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发生10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时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吴、李、邱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邱会作说，刑期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 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届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明。同年10月，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说，他不愿做天不管地不管的“自游民”，希望有人管他的安置。他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邱会作身上的衣服，除了旧军服就是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80年代初，邱会作一度是记者追踪的目标人物，但他直言：“我不喜欢记者，他们喜欢捕风捉影写东西。我根本没接受采访，他们竟然一篇一篇写，有的更是笔下胡诌。”书摊上一度热销的各种文化革命秘闻，邱会作开始还翻一两本，发现假的太多，从此不看。
邱会作因手头不宽裕，后来停止了订阅报纸，但他仍然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从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
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据陕西省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他们月生活费用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有关部门安排住进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生活费 1500元人民币，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体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以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他们二人十分感激组织上的关怀。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唯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邱会作的一位邻居也透露说，邱会作百余平方米的高干楼，室内陈设简朴，除了彩电外，显眼的是几张普通的木扶手沙发，大写字桌上摆着几支不同型号的毛笔。他还说，邱会作喜欢书法，还在西安友谊西路的老战士大学学过一段日子的书法课程。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做的。书法练习时，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诗词中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也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除了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外，邱会作晚年还撰写了回忆录，回顾了一生，总结了教训。
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生89岁。
丧事是以家庭名义办的，来人完全是自愿的，看上去有小一千，恐怕他自己也不会想到……
哭得最凶的是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是啊，1983年，黄永胜患肝癌去世，那个丧事该多冷清？有谁敢去送葬？邱会作幸运地多活了19年，于是得到了今天的待遇——时代真的进步了。历史就是这样迈过逝者前行。（原载《党史天地》，作者肖舟）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内幕，多年来处于模糊状态，许多谈论大概都依赖于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和《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书所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和越来越细的了解。
谁是第一时间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谁是首倡者？对于这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叶剑英，一说是华国锋。那么，哪种说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硕的说法：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和靠拢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例如，范硕写为毛泽东吊唁期间，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而苦恼，便劝华国锋要敢于起来斗争时，这样记述：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竞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以上记述看，叶剑英是主动，华国锋是被动；叶剑英态度坚决而明朗，而华国锋则决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亲历者的说法，华国锋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发表了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文中写，1999年3月9日上午，华国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请看，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也是急不可待地开始主动出击了。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他就下定决心要搞掉“四人帮”。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叫《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该文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该文说：9月11 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 ’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新近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时间、事情经过、谈话内容与程振声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吴德回忆录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访，而是事前给李先念去过电话约定。
从以上华国锋本人的口述、吴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声的文章看，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态度是积极而主动、鲜明而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不一致。一是，华国锋本人说是他请李先念来家中密谈，而吴德和李先念却说是华去李家密谈的；二是，华国锋说的时间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说的时间是11日，相差一天。虽然有人曾经在《党的文献》2001年3期撰文认定是11 日，但这些细节恐怕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核准。
