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26

文革破坏的部分文物如下:

  1. 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

  2. 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 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二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狮子。

  8. 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

  9. 颐和园佛香阁被砸, 大佛被毁。

  10.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被平毁无遗。

  11. 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人头。

  12. 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劫一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 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

  14. 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

  15.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

  17. 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 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 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 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 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乾二净。

  22. 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 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 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 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乾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

  26. 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

  27. 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 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 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 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 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 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 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 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

  36. 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 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 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焚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 安徽霍邸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 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馆被毁。

  45.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玡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至今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的毁灭古迹, 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扑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及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他被赶回了安徽老家。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沈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八十四岁的杭州名学者马一浮的家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他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也是八十四岁。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入挣时□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数据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连遥远的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通通被烧成了灰。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藏,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纔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学家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缯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功夫,收集到各地上千张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纔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锺楼大街的锺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七十五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的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一九五二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二百六十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交出全部“四旧”后,默默地把多年的木刻原版摞在壁炉旁,然后,点着火炉,一块一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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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被称为“文革时期唯一作家”的浩然2008年2月20日早晨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作为“文革文化”的重要代表,浩然的辞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远去。

  浩然本名梁金广,1932年生于唐山,少时读过3年小学,16岁加入中共。他当过8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起任《河北日报》记者、北京俄文《友好报》记者、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编辑。1964年到北京市文联担任专业作家,后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主席。

  浩然于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早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1965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艳阳天》三卷本;1972年出版了另一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4年出版中篇“诗体小说”《西沙儿女》。

  浩然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红极一时。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歌颂中共在农村斗争地主、富农、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运动”,是当时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与八个样板戏一起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

  由于《艳阳天》、《金光大道》受到文革“旗手”、毛泽东妻子江青的青睐,浩然不仅常受到江青接见,也由一名普通的农民作家一跃成为当时文艺界乃至政界炙手可热的人物。浩然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十大和第四届全国人大,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文革时期,他以“文化界人士”名义经常参加外事活动,并曾出访日本。

  1974年,中越发生西沙海战后,浩然被江青“亲自委派”到西沙群岛前线视察,回京后写出间接歌颂江青的《西沙儿女》。后来他又奉江青之命视察大寨并写成报告文学《大地的翅膀》。他的小说《艳阳天》也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文革时期拍摄的为数极少的故事片之一。

  文革后,浩然因与“四人帮”过从甚密而遭到批判,并一度失去自由,官方对他的审查结论是:“不是帮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没有完全陷进去”。浩然后来又写过《苍生》、《乐土》、《活泉》等作品,但反响一般。

  浩然曾说,他从一个只读过3年小学的农民,靠中共给予的机会,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这是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

  他也一直不接受文革是“浩劫”的结论。他在评价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时说,他“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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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人民的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美术工作者为了深刻的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必须投身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

美术工作者在生活中画速写,可以锻炼和提高艺术造型的能力,可以为创作记录形象和积累素材,有时速写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同时,画速写的过程也为美术工作者熟悉工农兵、接受再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鲁迅在对青年美工作者谈话时曾指出:作者必须天天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才有进步,到外面去速写,是最有益的。

画速写,一定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明确为什么画和画什么的问题。革命美术工作者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满腔热情地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才能观察准确、透彻,加深感受,加强理解,掌握住对象的主要特征,把速写画好。

这里我们选刊了一部分速写,目的就在于提倡美术工作者在深入三大革命运动中多画速写。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应画些素描和写生。要亲于实践,刻苦磨练,持之以恒。为革命练好基本功,努力创作出更好的美术作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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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一、超越时代的思考

  1968年4月29日,不到36周岁的北大学生右派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枪杀。两天后,上海公安局人员上门向她母亲索取5分钱子弹费。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判决她无罪。1981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给她平反。

