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向朋友求援时，你可以用《南征北战》里国军李军长的绝望口气哀求：“张军长，张军长，看在党国的份上，快来拉兄弟一把吧！”在为自己辩解时，你也可用张军长的话自我解嘲：“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地道战》中，汉奸汤司令取媚于山田的“高，实在是高”这句话，被混在地名中，变成了赞扬别人的言辞：“高家庄，实在是高”。如果别人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你可以用《平原游击队》中松井的话来嘲笑他：“一个李向阳，就把你吓成这样？”你身陷困境，则可用《列宁在1918年》中瓦西里的台词来自我安慰：“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1969年前后，样板戏上了银幕，看够了老片子的人，都急切想知道电影中的样板戏是什么样子。最早的样板戏电影是舞台录象的黑白片，并不好看。不久，样板戏又有了彩色版。视觉效果改善了，也运用了电影镜头的处理。但还是“咿咿啊啊”的唱着，也并没有带来太强的新鲜感，倒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拍成的电影由于有不少美女演员和好听的音乐而引人遐想。

与此同时，部分“文革”前的老电影得到“解放”。《地雷战》、《渡江侦察记》、《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奇袭》等都成为电影爱好者的“新宠”。其中《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铁道卫士》《奇袭》因反复放映而让人熟悉。《英雄儿女》的主题歌《风烟滚滚唱英雄》（歌名待考）由主人公之一王芳演唱，听起来很好听。另一首歌颂俩炊事员抓美国俘虏的歌曲却有点搞笑：
“……说老李，唱老赵
老李老赵有功劳
饭香菜美手艺巧
战场上逞英豪

有一天，老赵老李送饭回山腰
半路上碰上两个美国佬
只见那鬼子兵
鬼鬼祟祟，慌慌张张
夹着尾巴往回跑
老李和老赵
发现敌情就卧倒
一个拿扁担，一个拿饭勺
只听得大喝一声：
不许动，缴枪不杀！
鬼子一楞，说：不好
这玩意儿，两头尖，中间宽
长长扁扁，
扁扁长长，
油光闪闪，
不知它是个什么炮？
扑通一声忙跪倒，
OK，OK，他把枪缴。
老赵乐，老李笑
抓来了一对大草包。
…… ……”
王芳歌未唱完，就遇到美国飞机来轰炸，结果受了重伤。

1973年前后，国产故事影片重新恢复生产，成为当时的轰动事件。最早的新拍片有四部：《火红的年代》、《艳阳天》、《战洪图》、《青松岭》。虽然人物虚假，且多有摄影棚的痕迹，但与“样板戏”相比，还是自然一些。此后，新电影就源源上市了。至1976年止，相继公映的新电影有几十部。给人印象比较深的作品有《侦察兵》、《闪闪的红星》、《创业》、《海霞》、《春苗》、《决裂》、《难忘的战斗》等。

达式常主演的《难忘的战斗》是我印象中“文革”电影中演得最好的一部，不仅反面角色演得不夸张，正面角色也很自然真切，这在当时的电影中很难得。其他大多数影片，都渗透着那么一股“样板戏”味儿，很倒胃口。更倒胃口的是，一批为观众熟悉的老片子，如《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在这个时期被重新拍摄，虽然由黑白片换成了彩色片，画面更漂亮，但却因为做作夸张，不被观众认可，基本上是失败之作。
除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之外，一些被中国承认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当时陆续进入中国影坛，它们以曲折的情节、煽情的故事、异邦的生活，让中国观众找到了新的依托。当时有一个顺口溜，对各国电影作出了评价：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越南电影莫名其妙
朝鲜电影又哭又笑
阿尔巴尼亚电影打打闹闹
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

所谓“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是说国产影片出产不丰，多为政治宣传类、科教类和新闻类的影片。这类片子被统称为“新闻简报”。

越南处于战争时期，电影不多，我记得两部，一部叫《森林之火》，写越南人民军和老百姓配合剿匪的故事，很像中国过去某些同类题材的片子，似乎并不怎么“莫名其妙”，可另一部《琛姑娘的森林》，虽以抗美战争为背景，却不知道究竟写的是什么，大概“莫名其妙”说，即来自此。

