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1910月11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

　　1927年6月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同年参加毛泽东发动的湘赣边秋收暴动，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同年12月在江西遂川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在红军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1932年起，先后任红三十一师、红六十六师师长。

　　1933年任红一师三团团长。参加过中共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长征到陕北后任红四师副师长，开始在军团长林彪手下工作，并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渡黄河作战。1936年6月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1937年1月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1942年2月任司令员，后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跟随司令员聂荣臻四年。
国共内战时期，第二野战军成立，先后任晋察冀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1946年8月承德失守后，黄纵队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黄永胜从此成为林彪部下。

　　1947年下半年，黄永胜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成立后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改称第四野战军时任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等职，参加辽沈、平津等战役。

　　之后黄永胜南下广西，任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再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1951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和政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军区参谋长。华南军区副司令等职。

　　1953年参加朝鲜战争，任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56年被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为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于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兼任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1年9月“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83年4月26日病逝于青岛。其家乡建有黄永胜纪念馆。

吴法宪

　　吴法宪在军队中长期担任政治工作，他也是解放军空军的创建者之一。

　　吴法宪原名吴文玉，1915年生于江西省永丰县。

　　193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加入红军，1932年转入中共党员。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历任红十二军第一零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共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政委。

　　在长征中参加过四渡赤水、突破乌江、遵义、腊子口、直罗镇等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六八五团政委。1938年10月奉命由山西进入山东。同年底到达湖西地区，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支队政委。1940年5月奉命率部南援华中，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平型关战役及领导了解放淮安、淮阴、阜宁等战役。

　　国共内战时期赴东北。1946年任辽西军区副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副政委、党委书记。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政委、党委书记，第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十三兵团政委。夺取广西以后兼任广西军管会副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以及进军中南和广西等战役。

　　1950年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颁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57年任空军政委。1965年任空军司令员。1967年任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

　　他是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九大时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

　　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04年10月17日15时58分在济南齐鲁医院与世长辞。

邱会作

　　邱会作在军队中长期担任后勤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曾说过“邱会作是历来最好的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提出后勤工作要“勤俭办事、勤恳办事、勤巧办事”的三勤方针。

　　邱会作出生贫苦农民，1914年4月16日生于江西省兴国县。1929年12月参加兴国县地方武装，不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任通信员、宣传员。

　　1930年11月加入共青团，1932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1931年7月任红五军团宣传队长。1934年9月起在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政治指导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1934年，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 1936年7月任红军总供给部粮秣处处长。参加过中共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部长，1940年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第四师供给部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长。

　　国共内战时期，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后为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

　　中共建政以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兼后勤学院院长，1959年任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颁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九大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邱会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

李作鹏

　　李作鹏是林彪麾下“虎将”之一。在军队中长期担任参谋和训练工作，是解放军海军的重要领导人。

　　李作鹏1914年生于江西省吉安县。

　　李作鹏1930年加入红军，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转入中共党员。在红军中从士兵逐次升任班长、排长，曾任军委机要科译电员、二局参谋、二科科长。参加了中共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于1938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抗日军政大学参训队长。1939年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

　　国共内战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

　　中共建政后，任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后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一、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

　　1955年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起任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

　　1962年任海军副司令员。1967年任海军第一政委。1968年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江腾蛟

　　江腾蛟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安县（今红安）。1930年加入共青团，同年参加红军，1937年转为中共党员。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任黄安县区儿童团大队长，鄂豫皖苏区陂南县儿童局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十五团连指导员，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政治处主任。国共内战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十四旅政治部主任，辽北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一五一师政治部主任。
中共建政后，任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广州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3年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67年10月1日，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出席大会。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讲话说：“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讲话结束时的口号包括：“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当年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天堂，有句鼓舞人的流行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谁要说“老大哥”半个不字可不得了。中苏论战后，同时谁要说“苏修”半个好字，也会被专政铁拳砸个稀巴烂。“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这伟大、沉重的使命，让中国人兴奋了多年。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俨然成了世界革命。

　　在这句标语的指引下，红卫兵无限忠于毛泽东，他们的价值评判也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口号笼罩下，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伦理观念也全部崩溃，只要有碍于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亲生父母亦可揪斗划清界限。

　　早在1957年后，毛泽东即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个人崇拜的观点。1964年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从1960年代起，林彪开始发起造神运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及各地狂热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不仅将毛泽东思想神化，还把毛泽东个人神化。

　　文革开始后，高校及中学学生大批成立红卫兵组织，对学校领导人发起进攻，甚至演变成暴力。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对打砸抢抓斗行动 “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此后，红卫兵滥揪滥斗、打砸抢抄杀行动大量出现。

