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时间/主要负责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题目/被点名打倒原负责人
黑龙江
1967．1．31
主要负责人：潘复生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题目：《东北的新曙光》
被点名打倒原负责人：欧阳饮 李范五
山 东
1967．2.3
主要负责人：王效禹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题目：《革命的“三结合”是夺取斗争胜利的保证》
被点名打倒原负责人：谭启龙
上 海
1967．2.5
主要负责人：张春侨
被点名打倒原负责人：曹荻秋 陈丕显
贵 州
1967．2．14
主要负责人：李再含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题目：《西南的春雷》
被点名打倒原负责人：贾启允
山 西
1967．3．19
主要负责人：刘格平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题目：《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被点名打倒原负责人：陶鲁笳 卫恒
作者：崔士忠 文章来源：www.mcoa.cn
我评定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一个标准——看他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自我”，他摆脱了“自我”又是为了什么。 ——爱因斯坦
我的《不批< 色戒>，终将亡国》在网上发布后，大家众说纷纭。
赞批的好的有很多，使我们重新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如下文我就很认同：
“也许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就是欲乱其国者，必先乱其史。还有看看这几年网络上对历史的篡改，民族英雄成了被人利用者，汉奸成了英雄，也许这里面的头绪更加清楚了，原来我们的确已经在认识上陷入了误区，如果无法正确的认识我们的历史，如果不尊敬为自己民族做出贡献的英雄，如果认贼作父，我们就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勾画未来发展蓝图应该首先从正视历史开始。”
但，反对说《色戒》半个不字的护《色》使者也很多，他们大多高扬人性的大旗，主张性爱就是人性的最根本的表现，因为性快乐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害死无数同胞生命也无可厚非，因为不能让一个弱女子承担那么多的政治，主要观点就是：性爱无罪，自私有理。他们对汉奸李安不顾历史事实，把满门忠烈的抗日民族女英雄郑萍如改编成为因为性快乐而出卖自己灵魂的民族叛徒，进而歌颂其光辉的人性回归形象则一致称颂，欢呼万岁。
他们反对的语言主要是：“又回到文革了？”“楼主有文革倾向。”
作者：薛遒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题记：伟人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站了起来，而我们还跪着。——马克思
吴雁南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中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无论从其内容，抑或规模看，都是空前的，是以往变革社会制度的运动难以比拟的。因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是空前的伟大事业。”
何谓“空前”？是他那不断革命、逐步社会主义化的政治纲领，使我们亲切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革命中被利益掩盖的本质，即资本主义革命实质上空前地有别于“改朝换代”的农民革命，空前地宣言着否定一切私有制，这是被它不断解放的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它无法抗拒这个要求，它为生产关系而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必然地和生产力的本质要求发生矛盾。
孙中山的伟大，是他看到了这种矛盾，并企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克服这种矛盾。孙中山说：“凡属于生产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公理之平允。斯则社会主义精神，而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矣。”（《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他满怀自信地设想：以“社会主义精神”引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
在《实业计划》一文中，孙中山公示了他的目标和指向：“利用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
彻底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自觉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孙中山忧虑于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增加却贫富悬殊，“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 他坚信：“盖资本家之专制与政府之专制一也。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为此，中国应“睹其祸患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为，“皆知道社会主义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民报发刊词》）
他盼望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余言至此，极抱乐观。”（《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 437页）
孙中山不赞成资产阶级社会学，他主张“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人类进化的目的绝不是简单进化的弱肉强食，绝不是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而是“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文学说》）同时，他高度评价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现在研究社会问题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不是崇拜马克思作社会主义中的圣人。” “我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吸取他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况，才创立了三民主义。”（转引自洪源：《孙中山传》）
可以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将社会主义理论与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评价孙中山的革命，“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新民主主义论》）这“一部分”必然地服从整个“世界”大势。也许康有为更适合中国国情，但却不适合世界之“世情”。无论这种“世情”是被帝国主义逼迫、被人民革命推动还是被社会主义激励，革命，都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必然。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经历了”——凯撒
