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1967年2月，朱德在北京玉泉山居住。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常住市郊的别墅里。他和以前一样，对中南海的事情不太深究，对会议桌以外的事情就更不打听了。尽管他每年要多次下基层，倾听群众的声音，但对中央内部核心机密却知之甚少，他也不打听，不传说。
“文化大革命”小组成立后，他似乎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孤陋寡闻”了。
然而老帅的心一天也没有沉默过，面对纷乱的局势，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他不理解！不理解党内斗争为什么要用“打倒”这个激烈的字眼？他多次将这种不理解在各种会议上提出来。然而他的困惑在这特殊政治环境里无疑是一组不和谐的音符，对于燃烧起的熊熊烈火也无疑是杯水车薪。
可是朱德固执地又一次将这种不理解，带到了中央召开的会议上。
“在这次运动中我觉得我们不能放松生产，要保证工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现在群众起来了，搞大串联……我怕出乱子，特别是生产出乱子……”
江青拆开信封，脸色大变
1959年3月24日，上海。中午，一辆黑色轿车驶抵位于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从车里下来的是刚从北京飞来的江青。江青这次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先行赴沪，为八届七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生活起居做准备工作的。
3月26日中午，江青正在饭店房间里拉二胡，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给她送来了一封信。郝德光离开后，江青拆开信封一看，脸色顿时变了！随后就昏了过去……
当晚，康生去看江青时，江青把那封信拿给他看了。康生当即拍案而起，大叫：“不得了！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叫罗瑞卿来，公安部应当火速侦查，叫他立即布置下去！”
3月30日，公安部侦查专家带着两名助手飞抵上海。是日，以上海市公安局18名资深侦查员为成员的专案组成立了。专案组随即开始工作。由于江青只肯交出匿名信的信封，就只好从信封上查起。那是一个2号信封，上面只有5个字：“江青同志收”。
专案组向邮递员蒋晓英调查。据蒋晓英提供的线索，查到了嫌疑人钟秀山。经蒋晓英秘密辨认后，开始讯问钟秀山，但笔迹鉴定的结果排除了钟秀山作案的可能。线索断了。
1959年4月1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从北京飞赴上海，江青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饭店，当天的第二次邮件送来了，信件中有一封写着“饭店负责同志收”。饭店方面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在饭店的人。警卫处的人见信封的落款印的是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便给北京该厂打了一个电话，那里说他们没有向上海发过这样的信件，而且也不知道上海有那么一家内部饭店。于是，立即与专案组联系。专案组闻讯，当即派人把信取来，拆开一看，里面果然是一个和上次那封匿名信一模一样的信封，上面的字也是相同的：“江青同志收”。
和所有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我也有幸从娘胎里便被划分了成分。虽然这一“成分”在现代已经为很多人陌生，就算听到别人说起也只是当做一笑而过的谈资，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成为一个人一生能走多远的“初始条件”，权重大得吓人。
由于我生在一个“屋顶遮雨瓦不够”的贫农家庭，因此勉强也能算是“自来红”，出生第一年，就赶上了“史无前例”，听我的哥哥们说，那时因为村里运动忙，村里的“革命同志”不喜欢会堂（陈氏祠堂）上有人哭闹，扰乱气氛。母亲便把我放在家里，结果我被饿得大哭大叫，多亏了哥哥把我抱去会场给母亲喂奶，才没把我饿死。为此，母亲没少挨骂。
在当年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红领巾”在运动之初便被各地蜂起的“红小兵”组织取代，1967年，中央又下文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于是，在我进小学的时候，加入红小兵，成了我们必然的命运。当年的红小兵并不是依据表现或者个人意愿来加入，而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判定——看出身。
“出身”并不是什么希奇玩意，而且也应该算是“四旧”——从九品中正，到科举，都要看人生在哪个社会层次，才决定其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只不过到了笔者读书的时候，标准看似翻了过来，“越穷越光荣”，贫农、工人成了吃香的群体，但和“革干”比起来，仍然差到了天上地下。就连我们队长、支书家的孩子，进了队办小学，虽然调皮得不行，仍然是第一批入了红小兵，而笔者和广大贫农子弟仍然要等半年才入。当然，“地富狗仔”是连入学资格也没有的。
