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06
池恒是《红旗》杂志写作组的笔名、代称（寓“持之以恒”意）。另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笔名，轮流使用，各有分工、配合，以壮声势。其中以“池恒”的身价最高，最具代表性，一般是发表重点文章时使用。活动于1974年1月至1976年10月间计有33个月。其驻地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
十 06
历史
创刊于一九三八年的上海《文汇报》在抗日战争时期宣传抗日，而在抗战胜利之后，又立场鲜明地鼓吹民主进步，反对国共内战，令当时的国民政府十分不满，迫使上海《文汇报》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停刊。后来，又复刊。
社论及文章
1965年11月10日，发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严厉批评《海瑞罢官》
1976年3月5日，报道纪念雷锋活动，遗漏周恩来的题词。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了该报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导致后来的四五运动。
十 02
“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十 02
修正的原意是改正、修改使正确。中文中修正主义特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反对修正主义的人认为：修正主义的反动性在于，它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修正主义”中的修正是贬义，涵讽刺的意味。
简介
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89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言词最激烈，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修正主义是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一股机会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追随者认为自己坚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反对那些顽固保守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它“否定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价值论、经济决定论，否定阶级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并未濒临崩溃的边缘，资本并没有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中产阶级并未灰心失望，工人阶级并未遭受日益沉重的苦难”。他们认为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在哲学上修正主义背弃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的进化论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
1950年代，中共、苏共批南斯拉夫的铁托走修正主义路线；19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中共称苏共是“现代修正主义”，苏联被称为“苏修”，而苏共则认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的样板。在这期间，通常被指为修正主义的一方在某些方面反对极“左”、具有探索性，而指责者则认为自己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6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类政治和思想斗争均是围绕着“反修防修”展开的，最终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
在中国，后来邓小平对此作了总结，认为各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并对“九评苏共”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反思。之后，中共比较少用“修正主义”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国际上的一些左翼政党，包括一些如尼泊尔共产党（毛派）的毛主义政党则认为中国自从邓小平执政以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十 02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其他政策失误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9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原因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比如当时政府倡导的土法上马大炼钢，缺少燃料，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缺少炼钢的原材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尽管人口仍然增长，但1960年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其1951年的水平。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错误的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级干部浮夸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粮食产量来计算的。然而由于浮报的关系，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将原本应该留下的“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食堂逐渐将每人分配到的食量减少，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
相关损失数据
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争议
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灾害责任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现在大多数人质疑”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中国大陆有大约96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在很多省区粮食已经丰收，但是由于毛泽东的要大炼钢铁，没人下田收割。（一但下田，就可能被定性为政治落后分子，在政治挂帅的年的专制国家，如果一个被定性为落后分子，是非常危险的）最终导致大量粮食腐烂在地里面。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历史政治或者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具有某种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味。
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
很多人同时强烈质疑政府初期回避国际援助和在困难时期还外债的正当与必要性。另外，当时中国为了获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减少人口数目
中国共产党采用了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4000余万人口减少的数据，但根据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资料则非正常死亡数字有可能超过5000万。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损失人口”和”饿死人口”的概念上,”损失人口”指纯粹减少的人口，包括1、正常死亡人口；2、饿死人口；3、因饥饿致病死亡人口；4、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口。有许多人把第四项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口也算进死亡人口，这是错误的。
另外也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推行的单一配给口粮制是确保更多人免于饥饿而死的有利条件。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
学者们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领导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不过，这些数据长期被列为绝密级，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公布。
今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官方数据表明，1959-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后的1962-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中国官方生死统计数据 (单位：万)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6-58年 6048 2124
1959-61年 4225 3602
1962-64年 8143 2152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１９９５》(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55页，第384页。