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二日：苏双碧:海瑞罢官到“文革”兴起
主持人：陈晓楠
口述者：苏双碧
访问时间：二〇〇五年三月
苏双碧：这就是著名的《海瑞罢官》，这是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原版本，六一年出版的。
陈晓楠：一九六五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革序幕，而吴晗和他的“三家村”同伴们就成了文革祭坛上最早的牺牲品。
苏双碧：这一格全部是“三家村”，从上到下。你看，这是廖沫沙的，这是吴晗的，上头是邓拓的。
陈晓楠：“文革”开始前，苏双碧一直在吴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曾亲自见证了从批吴晗到文革兴起的全过程。文革后，他致力于研究这段历史，是第一个撰文为吴晗和“三家村”鸣冤的人。
苏双碧：我一九六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历史协会工作。当时吴晗是历史协会的会长，协会没有专职干部，从我开始，就有了一个专职干部，
陈晓楠：那个时候，吴晗还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与共产党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民主人士，民盟党员。一九五九年，毛泽东在上海提出，要提倡“海瑞精神”。海瑞是明朝的大臣，以敢于直言上谏著称。负责宣传的胡乔木一回到北京，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请他撰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苏双碧：这个吴晗，自从他参加民主同盟以后，他对共产党是坚信不移，对毛主席是敬若神明，所以他就马上动笔写了。
陈晓楠：吴晗欣然受命，写出了《海瑞骂皇帝》。可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却因为直言进谏被免了职，被毛泽东说成是“假海瑞”，吴晗只好匆匆在文章之后加了一段“要提防假海瑞”的话才发表出来。这件事过后，吴晗并没有发现海瑞的话题多了几分敏感。一九六一年，他应马连良的邀请，创作了京剧《海瑞罢官》。
苏双碧：一九六二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说这出戏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她找到了中宣部和文化部。
江青当时提出来要批这个《海瑞罢官》。而且找了四个部长、副部长，中宣部、文化部，四个部长、副部长谈话，说要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四个部长、副部长听了以后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当时主席对这些问题没有表态，就是江青在那边接头，主席没有明确表态这些事。主席既然不表态，谁也搞不起来。另外谁也不会去听江青的。
到了一九六五年，形势发生了变化。毛泽东转而支持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这场批判。后来，江青也在文章中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在上海，柯庆施和张春桥对江青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找到学术界的棍子姚文元，由姚文元捉刀上阵。文章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写了七八个月，每一稿由张春桥夹在样板戏磁带里带到北京，毛泽东本人就审看了三次。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上登了出来。此时，身在北京的吴晗对此一无所知。
当时上海的《文汇报》到北京一般要第二天看到。看到后，凭我当时的了解，和当时的认识，我是没有太吃惊。为什么没有太吃惊呢？我认为姚文元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完全就是一个学术界的小棍子。他打了好些人，今天打吴晗就是了，没有太把它当一回事。大概第二天呢，就算第三天了吧。我就跑到吴晗那儿去，一个想安慰安慰他，一个想听听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去了以后呢，他不像以前精神状态那么好，精神状态很沮丧。
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是有来头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来头？他就摇摇头，不说，走了。再过几天，北京大学的教授邵循正，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教授，是他的同学，特地从中关村跑到城里来看吴晗，结果在这之后马上就通报出来。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出笼对知识界、政界震动很大，首先冲击的当然是北京市委。也就是说北京市委必须对这篇文章有个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转载还是不转载。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当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就给当时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市委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是否转载。郑天翔匆忙看过，就给范瑾打电话，让她第二天转载。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范瑾说：“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彭真不在北京。邓拓当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但不分管新闻，而郑天翔分管《北京日报》，却不分管意识形态。之所以这样分工，是因为邓拓被毛泽东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了《人民日报》之后，市委不让邓拓过于为难，就把新闻这一块摘出来让郑天翔管。
文革开始不久，受印在《毛主席语录》扉页林副统帅那段著名题词影响，许多单位和家庭内纷纷出现一种现代神龛似的设施——宝书台（有些地方又称之为“敬仰台”或“忠字台”）。就是在家居的显要位置专门放一个桌子或其它平台，上面恭恭敬敬地放一个主席塑像，再围绕这塑像作各种表达忠诚、敬仰之情的精心布置。水平一般的，在主席塑像前放上一摞主席著作，贴几个忠字并用红色渲染即可。有一定艺术水平或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就花样百出了。我见过一个本地当时最高级的宝书台，真可谓美仑美奂，精巧至极。那宝书台将一彩瓷主席塑像置于一轮红日之中，红日内设有巧妙电路机关，隔一段时间就闪烁一会灿烂的光芒。塑像前是用各色绸布、塑料花组成的花丛，花丛中是一金光闪闪的“忠”字，“忠”字前再放一本精装的《毛泽东选集》。花丛里可能设有感应装置，人到台前，只要一摸毛选，花丛和红日便一齐闪光，同时宝书台发出一阵深情悦耳的歌声：“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反复）我们有多少热情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这宝书台的设计者是县城某工厂的一名工程师，因成功创作此台得到县、厂两级革委会的青睐，过不久，他就顺顺当当地走进厂里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此人真是大智若神，用不着靠造反起家，用不着靠批斗别人邀功，几派人物都得认同他，文革后也查不出啥污点，一路顺风把官儿当到退休。
