9月18日的证词说：“1966年10月2日，江腾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吴（法宪）司令打电话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现在先请你把几个人的地址帮助查找一下，他说了周信芳、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于伶。都找到（地址）后，我到招待所869号江腾蛟住的房间里，已看见有袭着显、刘世英、郭永成、蒋国璋、陶崇义、杨启良在场……并规定了代号。江腾蛟说，一、二号最为重要，一号郑君里，由刘世英负责。二号赵丹，由袭着显负责。三号陈鲤庭，由张彪负责。四号童芷苓，由陶崇义负责。五号顾而已，由杨启良负责……周信芳家里已被上海文艺界革命群众抄家多次，并有京剧院红卫兵驻守，我们前往查抄会引起冲突；于伶久病在家，又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斜对面，一抄就会暴露。”
“江腾蛟还搞了一些规定……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笔记本、照片等物，其它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动；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四、临行动时，将卡车牌照用纸糊上；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经过五六天的密谋策划……他说就在今天晚上行动，出发地点在郊区的新华一屯，较为隐蔽，出发前跟大家讲一讲，你们也要戴口罩，以免被人察觉……我们一共抄了四麻袋零一包东西。”
晚年有胡敏相伴
被党中央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的邱会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前保外就医后，便随老伴胡敏回到了陕西，陕西是胡敏的原籍。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邱会作、胡敏在西安东郊一间很简陋的民房居住，每月仅靠百余元的生活费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生活。
九十年代初，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一省级干部离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一百七十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他们两人十分感谢组织上的关怀。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惟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寸的日立牌彩电，这还是孩子掏钱给买的。
因父亲的政治原因，孩子们都受到影响，经济状况并不太好，政治上也曾一度抬不起头来。
这个新家应该说是邱会作的最后居所。
邱会作最佩服的人
邱会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32年入党。解放以后，他任第五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对于毛泽东的才华，邱会作是非常敬佩的。他说毛泽东早年在程潜部队里当兵，程潜当时是师长，毛泽东也没有上过军事院校，更不是军事科班出身，但他成为大军事家，与他个人的天赋及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对于邱会作被关进秦城监狱，社会上流传的他们反映给毛泽东要求改善伙食是真是假，他说确有此事，对于秦城监狱的伙食不好，我们确实提过，毛泽东知道后也说过此话，“他们应该吃好，而且有资格吃好”。后来监狱伙食确实大大改善，有鱼有肉。想必毛泽东说此话的原因，还是想到了这些人曾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对建立新中国有贡献。
谈及周恩来，他说，周恩来对人十分谦虚，对主席所定的事真是做到了不折不扣、忠心耿耿的程度，可谓是千古良相。他举例说毛泽东确定林彪为接班人时，在每次的公众场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依次而出会见内宾和外宾时，周恩来总是将随行的人有意压后几步，以突出毛泽东、林彪二人。
讲到林彪，邱会作说林彪在军事指挥作战方面，确实是个奇才。他说打仗前或一旦打起仗来，林彪在作战地图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反复思索着这场战役的各种打法及最佳方案和最坏打算，真是到了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程度。
作为四野的一位老战士，对于四野的战史，他总是感到很骄傲。他说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兼东北局书记，入关时是十万军队，随即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横扫半个中国，毛泽东重用林彪，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在，邱会作每天要做的事，除了常锻炼一下身体和练书法外，他倾注的最大精力就是写他的回忆录了。对于历史，对于党内斗争，对于军队的情况，特别是对于他们被中央定为反党集团及林彪事件之谜，这一切他都写在了他的回忆录中。
老伴开诊所补贴家用
邱会作能活到八十八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十年代初保外就医回到西安，直到他2002年7月在北京病故，实事求是地讲，没有老伴胡敏的日常精心照料，他是不会活到这个年龄的。
胡敏初中毕业，1937年参军做护士工作。林彪事件后，邱会作被关在秦城监狱，她被下放到陕西大荔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八十年代初，随着邱会作保外就医来西安，他们老俩口终于团聚到了一起，后组织对胡敏的政治审查结束，恢复了她的军职，她的行政关系在总后，属师职干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南郊干休所这个新家，为了生活，胡敏利用一个房间开了几年的家庭私人诊疗所补贴生活之所需。胡敏利用她的医疗知识，看一些常见病。她看病认真、细致，一遍又一遍地给病人讲解注意事项，态度诚恳，使病人颇为感动。有的人是看病来的，也有的人既来看病，又来看看这个为林立果选妃而闻名全国的老太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凡是经她看过的病人，对她的反映都较好，不敢说她的医疗技术有多高，但这个老太太很慈祥，很认真。凡是遇到病人进家看病之事，邱会作都是避客的，在另一个房间看书或写他的回忆录。一家两景，一个在看病，一个在写书，这种生活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邱会作在西安的日子里，曾多次住院，但他习惯住军队医院。军队人员凡是认出他的人都习惯地称他为“邱部长”或“老首长”。邱会作一住院，最忙的该是胡敏了，她跑前跑后，安排治疗事宜。一对清瘦的老人，满头白发，相依为伴，步履蹒跚，踅来踅去，看后还是蛮令人感动的。
2002年5月，邱会作离开居住二十余年的西安赴京治病，7月1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故。在此期间，他多次给他的老伴和子女说：“我愿意活在西安，死在西安，埋在西安。因为西安的组织上和各方面的人们对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关照，使我更加坚强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一年后胡敏向西安人告别时，触景生情作了一首《会作逝世周年祭》：
光阴快似箭，君逝一周年，略表心纪念。
梦中常见尔，吾与汝言谈，君哑不言传。
梦醒忆当年，泪湿被枕间，堪以告慰然。
（原载《各界》杂志，作者李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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