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一些研究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Coale 1984, Ashton et al 1984, Banister 1987，曹树基 2005)，另一些研究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蒋正华 1986，彭希哲 1987，李成瑞 1998)，也有人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金辉 1993，丁抒 1995)。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下表来自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3250万）及其成因》，这个数据准确有争议。
曹树基的统计数据 （单位：万） 省名 全部府数 灾区府数 全部县数 灾区县数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13.0 13.0 74.6 73.6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26.0 23.0 201.0 188.0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6.0 15.0 81.0 74.0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17.0 17.0 96.0 91.0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3.0 12.0 108.0 87.3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13.0 13.0 128.7 106.7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12.0 12.0 75.0 72.7 2009.9 93.1 4.63 7
云南 22.0 22.0 132.0 112.0 1918.3 80.4 4.19 8
山东 12.0 12.0 140.0 126.0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12.0 11.0 84.0 63.0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11.0 11.0 79.8 72.6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1.0 11.0 70.0 56.0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15.0 12.0 110.0 72.0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18.0 17.0 183.0 135.0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4.0 13.0 89.0 51.0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2.0 4.0 101.0 30.3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11.0 10.0 91.0 51.4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248.0 228.0 1844.1 1462.6 63474.9 3245.8 5.11
资料来源：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
十 02
三自一包是指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于1962年因应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而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后来这成为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
十 02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正式举行。毛泽东当天充分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倾错误和经验教训，同时提交十九个问题与会讨论。 当时毛泽东严重低估运动左倾错误，完全认为自己推行的是正确的路线，与他的讲话内容、继续推动反对和纠左错误相违背。他一直认为两个运动发生的问题，整体来说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即错误只是九牛一毛)，以为在郑州会议后已逐步解决，并自诩“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这使会议内有一部分比率不小的人刻意回避两项运动的错误、缺点和教训，不见客观、冷静气氛。 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表示不满有些人不多谈点、深纠错误根源的态度(其实根源在于毛泽东的思想上)，力图从指导思想上纠左。刘少奇、朱德也对两项运动提出较温和的批评。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参加讨论过程中先后七次发言对左倾错误提出极为尖锐的批评，甚至跟与会人士吵起架来。
1959年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讲话，就各方面形势总结。由于毛泽东没有从根本上纠正指导思想之意图，彭德怀感到十分担忧。同时他也顾及毛泽东本人的面子，因此选择写信给毛泽东以免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将信交呈交毛泽东，他在信中肯定“大跃进”发动以来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原因。他认为“建设工作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紧张”、“矛盾具有政治性”，犯错原因是“客观上缺乏建设经验”、“主观上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存在很多问题”、“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总妄想进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更指出纠左比反右保守思想更困难，必需经过努力才能彻底克服左倾思想。 一般认为虽然彭德怀的发言和信上的内容过火而激烈，但充分地反映了客观实际和人民要求，内容大体都无误。更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多次成功后，已开始被浮夸风气蒙蔽，老是不想认错，终于在六十年代初及末分别得到两次极为严重的教训。
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的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并印发全体与会人员。会议大方向从此由“纠左”变为“反右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首个严重政策及经济错误的转捩点。同日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和中国的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撤走专家，更使毛泽东认定彭德怀等人与国外合谋要反政府。
从1959年7月17日开始，全部与会人士皆针对彭德怀信中内容讨论。然而彭德怀等人尚未意识到毛泽东的盲目，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在小组会中批评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肯定彭德怀信中指出的问题。张闻天说：“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意见。” 彭德怀和张闻天的意见，很多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三面红旗”的领导方向和总路线。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召集全体会议，对彭德怀进行极为严厉的批评，全盘否定他信中的观点之余，更间接表示要将事情放到解放军“要么跟我走，要么就一拍两散”的程度上。会议在短时间内变成批判大会，思想左倾的领导在毛泽东支持下带头攻击彭德怀，论调愈趋离谱，甚么“湖南集团”、“反党纲领”、“逼主席下台”等，后来更升级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甚至说彭德怀等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林彪更是对彭德怀进行了字字见血的批判，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要招兵买马”，“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毛泽东回顾了彭德怀的历史，说自己与彭德怀在历史上是“合作不合作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作七成”，还认定当时党内外的批评意见都是严重右倾思潮，更夸张地说道“若不打败这股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三面红旗就会倒下，党和人民就要受重大损失”。
1959年8月2日，八届八中全会中，毛泽东定性四人为“彭德怀反党集团”，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议案，认定四人否定大跃进成绩、反对经济发展、反对全民炼钢等，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结果
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毛泽东做总结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按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最后，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批评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并划定全国365万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一些所谓右倾者的职务，大跃进活动继续并酿成两年后经济骤降至建国前的境况。1965年，毛泽东认为吴晗的作品《海瑞罢官》是要为彭德怀“翻案”，提出彭德怀与海瑞皆是不为社会主义接受。