傅熹人：关于《“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致冉云飞兄
云飞先生：刚刚看国你今天贴出来的文章，有点想法希望与先生探讨，现草录如下，或可供参考。
”文革”一词在当下的中国话语里应当说已成为某种恶的符号，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诸如北师大附中之流将罪恶之花抬出来，给自己的脸来贴”金”的丑恶之事？只怕这是比事件本身更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文革”这一社会灾难，尽管它旷古绝今于人类社会史和政治史，极具中国特色地仅仅在二十世纪的中华大地生发演绎出来，但本质的根源来自人类文明进程共有的专制政治与专制制度，所以，”文革”之恶是一种政治之恶，一种制度之恶，就其发生的文化土壤而言，也是一种文化之恶。可是由于对”文革”的否定来自产生这种恶的政治与制度本身，那么，这种否定会在什么层面操作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对”文革”的否定也就截止于，也只能截止于权力的角逐层面 —–是佞臣得势，圣主只是一时糊涂，所以他的旗帜还要高举，一百年不变，而且既有的政治与制度的图腾必须依旧高高矗立这块土地上，矗立在亿万人的心头！
当我从普通老百姓口中，甚至从流连沟壑者的口中，听到他们因为眼下的处境而心由口出地说出”还是M 好”时，我就明白了，”文革”的价值并没有真正颠覆！”文革”对于下层民众，对于千千万万在”文革”中并没有直接身受其害的人来讲，那并不是一种”恶”，更不待说当下的既得利益者，因为他们的利益正是捆绑于”文革”之源的政治与制度之上；”文革”之恶，仅仅表现在直接受害者，首先是权力角逐场中的参与者身上（没有这些参与者在”文革”中感受之害，”文革”的旗帜也不会倒！），是以角力双方中的最终失败者为参照系，当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恶”也就消失于无形。既然真正的”文革”其价值并没有颠覆，而发生这一灾难的根源 —– 相应的政治与制度一如既往，那么眼下不过是”文革”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本想昨夜写完发给先生，但一则因为手拙脑滞，二则琐事缠身，只好今天看过新贴后，再继续把我的一点看法写下来，希望今天能发出！）
为什么说真正的”文革”并没有得到反省，”文革”的价值并没有得到颠覆呢？
我们不妨做个小小的类比：我曾专门了解过自己故乡在土改运动中的一些细节（目前报刊上似也有此类文章），听老人讲，土改中且不说捆绑游斗，即便是决定杀人，那也是几个积极分子一句话，说杀就杀的，其残暴冷血非聆听亲历者描述难以想象，程度并不亚于”文革”，相比宋彬彬之流在”文革”之为更让人恐怖，其实两者是出自同一渊薮 —-为了政权不惜拿出人间最恶的手段。而这恶的根源，难道是那些被背后那支无形而强大的手掌控着的土改积极分子或热血献给 XX的红卫兵吗？如果背后的那支手依然圣洁而又不容怀疑，那么，能指望土改中的红卫兵们以及文革中的红卫兵们忏悔么？
其实就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走向而言，自打这块土地上产生了这样一支政治力量以来，从它放弃了另一条道路，而选择它的正确领导和正确道路以来，无论在得鼎之前还是得鼎之后，其政治都是一以贯之的文革手段——为达目的，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不惮于使用人间最大的恶。所以，即便是所谓的拨乱反正之后，不是依然有不惜二十万人头来换取二十年稳定的可怕声音吗？
所谓土改也罢，反右也罢，文革也罢，乃至于前土改，后文革，其本质都是同一种恶。我在乡下与目前尚在世的当年老人接触中，或者在其它场合论及当年，无论是土改中的红卫兵，还是土改中的受害幸存者，似乎没有人为过去的那段历史羞愧或追问（恐惧与愤怒倒是尚在），那么，在一个土改以及其它恶不是恶的文化氛围中，我们怎么可能要社会人群单单认识文革之恶呢？那么所谓的文革恶之花会被人当作荣与光贴到脸上，而全然没有一点罪恶感，甚至连羞愧都没有就不足为怪了。
为什么说眼下不过是文革的沿续？
表面看来那种全民鼎沸的轰轰烈烈群众运动场面，不过是政治强人对民众的愚弄和躯赶，不过是权力角逐中登峰造极的权谋表演，这大约是大家的共识了。那么今天的民众难道摆脱了被政治强权愚弄和躯赶的命运了吗？如果产生文革的政治与制度之土壤不被真正改造，那么民众被统治者愚弄与躯赶的现实就不会改变；文革不过是极权政治在这种政治理念下建筑的制度土壤上的一次癫痫发作（与斯大林的大清洗除了表面形式的差异，骨子里是一样的恶），病灶不除的平静并非就是机体的健康，后极权时代也并非就是社会进步的一次质的超越。所以从民众被奴役这一本质来看，无论是前文革时代，还是文革时期，抑或文革那一页已经掀过卅年后的今天，如果社会的专制本质不变，就轻易地附和着权力的霸权话语，把文革从这个政治一脉相传的历史中分割出来，恰恰是对民众的又一愚弄。那么滋生这种政治与制度的社会文化土壤，也难以得到真正的重建。所以是十分有害的！
说到社会文化，就不能不提一下我一直心存厌恶的那种观念，这一观念就是某位文化名人的所谓文革博物馆之说。为什么厌恶？因为所谓文革博物馆之提议，后面的潜台词恰恰就是：一、前文革时代是好的，后文革时代也是好的，只有文革十年才是坏的。二、因为只有文革十年是坏的，所以那是失误，所以我们应当警惕的仅仅是文革十年，而不是要重新审视造成民族苦难不断，民众始终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政治与制度。还有，它让人看到了一种姿态，一种奴才献媚于主子的姿态：让制造恶的权力来斥责这种恶 —— 于是恶就是别人的罪，而作恶者也就成了拯救者，恶便成为他们的善。尤其应当看到的是，这种姿态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所以一切罪恶的揭露便成为产生罪恶的土地上的善，成为对统治者歌功颂德的盛宴上的调料，所以就有”被救奴工笑的合不拢嘴”，所以一批又一批的鲜活生命在瞬间消殒时，我们没有悲悯只有振奋，因为”当地政府与官员正在妥善安置”，所以黄河大移民几十年之后返回故土，在茅棚栖身，以薯根果腹的返乡移民看见政府官员心由口出的是”感谢政府” ……这是一种纵容恶，从而也是制造恶的文化，是大恶！更因为文化名人的影响力，无异于在给天下黎庶人人安上一颗为虎作伥的脑袋！
我信口开河，语无伦次，也不知道把自己的意思讲清楚没有？总之，我的意思是，文革之恶，并不具有独特性；就文革论文革之恶，既不可能真正颠覆其价值，同时恰好是掉进了专制权力的话语霸权陷阱之中。所以是不利于我们对自己这个民族百年来的苦难与窘境作出清醒的反思的。
今天又读先生的续文，我本有些忧郁：是不是由于话语策略，只好这样讲？不过既然已经说出来，就还是发给先生吧！
另有一事相求，如果先生有暇，或回复于我？就是我此前从你赠书的帖子中看到，野狐老的邮箱地址好象在贵处，我有心向他索要些资料。倘合适，请转告我。谨此
祝好
熹人冒昧搅扰
冉云飞致傅熹人先生
尊敬的傅熹人先生：近好！接读大札，感慨良深。小子文革前一年出生于穷僻乡野，家中生计维艰，百般苟活，开蒙读书，自我清污（清党化奴化之污也），始知被当局视为贱民之由来。如今侥幸得网络之助，稍有自由表达之空间，小子便将自己日常所思所想长期表达下去，以为吾国吾国自由表达权利之彻底获得，贡献绵薄。弩马前驱，为小子所自任甘愿也。所幸的是，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知道自由生存于世乃天赋人权，非他人之恩赐。这样的权利，我们中国人至今尚未获得，当努力起来逐渐改善争取，非坐等可待。人之生存于世，每人都应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每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小子不才，稍有比较优势者便是言论，故不揣谫陋，贡献刍荛。每日贡献，难免去取不精，杂芜丛生，幸得各路人物之指教，俾不致抱错命赴黄泉，何等有幸！今接先生大札，历数四九后恶政痛史，何其深辟痛快，而又富理性之思，可启小子覆盆处多也。现简复如下：