《吴忠传》也提到华国锋找李先念之事，写道：“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该书证实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时间。
华国锋之所以主动出击，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可靠文献的记载：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便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叶剑英首倡说可信，还是华国锋首倡说可信？华国锋首倡说可信。理由是：首先，华国锋本人是亲历者，且有多方证据支持；其次，根据吴德口述：华国锋曾亲口告诉吴，当时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曾先后两次去华家。据我查证，实际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 10月2日，还有一次是在10月5日，这三个时间表明，叶剑英已不具备在最高层首倡的机会和条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帮”之事，直接关系到每位参与者的生死存亡。在没有摸清和了解对方政治态度之前，谁也不会、也不敢张口，谁都会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否则就会搭上身家性命。因此，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除了华国锋有资格、有本钱首倡之外，还无第二人能做。历史选择了华国锋首倡粉碎“四人帮”。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 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 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大家的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时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决定于当晚10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因工作关系，笔者列席了会议。时隔近30年，我根据记忆，把亲历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阅。
震惊中外的中南海之夜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拘捕
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被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被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叶剑英还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视器，一直看到监视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 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和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想当年，我审江青的时候，她大骂我是笑面虎，还说我是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今天来采访我，也是在采访邓小平最凶狠的刽子手。你看我像笑面虎么？我凶不凶？呵呵，其实我很温和吧。”
白发银丝的汪文风惬意地靠在褚红色沙发上打起了哈哈。
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时间已过30年。“我怕你们这群小娃娃搞不懂，‘童怀周’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组，一共16个人，我是其中一员。”
然而，将眼前这个带有浓郁川音，身体羸弱，言谈举止中透着一股子倔劲的七旬老者，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童怀周”，主审过“四人帮”集团的人物联系一起，似乎有点失真。
四周老式的装修，浅啡色的木质地板，深黄色的过时家具，五斗柜上微笑着的毛泽东塑像，壁画里沉思的周恩来，都在无意地营造着一种怀旧。往事，则像汪文风的玄色唐装上的盘扣，一环套着一环。
当年就是一门心思想出《诗抄》，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叶剑英元帅身边工作，接触毛主席讲“四人帮”的问题比较早。
从1973年12月9日，到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先后５次批评江青等人，指出批判周恩来总理（叶帅也同时挨批）是继林彪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话，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取代毛），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呢！并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把问题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说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主席下了决心，并向政治局同志交了底。
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和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回，而对于叶剑英元帅来说，更是他日夜忧虑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去世与叶帅半靠边站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追悼大会刚开完，“四人帮”就杀气腾腾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迫不及待地夺取总理位子。1976年2 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军委工作。这一文件的下发，打破了“四人帮”一伙夺权的美梦，但也使叶帅失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在政治上形成半靠边状态。２月１６日，就是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的第14天，中央又发了第三号文件，经毛主席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讲话的通知”。
叶帅对出现的这类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强力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叶帅早已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肉中刺。大规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伊始，叶帅就预料到“四人帮”把主要矛头对向邓小平同志后，对自己是不会放过的。
叶帅在听取我们秘书汇报情况时，每当讲到国际国内对周总理逝世情况的反映时，都是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但接触到对一、三号文件的反映时，他反而表现得泰然自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盼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结局，主席能够对小平一批二保，让小平同志继续工作。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是很不好的。