朝鲜电影在中国颇有人缘，一方面，两国文化和现实的接近，使这些电影内容没有陌生感，另一方面它们又提供了一种中国电影所缺乏的“革命温情”和中国人能接受的“异国情调”。最煽情的朝鲜电影当数《卖花姑娘》和《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前者讲述贫农女儿的苦难史，哀感顽艳，让国人哭湿了无数手帕，哭肿了无数眼睛。其中几首插曲也成为大街小巷流行的歌曲。后者表现一对双胞胎姐妹在“社会主义”北方和“资本主义”南方的不同命运，虽不及前者名声响亮，也同样“催人泪下”。其主题歌深得中国观众喜欢。我印象中，这两部电影似乎促成了当时的电影院普遍采用宽银幕。

《鲜花盛开的村庄》和《摘苹果的时候》是朝鲜电影中“笑”片的代表，写农村生活。所呈现的欢快情调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丽场景，让当时的国人羡慕不已。电影中整齐漂亮的乡村房舍和“现代”而又“完美”的室内陈设、先进的幼儿园和乡村文化设施，“机械化”、“自动化”的乡村耕作方式以及农民们“灿烂的笑脸”，都让中国观众似乎看到了“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闲谈时，人们大发感慨：如果我们中国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也和朝鲜一样富裕了！

朝鲜“反特片”也在当时颇受欢迎，最著名者《看不见的战线》和《原形毕露》，讲述了朝鲜公安机关破获南朝鲜特务组织的故事，情节曲折、谍影重重。《看不见的战线》中的一段对白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两个特务在接头：
“你拿的是什么书？”“歌曲集。”“什么歌曲集？”“《啊！尼娜》。”
此外如《南江村的妇女》、《战友》、《一个护士的故事》《钢铁战士》等，都很受欢迎。其主题歌曲也都流行一时。

阿尔巴尼亚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山鹰之歌》、《海岸风雷》、《广阔的地平线》、《宁死不屈》、《创伤》、《地下游击队》、《伏击战》、《勇敢的人们》、《第八个是铜像》等，1975年左右还有《初春》等影片上映。阿国是当时中国在欧洲唯一的“铁哥们”，从意识形态看，它与中国比较接近，但从文化习俗看，其电影又有浓郁的欧洲色彩。表现反抗法西斯占领的战斗故事片，占据了阿片很大的比例，所谓“打打闹闹”，就是指这类电影。《宁死不屈》《地下游击队》、《伏击战》和《第八个是铜像》的场景，小孩子都很熟悉，经常加以模仿。如看见一个漂亮MM经过，小学生会学着《宁死不屈》中街头流氓的样子，耸耸肩说：“这些女学生真可爱。”而在论辩中有人胡搅蛮缠时，大家就轰他：“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现在有理，将来还是有理！”这也是《宁死不屈》中的台词。如果一个人屡屡出错，就有人会对他用《地下游击队》中的台词：“阿格隆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在嘲弄自己的对手时，也有人会学着《第八个是铜像》中那位被匪帮枪杀的农民的样子：“来吧，亲亲我的屁股吧！”

表现和平时期阿尔巴尼亚人生活的电影，也给人深刻印象。《广阔的地平线上》、写一个码头工人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的故事，里面有一个叫做苏格拉底的官僚主义者，让人想起“走资派”；《勇敢的人们》写一群中学生参加夏令营的探险活动中得到锻炼的故事，其中有一个被母亲溺爱学生，外号叫“胖子”，学习很好，其他方面却自私软弱，后来在活动中战胜了自己。这些电影让当时的中国人，看到了一种与中国不同的欧洲普通人家的生活，尤其是其中对地拉那的中学生生活的表现。

