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09
文革改名风是指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刮起的一股改名风潮。不论是人名、街名、地方名等都改变。这一改名风潮，并一度使回归前的香港人心惶惶，担心当地原有富殖民地色彩的建筑物难逃改名的命运。幸好这一风潮并未持续。
一 09
1967年，《公安六条》发布，还规定了一个“二十一种人”，将当时的所谓“坏人”一网打尽：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政、警、宪、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
一 08
“斗私批修”是自“兴无灭资”中延伸出来的，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兴无灭资”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简称。而“斗私”，自然是要斗掉私心；“批修”，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这两个口号有个共同点，就是否定私人利益，否定私营经济，而且十分坚决，容不得一丝马虎。
“兴无灭资”口号出现较早，1950年代后期，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大跃进”运动兴起之际，“兴无灭资”流行到社会上。“斗私批修”则是文革产物。1967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沿途发表谈话。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他提出“要斗私，批修。”这是“斗私批修”口号首次与广大干部群众见面。10天之后，10月6 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社论说：“斗私批修”
六天后，12日的《人民日报》再度就“斗私批修”发表社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都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经过毛泽东仔细修改的重头文章，根据“文革”实践，概括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论点共六点。第六个论点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经过如此大规模、高规格的宣传，“斗私批修”在口号丛林中拔地而起，超越群伦，成为思想领域的纲领性口号。
十二 20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
自去年十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社会各界申请纪念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的活动，有三千三百多宗，仅本届“两会”，政协委员的提案就有四十六件，人大代表的提案有三十二件。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多宗。
万里王光英钱伟长等人的建议
二００五年十月，万里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期间，举办包括各界团体高规格反思纪念大会，以“反思文革、珍惜今天、展望未来”为主题。当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否定该项建议。
二００五年十二月下旬，王光英、孙起孟、雷洁琼、吴阶平、孙孚凌、经叔平、钱伟长等已离休知名人士联署，提出四点建议：（一）举办文化大革命反思座谈会；（二）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地方建立文化大革命反思纪念馆、纪念碑；（三）整理并公布文化大革命历史；（四）本着求实态度，就毛泽东一生政治功过重新评价。
彭冲杨白冰的建议
二００六年一月中旬，彭冲、郑天翔、杨白冰、王汉斌、彭佩云、洪学智等向中央政治局提出：召开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反思座谈会；公开放映文化大革命有关纪录片；在北京、上海、武汉、沈阳、长沙等地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
曾庆红：中央怕搞偏了，影响大局
二００六年二月初，十二名部级干部，在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举办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反思座谈会。当时，曾庆红表示：中央收到各方来信，要求基本较一致，也较强烈。现在要考虑的是会不会搞偏了，影响大局；再有一个难题，是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很棘手，所以中央的意见，还是不搞反思、纪念活动。
民主党派和知识界要求建立文革纪念馆
三月初，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何鲁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政协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德等，给全国政协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期间，搞图片教育反思展览会，各民主党派展开筹款兴建文化大革命纪念馆。
贾庆林对民主党派打招呼，说：中央已决定不搞任何有关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活动，也不考虑兴建纪念文化大革命的馆、碑，让这一段国家、民族沉重的历史伤痕消逝。
三月“两会”期间，来自文化、艺术、教育、科研界一百五十五名政协委员、九名政协常委联署提案：兴建文化大革命纪念馆；把文化大革命史列入高中、大学政治教科书；召开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反思纪念会议。
八十五名著教育工作者、已离退休教授，联署致信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要求：兴建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纪念馆。该联署中包括：前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副校长。
当局下令扼杀反思文革的要求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新闻办、公安部，都下达统一口径的指令：各级党政机构，不举办纪念文革活动；各单位、企业、团体，不宜举办各类纪念、反思文革活动；要做工作劝阻民间有关文革活动。又强调：要警惕国内敌对分子、境外敌对势力借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期间进行煽动性政治活动，制造社会混乱。
中宣部、新闻办已下达指令：要求电视、电台、报刊，把好审查关，防止发生政治性事件；又强调，要坚持主旋律，聚精汇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主调。官方将隆重举行中共诞辰八十五周年、红军长征七十周年、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等大型活动。
民间反思活动照搞不误
据新华社《内参》报道：北京、上海、西安、重庆等地，每逢文革的“五周年”、“十周年”，都有民间、社团举办反思活动，而且就文革后遗症、流毒，展开深入讨论。该报道称：“在党校深造的研究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列作研究课题”。
