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09
1966年8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注定了刘少奇被清洗的命运。在国际形势上，这次会议的公报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和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两个月以后，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提出“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行动口号。
1967年10月1日，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出席大会。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讲话说：“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讲话结束时的口号包括：“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当年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天堂，有句鼓舞人的流行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谁要说“老大哥”半个不字可不得了。中苏论战后，同时谁要说“苏修”半个好字，也会被专政铁拳砸个稀巴烂。“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这伟大、沉重的使命，让中国人兴奋了多年。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俨然成了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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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9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文革初始时期，红卫兵在批斗学术权威时喊出来的众多口号中典型的仇恨式标语。
在这句标语的指引下，红卫兵无限忠于毛泽东，他们的价值评判也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口号笼罩下，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伦理观念也全部崩溃，只要有碍于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亲生父母亦可揪斗划清界限。
早在1957年后，毛泽东即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个人崇拜的观点。1964年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从1960年代起，林彪开始发起造神运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及各地狂热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不仅将毛泽东思想神化，还把毛泽东个人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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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9
“砸烂×××的狗头”这条在文革中曝光率极高的标语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已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标语是出自“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而这个要砸烂的“狗头”正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1966年8月5日，全国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可谓一石击起千重浪，引发全国大字报像潮水一样泛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大量出现。在忠于毛主席的号召下，红卫兵首先将学校党委书记、党办主任、校长、老师斗倒，随后将斗争目标对准省委、市委，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出现了“砸烂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狗头”的标语。
刘少奇被斗倒、邓小平被斗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狗头”也越来越多，“砸烂刘邓陶的狗头”、“砸烂傅雷（著名翻译家）的狗头”等等，几乎所有被批斗者均可套用“狗头”的标语。“砸烂×××的狗头”遂成为文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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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资产阶级法权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概念的由来
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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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群众专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种对付反革命政治犯的手段。最早在1968年出现。是一种新生事物。与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比尔专政的雅各宾党的行径差不多。