一：可爱的两头真，可敬的一生真。朋友傅国涌兄写过一篇《说说 “老年人燃烧”现象》，就是指像你一样的许多老年人，晚年认识了专制独裁之恶，勇敢地表达出来，将过往之恶记录下来，告知后世以真相，这是何等的可敬难得。我没有经过你们所经历的地狱生活，但仅从文字上来看，已使我五内难平。你们这帮可敬的老年人，值得我们晚辈尊敬与佩服。出名者如李锐、李慎之、何家栋、谢\韬、胡绩伟、沙叶新、高尔泰等，默而艰毅、起而记之的如我所知的许多右派老人，如曾伯炎、陆清福、魏光邺、俞民、杨天胤、铁流、张先痴、李才义、茆家升、蒋文扬等以及傅先生你。还有些稍小的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蹂躏的中学生如王建军先生等。亦有长达十年编辑自印内部资料之刘鹤守老先生（《浊世卮言 ——〈时文专题汇编〉（1997-2007）》选集，据郭兄所言系1500篇文章之精华，其精到程度可书写对民间思想之纪录）等。没有老年人将他们的经历回忆出来，记录下来，我们民族就会丧失一笔苦难的财富，苦难也就容易重复发生，不易让后人得着学习并避免错误的机会。你们少时满怀热血，老来针砭专制，以自身所受独裁之愚弄欺骗，为一下辈戒，此为神农尝百草而为药无数愚痴人也，其功其德大哉美矣！
二：理性节制之表达非为策略。在中国有许多灾难，尤其四九年后可谓空前，让人愤怒难耐，我此前很多也是如此。但自从读胡适先生的书籍，读很多自由主义者的著作以来，深知理性表达、谴词造句（非文章学意义上来看）之重要。我们对一些事情当然可以批评得痛快，但痛快的表达如不加以节制，容易走向其反面，这是我一直深加注意的问题。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一直在思考鲁迅为何被专制利用的问题。鲁迅可谓伟大，看问题深透，复冷眼热血，然行文尖刻，好诋人疵（其实有些人疵非为越过做人之底线者，不必深究，也不必如此尖酸刻薄），这是否不经意间留下了为专制者利用的暗道呢？我批评郭敬明是因为他抄袭，越过了写作的底线；我批评易中天是因为他无度无耻地表扬成都官方，越过一个知识分子的底线。同理，我恭喜宋彬彬获得博士学位，在科学领域做出的一定成就，但一定要批评其不忏悔不认错不道歉的做法。换言之，我批评人，不喜欢全盘否定，不喜欢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倒是对制度之恶，我批评得比较不留情面。但不留情面，我还是有一个前提，即实事求是，对其不诬枉不袒护。我认为理性节制之表达权利，渐进温和地做一些于社会进步的“零星工程”，以促进社会的进步，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最近有两件事情华南虎事件和厦门PX 事件，都逐渐露出双方博弈解决的曙光，这样的做法，虽然还不能完全制度化，但我相信持续的努力，一定能所推进。说会理性、勇毅、持续之表达，可能比痛快愤怒之表达，可能更有长期之价值，在某种程度可以逐步祛除一些我们的暴戾之气，这对整个民族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三：深挖制度之恶，可以从细节上做起。先生来信中深挖之恶，是看到文革的实质，一言以蔽之，看到了共产政权的邪恶的本性。四九年后的政权是集古代专制（君权神授把戏）与现代独裁（共产主义馅饼）的混合体，所以其所犯的错误与罪恶，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之未有。也就是说，古代专制与现代独裁的组合，产生了空前的危害力量。我们当然可以总论制度之恶，专论制度之恶，深论专制之恶，这都是必须的。但似不是每一篇文章都必须这样做，我看是可以探讨的。有时一段故事，一个细节，比许多大道理更能震撼人心。如宋彬彬事件，最好的做法是王友琴先生的努力，将其细节在某种程度复原出来，让宋彬彬这样的人，即使不道歉不认错，其罪恶也无可狡辩，千载之下，其恶难洗。复次，对宋彬彬这次被北师大附中视为名校友的做法，亦可就事论事之探讨，从宋彬彬文革作为到我们的教育不堪，作细节之言说。但在下《“文革恶之花”重新开放》一文是急就章，且手边没有北师大附中的校史一书，无非在细节上尽情描述。我认为，通过宋彬彬重出事件，既可以反思文革，也可以反思我们现在的教育，同时反思越来越烂，越来越违背现代教育的校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四：要齐努力，不要等待。每个人都应该持续不断地争取自己的权利，持续地表达。民主自由的获得与崛起，仅靠百十来个敢言的知识分子或精英，是实现不了的。这是一个非精英的个体崛起时代，这也是《时代周刊》为什么要把每个网民亦即“YOU”评为去年封面人物的原因。每天来我博客的人是比较多，探讨也比较热烈，但我更愿意看到，千百万个敢言的博客，千百万张敢说的嘴，逐渐出现，以众声表达代替少数人的表达，这样才可能冲垮专制独裁之堤。一个时代要得到实质性的变革，靠少数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做法并不可取，这样的时代也应该即早过去为好。所以，我希望前辈们把更多的经历写出来，传诸后世，当作自己来世走一遭的使命。经历了苦难，不把苦难写出来，是对不起曾经的苦难，是自己轻看自己所受的奴役，晚辈虽可理解，但认为不可效法。而我们中年和年轻的一代，在获得自己物质利益的同时，应该有更高的权利吁求，即自己并不是头只吃饱了便万事大吉的猪。要言之，所有的人合力来争取自己的权利，每个人从自己的维权开始，每个人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虽然并不乐观，但不愁未有寸进之功。任何好的未来，都由寸进开始。
专此即颂
冬安！
冉云飞2007年12月20日8：28分于成都急就
原文
陶铸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调到中央工作的，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打倒，后含冤去世。他经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文化大革命” 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正是由于他毫不妥协、刚直不阿的个性，所以在“文革”初期便遭到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历史是公正的，“文革”结束后，中央对他的冤情进行了平反和昭雪。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就考虑要在中央内部“掺沙子”，他决定把陶铸调到中央来担任重要职务，是想让陶铸支持“文化大革命”。
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在地方高级干部中，比较赏识两个人，一个人是陶铸，一个人是王任重。这不光是因为这两个人比较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能提出许多创造性的意见，拿出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经验来，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两个人在地方高级领导干部中以善于写作而著称。陶铸能写作，他平时就写一些生动活泼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来又出版了两部书，一部书名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部书名是《思想·感情·文采》。这两部书在青年人中间影响很大，陶铸的优美文笔，也深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当然要在这种有文化的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找支持者。
更重要的是，那时，毛泽东出于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良好愿望，已经决心发动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回领导权。而对于搞不搞或怎么样搞“文化大革命”，中央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有许多中央领导干部是不同意搞“文化大革命”的，或者是不同意搞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对此，毛泽东考虑到，要在中央高层领导内部“掺沙子”，调一些既有很高文化水平又有很高理论素养的高级领导干部到中央来担任领导职务。于是，毛泽东考虑到了陶铸。