虽然对中国人而言，阿尔巴尼亚电影表现的生活方式是欧洲的，但它不涉爱情，非关男女，有很强的清教色彩，而罗马尼亚电影在这方面似乎就开放一些。

“文革”初期，罗马尼亚也被看成“修正主义集团”成员之一，但7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访华之后，中罗关系得到了改善，罗马尼亚成为中国的第四个社会主义盟友。接着，罗马尼亚电影开始在中国上映，不过，与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电影相比，罗马尼亚电影在中国上映的时间相对较短，数量也不多。我记得那个时期大概看过三部罗马尼亚电影，一部是《爆炸》，表现的内容大概与一艘轮船发生的爆炸有关，但具体内容已没有印象；另一部是《巴布什卡历险记》，写两个儿童被坏人绑架，最后成功脱逃，并协助公安机关抓住坏人的故事。印象最深，放映最多的是《多瑙河之波》。这部电影写的是一艘在多瑙河上行驶的轮船，被德国军队征用运送军火，在押往目的地的途中，船长和他的新婚妻子及一位雇员配合，破坏轮船，并协助游击队拦截缴获军火的故事。故事惊险好看，其中船长经常放的曲子《多瑙河之波》，后来也曾流行一时。本来这是一部战争片，可由于其中有不少表现船长和他的妻子之间爱情以及爱情误会的细节，所以在那时侯的中国观众看起来并不很习惯，因此，就用“搂搂抱抱”一词来形容罗马尼亚电影的特点。

如果今天再来看上面几个国家的电影，大概仍然能够让人看得下去的，只有罗马尼亚的电影了。它对人性的复杂表现，它曲折而不夸张的情节，都是当时电影中难得见到的。

此外，所谓“批判电影”、“内参电影”也是当时常常看到的，其中既有国产老电影，也有过去曾公映过的外国影片，还有一些记录片，如《赫鲁晓夫访美》、《刘少奇访问印尼》等。虽然名义上是“内部放映”，供“干部”批判用，但实际上，看“批判电影”的特权常常通过“走后门”的形式被转让。有一段时间，电影院曾大放日本片，作为“批判电影”，如《军阀》、《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啊，海军》等。许多孩子都拿着大人弄来的票，混入影院。那些电影镜头的暴力和刺激，特别是日本兵在日本投降后集体剖腹自杀的场面，让人记忆犹新。

还有一部受到公开点名批判而家喻户晓的外国记录片，这就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的大型纪录片《中国》，当时的广播中连篇累牍地批判这部电影对中国形象的“丑化”和“歪曲”，让我非常想一看究竟，却始终没有机会。前些日子，看了一部由安东尼奥尼导演的故事片《云上的日子》，非常漂亮，就想起了《中国》这部因为受“批判”而在中国出名的片子，但是，在音像店里一直没有找到它的踪影。

那时，每场电影的正片开始之前，总有一两部加映片，大多是《新闻简报》和记录片。可以让人看到与自己所局限的环境不同的生活一角。

当时看过一些记录片，如《南京长江大桥胜利通车》、《红旗渠》、《大寨新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等，但让人喜欢看的，还是那些反映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和外国友人在中国的生活的记录片，它们掀开了铁幕后面神秘的一角。在一部记录周恩来访问朝鲜的记录片中，朝鲜仪仗队的威仪和平壤城市建设的宏伟让人赞叹；还有一部好象叫做《小小银球传友谊》的记录片，则不仅让人欣赏到各国乒乓球手精湛的球艺，也让人看到国外生活的某些场景。一些带有文献色彩的记录片，也让人知道了不少的东西。如在中苏交恶时，曾上映过一些反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罪行的文献片，表现中苏在珍宝岛和黑瞎子岛等岛屿发生冲突的文献片，表现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记录片，以及表现苏联间谍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被抓的记录片等，都给人一种惊心动魄之感。

偶尔也有一些境外拍摄的记录片，如由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拍摄的《杂技英豪》就曾以香港人的视角对中国杂技团的技艺给予了表现，还有一部由某西方国家拍摄的探险记录片《火山禁地》更是让人大开眼界，里面不仅有各种奇异的风光和民俗，还能看到熔岩滚滚的火山口的真实景象，如此危险而又新鲜的镜头，让人第一次领教了西方记录片的独特视野。甚至一部叫做《对虾》的科教片，也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海底世界的无穷风光，从那时候，我才知道胶东半岛有一个叫烟台的地方。