  40年后,面对林昭的牺牲,世人不仅佩服她的勇气、壮烈和决绝,更惊讶她的思想。在整个民族几乎都停止了獨立思考、陷入盲从、迷信和狂热的时代,她没有停止思考,哪怕镣铐加身,乃至没有纸和笔,她以血为墨,以白床单为纸,在红色的牢狱中写下了大量血书。现在,我们只能看到极不完整的一部分,她在其中提出的观点,她对时代和中國命运的思考,她使用的语言,都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她抛弃了当时无在不在的弥漫着火药味的斗争话语,找到了自己的话语方式,用自己的语言概括那个时代。更为难得的是,她的批判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她的同伴黄政回忆,1962年她在谈到广大农村饿死人时,就说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对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她提出应该允许私人开业经营,主张私人办厂成了她的罪名之一;她说要改变闭关锁国的政策,加强与世界的联系,包括引进外资,借外债加速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她还提出了地方自治、联邦制等设想。这些今天看起来寻常、而且有些已变成现实的想法,在当时的中國却无疑是一种空谷足音。

  虽然她表示,作为一种权利,“那么天赋人權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谁也不谁多!而是神圣的自卫权力本身便要求神圣的复仇权利!”但在她用血书写的那些传世文字中,她最终摆脱了简单的仇恨意识和你死我活的敌人思维——

  “……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

  她在观念上找到了新的出路,对自由、生活、政治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她说:“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

  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她是在中國这块土地上一步步走过来的,她也有过轻信、迷狂和个人崇拜,甚至不惜与家庭决裂。直到1957年之后,她才开始反省,开始追问,开始寻找,最终回归了良心,回归了人的本性,回归了生活本身。

  1958年7月,当右派同学刘发清痛苦得吃不下饭时,她开导说,自己一开始也是吃不下、睡不着,还自杀,现在想通了:“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了个右派?全国有多少?”“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她吞安眠药自杀获救后,又想到北海公园投湖自尽,“躺在一张椅子上想了一夜,弄明白了许多道理。” 在1957年5月在北大鸣放时,她并无右派言论,只是在张元勋他们遭到围攻时,挺身说了几句公道话,与此同时,她参加了学生刊物《红楼》开除张元勋的签名。最后,她未能幸免右派的命运。她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黨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她不顾自己的处境,为大跃进等原因造成的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悲剧忧心如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右派一起办了油印刊物《星火》,坚持说出真相,并给领导人写信提建议,力图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剧的蔓延,因此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她通往1968年4月29日的路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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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989年5月19日凌晨四时许,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以后,赵紫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随同下,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抗议的学生。他眼含泪水,劝导学生保重身体。下面是赵紫阳的讲话。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覆。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覆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爲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麽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麽一股劲,年轻人嚒,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麽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你们还年轻,你们要健康的活着,要看到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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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林彪题词

林彪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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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67年1月6日半夜,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突然来到了清华附中。他们先到“井冈山”那边,谈了一阵后又来找红卫兵谈话。那天半夜,我们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突然有人叫我们几个到一楼去一下,说是王力、戚本禹来了。我和李建中,还有同宿舍的几个人马上穿上衣服下楼。在我们宿舍楼一楼靠近大门口的一个房间,在外面就听见里面人声嘈杂,乱轰轰的。进去一看,中间桌子两边坐着穿着崭新绿军装的王力、戚本禹二人,周围站着有二十来个我们红卫兵的人。这个房间原来就是一间学生宿舍,才十几平米,所以显得很拥挤。

原来是我们红卫兵在与王力、戚本禹谈话当中提到了李建中被清华“井冈山”抓走送到公安部关了十来天的事,于是就把我们叫下来了。戚本禹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口吻说:“你们在公安部里可以想想自己犯的错误,你们不是都写了检讨了吗?”我当时就站在他旁边,生气地顶了他一句:“那是逼供信的结果!”戚本禹不满意地说:“怎么能说是逼供信的结果?叫李建中同学自己说说,是不是他自愿写的?”李建中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先说了句“是我自己写的,”后又补充一句:“但是有压力。”戚本禹也算脑袋瓜比较灵的,马上接了一句:“无产阶级专政是要有压力嘛!”当时还说了许多话都早已记不得了,但戚本禹说的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你们,你们还去帮他撕大字报!”他指的是清华附中红卫兵参加了清华“八·二四事件”[1]。

中央文革小组这两个家伙来附中的消息很快传开,不一会儿,房间内外就聚集了好多人,有红卫兵的,也有“思想兵”的,也有“井冈山”的,楼道里挤满了人。人多嘴杂,秩序混乱。王力坐在那里,好象始终没怎么说话,基本上都是戚本禹在发议论。我还听见戚本禹对王力小声说道:“在这里,我们真是可以学到许多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当时我就觉得他很象是在表演台词。有一个学生在门外高声向戚本禹发问:“戚本禹同志,请问什么叫革命群众?”戚本禹应声答道:“你就是革命群众!”