此间，除了中央、国务院、军委的一般文电、简报、资料继续给叶帅传送外，作战、情报等部门上报的文电没有了，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请示报告不见了，同党政军等方面联系的通信工具几乎休息了，就连我平日接触较多的一些同志也因害怕路线斗争而疏远了。总之，过去那种热烈、紧张、车水马龙的景象没有了，首长住地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提起蒯大富，目前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他被毛泽东列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蒯大富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什么都愿意谈，但是碰到文革的题目，却每每岔开话题，不愿回首过往岁月的伤痕。
蒯大富1945年出生在江苏盐城，和郝柏村同乡，他的爷爷是共产党新四军，父亲是共产党员，但如果不是经历文化大革命那样错乱的年代，即使有这样“红”的出身背景，蒯大富仍将只是一介凡夫俗子。
文革爆发时，蒯大富一开始只是清华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是班上的“文革小组”的组长，但当年诡谲的政治气候，让蒯大富爬上了峰顶，最终又跌了下来，直到现在，蒯大富本人也说不清楚当年的命运转折。
蒯所领导的班上“文革小组”，一开始就遭到了刘少奇指导下“工作组”的批评，当年的蒯大富，根据他后来的回忆，当时他都感觉到自己是“反革命”了，都准备要被送去劳改了，但谁知道，当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之后，蒯大富的命运一夕改观。
毛泽东当时说：“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毛泽东还特别点了蒯大富的名字，于是蒯大富一夕暴红，不但被“工作组”释放了出来，还接受毛泽东的召见，成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
好多学者争论，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这问题可复杂。包括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为什么老百姓那么积极的投入？为什么红卫兵那样狂热？
有的问题对过来人不算问题，本来就该是那样的!比方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弄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就像老故事里说的，母亲从小一遍遍的告诉儿子长大了可要报血海仇呀。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仇人，当儿子的还能干别的吗？非上去往死里打不成。
残忍是教出来的，从小学就参观各类展览: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知道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知道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刚一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的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经地义的。谁都没告诉我们那大部分都是编的，即使少有真实部分也只是一小部份地主国民党才坏成那样，刘文采没那么坏、也根本不代表所有地主。这一忽略能造成多可怕的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
要把天真烂漫的孩子都教育的一门心思想着打坏蛋干革命可不是三五天就能见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常听老贫农老工人的忆苦报告。他们准都经过培训，因为好些句子每个里都有，象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说凡地主资本家财主没一个好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意思是穷人受了害别希望靠讲理找回公道， “天下穷人是一家”，只有穷哥们还能帮一把，“来了救星共产党”，接着就是穷人怎么打地主分田地了。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问题的提出
& nbsp1979年春天，巴金重返巴黎，这是晚年巴金与青年巴金之间精神行程的一次连接。刚刚经历过”文革”浩劫的巴金，思想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旧地重游带给他的不只是兴奋、亲切，更是对历史的反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巴金谈到重返巴黎时说的这番话，绝非一般地泛泛而谈，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历史内容。因为，巴金晚年最为重要的作品《随想录》，正好在1978年12 月开始动笔。
准备重返法国，为开始独立思考、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提供了一次直接感受历史的机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一些疑惑、思虑，有可能因重返法国而得到廓清。认识更加深切，表述也更加明确。
在《随想录》中，巴金一再提到他在”文革”初期被迫不停地写交代的经历。我曾见到一份巴金在”文革”中写的关于作家严文井的交代材料，虽因价格太贵没有买下原件，但我保留了一份复印件，它可以帮助我们对巴金当年的情况了解一二。
这份交代为两页信纸，约800字，写于1967年6月28日。标题为”材料”，另在抬头写着”关于严文井”。严文井是儿童文学作家，曾担任《人民文学》主编，并在中国作协负责外事工作。这份交代显然是严文井的”文革”档案中的一部分，似是由中国作协流失而出。可以断定这是当年外调严文井情况时，造反派组织特地派人到上海逼巴金写的。
巴金在这份交代中，主要谈他所了解的严文井在外事工作中的情况。不过，从字里行间看，巴金虽然免不了用 “政治标准”、用”主席思想”来衡量严文井外事工作中的”错误”，但他的言词并不激烈，没有”无限上纲”，更没有恶意诬陷与诽谤。相反，我觉得，在造反派逼迫下不得不写交代时，他仍显得比较冷静，有一定的分寸把握。从内容看，他所交代的基本上是一些政治色彩并不严重、也”无伤大雅”的事情。 应该说，在革命风暴中，这样的交代并不会给当事人增加多少新的罪责。
但，即便如此，写交代的经历对巴金心灵无疑是巨大的折磨。一个在五四时代狂热信仰安那其(无政府主义)的人，一个曾把真诚、勇敢作为做人的道德标准的人，怎能不对自己的软弱行为、对人格被扭曲而感到痛苦呢？
巴金这样说过：”我怎么忘记了当年的承诺？我怎么远离了自己曾经赞美的人格？我怎么失去了自己的头脑，失去了自己的思维，甚至自己的语言？”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巴金的内心。一次又一次的精神自责，在开始写作《随想录》时不住地折磨着巴金。正是这种精神的痛苦，成了巴金晚年写作的动力，这与当年在巴黎写下《灭亡》中的片段时的精神状态颇为相似。用他自己的话说，”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
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我自己仿佛受了催眠一样变得多么幼稚，多么愚蠢，甚至把残酷、荒唐当作严肃、正确。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于是，历史的风风雨雨，一个个朋友的坎坷命运，自己人生的复杂体验，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丧失自我，直面”文革”对民族带来的浩劫，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终于写出《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一步步逐渐深入的独立思考，首先从主张”干预生活”开始。独立思考–把心交给读者–讲真话，它们成了《随想录》不断出现的自白。清醒的自我忏悔意识，使巴金率先提出了诸多至今看来仍不乏生命力的思想命题。
& nbsp1978年，中国社会尚处在拨乱反正阶段，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以及”暴露文学”在文坛盛行，但巴金超越个人苦难的诉说，率先提出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他更多地从道德的角度进行自我解剖。进而，他又把反思的范围从”文革”十年延伸到”文革”前17年。他的这一观点，他表现出来的忏悔意识，立即在思想界、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