岁月已经远去，这些老电影却成为酿就的陈年老酒，散发着历史的芳香。

《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这幅画所选择的，是毛主席最初深入矿井时的情形，毛主席来到人间地狱般的矿井底层，深入地调查了矿工的生活，毛主席对围坐在他身边的工人说：你们的生活真苦啊。有的工人说：只怪我们命苦。毛主席说：工人受苦不是命中注定，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的结果。毛主席又说：工人这么苦，是得想个办法。工人问：有办法想吗？毛主席说：有办法，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我们只要团结的紧，就是又作山压在我们头上也能推到。毛主席通俗地打着比喻说：团结好比一块石头。小石头老板一踢就踢开了；可是要是大石头老板就怎么也搬不动了。我们工人集多了，还挺不了一块大石头吗？我想要画的就是毛主席正在讲后一段话的时候。毛主席的反问一下子杰开了工人的苦闷，点燃了世世代代埋在工人心头的革命烈火，一场震撼旧世界的革命就要从这里爆发出来。

在创作这幅画时，我觉得，领袖和阶级是不可分的，我的任务，就是要把毛主席和工人不可分割的关系画出来。我没有去管“四人帮”的“三突出”那一套形而上学的公式，我既着意刻画了工人在他们自己的遭遇中磨练出来的革命要求。当他们从毛主席的领导里看到了自己解放的道路以后，开始了从自在的阶级想自为阶级的转化，担负起阶级的使命，准备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我觉得毛主席的伟大，正是体现在他和工人的这种关系中，体现在他相信“努力们创造历史”这以伟大信念上。

毛主席在《讲话》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为了研究我所反映的生活和人物，我反复研究了历史，查阅了历史资料，我又先后去了三个大矿（安源、大同、峰峰）和太行安源一带的三个小窑深入生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以便在丰富的感性材料基础上选择能反映升后本质的东西，塑造出能使人信服的人物形象。

在话这幅画的过程中，一段时间也产生过许多矛盾和顾虑，由于“四人帮”根本否定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原则，搞一套反历史的不顾生活真实矫柔创作的歪风，谁尊重历史、尊重升后的真实就会被任意扣上“写真实”的帽子，既然海峡吃野菜都可以说是“拿穷人开心”，那么“给工人联上抹黑”的罪名不是明明再等着我吗？但是我怎能按“四人帮”的公式，把苦难的矿工画成身穿呢子衣服上打补丁的演员呢？我只能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画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世代冤仇，画出干柴烈火般的革命要求。严格的按生活本身的特征创造典型，这样才能给人以强烈的生活真实感，诗人“感奋”，诗人“惊醒”，现在世界上不是还有许多矿工兄弟过着这样的牛马生活吗！

在画面地钱变，我画了两个拉拖箕（拉煤地竹筐）的孩子，象这样的童工，在旧日的安源，每天嘴里噙着矿灯拉着沉重的拖箕，在矿坑地煤水中爬行十三、四个小时，他们背上宽大的绊带，正象一幅牛马的缰套。老工人背弯了，身残了，资本家榨干了矿工的血肉，黑色的煤炭夹着矿工磷磷的白骨，这就是旧中国的矿山。不反映这种黑暗的苦难，就不能充分揭露剥削制度的反动性，就不能正确揭示压迫愈深、反抗愈烈的革命真理。

但矿工最本质的特征，使他们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阶级。所以我着重刻划的是在毛主席的启发教育下已经看到了曙光，走向团结、斗争的这一主导的方面。一这岩尖（手稿）伏身站在毛主席对面的矿工，我强调了它的刚毅、专注的精神，他一字字记下毛主席的话，暗暗攥紧了铁拳。紧靠在毛主席身边的小矿工是从农村流落到安源的，他圆睁着大眼信任地看着毛主席，把自己的手扶在青年工人的手上。毛主席前面的青年工人，眼里闪着兴奋的光，嘴上露出了笑容，这笑容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象是一个希望的信号。一个美好的新世界的憧憬浮现在工人眼前，一场风暴在蕴育着。

在构图上，画面中心着重反映矿工的反抗和希望，而越往周围或暗部，则一层层加重对矿工生活的血泪控诉。色调处理上避免了过强的冷暖对比，想用比较朴素的色彩语言，来表达这一特定的内容和历史的真实气氛。

要塑造出二十年代中国矿工的典型形象，对我来说不是没有困难的。我虽然在旧中国生活过，但对于最底层的劳苦人民，了解是并不多的。这就首先碰到了他们“熟”和“懂”的问题。