王力、戚本禹来附中一趟,没给红卫兵说一句好话,还教训了红卫兵一顿,真让我们恼火。第二天,我们班几个人在教学楼一楼大厅正面墙上刷了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1月6日的讲话糟!糟!糟!”署名用的是“联合行动委员会延安战斗兵团”。我看到有人比我们行动还快,在门厅东面墙上已经有一条大标语:“王力、戚本禹,你们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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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某市机关的一个家属大院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老人,早晨总爱在绿茵中散步,有时打打太极拳。听院里其它的老人们说,他最关心每天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特别是足球比赛,那是每场必看,看到中国队赢了球,他就会站起来鼓掌。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离休”了的“将军”,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个老人就是刑满释放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腾蛟。
比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它9名主犯来讲,江腾蛟人们知道的很少,因此也就带有某种神秘性。最近,在采访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时,他向笔者谈了江腾蛟在审判前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江腾蛟交待:叶群指使他查抄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家

  湖北省红安县过去叫黄安县,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老区,为了共和国的诞生,这里的父老乡亲曾献出自己最优秀的儿女。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官实行授衔时,这个县里一共出了223名将军;1920年出生在该县江家湾一户农民家庭的江腾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38岁时授予少将军衔,被称为当时最年轻的将军。三年困难时期,在某军区任职的江腾蛟曾经千方百计地救济过家乡的父老乡亲,家乡的人们也曾以他为自豪。

  可是,正是这样一个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在个人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却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

  1980年12月1日,第二审判庭开庭审问江腾蛟。

  审判员高斌宣布:“本庭今天调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三十五条指控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1966年10月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家的犯罪事实。”

  高斌接着问道:“被告人江腾蛟,1966年月10月你在上海组织人搜查了什么人的家?”

  江腾蛟答:“搜查了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和童芷苓5个人的家。”

  问:“是谁指使你搜查的?”

  答:“叶群。”

  问:“她在什么地方给你布置的这个任务?”

  答:“在钓鱼台。”

  问:“谁通知你到北京接受这个任务的?”

  答:“吴法宪。”

  江腾蛟的表现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伯达不同,更不象以后出庭的江青;他有问必答,同时比较干脆。

  为了证实他的回答,法庭宣读了吴法宪在1980年7月1日的供词:“1966年10月有一天晚上,叶群要我打电话,叫江腾蛟到北京来一趟。到北京后直接到叶群家去,她要当面和江(腾蛟)谈上海的事情,我当即打电话转告江腾蛟。”

  宣读完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江腾蛟纠正吴法宪的供词说:“不对,我不是直接到叶群家,是晚上吴法宪到招待所接我,他陪我一块到钓鱼台的。”

  法庭接着审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1958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需要把这封信收回来,但是不知道在谁手里,你可以组织一些人,趁这个混乱机会,以红卫兵名义去搜查郑君里、顾而已、陈鲤庭、赵丹、童芷苓5个人的家,凡是书信、信件、日记、笔记这些东西统统拿来。她说这个事情要绝对保密…… 为了保密起见,把这5个人编成代号,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就是郑君里老大,童芷苓老五,老二老三老四这样编成代号的,这都是叶群的原话。第二天我就回了上海了。”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候的信?”

  答:“1958年,我记得很清楚。”

  问:“你接受这个任务以后,回到上海怎么具体策划搜查的?”

