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09
1966年8月，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号召，注定了刘少奇被清洗的命运。在国际形势上，这次会议的公报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和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两个月以后，林彪在国庆讲话中提出“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的行动口号。
1967年10月1日，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出席大会。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讲话说：“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讲话结束时的口号包括：“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当年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天堂，有句鼓舞人的流行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谁要说“老大哥”半个不字可不得了。中苏论战后，同时谁要说“苏修”半个好字，也会被专政铁拳砸个稀巴烂。“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这伟大、沉重的使命，让中国人兴奋了多年。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俨然成了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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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9
“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文革初始时期，红卫兵在批斗学术权威时喊出来的众多口号中典型的仇恨式标语。
在这句标语的指引下，红卫兵无限忠于毛泽东，他们的价值评判也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口号笼罩下，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伦理观念也全部崩溃，只要有碍于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亲生父母亦可揪斗划清界限。
早在1957年后，毛泽东即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个人崇拜的观点。1964年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从1960年代起，林彪开始发起造神运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及各地狂热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不仅将毛泽东思想神化，还把毛泽东个人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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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9
“砸烂×××的狗头”这条在文革中曝光率极高的标语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已难以考证，可以确定的是，这条标语是出自“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而这个要砸烂的“狗头”正是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1966年8月5日，全国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可谓一石击起千重浪，引发全国大字报像潮水一样泛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大量出现。在忠于毛主席的号召下，红卫兵首先将学校党委书记、党办主任、校长、老师斗倒，随后将斗争目标对准省委、市委，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出现了“砸烂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狗头”的标语。
刘少奇被斗倒、邓小平被斗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狗头”也越来越多，“砸烂刘邓陶的狗头”、“砸烂傅雷（著名翻译家）的狗头”等等，几乎所有被批斗者均可套用“狗头”的标语。“砸烂×××的狗头”遂成为文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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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7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毛泽东警告说，被推翻的反动阶级 “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给国家建设带来巨大灾难。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并且以此制订中共的政治路线、任务和政策。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至文革，被提升到哲学范围进行阐释，出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的命题，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冲突、转化是通过斗争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来实现的，甚至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这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哲学根据，并据此把文革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毛泽东反复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贬斥中庸之道，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清阶”、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对着干”、“反潮流”的新时髦，路线斗争贯穿中共党史的框架预设，等等，都根源于此。
在文革开始后，“阶级”已不再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深植人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成为中共的治国思想，政府的工作重心偏离了经济建设，造成中国人民长期得不到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改善。这一理论也导致民众越来越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各种事物，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明辨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革命阶级”主观上认为你不是“革命阶级”，你就不是“人”，而是“牛鬼蛇神”，就用任意的非人的方式和手段来批斗和彻底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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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07
“宁长社会主义草，不长资本主义苗”最初由江青提出，是流行于文革时代的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类似的口号，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它们所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因此，一切带有商品经济色彩的行为都被严格打击和制止，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描绘成邪恶的、人吃人的魔鬼社会。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因此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也不能留。据毛泽东的指示，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奖金、利润以及农村的个体小生产都属应加以限制并逐渐消灭的资本主义的范畴。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根据当时的理论，按劳分配是 “资产阶级式”的东西，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引进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是“反马克思主义”；“以粮为纲”才是社会主义，农户自主养鸡养鸭就是资本主义。
在辽宁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生产队队长率领着社员将路边一块一块个人种的谷子连根拔掉，由于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奇特的信念和决心支撑着，他们在毁坏这些眼看就要成熟的谷物时毫无吝惜之情。
为了防止小生产、小生意滋生资本主义，辽宁出现了“赶社会主义大集”、“哈尔套经验”。1975年1月5日，在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的大街上，一辆高唱“革命歌曲”的宣传车开道，后面跟着浩浩荡荡赶集队伍。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面，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着行李的女儿紧跟着，接着是公社副书记和另一名公社干部抬着一头猪，男女老少们有的抱着鸡，有的提着蛋，有的拎着菜，还有的扛着烧饭锅，总之，每个人手里必须拿点东西，人们敲着锣打着鼓，排着队，扭着秧歌，把手提肩扛的东西卖给国家。据当时发起者讲，这种大集解决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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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3
上山下乡运动指的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大量城市“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在农村定居和劳动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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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3
五七指示是中国近代文革时期《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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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3
老三届，中国大陆1966年到1968年三年共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生的统称。
1966年到1968年，中国大陆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这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到农村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超过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作为对应，所有1977年-1979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则被称为“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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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3
五七干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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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3
工宣队 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简称也见诸正式报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语。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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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大陆的用语，首次出现于1965年1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一部分干部都被安上“走资派”的帽子挨了整。跟刘少奇的路线走，是当时“走资派”的一大特征。毛泽东在1969年4月28日说：“他（指走资派）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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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
编选者简介
编选者是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12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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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10
破四旧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运动，是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席卷中国大陆的。与“破四旧”相对应，是“立四新”，包括“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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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8
全国大串连在口语里也简称“大串连”或“串连”。特指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以大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或个人为主体，在全国范围内免费乘车（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联、交流和宣传造反的活动。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社会动员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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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06
池恒是《红旗》杂志写作组的笔名、代称（寓“持之以恒”意）。另有程越、方刚、吕真、田春、严章、黎章等笔名，轮流使用，各有分工、配合，以壮声势。其中以“池恒”的身价最高，最具代表性，一般是发表重点文章时使用。活动于1974年1月至1976年10月间计有33个月。其驻地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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