解决这个课题的途径，一是我从多次深入矿山（包括工厂和农村）的过程中熟悉了许多矿工、工人、贫下中农，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经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有一部血泪史；二是从熟悉安源斗争历史的过程中，也熟悉了安源斗争中的一些先烈的事迹，如安源罢工领导人之一，具有刚强性格的工人些怀德烈士；十四岁流落安源，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工人优秀代表的杨士杰烈士（她被捕后，敌人用铁钉把他钉在工人俱乐部，受了七天酷刑，他坚贞不屈、壮烈牺牲。），这些先烈我们再也看不到了，但是他们的形象却步是的浮现在眼前。这些先烈和我所熟悉的那些当代的人，都是我塑造人物的根据地。画面上的人物，有的来源于一个模特，有的则是不同时代的几个模特的总和。

为了研究旧社会矿工生活、劳动的情形，我虽然几次去安源，由到过几个打矿，可是由于这些打煤矿生产已经机械化了，要找到比较接近的形象素材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有去过几个小煤窑，想在那里找一些和旧日安源相接近的形象感受。可是这也是很困难的，因为那里的劳动条件、矿工的生活，精神面貌早已是一派新气象但是，我还是在这些小窑里得到了不少形象的启发，特别是在太行山下一个仅有十几个人下井的小窑里，那时它是这一带仅存的保存着人力提升(八个人窑大辘辘)手工才煤、人力拉煤的小窑，我坐了一根绳子下井，在那里由于生产条件的接近，给了我较多的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有用的形象的联想。

在这幅画上并不什么都是如实描写的，如当时在安源井下，矿工基本上都不穿衣服，“工人头上三尺布，下矿包包头，上矿遮遮羞”，在这幅画中如果这样自然主义的描写是比损害了主题，损害了工人的形象，因此就舍弃了。但也有的东西是我家上取得，如插在工人宾变得“汉刮子”它是北方个矿流行的东西，在安源我都没有听过，可是这半片牛羊肋骨做成的刮汉工具，包含着多少矿工的辛酸啊，中国的南方、北方的工人，不多时升后在水深火热中吗？因此我就这样画了。

再人物形象的表现上，我比较注意了人物动作的选择，注意了大的动作造型的表现团力。毛主席的动作是在我研究了他当时的思想、习惯动作的基础上画出来的。我没有采取攥拳、打手势的动作，我感觉这个动作更热情些，更能和工人的情感相互交织，把“我们工人集多了，还顶不了一块大石头吗”这句话表达出来。驼背老矿工两手反插在身后，手里拿着矿灯的动作，是从偶然看到的一个矿工动作中发展而成的，我有益的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无意的动作，是我在小窑时速写下来的，这样的动作在井下才会出现。我觉得动作的选择，动作的造型的表现力，是在创造人物典型形象中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绘画语言”问题。

这幅画的创作是从一九六一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前，画了草图，和人物的局部习作，没有完成，以后长时间我被剥夺了画画的权利，可是我始终对这一题材怀着难于平息的激情，感谢中国革命博物馆支持我完成这幅画的制作。当它接近完成是，正值中总理、朱德、毛主席相继逝世，天安门上空乌云滚滚，苦难的中国有在新的苦难中，我噙着泪画这幅画，我能作什么呢？也许这幅画能使人们想到过去我们的苦难和先烈的牺牲，更加珍惜我们的果实吧。

美术工作者在生活中画速写，可以锻炼和提高艺术造型的能力，可以为创作记录形象和积累素材，有时速写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同时，画速写的过程也为美术工作者熟悉工农兵、接受再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鲁迅在对青年美工作者谈话时曾指出：作者必须天天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才有进步，到外面去速写，是最有益的。

画速写，一定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为什么画和画什么的问题。革命美术工作者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满腔热情地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才能观察准确、透彻，加深感受，加强理解，掌握住对象的主要特征，把速写画好。

这里我们选刊了一部分速写，目的就在于提倡美术工作者在深入三大革命运动中多画速写。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应画些素描和写生。要亲于实践，刻苦磨练，持之以恒。为革命练好基本功，努力创作出更好的美术作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