  答:“回到上海以后,我马上组织了几个人,有张彪(驻沪空军部队文化处处长)、袭着显(驻沪空军组织处处长)、陶崇义(驻沪空军保卫处处长)、刘世英(驻沪空军秘书处处长),可能还有蒋国璋(驻沪空军军务处副处长)。我把叶群讲的这些原话都传达给他们听了。以后就马上分工,叫张彪负责侦察了解这 5个人的住址、里弄、门牌号码。袭着显组织军直部队的干部子弟,如果人不够的话,就从空军警卫排人员里面抽一部分人,把领章、帽徽拿下来。顾而已住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的对面,左右住的警备区干部,所以感觉到这一家不好搜,一搜就暴露了。我确定这一家暂时不搜,就搜了其它4家。”

  不知道江腾蛟是真的记错了,还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据王文正在秦城监狱参加预审所看到的材料和了解的情况,顾而已并非住在巨鹿路,住在此处的是电影界的另一个名人于伶。江腾蛟在当天晚上指使人查抄的不是4家,而是5家。

  其实,为了掩人耳目,江腾蛟开始定的是7家,在原来5家的基础上加了于伶、周信芳两家,只是在指派张彪去侦察地形时,发现于伶家离行动地点太近,怕引起怀疑;而周信芳因为主演过有关海瑞的京戏,家里早已被抄过多次,再无任何“油水”,才逃脱了这次劫难。

  很快,在远离市区东北角的新华一屯,出现了一群神秘的年轻人,一共有40多个,有男有女,他们穿着各色的服装,每天在这里进行训练——这是林彪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据点,林立果在上海时常住这里,是后来林彪死党王维国秘密训练“教导队”的地方。

  在这5家中,重点是被他们定为“老大”的郑君里。

  法庭上宣读的空4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在1980年9月18日的证词说:“1966年10月2日,江腾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吴(法宪)司令打电话来,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现在先请你把几个人的地址帮助查找一下,他说了周信芳、童芷苓、赵丹……郑君里、陈鲤庭、顾而已、于伶。都找到(地址)后,我到招待所869号江腾蛟住的房间里,已看见有袭着显、刘世英、郭永成、蒋国璋、陶崇义、杨启良在场……并规定了代号。江腾蛟说,一、二号最为重要,一号郑君里,由刘世英负责。二号赵丹,由袭着显负责。三号陈鲤庭,由张彪负责。四号童芷苓,由陶崇义负责。五号顾而已,由杨启良负责……周信芳家里已被上海文艺界革命群众抄家多次,并有京剧院红卫兵驻守,我们前往查抄会引起冲突;于伶久病在家,又住在巨鹿路招待所斜对面,一抄就会暴露。”

  “江腾蛟还搞了一些规定……一、这次去抄家是革命行动,要注意政策,只要书信、日记、笔记本、照片等物,其它钱财、金银、存款等一概不动;二、拿走的东西都以红卫兵名义打收条;三、带队的负责人可以暗藏手枪,但绝对不准动用、开枪;四、临行动时,将卡车牌照用纸糊上;五、对警卫排战士和干部子女说是空军有一份设计蓝图或绝密文件,丢失在这些人家里,不抄回来就泄露了国家重大机密。经过五六天的密谋策划……他说就在今天晚上行动,出发地点在郊区的新华一屯,较为隐蔽,出发前跟大家讲一讲,你们也要戴口罩,以免被人察觉……我们一共抄了四麻袋零一包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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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一挽狂澜于既倒的重大行动,因用异常方式事实上结束了“文革”十年的历程而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改变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具有不可估量影响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之一。但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内幕,多年来处于模糊状态,许多谈论大概都依赖于范硕的《叶剑英在1976》和《叶剑英在非常时期1966—1976》两书所提供的内容。近年来,随着一些高层知情者、尤其是高层亲历者的披露,使我们对粉碎“四人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个过程,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清和越来越细的了解。

谁是第一时间的首倡者?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谁是首倡者?对于这个重大而关键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叶剑英,一说是华国锋。那么,哪种说法可靠呢?

  依照前面所提的范硕的说法: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叶剑英有意识地主动接近和靠拢华国锋,逐渐说服了处于犹豫不决、彷徨不定的华国锋,并帮助和促使华国锋下定决心,与叶剑英一道结成联盟,指挥其他参与者,粉碎了“四人帮”。例如,范硕写为毛泽东吊唁期间,叶剑英发现华国锋正为“四人帮”而苦恼,便劝华国锋要敢于起来斗争时,这样记述:

  叶剑英恳切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还告诉他,想找谁先打个招呼。

  听了这些话,华国锋情绪高起来,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最后说:“不过,事情很复杂,究竞怎么办?让我再考虑考虑。”