巴金率先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文革”。1980年4月，在重返法国一年之后，巴金又到日本访问，出席世界笔会大会。在大会所做的演讲《文学生活五十年》里，他这样明确地指出:”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在这里，巴金又一次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意识。
巴金第一个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构想。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记”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倡导建立”文革”博物馆，正是巴金对当代史的重要贡献之一。
1974年年底，毛主席指示周恩来，四届人大之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此后，毛主席亲自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但”四人帮”借口问题查不清楚，千方百计干扰、阻挠干部解放工作。
1974 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后，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 “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
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三个专案办公室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
本文作者张云生到林彪身边工作之时，正值中央做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他离开”林办”时，恰好在震惊中央的”9·13事件”之前，也就是说他近距离目睹了整个”文革”时期的林彪，是”林办”鲜为人知的内幕的知情人之一。
关于断绝父女关系的《林彪声明》
”文化大革命”从我进入”林办”的那时起，才真正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高潮”。身受其害的人千千万万，林彪的大女儿林晓霖也未能幸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加害林晓霖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叶群。
我到”林办”不几天，就遇上了这件令人感到心寒的事。
” 老赵，你看晓霖的事怎么办？”有一天，叶群从钓鱼台回来后，和秘书老赵谈起了林晓霖。 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晓霖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加了名叫”八·八战斗团”的群众组织，它的对立面叫”红色造反团”。中央文革认为，”红色造反团”是”真正左派”，而林晓霖为骨干的”八·八战斗团”是典型的 “老保”。中央文革在操纵黑龙江省的运动，他们碍于林彪的女儿在那里，就把这一心患告诉了正在向中央文革靠拢的叶群。
叶群并非林晓霖的生母，与晓霖的关系向来不好。晓霖为林彪的前妻刘新民（又名张梅）所生。林彪抗日战争初期去苏联治伤，刘新民也跟了去。刘新民在苏联生下了一个女孩，林彪为她取名?quot;晓霖”，后来林彪从苏联回延安，与刘新民的婚姻关系中断，晓霖在母亲身边长大。
建国后晓霖从苏联回国，回到父亲林彪的身边。此时的林彪已与叶群结婚多年，且已生有豆豆（林立衡）、老虎（林立果）两个子女。作为父亲的林彪，对女儿晓霖非常疼爱，可是作为继母的叶群，对扑向父亲怀抱的晓霖心怀妒忌，时常与她争吵。
林彪重返军界声望日益显赫之后，叶群不仅因血缘关系对这个非亲生女儿态度冷淡，而且把她看作是政治上的异己。以读书为由，叶群经常把晓霖支去外地，尽量不给她接触林彪的机会。这样，晓霖不但仇恨叶群，也与生父林彪的感情逐渐疏远。但血脉亲情总是隔不断的，晓霖的身份也受到人们默默的注意。有人同情晓霖，但无能为力。在政治被扭曲的年代，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的不是由亲情所支配，而是由政治需要所决定。 “晓霖太不像话！”叶群对我们抱怨：”她的’八·八团 ‘是保守派，在中央文革是挂了号的。她到处演说，宣传保守观点。大家都知道她是首长的女儿，以为是首长在支持她。你们可以证明，我和首长才不支持她呢！” 叶群说到这里，显得很生气。”这都是首长自作自受。他把晓霖惯成这样，谁的话也不听，更不把我这个后妈放在眼里，但我就不相信拿她没办法！”
没过多久，由叶群口授，赵秘书记录整理，形成一份所谓的《林彪声明》。叶群说这是经过林彪本人点头的，赵秘书和在场的我以及年轻的李春生都心存疑惑。 《林彪声明》的大意是：晓霖一贯反对我（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并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断绝父女关系。
很快，叶群亲自布置，空军派出一架飞机，由国防科委的一位副主任带着印好的《林彪声明》，奔赴哈尔滨。由黑龙江省委印发，在哈军工及各大院校广泛散发，林晓霖的”八·八团”也由此被迅速瓦解。
”晓霖还是不服，越发不像话了！”叶群对在大会堂值班的几个秘书说。
在叶群的一连串布置下，国防科委的一位负责人坐着吴法宪派的飞机，又赴哈尔滨。奉令而行?quot;特使”对晓霖说：”你父亲叫你回北京去，我是来接你的。”但是这架飞机升空后，就奔向了西北大沙漠中的一个尖端武器试验基地，附近是几百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当晓霖发现自己受了骗，已经藜糜谑隆? /p>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文献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再度变得模糊不清。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文献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本文将对论者涉及到的两个文献材料详加辨析，进一步澄清这个“文革”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对胡志明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1]（p1204）
这段谈话记录在薄老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公布以后，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之所以引人注目，就在于其中的两个论断：一个是“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一个是“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联系到当时林彪正在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很容易使人们认为，当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产生了警惕，再加上7月8日毛给江青的信，似乎这种看法更有了充分的根据。所以，就连一些对毛林关系颇有研究的学者，如彭厚文，也认为，这段话主要是针对林彪的，因为当时竭力吹捧毛泽东的，在中央领导人中林彪最为突出。毛泽东在这段话里所说的“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显然是针对林彪的讲话有感而发的。[2]（P147）应当说，这种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
但是，薄一波引用的这段谈话记录只是整个谈话记录的一部分，孤立地看这段话，似乎毛泽东确实是在暗指林彪。如果我们仔细读一下整个谈话记录，就会发现上面的看法站不住脚。因为，从上下文来看，毛泽东讲这番话用意在于对他的老朋友胡志明提出忠告。胡志明在谈话中告诉毛泽东：“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毛泽东听后表示：“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3]正因为胡志明认为没有人反对他，所以毛泽东特别提醒他：“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