“秦城监狱”，人们大都听说过，但对里面的真实情况，人们了解的并不详细。中共党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为我们揭开了秦城监狱神秘面纱的一角。——《北京晚报》编者
秦城位于北京市北部的燕山东麓，西面靠着重叠的群山，北、东、南面则是一望平野。其实，在秦城监狱建立之前，秦城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名。不仅人人可以出入，自古也有百姓居住。
建立于1958年的秦城监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在同中国处于“蜜月”关系时，援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与国防建设的产物。当时，苏联与中国订立的援助项目共有157个，其中之一便有秦城监狱，但因秦城监狱属秘密工程，对外不便公开，所以外人一般只知道官方公开的156个。
当时的秦城监狱，是由苏联专家设计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是工程负责人之一。富有戏剧性的是，冯基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投入这座他亲自主持修建的监狱，而且是同批犯人中最迟一个被释放者。
“文革”前监狱盖有4幢带审讯室的白色楼房，排号为甲、乙、丙、丁。楼房一律三层，砖结构，坡顶。每幢楼房单独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用墙围起来，专供犯人放风的空地。每间监室有20平方米，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当时十分先进的洗衣机。
牢门是铁皮包着的木门，房门上方与厕所马桶齐腰部有“窥孔”，供哨兵对犯人24小时监视之用。房内的常置设施只有一张距地面一尺左右的矮床。需要写材料时，管理人员才会送进一张小学生式的单人课桌临时使用。但凳子是永远没有的，床铺就是犯人平日坐的地方。重犯囚室内的墙壁是特制的，囚犯撞墙也不能自杀。
牢房的窗户约一平方米大，距地面两米多高，窗台向上倾斜，窗户向上向外开启。窗户共有三层:纱窗、铁栅和磨砂玻璃窗。室内所有永久性设施都被去掉棱角，打磨成圆形。
在共和国前27年的历史中，无论是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是走过的曲折道路，无不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密不可分。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政治运动等，毛泽东都是最高的决策者和主要的推动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例外。这场在中华大地上绵延了20余年、旷古未有、声势浩大的群众性运动，从由来到兴起，一直与毛泽东的指示密切相关。
由于历史视角的不同，人们对这场运动的认识和评价至今存有严重分歧。有的人着重从知识青年个人的前途与际遇出发（或认为从事农业或当农村会计、赤脚医生等，是荒废青春、摧残人才等），基本否定这场运动；有的人从国家需要与农业发展着眼，对其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本文试图从宏观上客观记述这场运动的由来及兴衰，以期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作者：泽东小学生 文章来源：摘自天涯<人物研究>
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到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改造，都无不体现了这一革命的性质。
按照这一性质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是致全力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集体经济的建设。当然，由于是新生的社会主义，所以还允许一些经受考验过了的，道德较高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有利）的已有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与发展，而不是允许大量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允许各种低级的、带有邪念的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的大量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将革命的成果放弃，必然会重走李自成的道路，必然是背叛革命的性质而使自己变质。
而事实上，从刘当政时期所做的事件上来看，例如从包产到户搞单干、搞桃园经验，配之以四大自由在；在工业上，大搞物资刺激，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其结果，就是大量的现在的特区所存在的血汗工厂，以及内地的奴隶制砖窑厂，大量的死亡煤矿等，而不会是现在的那些良好的企业；由于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较高度发展了的后期开始的，而且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的，因而其基础已经提高了，在这样提高基础的情况下、在得到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的批判与警告的情况下搞的改革开放，尚且如此，那么，就应该很明白的知道，如果在那个年代搞刘政继续下去，其情况将是人民不堪忍受，国家的性质不可能还是社会主义的了。
所以，刘政与共产党革命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与当初给参与革命人们的许诺是相反的；与烈士们奋斗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所以，以我看来，这就是叛徒这一罪名的来源。
由于做这些事，是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而刘是在党内的主要领导人，他执政搞这些资本主义东西在客观上是帮了资产阶级的忙；所以这就是内奸罪名的由来。
还由于刘政，说过资本家越多越好，剥削有功等言论，在政策上执行资本主义路线，这与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不一致的，与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的发展、与长远利益不相一致的；这就是他的工贼罪名的由来。
如果认为刘政是正确的，那么就等于说，共产党的革命就是没有必要的，国共两党几百万军人的死亡与几百万百姓的死亡的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条路线对于百姓来说与国民政府的执政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回顾刘的革命历程。作者了解到刘的革命历史功绩，他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所以我在想，他的行为尽管在客观上造成了如此不良的影响，但在主观上或许不是故意的，或许是不自觉的，因而给他定如此之罪是否太重了些；或许与陈独秀一样犯的是路线错误。
但我又想到了这是政治，是一个国家最高级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套用什么样的罪名，可能有所区别。例如对于老井岗山的两大贪污犯那样；又例如，对于四人帮的审判那样。是不是也可以参照以上两案呢？或许要更加重些．总之，由于当时与历史沿袭的原因，对待政治人物是不同于一般的．