据知，在天津、黑龙江、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地民间已建立了有关文革的纪念馆、室，仅四川、陕西、浙江等省，就有文革纪念碑三十多个。
十二 20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1月20日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四帅三副”）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实际是“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应称为“二月抗争”。
1月初，江青、林彪一伙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中央文革提出所谓“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要求在军内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老帅们对此坚决反对，并在林彪的支持下拟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稳定军队，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在政治局碰头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老帅们同中央文革成员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张春桥等人整理了一份2月16日会议的记录，向毛泽东汇报。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指责这些老同志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5日到3月18日在怀仁堂开了七次批判他们的“政治生活会”，给他们扣上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等大帽子。在“杨（杨成武）、余（余立金）、傅（傅崇碧）事件”、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和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再次批判了“二月逆流”，并且批判了朱德和陈云。但毛又无意与老帅作对，在1967年五一节和八一建军节时，要求老帅们登上天安门。1969年1月3日，毛泽东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1971年11月14日讲了为“二月逆流”平反的话。
十二 20
文革开始不久，受印在《毛主席语录》扉页林副统帅那段著名题词影响，许多单位和家庭内纷纷出现一种现代神龛似的设施——宝书台（有些地方又称之为“敬仰台”或“忠字台”）。就是在家居的显要位置专门放一个桌子或其它平台，上面恭恭敬敬地放一个主席塑像，再围绕这塑像作各种表达忠诚、敬仰之情的精心布置。水平一般的，在主席塑像前放上一摞主席著作，贴几个忠字并用红色渲染即可
十二 11
康平路事件是指上海工总司和赤卫队1966年底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武斗。
事件经过
1966年12月28日，上海工人“赤卫队”（号称有80万人之众）派了约2万多人涌进位于康平路[注1]、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大批“赤卫队”队员高呼“打倒曹老头”，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到晚上便聚了1万多人，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张春桥认定赤卫队是要接过“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把夺权的果实抢到手达到保住旧市委的目的。急调在京的耿金章返沪。“工总司”、“机联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连夜开会，成立“联合指挥部”，并调集造反队员十几万人29日包围康平路。赤卫队无法撤离。“爱棠”大院周围和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喊“‘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不断广播“‘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家”的传言，制造紧张气氛。晚上10时许，荣昌路（今德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
30日凌晨2时左右，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的造反队员，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就拳打脚踢。到早晨6点钟，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幕后策划和耿金章现场指挥下，“赤卫队”被抓300多人，重伤当场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等医院有100人左右。2万多人排成单行、分成六路被驱赶出康平路，收缴袖章有几大堆。
事件影响
这是文革时期的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注2]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了。经此一役，赤卫队士气涣散，一蹶不振。数万赤卫队员在王玉玺（上海铁路局）率领下步行北上赴京告状， “工总司”派去阻拦的人与他们12月31日下午在昆山县桥镇相遇。“工总司”强令赤卫队解散，后者不予理睬。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打伤赤卫队员多人，再次造成流血事件。并殃及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
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为名，赤卫队的市、区负责人240多被抓，作为一个组织从此土崩瓦解。为张春桥的一月夺权造成了有利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态势。
后来“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因此被当时的法院判刑。
[注1]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是上海市委所在地。这里的100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
[注2]文革研究者何蜀认为，重庆“12.4事件”作为大规模武斗事件并导致重庆市委瘫痪早于康平路事件。但其影响显然不如后者。
十二 10
安亭事件指称的是1966年11月10日北上赴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注]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一说30小时）的事件。