毛泽东同时也明确讲，自己面临的情况跟胡志明“不同”。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喊他“万岁”，也有不少人反对过他。毛泽东在谈话中既回顾了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他的历次排斥和打击，也举了“彭、罗、陆、杨”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作为现实的例证。毛说：“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3]毛还提到了罗瑞卿的问题，说：“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3]提罗瑞卿当总长的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正在重用的林彪。毛泽东在这里指责罗瑞卿不但不感谢林彪的提拔之恩，反而整林彪达六年之久。姑且不论毛讲的是不是事实，毛在谈话中对林彪的态度是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一点恐怕是无可置疑的。这篇谈话中还有一个更有力的例子表明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而且欣赏的。毛泽东在回顾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他的打击时，特别提到林彪在关键时刻对他的支持：“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3]以毛泽东的个性，如果他已经对现实中的林彪有了怀疑的话，他会对历史上的林彪提出来大加肯定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举中国党内出了修正主义的例子，既是说明自己有不少反对者，并不都是喊“万岁”的，同时也是为了告诫胡志明：“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4]（P1418）
毛泽东之所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天底下没有哪个党是不存在党内斗争的，没有哪个党是永远不会分裂的。中国共产党是如此，越南共产党也是如此，不会有任何例外。他提醒胡志明，要充分理解这个道理，对于党内出现分裂要有精神准备，“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毛泽东凭借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对于胡志明说的没有人反对他不以为然，认为胡过于天真，盲目乐观，谈话的中心意思在于委婉地对于他的老朋友提出告诫，要他提高警惕，不要被“都是喊‘万岁’的”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否则“要吃亏的”。纵观毛泽东的整个谈话，可以说，只有“诫胡”而丝毫没有“疑林”的意思。把毛泽东谈话的含义理解为对于自己新选的接班人林彪不放心，不过是一种断章取义的解释。
研究者之所以会对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造成误解，可能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受林彪后来的表现的影响，先入为主地理解毛泽东在1966年的谈话。第二个原因是薄老在引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时他的倾向性也在无形中影响了后来的研究者。薄老在书中这样评论道：“联系到不久以后毛主席在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那封信，这段话就意味深长了，看来他当时对自己选的接班人也并不那么自信。”[1]（P1204）显然，薄老是认为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包含有怀疑林彪的意思在里面。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档案公布的不完整。由于公布的是谈话中的片段，缺乏上下文的语境，就很容易造成理解上的障碍，甚至误导研究者。就拿薄老书中引用的这段谈话来说，开头一句“天下乌鸦一般黑”就令人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其实这句话是紧接上文的。由于没有上文内容的铺垫，这句话就显得很突兀，叫人无从理解。所以，要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就必须改进我们的文献档案管理工作，尽可能地给研究者提供完整、准确的第一手资料。
重温毛泽东与胡志明的谈话，也让我们这些后人感慨系之。正应了那句俗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毛泽东在谈话中深刻地提醒胡志明“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 是“很自然的规律”，但是具体到自己，他却被表象所蒙蔽，一心为党为国、大胆纠正他的失误的刘少奇在他眼里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大搞个人崇拜的林彪反而被他视为最可靠的接班人。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最可靠的接班人最后却成了最靠不住的接班人。“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个“规律”竟会在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身上应验。“林彪接班”成了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词句。历史和毛泽东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
二、关于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是已被完整公布的研究“文革”的重要文献。自从公布以后研究者的解释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5]信中涉及林彪的内容不算少，其中引起争议的主要是两个论断。
一个是“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的“不安”既是针对林彪的鼓吹个人崇拜的提法，也是针对林彪关于政变的提法。他们认为林彪讲政变讲得毛骨悚然，令毛泽东“不安”，从而担心这个专讲政变经的人以后是不是也会对他搞政变。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当时决不会怀疑林彪后来会对他搞政变。如果说毛泽东对林彪搞政变早有戒心，那么“九·一三”事件就不会给毛泽东造成那么大的心理震动和精神打击。“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的打击如此之大，恰恰说明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林彪会对他下手。
实际上，毛泽东对于林彪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就信本身看，看不出毛泽东有批评林彪关于政变的讲法的意思。9月22日的中央“指示”对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主要观点、讲法全都作了肯定，并作了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毛泽东是赞同林彪的讲法的。真正令毛泽东“不安”的是林彪讲话中关于他个人和他的著作的一些过分的提法。毛泽东当时是需要搞个人崇拜的，但他对林彪的过分渲染又感到不安。毛泽东之所以“不安”，不是因为他想起了他对胡志明说过的“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那条规律，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他对林彪本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而是因为担心林彪对他的过分吹嘘将来会给他造成被动，因为“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弄不好还会“跌得粉粹”。[6]特别是要把这个讲话发到全党，毛当然要慎重考虑。反复权衡的结果，尽管感到“不安”，但为了“打鬼” 的需要，“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毛泽东只好无奈地接受。参照9月22日的“指示”，根据后来毛泽东的态度，我们有理由肯定，为毛泽东所“不安”的是：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的夸张说法；还有“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这些违背科学的过分夸张的提法，在1966年9月22日中央指示中并没有提出来加以肯定（这跟评价林彪讲话中关于“政变”的提法不一样），毛泽东后来几次明确表示了他对这些“提法”的反对意见。