分析刘政错误的根源。或许刘说“剥削”越多越好，需要更多的资本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那时他面对着的是经过历史考验了的有良知、有道德的为数不多的资本家的代表，不是唯利是图的、不顾工人利益的为数大量的资本家，象这样的资本家，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经济未曾发展时期，国民经济需要恢复时期，他们的参与对国家与人民是有利的，对满足就业与对产品的需要是有好处的；但这与背叛本阶级利益而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者一样是少数。正如无产阶级革命主要依靠无产阶级一样，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主要靠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既发展公有制经济）。所以刘在执政时的一切政策重心应该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至少是要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进步的，应该是在未曾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而不是因循守旧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所谓革命者就是要破旧立新。
在革命的历史上没有党，革命者就建立了党，没有军队，革命者就建立了军队，没有国家，革命者就建立了国家。要搞马、克、思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必然要创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刘没有这样做。他把少数的进步的资本家当作资本家的本性，把马克思早就批判了的资本主义重新拾起来拿到了中国来应用，他把进步的少数资本家对当时恢复国家有利，当作了大量的低级资本家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效性有利；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丢在了一边不用而把心思用在了发展资本主义方向上。
这就是刘犯错误的原因。
结论：1、对刘的定性不是欲加之罪，而是有根据的。
2、而对刘的定性归于林彪、四人帮等是错误的，是低估了毛、泽、东，周、恩、来，及当时一大批中间派的中央集体的领导
我当兵是在海南岛。当时全国的工资情况是分了类的，从一类地区到十类地区，海南岛是十类地区，因此工资有一个类别的差补。北京是八类地区。天津好象也是。
因此，海南岛的当兵的，因为是在十类地区，所以认为是比较艰苦的地方，补助就多一些。因此，在一般地区当兵的，一入伍的津贴费是每月六元钱，而海南岛就是每月七元七角钱。
我这个人当兵的时候是节省的，因此每月只花二元七角钱，每月存五元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这个人不抽烟，坚持不抽。而其它的当兵的，许多是入伍的时候就抽烟的，就没有多少钱剩下。但也有特别省着抽烟的农村兵，每月也能够省下三元左右的，因此隔上三五个月，也可以给家里老人寄上十元钱。
当时一般的当兵的，就全国而言，伙食费的标准是每天四角三分钱。但是海南岛是十类地区，供应奇差，因此每天的标准是五角八分钱。
而当时的部队要吃菜，买菜就得去农村的集市买。但是海南岛的农民少，一个县才九万人，主要是黎族和苗族人，我们所在的地区叫海南黎苗自治州。而且这些农民都有一些刀耕火种的味道，比如说种玉米吧，那就是一撒种子就不管了，到时候玉米和草一块长，最后收割的时候每走五六步才能够收到一根玉米就不错。因此当地农民能够种蔬菜的就不多。这么一来集市上的菜就特别贵。这一贵，就导致了一天五角八分钱，除了买菜就买不起多少猪肉。尤其是台风一刮来，那个菜价就涨得十分厉害，就导致了更买不起猪肉了。
当时如果部队自己生产搞得好，则自己种的菜养的猪和牛能够弥补一阵。但是，杀自己的猪，不容易保管，因为没有冰箱，所以要么拼命吃个够，要么长时间没有肉吃。而我刚一来是在部队机关，是公务班，和其它杂七杂八的机关兵，一起在大院里的士兵食堂吃，那个伙食就更差，原因在于，士兵食堂是基本上没有生产的，全靠那五角八分钱一天，那就很少吃得上肉。
后来到航通修理所，伙食稍微好一点，是因为修理所养了一群牛，也养了不少猪，因此，靠自己养的猪和牛能够吃得还算可以。后来就到战斗部队，也就是炮艇大队值班，而炮艇大队吃的是海灶，每天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元六角五分钱。结果就吃得相当不错，至少肉是感觉吃了个够的。记得我这一生第一次吃海灶，是早上，我是前一天晚上报到的。结果那边筐里放着一筐油条，这边一个保温桶放着一桶牛奶，油条随便吃！牛奶随便喝！我一开始拿油条的手都在哆嗦，幸福得我差点晕过去，我记得那一顿我吃了二十根油条五大碗牛奶，撑得我快不行了，到了中午还有更好吃的，四菜一汤，吃不下了，被早上的油条和牛奶害的。所以那次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当然，后来就习惯了，就没有那么拼命地吃油条喝牛奶了。
当然，炮艇大队也还是到集市上买肉买菜。当时有没有说专门给炮艇大队特供猪肉呢？是没有的，因为伙食费高，那就能够买更多的肉。
我说到这里，大家应当能够看出一个意思，那就是，只要当时的伙食费足够高，那就能够吃得特别好，钱的多少，还是和吃得好坏，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伙食费高就能够多吃肉，伙食费少就只好少吃肉，这就是当时我所在的部队的事实。
还是来说一开始，我不是当公务兵吗？不是每月存五元钱吗？而且食堂里不是猪肉很少吗？甚至有台风一来一个月吃不上肉的时候。但是，我还要补充的就是，如果我不打算存钱，我成心要吃肉，还有一个办法，是一定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当时军人服务社，也叫小卖部吧，里面有两种罐头，一段时间里就那么两种罐头，就是午餐肉，和红烧猪肉。这两种罐头海南岛的任何商店都有卖，而且从来不凭票。你只要有钱就能够买。当时当兵的本来是严禁开小灶的，因此基本上不会发给任何票证。这两种罐头，价钱基本一样，就是一元五角钱一罐，上面标有重量，就是三百克猪肉，或者说六两猪肉。
也就是说，如果我那五元钱不存，全部用来买罐头，可以买上三罐还有余，也就可以吃上九两罐头了。
但是我舍不得，一般的人并不是非要倾家荡产地吃猪肉的。这也是因为，用那种办法吃猪肉，在当时普遍看来，属于一种不值的，奢侈的行为。因为，当时明明的便宜的买到猪肉的办法嘛，何必要去买罐头呢？
当然，也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不买，有的时候大家高兴了，多年不见的朋友来了，当时又没有好的饭店，就买上两罐罐头招待对方。
1976年我退伍了，到天津石油化纤厂，天津那个时候猪肉还是敞开供应的，但是后来不行了，要肉票了，买生猪肉，买香肠粉肠腊肠，都要肉票。但是有一点，我上面提到的那两种罐头，那是从来就不要票的，你们不信？或者我记错了？但就是如此。此外，工厂食堂仍然有肉菜，而且伙食要比我在海南岛时好得多啦！并不要肉票，因此，我的肉票无用，全给有家小的同事了。
我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四十三元钱，如果全部用来买上面提到的午餐肉，可以买二十八罐，当然，我不会那么神经。谁也不会那么花钱的。
因此，有人说到现在吃不起猪肉，当然是指的一般的财务安排，导致自己不那么敢吃猪肉罢了。那要真的不顾倾家荡产，当然也吃得起，毛泽东时代也是啊！那个时候钱还是管用的，尤其是，黑市总是存在的，集市也总是存在的。
我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有的大城市肉供应紧张是事实，需要肉票买肉也是事实。但是，钱多了伙食就会好，也是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肉票，但是你钱多，也能够买得到肉，大不了你把别人的肉票买过来，再买猪肉。或者你去黑市买。连疯僧造的那个谣都承认有黑市，什么一两黄金两只鸡一公一母什么的。