对象是那些有严重问题，但是还没需要动用公安六条来处理。这么说，他们没配用法律处理，但一定要受罚。因为他们已被开除出革命群众的队伍。因此把专政权交给革委会,即是在战斗队监督下实行改造。对反革命的刑罚有喷气式,坐老虎凳等等，因为没规矩，章法，因此比依法审判更残忍。对各人态度不同，刑罚各异。由革委会头子在早上安排你当天的劳动改造任务，下班后写检讨。过一阵，他认为你悔改，就对此人停止群众专政。
当时大批干部被送上批斗会，大批人不忍受辱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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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上纲上线也简称“上纲”。作为思想方法、话语方式，它不始于文革，却是文革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集中表现。“纲”和“线”，就是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大是大非。这种方法要求，看待人和事物不能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初步），而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所有问题都提到重大原则的高度，即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把所有问题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根本上来分析、认识、评价，才能站稳政治正确的立场。
其表现为，经常把一般问题、非原则问题，也当作原则问题看待、处理，使其显现出特别的严重性。丢一个吃剩的馒头、迟到几分钟、穿高价时髦衣服、看西方哲学文学名著、对党员干部个人的不满、经济计划指标的高低，如果只以一时一地的行为失当、个人兴趣或对个别人的局部、业务上看法不同视之，就要被这种认识方法看作丧失原则、和稀泥、骑墙，必须从生活作风、组织纪律、思想意识、崇洋媚外、对党和国家的态度，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争夺领导权和是否还继续革命的角度来认识。局部问题被夸大为全局问题，认识问题被夸大为立场问题，发展战略问题被夸大为路线问题，成了流行病。在科学理性看来，这些做法是小题大做、吹毛求疵、神经过敏。夸大个别现象，无限制地从个别跳跃到一般，超越概念的固有外延，随意地联系－联想，无根据地到处虚设假想敌，用僵化的框框去套复杂的社会现象，导致曲解和武断，常常会伴随严重后果……是这种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一般特征。
用这种简单化（没有例外的一刀切）、绝对化（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对人对事，不是个人品质、个人行为的特征，而是整整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特点。上纲上线成了只赚不亏的投机生意。在当时的情势下，越是敢于上纲上线，越是敢于突破“纲”和“线”的限制的人，越是勇敢，觉悟、水平越高。政治前途越远大，越能得到重用。这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流行文化。在此背景下，人们的言行充满了无事生非的特点，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造成强烈的不安定的气氛，弄得人人自危，生怕偶有疏忽就会被人抓住把柄，不敢说话，不敢做事。
报纸广播等舆论工具这样宣传，大小工作（包括技术工作和社科学术）、人际交往被塞进这样的框框，文艺作品也这样描写生活……形成了无所不至的网络，让人没法不被推搡着效仿、顺从。有评论家认为，这样随大流，彻底放弃认识、行为的主观能动性，把自己的命运和组织捆绑在一起，就推脱了个人责任，不但使自己处于安全境地，也省事省力。
在这种惯性支配下，人们不但在认识外部世界时使用这种思想方法，在反省自己的检讨或总结里，也给自己上纲上线，以求得深刻的评语，成为屈膝邀赏的姿态，卑琐被当成了崇高。在被迫的认罪时，上纲上线、自我贬损就成了态度端正的过关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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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早请示、晚汇报是一种对毛泽东“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因此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泽东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风俗、习惯化的软制度。大致流行于1966年—1971年间；比较明确的下限，以“九一三事件”和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为界。
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 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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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饮水疗法是1970年代、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以后流行的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民间传说这种疗法源自日本，难以确定是时间上的巧合还是真有事实根据。
办法为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三杯凉开水。据说可以清洗肠胃中的残留废物，保持人体所需水（水分在人体体重比例中占70%多）的正常供应，对慢性肥厚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浅表性胃炎、消化道溃疡、慢性肠炎、慢性消化系统疾病有一定疗效。