再一个引起争议的论断是“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说自己是“钟馗”，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林彪唱赞美之词的动机有看法。毛泽东对林彪这样的朋友并不是绝对放心的，他充当钟馗的心理要复杂得多。为了打鬼，他甘当钟馗，而一旦鬼打倒，林彪又会怎样对他呢？中国有句古话，“拍马是为了骑马”，颂扬过分就成了阿谀。像毛泽东这样熟谙中国历史、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能不从林彪过分的颂扬中感觉到某些异样的东西吗？能不对林彪把他当作打鬼的工具而有所警惕吗？[7]
上面这种理解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经不起仔细推敲。在笔者看来，“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一句，不仅不足以说明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反而说明了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对于林彪大吹特吹的意图，毛泽东可以有正反两种理解。反面理解就是，根据“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条规律，推测林彪“拍马是为了骑马”。正面理解就是认为林彪这样做虽然有点过头，但心是好心，只是出于“打鬼”的需要而采用的权宜之计罢了。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显然选择的是正面理解。选择正面理解而不选择反面理解，这本身就说明毛泽东对林彪是信任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不怕别人知道这封信，毛泽东还专门“委托周到大连去，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4]（P1419），借此提醒林彪在宣传上搞得不要太过头。如果说毛泽东在信中怀疑林彪“靠不住”，我想他会对信件严格保密，起码是不会让林彪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的。
还有一点也可以证明毛泽东对林彪的信任。就在“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后面，毛泽东紧接着又说“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注意，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他当了“共产党的钟馗”而非“他们的钟馗”。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毛泽东认为他当的是为共产党“打鬼”的“钟馗”，并不是为少数人在政治上排斥异己所利用的“钟馗”。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被动机不纯的人利用了。把这两句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实际上肯定了林彪等人是属于他的 “朋友”，代表“共产党”，他们搞个人崇拜的动机是好的，只是手段有些过头罢了。所以，总起来看，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并未表现出对林彪的不信任。
三、“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
通过对以上两个文献材料的辨析，可以看出，根据这两个文献材料断言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对林彪已有怀疑，其实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有加的。由于林彪在历史上的多个关键时刻（比如瑞金时期、1959年庐山会议、1962年七千人大会）给毛泽东以“雪中送炭”般的支持，毛泽东在内心对林彪一直是非常感激的。加上林彪抓住了毛泽东的心理，大搞个人崇拜，大搞突出政治，这一切都深得毛心。“文革”前，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林彪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8]（P541）不要小看这个评语。毛泽东1964年6月提出的接班人五项条件第一项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在毛泽东心目中，这是方向问题，是接班人的首要条件。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真正懂马列主义的领导人实在是少而又少。有两位学者指出：“颇堪玩味的是，毛泽东几乎从未认为有谁符合他心目中‘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他几乎从未说过哪个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甚至连‘懂马克思主义’ 这个平常的肯定之辞都很少使用。”[8]了解了这一点，便会意识到毛对林彪的这个评语实在是非同寻常的。这恐怕也就是林彪能够享受的殊荣。1965年11 月28日，毛泽东曾让罗瑞卿捎话给林彪，要林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9]（P534）对林的倚重之情，溢于言表。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把阐述自己心目中理想社会的信写给林彪，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表态，这实际上是告诉全党，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只有林彪才与他“志同道合”，才是实现理想目标的“亲密战友”，这不能不说是对林彪的极大信任。直到九大以后，随着林彪集团势力的急剧膨胀，毛泽东才对林彪有了戒心。但他万万没有料到林彪会对他下毒手。“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长时间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他时常喃喃自语：“亲密战友，多亲密啊！”从此以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感。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打击不是普通人能够想象的。如果说毛泽东对林彪早有怀疑，林彪事件会对毛泽东造成如此大的精神伤害吗？
事物的发展变化，有些是人们无法预料的。“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倘若当年身便死，一生忠伪有谁知”。毛泽东对林彪的认识也是如此。毛泽东也是凡人，他不可能洞察一切。他当时只是提出了对林彪讲话中“一些提法”的不安，如此而已。只是在林彪垮台以后，林彪的阴谋公开败露，毛泽东才认识到“林彪是反对我的”。同任何人一样，毛泽东也只能是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的。况且，说毛泽东在1966年选林彪当接班人时就对林彪有怀疑，不信任，不仅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因为这种说法很容易给人留下毛泽东把选接班人这样的国家大事视同儿戏，纯粹是出于政治需要暂时利用林彪的印象。本意是想说明毛泽东具有非凡的洞察力，维护领袖的英明形象，而实际效果适得其反。