11月9日上海国棉17厂（王洪文）、 30厂（王秀珍）、31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17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 “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得到按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做出的 “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10日他们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1000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引起北京震动、外电报道。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11日到安亭劝说前14次特快被放行。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参加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下午张春桥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6日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灾难的魔盒再次被打开。
随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相继发生。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的导火索、转折点。
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自杀而亡。
[注]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
十二 07
红灯记是中国在20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出京剧，被列为样板戏、红色经典之一。
历史
剧作家沈默君的作品电影《自有后来人》1963年在全国上映。哈尔滨市京剧院演出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凌大可、夏剑青改编成沪剧《红灯记》。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排演京剧《红灯记》。1964年两个京剧版同时参加了全国现代京剧观摩汇报演出。江青决定把两个剧合并为《红灯记》，主角从李铁梅变为李玉和，剧中人王金才改名王连举，还改变了一些唱腔、动作、场景的设计。1965年初，《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翁偶虹、阿甲根据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
故事情节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满洲国某地“隆滩火车站”，铁路扳道工李玉和和巡警王连举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他们救下了被日本宪兵追击的交通员（负责运送情报的人）。交通员把一份电报密码表交给李玉和。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通过检验王连举的枪伤识破他的身份，王连举受刑不过招出李玉和。李玉和和他的母亲（非亲生）李奶奶因不肯交出密电码被处死，李的女儿李铁梅（非亲生）因鸠山要放长线钓大鱼而被释放。李铁梅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密电码带到郊外柏山上的游击队处，游击队伏击追击而来的鸠山、王连举等并把他们击毙。
主要演员
浩亮（钱浩梁）：李玉和（武生）
刘长瑜：李铁梅（花旦）
高玉倩： 李奶奶 (老旦)
袁世海：鸠山（花脸）
流行唱段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闹工潮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浑身是胆雄赳赳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
雄心壮志冲云天
光辉照儿永向前
仇恨入心要发芽
其他艺术形式
《红灯记》小人书封面1968年中国京剧团和中央乐团根据它改编创作了钢琴伴唱《红灯记》。殷承宗演奏。
多次各种邮票以此为主题。
多种小人书以此为主题。
相关人物
江青：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
阿甲：因和江青编剧意见不和被戚本禹划为反革命，之后在1980年审判四人帮时出庭指控江青。
浩亮：和江青关系很好，一度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失势之后成了平民受到审查。
殷承宗：和江青关系较好，还创作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四人帮”失势之后受到审查。后来移民美国继续作钢琴演奏家。
现况
2001年2月8日到11日，中国京剧院青年团在台湾台北国父纪念馆演出京剧《红灯记》。起初把剧中“共产党员”改成了“中国人民”，“共产党”也改为“革命党”，但基于多数台湾剧场界人士的建议，最后没有改动。
2005年朱昭宾改编22集电视剧《红灯记》。制片人丁利波。
十二 07
沙家浜是中国在20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出京剧，被列为样板戏、红色经典之一。
历史
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底，上海失陷之后，苏州、常熟、太仓一带的群众建成了人民抗日自卫队。1939年，新四军部分指战员由叶飞率领与人民抗日自卫队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谭震林。1957年崔左夫写成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描写36个伤员敌后坚持斗争的故事。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根据《血染着的姓名》改编沪剧《碧水红旗》，旋即改名《芦荡火种》，1960年11月27日首演，得到前新四军领导刘少奇的好评。1964年北京京剧团著名作家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执笔，改编为京剧《芦荡火种》。4月27日在江青的提议下毛泽东为其改名为《沙家浜》，并将结尾新四军乔装吹鼓手混入婚礼改为直接用武力冲进去。
故事情节
注意：下文记有作品情节、结局或其他相关内容，可能降低欣赏原作时的兴致。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江苏常熟市郊区阳澄湖畔沙家浜的一批新四军伤病员在郭建光的带领下潜伏下来养伤。中共地下党员“春来茶馆”老板娘阿庆嫂在淞沪会战期间掩护过地方武装头目胡传魁。胡传魁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当地乡绅子弟刁德一是日本、重庆国民政府的双重间谍。他当了胡传魁的参谋长之后终于说服了胡传魁的“忠义救国军”投靠了日本人。在阿庆嫂的情报帮助下，养伤复原的新四军袭击了在刁德一家中纳妾的胡传魁，俘虏了胡传魁、刁德一和日本大佐黑田及其翻译。
记有情节或结局的内容在此处结束，下文与情节无关。
主要演员
谭元寿：郭建光（武生）
洪雪飞：阿庆嫂（青衣）
周和桐：胡传魁（花脸）
马长礼：刁德一（老生）
流行唱段
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共产党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智斗、定能战胜顽敌度难关、斥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其他艺术形式
上海人民沪剧团《芦荡火种》。
彩色舞台艺术影片《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
交响音乐《沙家浜》，一部以京剧《沙家浜》为主题的交响乐，和京剧《沙家浜》并列最早的八个样板戏之列。
多次各种邮票以此为主题。