  华国锋表明了态度。叶剑英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以上记述看,叶剑英是主动,华国锋是被动;叶剑英态度坚决而明朗,而华国锋则决心未定。

  可是,依照一些亲历者的说法,华国锋才是真正的首倡者。《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发表了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的《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文中写,1999年3月9日上午,华国锋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华国锋口述:

  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请看,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华国锋也是急不可待地开始主动出击了。没有任何人的劝说,他就下定决心要搞掉“四人帮”。

  《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l期刊登了程振声的文章,叫《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该文从一个侧面支持了华国锋本人的说法。该文说:9月11 日,华国锋以到医院检查身体为由,突然来西皇城根9号李先念临时住处,华向李表示:解决“四人帮”的时候到了。李问:“你下决心了吗?”华答:“下了,现在不能再等待了。问题是什么时候解决好,采用什么方式好,请你考虑。如果你同意,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征求他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 ’的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接受了华国锋交办的任务。两人谈话不到十分钟。

  新近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也证实了确有此事,时间、事情经过、谈话内容与程振声一文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吴德回忆录说,华国锋去李先念家不是突然造访,而是事前给李先念去过电话约定。

  从以上华国锋本人的口述、吴德本人的口述和程振声的文章看,华国锋是粉碎“四人帮”的首倡者,态度是积极而主动、鲜明而坚决的,甚至可以说显得有些迫不及待。同时,我们还注意到,这里面还有两个细节不一致。一是,华国锋本人说是他请李先念来家中密谈,而吴德和李先念却说是华去李家密谈的;二是,华国锋说的时间是10日即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天,而吴德和李先念说的时间是11日,相差一天。虽然有人曾经在《党的文献》2001年3期撰文认定是11 日,但这些细节恐怕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核准。

  《吴忠传》也提到华国锋找李先念之事,写道:“华国锋秘密走访李先念,请李先念找叶剑英谈两个问题:要不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怎么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该书证实了有此事,但未提到时间。

  华国锋之所以主动出击,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根据吴德、邬吉成等人的回忆和一些可靠文献的记载:9月10日,即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不经中央授权,便指示秘书米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重要问题不好解决的,要及时请示;凡报告和请示,均与米士奇直接联系。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到电话通知后,满腹狐疑,立即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获悉后,即找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进行商议,继而以中央名义正式向全国通知: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办值班室;各地发生重大问题,一律直接向华国锋报告。

  这件事给予华国锋触动极大,他万万没想到“四人帮”如此急不可待。华国锋清楚地看出:其一,王洪文这个动作,是企图架空他华国锋本人,进而染指和谋取中央最高权力;其二,“四人帮”没把他华国锋放在眼里,虽然王洪文的图谋遭到挫败,但他们还会继续使招,他华国锋与“四人帮”的较量只是刚刚开了一个头而已!“四人帮”的急不可待,逼使华国锋也急不可待,于是他立即委托李先念联系叶剑英。所以,是王洪文的出击动作之因,结出了华国锋的反击动作之果。

  现在的问题在于:是叶剑英首倡说可信,还是华国锋首倡说可信?华国锋首倡说可信。理由是:首先,华国锋本人是亲历者,且有多方证据支持;其次,根据吴德口述:华国锋曾亲口告诉吴,当时叶剑英为了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曾先后两次去华家。据我查证,实际上有三次,一次是在9月21日,另一次是在 10月2日,还有一次是在10月5日,这三个时间表明,叶剑英已不具备在最高层首倡的机会和条件了。再者,密商粉碎“四人帮”之事,直接关系到每位参与者的生死存亡。在没有摸清和了解对方政治态度之前,谁也不会、也不敢张口,谁都会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否则就会搭上身家性命。因此,这种生死攸关的大事,除了华国锋有资格、有本钱首倡之外,还无第二人能做。历史选择了华国锋首倡粉碎“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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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 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 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大家的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时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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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76年10月6日晚,党中央采取非常措施,粉碎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决定于当晚10点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剑英元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因工作关系,笔者列席了会议。时隔近30年,我根据记忆,把亲历的这段历史写出来,供文史工作者和广大读者参阅。

震惊中外的中南海之夜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你马上去玉泉山九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楼,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华国锋宣布:“四人帮”已被拘捕