改革开放之后，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是混淆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绝对性的观点与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界限，从中引出阶级斗争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错误结论。
平反
1977年，中共开始对彭德怀案进行重新审理。
1978年，中共中央宣布为彭德怀恢复名誉，受到全面公正的评价。
1981年，中共中央宣布，关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革命集团”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为四人完全恢复名誉。
十 02
生产队为中国大陆大跃进以后的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小型农场、林场直接管辖的农业生产作业单位，同时也是当时大陆农村地区最基层的“行政编组”，其直接管辖的对象为农户；生产队作为一种组织，具体存在的时间为1958年至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绝大多数地区按照生产队辖域直接过渡到村民小组。下列所述生产队的体制，指人民公社化以来大跃进以后农村地区生产队成熟的分配体制。
历史
生产队在各家各户安装的广播喇叭。生产队绝大多数最初由高级农业社过渡而来；之后进入“大跃进”阶段的生产队组织，这期间以人民公社大食堂为标志，即所有农户及其家庭成员在生产队所设“公共食堂”就餐，劳动不计报酬。食堂建立之初，吃饭不记账、不受定量限制，也就是当时人们开始想象的“共产主义”，其时也被称为“共产主义大食堂”，因此当时出现最流行的说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期间由于出现全国性的饥荒，之后食堂于1961年解体（称为“下放食堂”），1962年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开始推行“三自一包”、“ 四大自由”，分过一部分土地给农户的政策未经推广即破产；后来生产队成为基层农业生产单位和行政编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0年以后，很多地区的生产队农户自发地拆分为“生产小组”或类似组织，规模、制度和组织方式类似于之前的“初级农业社”。
生产小组：生产小组存在的时间一般从1980年至1984年，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很多“小组”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同一个生产大队辖区内，有的生产队拆分为“小组”，有的仍旧以生产队为作业和预算单位。但拆分后的“小组”绝大多数为独立预算单位，管理、预算和报酬制度基本承袭原生产队的模式，劳动主要集中在粮食种植和主要生产领域，劳动和作息“小组”有完全支配权。“小组”基本属于互助合作性质的生产单位，生产上接近包产到户的劳动效率；由于农民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家庭副业开始蓬勃发展，主要为家庭种植业和养殖业，开始出现各种“农村专业户”的萌芽；由于农民开始享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壮年劳动力可以外出打工，“建筑包头”由此慢慢出现；劳动效率的大大提高导致大量劳动力的过剩，农民自由务工，开始涌入城市寻找生活出路，这些人为被后来称为“农民工”，当时主要集中在建筑业。小组与生产队的关系，生产队对小组的土地仍有支配权，可以根据人口增长情况和分布情况对小组土地作小范围的调整。小组规模上，每个生产队按照农户自愿的原则被拆分为3～5个小组，人口密度较大的粮食生产区约为5～8户即25～30人的规模。
十 02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在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是农村土地制度的重要转折，也是现行中国大陆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陆推行“改革”，而改革最早始于农村改革，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即后来被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
历史
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签订的大包干“生死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国内社会动荡，生产力始终没有得到恢复。由于文革时期的土地制度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当年，小岗村粮食大丰收。该“生死状”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开端的重要历史见证。
十 02
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国家至少作为一种组织曾经存在。在中国大陆属于一种“政社合一”组织，也被称为“农村人民公社”，属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即农村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普遍存在的时期为1958年～1984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而被解体，全部被乡、或镇取代。这一段时期（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村经济、农民生活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善。
十 02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元帅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并提出改革的建议。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开始批评彭德怀的意见，认为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被软禁，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十 02
1957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在农村成立人民公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大跃进”的口号被提出，曾要求用10年时间赶超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后来甚至被变本加厉地改成更不切实际的7年、3年）。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运动，农业产量也要翻一番。大跃进最后却是彻底的失败。工业陷入瘫痪，除了钢铁之外其他工业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九千万农民被召入炼钢厂，导致农业发展滞后，再加上全国各地虚报产量（浮夸风盛行），而且炼出的都是废铁，令刚有起色的经济陷入混乱。
十 0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一场开始于196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重大政治运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常被称为“十年动乱”或“十年浩劫”。
毛泽东提出“四个存在”的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后被宣布“胜利结束”（1978年宪法《序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部分史学家认为1969年时文革就已真正的终结，真正动乱的时期只有不到3年；也有人认为文革在1974年周恩来、邓小平重新执政后结束。不过，在中国官方和民间，一般都认定文革是从1966年5月的五一六通知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事件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
文化大革命在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负有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九 29
红卫兵，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人群，大部份由年轻的学生组成。红卫兵并不是真正的国家军队，而是一种特殊的群团组织。在文化大革命是冲击原政权架构的特殊工具，其主要行为是违反正常的社会规范。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上，史学家往往将红卫兵分为广义与狭义的两种定义。广义的红卫兵泛指将自己系上红色袖标的各种民间团体，包括工人、农民、军事院校的学员和机关、文艺团体的从业者等，狭义的红卫兵则是指大学和中学里青年学生所自发组成学生团体。
红卫兵是通称，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 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许多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红卫兵的宗旨包括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产阶级保皇派”造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手段有大字报、大批斗、“破四旧”、“抄家”等。“打砸抢”行为时有发生。他们的造反行动冲垮了各级党政机关现成的运行体系，成为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达成其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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