多种小人书以此为主题。
现况
近年来京剧《沙家浜》时常被演出，郭建光的扮演者谭元寿的长子谭孝曾经常主演郭建光。
2005年许晴、陈道明、任程伟、刘金山、程前等主演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沙家浜》
十二 07
智取威虎山是中国在20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京剧剧目，被列为样板戏、红色经典之一。
历史
国共内战时期，整个中国东北除了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座大城市外全被中共的解放军控制。但在山林中有部分和共产党对抗的武装力量活动。解放军遂派出小股的部队进行剿匪。
亲身参加剿匪的曲波写作了小说《林海雪原》。1958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出了话剧版《智取威虎山》。中国京剧院一团演出《林海雪原》，范钧宏根据曲波同名小说中“奇袭奶头山”一段故事改编，郑亦秋导演。李少春（少剑波）、袁世海（刘勋苍）等演出。同年，上海京剧院演出《智取威虎山》，北京京剧院演出《智擒惯匪坐山雕》。由谭元寿、马长礼（谭、马后来参加《沙家浜》的演出）、小王玉蓉等主演。另外中国戏曲学校实验剧团和辽源京剧团等也有相应剧目。后来上海京剧院的版本为主要版本。1965年进行了较大改动，演员：贺梦梨、童祥苓（饰杨子荣）；沈金波（饰少剑波）、季正其、施正泉（饰李勇奇）；贺永华（饰座山雕），江青提出许多具体改动意见，于会泳也改动了一些乐曲。1968年舞台艺术影片《智取威虎山》是样板戏中的第一部电影，江青在拍摄中提出许多具体意见，导演谢铁骊。1969年10月1日《智取威虎山》正式定稿。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
十二 06
白毛女是19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创作的一步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文艺作品。它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经久不衰。
创作背景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不是超阶级的，文艺要和工农兵群众结合。在同一个时期，延安的共产党人还发动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这使得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意识到要创作出一个全新的反映共产党的理念的艺术作品。
1945年中共七大准备召开之际，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向德国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来临。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的一些艺术家在院长周扬的指示下，根据“白毛仙姑”的传说，创作出歌剧《白毛女》。《白毛女》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之后这出歌剧还在国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人物原型
1930年代末就在晋察冀边区一带流传“白毛仙姑”的故事。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给周扬写信，讲述这一故事：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
也有说法说白毛仙姑在山西。
后来还有人说四川的罗昌秀是现实中的“白毛女”。罗是1956年才被民兵从深山野林里救出来，不可能是白毛女的原型。
还有一种说法说白毛女的故事出于贺敬之的故乡江苏邳州，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周扬最早指定《白毛女》的编剧的作品不合意，周扬临时指派贺敬之进行编剧。《白毛女》的想法在贺敬之加入之前就有了。
艺术形式
2005年7月在北京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海报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多人创作了歌剧《白毛女》。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编剧是鲁艺文学系的贺敬之、丁毅，作曲是音乐系的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王昆演喜儿，凌子风演杨白劳，陈强演黄世仁。歌剧音乐用民歌“小白菜”等作基调，大受欢迎。
1951年初上映的电影《白毛女》。编导水华和王宾。田华演喜儿，李百万演大春。影片1951年荣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特别荣誉奖，1957年荣获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
京剧版创作于1958年。
1965年上海芭蕾舞团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女主角：蔡国英、茅惠芳饰喜儿；顾峡美、石钟琴饰白毛女。芭蕾舞剧《白毛女》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该剧在1980年代沉寂之后从1990年代开始有多次上演。日本松山芭蕾舞团也演出过该剧。
其他花絮
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在看过演出之后，表示抗战胜利后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尖锐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黄世仁应该被枪毙。
据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演出时，曾有被剧情感染的小战士向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开枪。
近年来常有一些“戏说”《白毛女》的文章出现，或为黄世仁平反，或说喜儿嫁给黄世仁是“傍大款”，等等。
有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白毛女》的故事说明共产党滥杀地主。
故事梗概
注意：下文记有作品情节、结局或其他相关内容，可能降低欣赏原作时的兴致。
佃农杨白劳与女儿喜儿相依为命，喜儿与同村青年农民大春相爱。杨白劳因生活所迫向恶霸地主黄世仁借了高利贷，之后外出逃债。在除夕之夜杨白劳偷偷回家。黄世仁闻讯后强迫杨白劳卖女顶债，杨白劳喝做豆腐用的卤水自杀（在芭蕾舞中被黄世仁用手枪打死）。喜儿被抢进黄家，遭黄世仁奸污，逃入深山，头发全白。两年后，大春随八路军回乡，在山洞里找到喜儿，替她申冤雪恨。结尾处，村民们和喜儿一起开会声讨黄家的罪行，庆贺穷苦人的重见天日。
十二 06
红色经典这本是一个后文革词汇，却蕴涵着与现实相连的文革记忆。最初（1980年代）被用来指称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后来（1990年代以后）被怀旧情绪驱使着的人们，泛化推广到用它指称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精神指导下创作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政治运动和普通工农兵生活的典范性作品。不同时期的作品被冠以相同的称呼，说明两者在其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存在某种内在同一性。