一句话，毛泽东时代的伙食还是和每月伙食费的高低成正比的。
写到这里，从网上键入“午餐肉价格”进行搜索，查到现在午餐肉价格是九元钱一罐，如果也要象我当年是二级工时那样要买二十八罐，那就需要每月252元的收入。
原载强国论坛
冯友兰
1973年夏天，谢静宜到我家里来，说江青派她来问候我。
问候完了，就建议我写封信感谢，还不断有人来催。我当时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代表毛主席的，问候我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毛主席、党中央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
我就照这个意思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这封信交给了校党委。
1973年这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过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吧。
他们有事才来叫我，所以并不经常去。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例如《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义。
1975年他们曾来找我去看长沙出土的帛书《十大经》。他们有一个读书会，叫我去讲过一两次《韩非子》。他们写的有些关于批孔的稿子，有时也送我一份打印本。我当时集中精力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于这些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放在一边。《论孔丘其人》初稿打印本也给我看过，我当时只认为是一篇考据文章，作为考据看，也算是用了些功夫，不过作为批孔丘，并没有很大意义。
1974年6月12日，大批判组通知我进城开会。先到大批判组聚齐上车，也没有说开什么会。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进去一看，到的是北大、清华和中央党校的批林批孔班子。坐下以后，有人悄悄地对我说：”等会儿领导同志来了，你说话别NFDB1嗦。”我不知道他打这个招呼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次会是不寻常。江青等人和一些领导同志进来了，走过每个人面前时都握手。江青走过我面前时说：”本来想去看你，因为穷忙，没有去。”王洪文首先发言，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以后进入漫谈。江青发言最多，也最拉杂。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凡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的特点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周亚夫打七国是阶级斗争，也是儒法斗争。漫谈将结束，江青又请叶剑英同志作总结。
打倒反对毛主席的老手陈云
1967年2月15日
《财贸红旗》编者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了全中国，燃遍了全世界。一切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统统被化为灰烬。
陈云这个彻头彻尾的老右倾机会主义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老奸巨滑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胜利部中的财经主帅，也被揪了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战果。
长期以来，每当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到关键时刻，同刘、邓一样，陈云便立即跳出来，疯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早在1944年，陈云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政治统帅经济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但是，陈云却宣扬所谓“经济第一，政治第二。”“七分经济，三分政治”的谬论，公开与毛主席相对抗。毛主席曾多次严肃地批评过陈云的思想方法。在陕甘宁陈云要求到下层工作时，毛主席就严肃地批评陈云：“不是经验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陈云非但拒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评，反而变本加厉越滑越远，以至不可救药。
1950年，万恶滔天的美国侵略者反动了侵朝战争，把魔爪伸向我们新的祖国，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立即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美援朝打败侵略者的伟大战斗号召，而陈云却同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一唱一和，坚决反对毛主席的抗美援朝的主张，说什么抗美援朝战争十分“艰苦”、“苦难”，大叫大嚷：“管它三十七度、三十八度，最好不打！”陈云不但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干了。当时为了适应抗美援朝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央提出“三边”（即边抗、边稳、边建）的财政方针。而陈云公开与毛主席唱反调。把“恢复经济建设”这一边，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然而，打在资本家身上，痛在陈云心上。这个资产阶级的孝子孝孙除了又一次打出“调整工商业”的幌子，借口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偷天换日地变“限制”为“发展”，还对他的狗爹狗娘资本家百般安慰，说什么“五反中大家有些怕。反革命应有规格，即反革命行动。……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不得查。”真是混帐透顶！难道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中反革命分子也“不审查”吗？不镇压吗？在这限制反限制的阶级斗争中陈云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还指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利用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利与国计民生的方面时，一再强调了限制、改造的政策，明确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范围方面。”陈云却公开与毛主席唱对台戏，反其道而行之：篡改为所谓“财政任务是挑起两筐鸡蛋”的“两边”方针。把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绝对对立起来。这是陈云的大阴谋，企图从财政上对毛主席施加压力，破坏抗美援朝战争，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56年，当我国农业合作社和三大改造运动进入高潮时，陈云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更加露骨，更加猖狂了。他一方面奉刘少奇的圣旨，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伙同刘邓充当“反冒进”的急先锋，说什么“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还办不到的事情”，大刮小台风，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这股“小台风”的一些人不是别人，正是陈云之流。更不能容忍的是陈云在五六年三月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公然赤膊上阵，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胡说什么在公私合营改组企业中进行并厂并店是“并错了”，这种错误“最后的责任是在北京上级干部”，并且恶毒地说：“有人说……上面好，下面坏，上面的经是好经……毛主席的经是好的，就是小和尚念坏了，小和尚的嘴是歪的，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这是不对的。”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对私营商业如此，对待私营工业也是如此。