后来又有说，它有降低血黏度，流畅血液、预防中风的效果；对便秘、胃酸过多、下痢、膀胱炎、尿道结石……等，均有缓解之效；传得更“神”一些的是，说它有冬天预防感冒、减肥、延年益寿、纠正羊水过少和矫治异常胎位等作用。
由于这种疗法简易可行，不需复杂的技巧、操作程序，额外耗费金钱，迎合了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相对缓解的间隙里，人们讲究养生的心理要求。喝过的人都说神清气爽，胃口好，消化功能增强，于强身健体有明显疗效；不知道是自我暗示还是实情。总之通过这样的口口相传，互相模仿，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广为流行。虽然那个时代人们行为总体上带有反智性盲从特点，但它对经济落后、医疗条件欠发达状况下的健身防病，不失为一个有效的补充。其盛况比较前些年的鸡血疗法更有过之。
但也有持专业眼光的人认为这样会造成有益菌群失调，反而不利于保健。尤其是出汗后喝水，血液中的盐分流失过多，吸水能力就降低，水分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使细胞水肿，严重者会出现头晕、眼花等“水中毒”的症状。一次饮水量过多，大量的水积聚在胃肠中，使人胸腹感到胀满，不利健康。饮水过多，还会冲淡胃液，导致胃肠的吸收能力减弱。因此提倡“少量多饮”。[注]
一些文革回忆文章常把它和“鸡血疗法”、“甩手疗法”、“红茶菌（海宝）”、“针灸治聋哑”并列；其实饮水疗法和甩手疗法这两种方法，似乎都比“鸡血疗法”、“红茶菌（海宝）”显得可靠，立足于人体自身免疫力的增强，实际流传时间也更长一些。
[注] 正确的方法是，每次饮水以200毫升左右为宜，最理想的饮水是凉开水、淡茶水。开水在自然凉到20至25摄氏度时，溶于其中的氯气等减少一半，而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并不减少，其张力、密度等理化特性与生物细胞内水的化学特征极相似，易被机体吸收。凉开水特有的生物活性，易透过细胞膜，增加血红蛋白量，改善免疫功能。常饮凉开水的人，肌肉中乳酸积存减少不易感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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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阴阳头是文革批斗风盛行时一种侮辱人的做法：把人的头发剃一半、留一半，这样的发型，就叫“阴阳头”。一般是剃光左边、留下右边头发；因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等坏人都被划归左中右的“右”里面。个别凶悍的行刑者，甚至对眉毛也同样剃一半、留一半。从野蛮时代遗留的民俗里，只有对小偷、妓女、败坏门风的妇女，才采用这样极端的践踏人格尊严的方法代替肉刑对其惩处，留下耻辱的印记。比肉刑加倍惨厉、残忍。
中国古代认为万物都由阴阳两个相反相成的对立面构成，日是阳、月是阴，暑是阳、寒是阴，白是阳、黑是阴；寓示阴阳的太极图就是一个黑白分割的对抱鱼形。剃掉、留下的头发，形成鲜明对比，就像阴阳两极，所以俗称“阴阳头”。《周书·异域传》，说波斯国的刑法“轻罪则劓、刖若髡，或翦半须，及系排于项上，以为耻辱”。曹操割发代首。它到底是源于古代西域的波斯还是中土自产，已汗漫不可稽考。人们知道的是，古希腊大演说家德摩斯梯尼为了苦练成绝世口才，中国现代诗人学者闻一多为锐意着作，都曾把自己剪成阴阳头以闭门不出。
被剃阴阳头的人，当时（1966年）有学术权威、老师、走资派、历次运动屡挨批斗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甚至还株连了他们的配偶（一些是无业的街道家庭妇女）和子女（多半是学生）；有男人也有女人。但主要针对平素习惯于精心伺弄发髻的女性（乌发如云已经融进了她们的天生丽质、爱美天性而成为她们的内在自我）——剃成这样的发型，男女性别的外部特征都看不出来了，特别地难看。加害者就是要让被害者以这样的姿态示众，达到施虐、施暴的目的，摧毁被害者的意志和骄矜。成为批斗的重要内容。剃头的人多是临时拿起剪子来的，根本不会剪发，胡剪一气，奇形怪状、深浅不一，更加凌乱丑陋得刺眼。多数人只有忍着，避免刺激加害者寻衅进一步升级；少数人或者把另一半头发也剃掉，或者用帽子、头巾把脑袋遮起来，以此勇敢维护自己残破的尊严。虽然有旁观者以为剃阴阳头比起毒打来“不重”，但还是有个别人因此自杀或试图自杀。亲历者体验的羞辱感，甚至时间过去近40年，仍然强大到足以使她们在有人调查时矢口否认曾经历过那样的屈辱遭遇。
直到2000年代的中国司法理念才终于原则确定，剃人阴阳头，无论出于何种正当理由、由何人施行（即使是执法者）、施于何人（即使是犯罪嫌疑人或服刑者），都将构成污辱罪。因为载入宪法（2004年3月14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修正案）的人权保护认定：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容侵犯。即使是罪犯，也是罪行可以惩罚，尊严不能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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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忆苦饭是指在忆苦思甜活动中，模仿旧社会穷人饭食烹制的食物。这是为了让学生、青年（工人、战士、机关职员等）不忘本，记住父辈在1949年以前遭受的苦难，对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感到满足、怀有感恩思想而进行的活动。是学校、部队、单位有意识组织的一种教育性的社会活动。在这样的制度安排面前，一般请假是不被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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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
三家村有以下意义：
三家村最早出自陆游诗句“偶失万户侯，遂老三家村””(《村饮示邻曲》)，意为偏远的小三村。康有为所作《唯心》中有“三家村学究，得一第，则惊喜失度”所用的“三家村”既为此意。该词的用法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
中国和香港一个常用的地名，意指有三个族群或家庭的人共同聚居的村庄。
香港的三家村
在文学作品或网上社群中，三家村被用来形容三个人或三个不同团体的人所创立的机构或聚会的地方。