　　几天后，在北京一座中学校园，学生将校长和老师抓到操场上批斗。操场上挤满近千名红卫兵，老师则一字排开，头戴纸糊高帽，胸挂大硬纸牌子，帽子和牌子上都用红笔标明名字及政治罪名。造反派司令手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红卫兵齐声高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红色恐怖万岁！”、“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等。司令高声问道： “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我们能够允许那些走资派、保皇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们玷污我们的红色阵地吗？”近千名红卫兵齐应：“不能！”司令继续发问： “那我们该怎么办？”操场上再发出齐声呐喊：“砸烂他们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经过这番宗教般的仪式后，残酷的批斗随之开始。

　　这是当时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的典型场景。

　　1966年8月5日，全国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可谓一石击起千重浪，引发全国大字报像潮水一样泛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大量出现。在忠于毛主席的号召下，红卫兵首先将学校党委书记、党办主任、校长、老师斗倒，随后将斗争目标对准省委、市委，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出现了“砸烂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狗头”的标语。

　　刘少奇被斗倒、邓小平被斗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狗头”也越来越多，“砸烂刘邓陶的狗头”、“砸烂傅雷（著名翻译家）的狗头”等等，几乎所有被批斗者均可套用“狗头”的标语。“砸烂×××的狗头”遂成为文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语之一。

概念的由来
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变异和实践
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修订
197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质疑：社会变动
2000年代有报告说，中国社会分化正在加剧，基尼系数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两极化愈演愈烈并且通过教育产业化等途径出现了制度化、固定化的趋势，社会流动水平下降。当初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修订更正，是否失去现实基础了呢？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批评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对象是那些有严重问题，但是还没需要动用公安六条来处理。这么说，他们没配用法律处理，但一定要受罚。因为他们已被开除出革命群众的队伍。因此把专政权交给革委会,即是在战斗队监督下实行改造。对反革命的刑罚有喷气式,坐老虎凳等等，因为没规矩，章法，因此比依法审判更残忍。对各人态度不同，刑罚各异。由革委会头子在早上安排你当天的劳动改造任务，下班后写检讨。过一阵，他认为你悔改，就对此人停止群众专政。

当时大批干部被送上批斗会，大批人不忍受辱自杀。

其表现为，经常把一般问题、非原则问题，也当作原则问题看待、处理，使其显现出特别的严重性。丢一个吃剩的馒头、迟到几分钟、穿高价时髦衣服、看西方哲学文学名著、对党员干部个人的不满、经济计划指标的高低，如果只以一时一地的行为失当、个人兴趣或对个别人的局部、业务上看法不同视之，就要被这种认识方法看作丧失原则、和稀泥、骑墙，必须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思想意识、崇洋媚外、对党和国家的态度，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争夺领导权和是否还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认识。局部问题被夸大为全局问题，认识问题被夸大为立场问题，发展战略问题被夸大为路线问题，成了流行病。在科学理性看来，这些做法是小题大做、吹毛求疵、神经过敏。夸大个别现象，无限制地从个别跳跃到一般，超越概念的固有外延，随意地联系－联想，无根据地到处虚设假想敌，用僵化的框框去套复杂的社会现象，导致曲解和武断，常常会伴随严重后果……是这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般特征。

用这种简单化（没有例外的一刀切）、绝对化（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人对事，不是个人品质、个人行为的特征，而是整整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特点。上纲上线成了只赚不亏的投机生意。在当时的情势下，越是敢于上纲上线，越是敢于突破“纲”和“线”的限制的人，越是勇敢，觉悟、水平越高。政治前途越远大，越能得到重用。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流行文化。在此背景下，人们的言行充满了无事生非的特点，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造成强烈的不安定的气氛，弄得人人自危，生怕偶有疏忽就会被人抓住把柄，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这样宣传，大小工作（包括技术工作和社科学术）、人际交往被塞进这样的框框，文艺作品也这样描写生活……形成了无所不至的网络，让人没法不被推搡着效仿、顺从。有评论家认为，这样随大流，彻底放弃认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命运和组织捆绑在一起，就推脱了个人责任，不但使自己处于安全境地，也省事省力。

在这种惯性支配下，人们不但在认识外部世界时使用这种思想方法，在反省自己的检讨或总结里，也给自己上纲上线，以求得深刻的评语，成为屈膝邀赏的姿态，卑琐被当成了崇高。在被迫的认罪时，上纲上线、自我贬损就成了态度端正的过关技巧。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大致流行于1966年—1971年间；比较明确的下限，以“九一三事件”和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为界。

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 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家庭里也有这样的礼仪制度（据李南央报道），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机械无趣、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让人疲倦、厌烦，但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废弃的建议。连精神病院也不能例外。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就“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注1]

有学者认为，这一仪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注2]

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基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仪式的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表演消蚀人们的全部活动力、判断力和批判的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而且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类型。

2000年代，喜欢标新立异的新一代修辞家把它作为家书情信的代称；也以此戏称事无巨细、雷打不动地汇报情况，比如员工对老板、丈夫对妻子、子女对父母（表示无可奈何、只能服从的厌恶）。