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发表过一篇态度十分鲜明、观点十分尖锐的演讲，集中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观点和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展现了他高尚的品格和原则性。
1967年下半年，红卫兵组织了多次批斗陈毅的大会。陈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出席了这些批斗会，在会上他耐心地向红卫兵宣传党的政策，对极“左”做法进行了痛斥，对一些无理指责进行了批驳，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境界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毅在召开批斗他的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特殊的演讲。
这篇演讲原本是陈毅即席讲的，并没有标题，演讲后整理出《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题目。光明磊落的陈毅没有反对用这个标题，他不怕红卫兵和造反派把这两个材料送给毛泽东看，他就是要用这个材料，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陈毅在演讲中说: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雨，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是个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1952年犯过一次， 1949年犯过一次，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武器，机关枪、炮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 ‘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是泄密，完全是给我们党、给毛主席脸上抹黑。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蹋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账。
“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我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有6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5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11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危害性越来越多，越来越吓人，水平越来越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 ….，斗啊!非要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上万的老干部被糟蹋了，先是工作组就有40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做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 (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 59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是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 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 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本文着重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1〕和极左派，并且尝试指出它们各自的政治特点及社会背景。
◇老红卫兵；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
“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今天从学术上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划分。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是第一批红卫兵。红卫兵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红卫兵是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学生组织。他们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2〕但是他们不仅抨击学校领导，而且不愿听从工作组的指挥。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组织的纲领、成员、行动等，换句话说，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科层制的地方和基层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红卫兵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这种自主程度违背了共产党对一切群众组织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规方式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基层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虽然支持红卫兵对原学校领导的批判，肯定他们是左派学生，却不能容忍红卫兵组织长期存在〔3〕。
红卫兵最先在群众运动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着反叛政治权威，在共产党领导下，造谁的反？怎样造反？这是按照常规思路思考问题的工作组和一般学生提出的诘问。此外，红卫兵还提出很多工作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进的主张。
对此，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工作组采取用共青团“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即逐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承认红卫兵的左派学生地位，扶植其中愿意服从领导的人成为工作组领导下的学生领袖，同时要求红卫兵解散他们的组织，放弃过激的口号和行动，和其他学生一道，在工作组领导下，通过班级和共青团组织参加运动。〔4〕但是红卫兵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接受了工作组提供的共青团分团委委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核心领导小组组员等职务，却坚持自行其是的组织和活动。工作组政策的关键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服从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的领导，而红卫兵执意保持自己的阶级队伍，期待以非同寻常的革命举动建功立业，在学生当中树立权威，他们不那么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听从工作组安排，因而与工作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锐。
红卫兵的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遭到工作组的批评，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种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左派学生组织，提供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冲破党政领导阻力的组织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传达了毛泽东鼓动群众冲破常规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意图。