在晚清小说《何典》中，有一个虚构的村庄名叫作“三家村”。据传这部小说曾引起毛泽东的特别兴趣，使三家村一词最终成为流行一时的文革用语
在中国大陆，三家村是1966年一场文字狱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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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
三分之二是被政治化的表概数的数词短语。起源于文革前的1960年代，但文革中使用得更频繁，在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更大、更深，达到了前所未有地步。
它总是与“世界上（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还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人民”的固定词组联系在一起，构成修饰关系。它是对在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状态的数理描写（统计略数）。话语间不经意流露出中国人民（三分之一）心怀天下，为阶级同胞忧心如焚的悲悯襟怀、救世情结，和无比的幸福感和优越感、自豪感。已经解放的我们，热血沸腾地憧憬着、渴望着去解放、解救他们。是“一厢情愿式的‘瞎浪漫’”（王小波语）。其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的前理解，暗合了中国古代一直以为中华天朝是世界中心（中央之国）的天下观。它是官方舆论的独家、反复宣传在人们（主要是青少年）心中形成的刻板印象。
虽然西方国家得到法律保障的最低工资也比中国的最高工资高，这样歪曲事实的描述只能是鸵鸟似的虚妄无知和自欺。形成了国人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一道心理屏障。但确有自我暗示、心理治疗的效用，即，也是对中国实际“一个月只有二十几斤粮食，不到半斤油票，一年到头就那么两身衣服”的匮乏窘困的日常生活的自我解嘲、心理补偿——“还有人连咱都不如呐”，让人在备受挫折的物质生活以外生出阿Q式的自我宽慰和精神胜利来。从而缓解因物资短缺产生的合法性危机。
同时它也像是一种恫吓、诅咒：如果不跟共产党走，斗争地富反坏右，搞社会主义，被复辟了资本主义，你们就会像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受苦大众一样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堕入阿鼻地狱，苦难深重。
与“一小撮”等词语相似，它是文革算术学的典型表现（也包含了日后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等国际地理政治学的部分基因）。具有政治、道德、心理多样化功能：一方面，在我/他（世界：水深火热、地狱）之间对比出“我”（中国：幸福、天堂）的优越，带有福音宣示、政治批判色彩；另一方面，“我/他”（自己人）相融又形成一个占绝大多数的“我们”，对比出敌人（帝修反）的势单力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而多数总是和“正义”、“真理”联系在一起的，极少数则是与“邪恶”“谬误”“谎言”联系在一起，带有道德评判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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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毛泽东所写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进行期间，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由此正式开始。1966年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并附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由当日会议印发。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这就宣告，他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刘少奇、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张大字报的贴出，标志着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和公开化。邓小平曾指出：“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而此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但实际上离开了领导岗位，处于被揭发和批判的地位。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由第二降至第八，林彪则由第六升至第二。
1967年1月1日，北京高等院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1967年1月上旬，北京新华书店和运输联合公司联合行动，率先在天安门广场当众焚烧刘少奇、邓小平画像，并向全国发出揪斗刘邓的通电。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刘少奇被严密监禁。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0分，刘少奇含冤去世。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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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着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