  我到达玉泉山九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那我就先讲几句,再请叶帅主讲。”华国锋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今天晚上8时,中央已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为由,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拘捕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通知他来怀仁堂列席会议,做些《毛选》文字的修改工作,他来后,在怀仁堂东休息室被拘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她的住地被拘捕的。根据他们篡党夺权的严重罪行,分别向他们宣布了由我签署的中央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的拘捕是在怀仁堂正厅,叶帅坐镇,我分别向他们宣布的。江青和姚文元是由执行任务的有关负责人员向他们宣读的。对毛远新实行了保护审查。‘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分子,由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解决。”

  华国锋的话音刚落,叶剑英强调:“这次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党和国家处于危难时刻进行的。毛主席生前就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未来得及解决。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和嚣张气焰更加猖狂,他们正在准备动手了。”

  叶剑英还说:“在中央,我们从政治上、组织上解决了‘四人帮’问题,这是第一步,是初战的胜利,地方上还有些‘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要清理。更艰巨的任务是彻底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和影响,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多方面的努力。”

  出席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成员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常委的果断决策,一致通过了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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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我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我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我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我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我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我们谁也没有离开,我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视器,一直看到监视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大喜事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9月11日,华国锋借口身体不好,要到医院去检查。“四人帮”当时对华国锋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是紧紧盯住的。华国锋离开治丧的地方给李先念同志打了电话,说:“我到你那里,只谈五分钟。”李先念说:“你来吧,谈多长时间都可以。”华国锋到李先念家,他一进门就很紧张地说:“我可能已被跟踪,不能多停留,说几句话就走。现在‘四人帮’问题已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如果不抓紧解决,就要亡党、亡国、亡头。请你速找叶帅商量此事。”华国锋说完后即匆匆离去。

  9月13日,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他先到香山植物园游览,发现没有异常情况后才去见叶帅。华国锋同志告诉我,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我说过,他还在11 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10月3日或4日,我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我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我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我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

  吴忠向我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吴忠告诉我,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况,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我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我负责,让我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我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我的住处具体商量。

  我和吴忠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我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10月4日5点多钟,我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到他那里。我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我们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我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我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我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我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四人帮”这个恶贯满盈的反革命集团,就这样顺利地被一举粉碎了。(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吴德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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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叶剑英元帅身边工作,接触毛主席讲“四人帮”的问题比较早。

  从1973年12月9日,到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先后5次批评江青等人,指出批判周恩来总理(叶帅也同时挨批)是继林彪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话,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取代毛),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呢!并对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把问题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这说明解决“四人帮”问题毛主席下了决心,并向政治局同志交了底。

  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和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常在我脑海中萦回,而对于叶剑英元帅来说,更是他日夜忧虑的问题。

周恩来总理去世与叶帅半靠边站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追悼大会刚开完,“四人帮”就杀气腾腾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迫不及待地夺取总理位子。1976年2 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全党,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军委工作。这一文件的下发,打破了“四人帮”一伙夺权的美梦,但也使叶帅失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之权,在政治上形成半靠边状态。2月16日,就是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的第14天,中央又发了第三号文件,经毛主席同意,批转中央军委2月6日“关于停止学习贯彻叶剑英、邓小平在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和讲话的通知”。

  叶帅对出现的这类情况,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强力支持周恩来、邓小平同志,叶帅早已成了“四人帮”的眼中钉、肉中刺。大规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伊始,叶帅就预料到“四人帮”把主要矛头对向邓小平同志后,对自己是不会放过的。

  叶帅在听取我们秘书汇报情况时,每当讲到国际国内对周总理逝世情况的反映时,都是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但接触到对一、三号文件的反映时,他反而表现得泰然自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盼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结局,主席能够对小平一批二保,让小平同志继续工作。这一段时间,他的心情是很不好的。

  此间,除了中央、国务院、军委的一般文电、简报、资料继续给叶帅传送外,作战、情报等部门上报的文电没有了,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请示报告不见了,同党政军等方面联系的通信工具几乎休息了,就连我平日接触较多的一些同志也因害怕路线斗争而疏远了。总之,过去那种热烈、紧张、车水马龙的景象没有了,首长住地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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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一九八○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一九八○年三月十九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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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 “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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