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尖锐地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云之流，“在发展工业的方面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但陈云对毛主席的警告置若罔闻，解放后反而变本加厉地提出“对国营工厂和私营工厂要一视同仁”，“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工业等反动主张，扶植私营工业，企图使大地主大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
但是，毕竟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陈云这群死党兴妖作怪、兴风作浪，终究成不了大气候。
1955年底，全国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国营企业、合作社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尤其是这一时期，毛主席又亲自召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了二次座谈会，指出资本家只有老老实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才是唯一光明前途。
果然，事隔两年之后，刘邓陈合伙在六二年乘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精心策划了所谓的“西楼会议”。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大黑会，是刘邓陈之流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发动的进攻！他们是万万办不到的！
为了实现上述阴谋，陈云竭力美化资本家，抹杀阶级界限以制造阶级调和论。早在解放初，陈云，这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就散布“无论劳资，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光荣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谬论，为资本家唱赞歌。在1956年更加肉麻地吹捧资本家是“有经验的”，公然要“公方代表向资产阶级学习”，还把这些吸血鬼的资本主义生意经奉若神明，视为“遗产”，要我党加以“吸收”。臭名昭著的“瓜皮帽子（按：旧指商人）、水烟袋子（按：旧商业传统）、两条辫子（按：对我们政治工作和新商业人员的污蔑）”就是一例。妄图把社会主义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经济，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陈云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公开反对毛主席关于公私合营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这一伟大思想，胡说“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是一回事”，言下之意就是，既然公私合营了，资本家也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人了，因而资本家可以加入工会，或“给他一个候补委员”了。这是彻头彻尾的“资本家本性已变”论，否认还有阶级斗争存在。但是阶级斗争的存在是抹杀不了的！1957年反右斗争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给陈云一记响亮的耳光！
陈云的这些罪行，受到毛主席的尖锐批评。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是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但是陈云之流是否就接受批评，改邪归正了呢？否！“不见棺材不落泪”就是这群反革命修正主义死党的活写照！陈云在后来继续伙同刘邓之流处处和毛主席对抗，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泽东思想，犯下了数不清的罪恶。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起来了，陈云这群死党再也躲不下去了，便伙同刘邓路线，抛出反革命经济主义，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然而“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彻底摧毁刘、邓、陈黑司令部，把陈云狗砸个稀巴烂！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云！
原载1967年2月15日《财贸红旗》
随着“文”火势的蔓延，“工总司”以“革命无罪、造有理”作为旗帜和口号，不断“招兵买马”，势力迅速膨胀；与此同时，上海各工厂、企业基本群众怀着对党的深厚感情，也纷纷成立组织，在与王洪文的“工总司”展开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了全性的“工人赤卫队”。上海著名劳动模范杨富珍等就是“工人赤卫队”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组织下，“工人赤卫队”迅速发展到80万人，成为“工总司”最强有力的对手。这样上海就逐渐形成了“总司”和“赤卫队”两军对垒的局面。
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挥下，目标是“打倒陈丕显、曹荻秋”，夺上海市委的权。
以上海各工厂、企业工人群众为基础的“工人赤卫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口号是“火烧张春桥”，被“工总司”斥为“保皇派”。两派势力旗鼓相当，一时难分高下，但“赤卫队”的命运注定是要失败的，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工总司”背后站着的是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伙阴谋家。
1966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项要求，中心意思是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荻秋同志到会，签字同意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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