《毛主席语录》由《解放军报》资料室编选，于1964年1月5日出版征求意见本，作为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会议文件下发征求意见。初版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编选者对本书进行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毛主席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学习毛主席着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1964年5月，经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决定，将修订过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1965年5月，解放军总政治部决定再版《毛主席语录》。经过反复讨论，全书调整设置为33个专题，收“语录”427条。
由于全国上下“学习毛主席着作”热情高涨，全国各地对《毛主席语录》产生巨大需求。1965年底，中共中央批准《毛主席语录》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在全国内部发行。一年后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公开发行，并向海外出口。为适应出口需要，编者根据当时形势修订《再版前言》，并改由林彪署名（日期为1966年12月16日），放在毛主席像页（像页后有一行黑体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林彪题字，末页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名义编印，没有书号，只提及印刷厂、发行（皆为新华书店）与印刷年份。至此风靡全国的《毛主席语录》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文化部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制定印制、发行计划，要求保证提供充足纸张、油墨、印力，优先印制、发行红宝书。据称，为了「百分之九十九读毛主席的书」，按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目录记载，除「文革」次年（1967年2月）出版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月出版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外，此后三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版过马列着作。并中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卷出版工作，甚至1969年、1970年印制成书的4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布面和纸面两种精装）共8万套全部封存在仓库未能发行，理由为不能冲击学习《毛主席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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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
毛主席像章是指以毛泽东像为表现主体的像章，文革中一种崇拜礼器。也简称“像章”、“红宝章”、“纪念章”。当时各大小单位都争相设计、制作各式各样的毛泽东像章，佩戴、收藏、赠送、交换毛泽东像章，成为一种时尚。除了黑五类等被打入另册者不能佩戴以外，男女老少都得戴，连进入大陆的外国人也要戴。当时形成一种风气，各省地市、系统、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或召开大型的重要会议，就要制作、赠送毛泽东像章。而且要比一比谁做得更精致、更豪华。
起源
最早出自1937年东北抗日联军颁发的银质毛主席奖章。1942年延安制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泽东像章。1945年，电影艺术家凌子风设计了最早的毛泽东金属像章。建国初期，一些地方就开始限量生产毛泽东奖章和纪念章。但真正形成全社会狂热则是在文革的1966年夏至1971年夏；高潮在1967年春至1969年夏的各级革委会成立时。前后5年时间制作的种类约1万种、总数20亿枚。止于毛泽东的幽默话语：“还我飞机”（因为像章和飞机都用铝材）。
质地和样式
像章主体是毛泽东的头像（向左）、半身像或全身像，多为红色底金色像。配以毛泽东的手书、林彪的“紧跟”题词，或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天安门等革命圣地作背景，环绕以松竹梅日月星等吉祥物、八个样板戏之类的图案。一般为圆形，也有桃心形、五角形的；形制越做越大，最大的能达到20多厘米直径。不能用别针佩戴，只能用绸带挂在脖上胸前。材料以铝质为主，也有铜铁、镀金、纯银、水晶石、塑料、有机玻璃、陶瓷等20多种质材。其中以解放军总政治部制作的星形毛泽东像章、条形“为人民服务”手书两枚一套，俗称“军星儿”，最为精致、珍贵。与另一种“七分钱”（当时售价）的红地金像，共赠发、出售了1亿枚。
收藏和研究
一些人专门收藏毛泽东像章，每见有新样式的像章，总想弄一枚到手为快。其中以叶群收藏有全国各地“敬献给林副主席”的近1万枚像章为最。因此当时便出现了以像章换像章的非法交易市场（“黑市”）。
1980年代末期以来，毛泽东像章成了一种有收藏价值的、有利可图的商品，被搜集起来，甚至还有赝品被制造出来，出售给外国旅游者；各地都有某某搜集毛泽东像章的收藏家的事迹、设立家庭毛泽东像章展览的消息，被陆续报道出来,甚至还出版了不止一种的毛泽东像章图册和专著。据旅居美国的桑晔1990年代初的报道，他个人收藏的像章就达7000余种。日本人村松伸、樱井澄夫等，收藏毛泽东像章的早期像章多达170余种，列早期像章收藏之首。大陆有名的毛泽东像章收藏家有四川王安建、宋一凡，贵州周继厚，上海黄淼鑫、沈玉贤、顾念之、江缘钟，陕西许韧，北京的阎新龙、马京军，广东饶贵祥、汤国云、李云庄，江苏史明，江西陈和平等。
上海市毛泽东像章研究会《收藏通讯》介绍：两组20枚的“语录像章”，参考估价为1000元；一组30枚套的“红卫兵系列像章”，参考估价为1万元。内蒙古包头的银片压制毛泽东像章系列（5种），直径从8厘米到18厘米，全套市场价达4000元以上。
互联网上有毛泽东像章收藏网等网站，供收藏爱好者交流像章分类知识、收藏体会和藏品信息（藏品名称、市场价格）并提供网上交易平台（网页名称“以藏养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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