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日，北京五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等出席大会。林彪代表毛泽东、中共中央讲话说：“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遍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不但要从组织上彻底地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要开展更广泛更深刻的革命大批判，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能翻身。”讲话结束时的口号包括：“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

　　当年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称苏联为“社会主义”天堂，有句鼓舞人的流行语，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谁要说“老大哥”半个不字可不得了。中苏论战后，同时谁要说“苏修”半个好字，也会被专政铁拳砸个稀巴烂。“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这伟大、沉重的使命，让中国人兴奋了多年。

　　在那时候，不只是北京，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镇，都醒目地张贴着“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这些标语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敌。那个时候，对美国的认识，美国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不打不倒，一打就倒。美国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是垂死的、没落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文化大革命俨然成了世界革命。

　　在这句标语的指引下，红卫兵无限忠于毛泽东，他们的价值评判也是以毛泽东的指示为标准。在红卫兵“红色恐怖”的口号笼罩下，甚至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伦理观念也全部崩溃，只要有碍于对毛泽东的绝对崇拜，亲生父母亦可揪斗划清界限。

　　早在1957年后，毛泽东即认为反对个人崇拜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个人崇拜的观点。1964年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苏联人说中国正在搞个人崇拜，是否属实？毛泽东回答说，赫鲁晓夫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崇拜。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也需要有点个人崇拜。

　　从1960年代起，林彪开始发起造神运动，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庐山会议后在全国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著作各种版本的大量发行及各地狂热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不仅将毛泽东思想神化，还把毛泽东个人神化。

　　文革开始后，高校及中学学生大批成立红卫兵组织，对学校领导人发起进攻，甚至演变成暴力。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对打砸抢抓斗行动 “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打倒牛鬼蛇神”。此后，红卫兵滥揪滥斗、打砸抢抄杀行动大量出现。

　　几天后，在北京一座中学校园，学生将校长和老师抓到操场上批斗。操场上挤满近千名红卫兵，老师则一字排开，头戴纸糊高帽，胸挂大硬纸牌子，帽子和牌子上都用红笔标明名字及政治罪名。造反派司令手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宣布“批斗大会开始”。红卫兵齐声高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一切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红色恐怖万岁！”、“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等。司令高声问道： “红卫兵战士们，同学们，我们能够允许那些走资派、保皇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们玷污我们的红色阵地吗？”近千名红卫兵齐应：“不能！”司令继续发问： “那我们该怎么办？”操场上再发出齐声呐喊：“砸烂他们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经过这番宗教般的仪式后，残酷的批斗随之开始。

　　这是当时红卫兵揪斗“牛鬼蛇神”的典型场景。

　　1966年8月5日，全国报纸登载毛泽东在中南海贴出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报道毛泽东接见学生的情况。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出，可谓一石击起千重浪，引发全国大字报像潮水一样泛滥，“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大量出现。在忠于毛主席的号召下，红卫兵首先将学校党委书记、党办主任、校长、老师斗倒，随后将斗争目标对准省委、市委，直至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出现了“砸烂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狗头”的标语。

　　刘少奇被斗倒、邓小平被斗倒……“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狗头”也越来越多，“砸烂刘邓陶的狗头”、“砸烂傅雷（著名翻译家）的狗头”等等，几乎所有被批斗者均可套用“狗头”的标语。“砸烂×××的狗头”遂成为文革中最具代表性的标语之一。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毛泽东警告说，被推翻的反动阶级 “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给国家建设带来巨大灾难。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没有解决，“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还要斗半个世纪”；并且以此制订中共的政治路线、任务和政策。这种理论和实践发展至文革，被提升到哲学范围进行阐释，出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应改为对立统一与斗争规律”的命题，提出差异就是矛盾，矛盾的冲突、转化是通过斗争即一方压倒另一方来实现的，甚至是“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这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了哲学根据，并据此把文革定义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毛泽东反复说，“中国有八亿人，不斗，行吗？”“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过七八年，又来一次。”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扩大化、贬斥中庸之道，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历次思想批判、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四清”、造反夺权、“清阶”、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文革中“对着干”、“反潮流”的新时髦，路线斗争贯穿中共党史的框架预设，等等，都根源于此。

　　在文革开始后，“阶级”已不再作为一种理论概念而是作为一种现实存在深植人心。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根本方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成为中共的治国思想，政府的工作重心偏离了经济建设，造成中国人民长期得不到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改善。这一理论也导致民众越来越习惯于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各种事物，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明辨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要“革命阶级”主观上认为你不是“革命阶级”，你就不是“人”，而是“牛鬼蛇神”，就用任意的非人的方式和手段来批斗和彻底打倒。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绝对对立的，因此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也不能留。据毛泽东的指示，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物质利益、奖金、利润以及农村的个体小生产都属应加以限制并逐渐消灭的资本主义的范畴。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根据当时的理论，按劳分配是 “资产阶级式”的东西，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物质刺激是“修正主义”；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是“引进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是“反马克思主义”；“以粮为纲”才是社会主义，农户自主养鸡养鸭就是资本主义。