进一步说，压制红卫兵的方针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肯定红卫兵即意味着对刘少奇的否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泽东得知红卫兵的情况并看过红卫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后，于1966年8月1日，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继而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
从8月1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至8月18日新闻媒介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有半个多月。在此期间，群众中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高级干部子女通过父母的内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为了紧跟毛泽东，也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个别大城市的一批高干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组信任的干部子女，也突然翻脸，抢先对工作组进行批判，这曾使一般群众感到莫明其妙〔5〕。这些学生的政治表现与红卫兵发动者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在把红卫兵当作“红五类”，实际是干部子女“阶级队伍”的问题上高度认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
◇保守派红卫兵：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进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红卫兵创始者遵循的信条，使红卫兵运动呈现出多样性。
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1966年8月，特别是8月18日以后大批出现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及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的红卫兵、武汉市中学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当时是贬义词，他们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 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大多数是学校 “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
在红卫兵当中，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的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在学校党委（或党支部）领导运动，以及党委和工作组一道领导运动的地方，维护校领导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学校，党委全体或者部份主要成员在运动开始就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工作组领导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领导、受到工作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的人也被视为保守派，例如在清华大学。〔6〕保守派一般习惯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的组织体系，不论是党委还是工作组；而“文化大革命”却是一反常规，由党的最高领袖发动和领导，抛开基层党政领导体系，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动群众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基层党政领导，向来天经地义的依靠党组织和紧跟伟大领袖两条原则突然变得不那么一致了。这些党委、工作组培养的左派、积极分子在困惑中常常习惯地偏向前者，因而总是被动，总是“保守”。
应当指出的是，保守派红卫兵也不是维护一切原有秩序。他们往往不仅积极地批判所谓“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和老红卫兵一道参与“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其中一些人还批判学校的行政或党委的次要或主要领导人，这些活动在当时是本校或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或者认可的。
保守派红卫兵和老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异：
⒈保守派红卫兵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而老红卫兵不仅批判学校领导而且不愿接受工作组的管束。
⒉保守派成员的社会色彩与老红卫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虽然也许不乏干部子女；而老红卫兵则具有引人注目的干部子女色彩。
⒊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而保守派只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
⒋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而老红卫兵实际上只在北京，并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学，形成强大的派别。因为首先，只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党政中央机关和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居住着这样多的高级领导干部，生活着足以构成强大政治势力的众多干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红卫兵出世之前已经被中央改组，北京市的地方党政领导体系的权威动摇了；再次，老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并不倾向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委，红卫兵的活动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人的理解或赏识。〔7〕这与其他大城市，如沈阳的红卫兵——“红后代”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没有形成强大的派别，并且始终处于省市党委的保护下，同时维护省市领导，被作为保守派的一部份。
目前在海内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区别保守派和老红卫兵，但是这种区别对于准确把握红卫兵的历史，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支持红卫兵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赞赏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打破现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违拗工作组的行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红卫兵象保守派学生那样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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