[注1] 林昭对这种宗教仪式非常厌恶。每次“请罪”她就去厕所。并说：“我觉得这个地方比那个地方（指请罪的礼堂）还干净一点。”被认定“恶毒诬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她的被“从重、从快”处决，与此有关。

[注2] “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郭沫若著：《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年版，355页）。还有日本式的“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即集体背诵“社是”（公司的宗旨、经营方针、经营理念），晚汇报即员工向老板打小报告。

办法为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三杯凉开水。据说可以清洗肠胃中的残留废物，保持人体所需水（水分在人体体重比例中占70%多）的正常供应，对慢性肥厚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消化道溃疡、慢性肠炎、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有一定疗效。

后来又有说，它有降低血黏度，流畅血液、预防中风的效果；对便秘、胃酸过多、下痢、膀胱炎、尿道结石……等，均有缓解之效；传得更“神”一些的是，说它有冬天预防感冒、减肥、延年益寿、纠正羊水过少和矫治异常胎位等作用。

由于这种疗法简易可行，不需复杂的技巧、操作程序，额外耗费金钱，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相对缓解的间隙里，人们讲究养生的心理要求。喝过的人都说神清气爽，胃口好，消化功能增强，于强身健体有明显疗效；不知道是自我暗示还是实情。总之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互相模仿，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广为流行。虽然那个时代人们行为总体上带有反智性盲从特点，但它对经济落后、医疗条件欠发达状况下的健身防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其盛况比较前些年的鸡血疗法更有过之。

但也有持专业眼光的人认为这样会造成有益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保健。尤其是出汗后喝水，血液中的盐分流失过多，吸水能力就降低，水分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使细胞水肿，严重者会出现头晕、眼花等“水中毒”的症状。一次饮水量过多，大量的水积聚在胃肠中，使人胸腹感到胀满，不利健康。饮水过多，还会冲淡胃液，导致胃肠的吸收能力减弱。因此提倡“少量多饮”。[注]

一些文革回忆文章常把它和“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红茶菌（海宝）”、“针灸治聋哑”并列；其实饮水疗法和甩手疗法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比“鸡血疗法”、“红茶菌（海宝）”显得可靠，立足于人体自身免疫力的增强，实际流传时间也更长一些。

[注] 正确的方法是，每次饮水以200毫升左右为宜，最理想的饮水是凉开水、淡茶水。开水在自然凉到20至25摄氏度时，溶于其中的氯气等减少一半，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并不减少，其张力、密度等理化特性与生物细胞内水的化学特征极相似，易被机体吸收。凉开水特有的生物活性，易透过细胞膜，增加血红蛋白量，改善免疫功能。常饮凉开水的人，肌肉中乳酸积存减少不易感疲劳。

中国古代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日是阳、月是阴，暑是阳、寒是阴，白是阳、黑是阴；寓示阴阳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黑白分割的对抱鱼形。剃掉、留下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就像阴阳两极，所以俗称“阴阳头”。《周书·异域传》，说波斯国的刑法“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曹操割发代首。它到底是源于古代西域的波斯还是中土自产，已汗漫不可稽考。人们知道的是，古希腊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为了苦练成绝世口才，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为锐意着作，都曾把自己剪成阴阳头以闭门不出。

被剃阴阳头的人，当时（1966年）有学术权威、老师、走资派、历次运动屡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甚至还株连了他们的配偶（一些是无业的街道家庭妇女）和子女（多半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主要针对平素习惯于精心伺弄发髻的女性（乌发如云已经融进了她们的天生丽质、爱美天性而成为她们的内在自我）——剃成这样的发型，男女性别的外部特征都看不出来了，特别地难看。加害者就是要让被害者以这样的姿态示众，达到施虐、施暴的目的，摧毁被害者的意志和骄矜。成为批斗的重要内容。剃头的人多是临时拿起剪子来的，根本不会剪发，胡剪一气，奇形怪状、深浅不一，更加凌乱丑陋得刺眼。多数人只有忍着，避免刺激加害者寻衅进一步升级；少数人或者把另一半头发也剃掉，或者用帽子、头巾把脑袋遮起来，以此勇敢维护自己残破的尊严。虽然有旁观者以为剃阴阳头比起毒打来“不重”，但还是有个别人因此自杀或试图自杀。亲历者体验的羞辱感，甚至时间过去近40年，仍然强大到足以使她们在有人调查时矢口否认曾经历过那样的屈辱遭遇。

直到2000年代的中国司法理念才终于原则确定，剃人阴阳头，无论出于何种正当理由、由何人施行（即使是执法者）、施于何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服刑者），都将构成污辱罪。因为载入宪法（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的人权保护认定：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即使是罪犯，也是罪行可以惩罚，尊严不能践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