　　在辽宁一个十分贫困的山区，生产队队长率领着社员将路边一块一块个人种的谷子连根拔掉，由于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奇特的信念和决心支撑着，他们在毁坏这些眼看就要成熟的谷物时毫无吝惜之情。

　　为了防止小生产、小生意滋生资本主义，辽宁出现了“赶社会主义大集”、“哈尔套经验”。1975年1月5日，在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的大街上，一辆高唱“革命歌曲”的宣传车开道，后面跟着浩浩荡荡赶集队伍。公社党委书记扛着半扇猪肉走在前面，书记的老伴领着戴红花、背着行李的女儿紧跟着，接着是公社副书记和另一名公社干部抬着一头猪，男女老少们有的抱着鸡，有的提着蛋，有的拎着菜，还有的扛着烧饭锅，总之，每个人手里必须拿点东西，人们敲着锣打着鼓，排着队，扭着秧歌，把手提肩扛的东西卖给国家。据当时发起者讲，这种大集解决的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造成了工农业生产全面萎缩。那时候，北京冬天的副食品商店里没有什么新鲜蔬菜，只有一些干瘪的土豆。肉食更少，一人限买两毛钱，薄薄的一片。女人生孩子，想买一只鸡补补身子都不易，丈夫必须在半夜里去副食品商店门前拿号，回家睡一会儿，天不亮再去凭票排队，在寒风中拱肩缩背，跺着脚，一直要等到天大亮，商店开门。运气好的，可以买到一只营养不良的瘦鸡，运气不好的还买不到。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在其根据二十多年采访经历写成的《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写道：“1978年，全国8亿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6元，其中2 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当时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300斤毛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 1/3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农村这样，城镇呢？仅以住房为例，“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8平方米，1972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 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的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

上山下乡并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从50年代便被倡导，至60年代而展开。对当时的知青来说，他们到农村去，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带有积极的理想主义色彩，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青年，便是他们的典型代表。

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 1955年。当年，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为此写道：“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年还有六十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于 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中共政府鼓励当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愿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去锻炼自己”，把邢燕子等人做为典型模范在青年人中大为宣传。

上山下乡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学仍不招生，工厂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届高中毕业生共400多万人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共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但同时，一些干部子女通过参军等方式避免了去上山下乡，或者到诸如北京郊区这样的地方落户。

在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随大流、甚至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 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知青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

回城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到70年代后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的抗争，知青们通过请愿、罢工、卧轨、甚至绝食等方式的抗争强烈要求回城，其中以在西双版纳的抗争最为出名。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有人因为害怕不被政府允许返回城市，所以即使和人同居并有了孩子也不登记结婚。也有很多知青，为了回到原来的城市，和在当地结婚的丈夫，妻子离婚。以后他们的孩子又回到城市寻亲，造成很多悲欢离合。

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上千万的知青回城后，似乎并未出现某些官员担心的城市因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而引发的大规模混乱。相反，由于这个决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反而使得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都更加“和谐”。有人认为，邓小平政府在八十年代初骤然强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知青返城后产生的就业压力的一种反应。

影响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达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一些曾经积极参与过文革运动的城市年轻人，经过在农村的艰苦漫长的生活后，认为自己被欺骗利用，至此彻底放弃了曾经坚信不疑的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有人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也有一些知青认为在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做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诅咒、报怨、痛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总之，这场运动改写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运动目的

毛泽东政府对场运动的解释是: 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另一种解释是: 毛泽东政府把“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口号，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失业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社会当然没有失业问题。可当时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农业在大跃进和文革后完全停滞，粮食总产量逐渐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城市人口的需要，政府无法给城市青年人在安排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他所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达到了清除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要目的，难以控制的红卫兵逐渐成为麻烦，数量巨大的对政治高度热衷的无业青年会对政治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农村进行农业劳动，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主要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政治策略。

毛泽东后的中共政府避免讨论这场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运动，也没有对广大知青进行任何官方解释或物质赔偿。
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有人认为这场运动是对人民的愚弄和变相迫害。林立果（林彪之子）等起草的反对毛泽东的纲领性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指出，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

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文章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有学者认为，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有关。[注]

[注] 1920年5月毛泽东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工读生活。这一举动显然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同年7月他离沪返湘，在武汉同恽代英交换过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而在晚年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回长沙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经日本转口贸易，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常规渠道。

1958年办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与毛泽东的这段早期经历有关。文革发起在即，毛泽东再次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未竟的理想。

1966年到1968年，中国大陆正陷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中，大学停止招生。这三年的高中毕业生作为“知识青年”的主体“上山下乡”，被安排到农村落户。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超过高考年龄，但鉴于其被“文革”耽误，所以直至1979年，仍被允许参加高考，被称为“老三届毕业生”。作为对应，所有1977年-1979年考入大学的学生，则被称为“新三届”。

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伯）、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师傅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在各单位群众中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干校被当作迫害异己、惩治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场所。这里也搞政治运动，如抓五一六等；同样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总的说，前紧后松。1975年姚文元挨批评后预感有不祥降临时说：亏我身体还好，挤挤公共汽车，到五七干校劳动都还行。

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充任。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仅有1.27万名工宣队员。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