属于前者的有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主演刘庆棠）《白毛女》、现代京剧《红灯记》（主演钱浩亮、刘长瑜）《智取威虎山》（主演童祥苓）、《沙家浜》《奇袭白虎团》《海港》。后加上《龙江颂》《杜鹃山》（主演杨春霞）《平原作战》《磐石湾》、交响音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演奏殷承宗）、钢琴协奏曲《黄河》（同前）。
属于后者的有小说《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柳青）《山乡巨变》（周立波）《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被合称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上海的早晨》（创作于1950年代）《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以前），电影《中华儿女》《铁道游击队》《烈火中永生》《红色娘子军》（导演谢晋）《英雄儿女》（创作于文革前）《闪闪的红星》（文革中）《开国大典》《解放战争三部曲——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周恩来》《焦裕禄》（文革后），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保卫黄河》（1949年以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文革前）《党啊，亲爱的妈妈》《春天的故事》《我的祖国》《走进新时代》（文革后）。
由于文革十年反复播放样板戏，人们已经养成听唱的下意识习惯，1976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样板戏的选段仍然被照常播放。曾陆续引起巴金等人的批评，遂渐次淡出。1980年代晚期开始有人（崔健）试图以翻唱《南泥湾》等方式，对被认作神圣的红色经典进行解构；后来这成了一种经常性的创作（对此当时的批判声极其强烈浩大，其后渐次式微）。这种诉诸感性的颠覆方式（文学方面以王朔为代表）比理性批判的效力更大、更直接。199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在市场冲击下感到惘然的人们和演艺界借助市场运作手段经营两股动力推动下，出现微弱复兴迹象。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有近40部“红色经典”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2003年初文学杂志《江南》刊载取材自同名戏剧又加以改写的小说《沙家浜》，引起了一场反对戏说、侮辱红色经典的轩然大波。沙家浜镇、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分别向《江南》杂志社提交了抗议书。包括《芦荡火种》的原作者文牧先生的夫人以及上海沪剧院的党总支书记金女士在内的人士，均对所谓“戏说”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谴责，文牧夫人则表示保留法律追诉权。
2004年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颁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禁止戏说红色经典。认定这些改编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导观众、误解市场”的“低俗化”问题，改编者没有理解乃至歪曲了原著的核心精神、表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本质。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英雄人物身上编织太多情感纠葛，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肆意扩大原著容量，“稀释”原著，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但也有批评说，“如果红色经典真有什么‘亮点’，它也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和侵犯，来自民间意识在审美形态上依然被顽强地保持并制约所谓革命文艺路线的限制”。“应该让历史来检验，而不是急于禁止。”围绕这一冲突，官方意识形态、商业运作和民间批评者间的纠缠、紧张，还看不到终止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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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突出是中国文革期间的文艺指导理论之一。最早由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撰文《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受到江青等人的赞同和推广，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1]。
三突出指：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
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其具体实践是在文艺创作中把正面人物放在画面或舞台的中央，打正光，而反面人物要在角落打底光或背光，等等。
文革之后，有些其他事物借用这一词汇，如某某菜肴的“三突出”特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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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娘子军》是中国在20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剧目，其中芭蕾舞剧和京剧被列为样板戏、红色经典之一。芭蕾舞剧和电影普及最广。
历史
1931年，在海南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特务连成立，屡立战功。1933年其领导人先后被捕。1938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大赦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这些人被释放。之后她们有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有的出狱后嫁给国民党军人，在文革中受到冲击。1976年之后幸存的都得到平反，有的还得到江泽民的接见。
1960年，梁信编剧，谢晋导演，祝希娟、王心刚、陈强、向梅主演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公映。1964年9月26日，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作曲吴祖强，演员刘庆棠、白淑湘。同年，中国京剧院四团首演由田汉改编的京剧版《红色娘子军》。1965年江青对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进行了具体改动：女主角吴琼花改名吴清华，全剧主角改成洪常青，并改动了一些乐曲和舞蹈。1970年舞台艺术电影《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全国放映。1972年，由杜近芳、冯志孝等人主演的京剧样板戏版电影《红色娘子军》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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