我当上红小兵，正是小学二年级，“林秃子”已经摔死，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村里还是穷得只能吃番薯，所以“双忙双抢”的时候，“红小兵”照例不上课，去忙去抢。上学的时候，由于教室只有一间，各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辅导员”只能讲二十分钟三年级的语文课，又讲十分钟一年级的数学课。“辅导员” 是一位城里下乡的中学生，尽管不戴眼镜，但是看样子是一位很爱思考，他很喜欢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警句拿来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虽然我听不懂高年级的数学课，但是他讲的高年级语文课还是挺有意思的。
和某些人笔下凶神恶煞，且常做惊人之举的“红小兵”不同，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既没斗过“老九”，也没戴过红袖箍。倒是记得天天除了帮家里干农活，就是回校上课，也许是大成怎么说也只是个山中小镇，离外面的世界太遥远吧。尽管全校（实际是全教室）才有50多人，但是我们仍然被编成了一个听起来颇为吓人的单位：“大成人民公社红小兵二团”。一搞劳动，我们五十多人排成一列纵队，队支书的儿子领着我们，打着迎风飘扬的二团旗帜，煞是神气地走在田埂上，队里的大人们便纷纷笑道：“团长”来了！笔者因为家里是“外姓人”，在队里必须夹尾巴做人，能加入红小兵，毫无疑问，是陈家人开恩。父亲都说这是“祖坟开岔”，和笔者讲了差不多一夜，我便格外珍视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到处主动帮忙，学雷锋、做好事自然不敢怠慢。
就这样，一直到1978年年底，我的身份都是个不戴袖箍的“红小兵”，那时我已升上了茂名的初中。终于，又一纸《通知》给我脖子上套上了红领巾，可惜没套多久，我就入了共青团。现在，虽然有些年轻人总把“红小兵”“红卫兵”，看成是昔日的暴徒和呆子，可是我仍然可以拍起胸脯说，我当过红小兵，却没有做过亏心事。
六七年，全国到处都时兴建造大型主席塑像，广场、车站、学校，凡是宽绰的地方都会有人张罗建上一座。建塑像的确是群众捐款，无人摊派，只是派性斗争时，由哪一派承建关系重大。
某大学有两派，一派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人称思想兵；另一派则认为毛泽东的伟大已经超过了马恩列斯，在新的最高级词汇尚未上市之前至少应该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人称主义兵。派性斗争有如早年红军与国民党的拉锯战，时而思想兵占上风，时而主义兵占上风，风向标主要取决于两报一刊又发了有利于哪一派观点的文章。建塑像时，恰值思想兵占领学校，他们捐款建造了一座5米高的塑像，相对主义兵，顿生许多优越感。主义兵则敌进我退，撤到工厂去了。
六八年，据说毛领袖有个只传达到县团级的讲话：“你们修了那么多塑像，不好嘛，到了晚上，你们回去休息睡觉，留我一个人在那里站岗？我看该拆就拆了吧！”此时思想兵已被扣上反军派的帽子，主义兵完全占了上风。主义兵们常常耿耿于怀的正是那尊没有表达出自己忠心、却表达了对立面的忠心的塑像，他们从心里喜欢接受毛领袖关于拆像的讲话，只等上级革委会的一声令下。
怎么拆呢？颇有些难住了主义兵头目，于是制订一个周密的安排：
1、行动必须在夜间，使影响达到最小。
2、拆像是绝密行动，成立拆像小分队，拆像时间临时通知。
3、拆像时要在各路口实行封闭戒严，不准外人进入该区域，特别要防止思想兵的人进入。
4、事先得缝制大帆布袋……
为什么要缝制大帆布袋呢？原来有人提议，在放倒塑像时，塑像肯定会砸碎，那将惨不忍睹，应该用大帆布袋蒙住塑像，然后用大绳套上，拽倒。这容易令人想起掩耳盗铃的故事。也许还可更省事，让操作者自己闭上眼睛或戴上眼罩，也可达到相似的效果，缝那么大的袋子干嘛？
小偷侯祥与齐铭上了公共汽车，侯祥没费劲儿就掏得了一个老工人的钱包，得手之后还想戏弄一下被盗者，想在齐铭面前表演一下掏包功底。于是，把钱包里的钱拿出后，准备将空钱包放回那老工人口袋，不料这次掉角，被发现当场抓住，侯祥立刻十分沉痛地检讨：
“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证：今后再也不干这事儿了……”
“小伙子，年纪轻轻的，要学好，你听见没？看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面子上，我就饶了你这次。”被盗者十分大度，可能平日里没有多少教训别人的机会，刚才找到了一些感觉。
“嗯，嗯，一定，一定……”侯祥趁汽车到站，赶紧逃之夭夭。
老工人打开钱包一看，啊？！是空的！于是捶胸顿足，追悔莫及。
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学生们都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过去学习不好、淘气捣蛋的学生平时总被老师批评，心里难免有些压抑，伟大导师亲自发动的文革给创造了个机会，受压抑的情绪就得释放释放。
初二.四班的十几个红卫兵（其中有3个女生）核计好晚上去开班主任何老师家玻璃，坏小子李世发一肚子花花点子，来到何老师家楼前，李世发分配每人瞄准一块包干，一、二、三一齐发炮，可怜何老师家窗户玻璃瞬时全部破碎，十一月的北方，寒风刺骨，真把何老师一家害苦了！
今天看来，这都是小流氓痞子们干的勾当，其实说红卫兵都是流氓、地痞未免打击面过大，那年头有几个学生没批过老师，骂过老师，甚至打过老师呢？李世发现在还是局长呢，发展得很不错嘛，去年请何老师吃饭，同学聚了好几桌,花了一万多元，都是李世发拿的。
初中生高某是近视眼，六六年夏天下乡劳动，墙上挂着领袖像，见到其中一幅误认为是彭真，觉得此地落后，没跟上形势，举起镰刀便砍。旁边有人告诉他：“砍错了，那是林彪！”
“不对，林彪我认得！”高某又砍了数刀，以显示革命义愤。结果砍的真是林彪像，这可惹下了大祸，被学校当成反革命事件处理。直到九。一三，林彪摔死，高某才算没啥大事了，别人给他评价：“眼神不济，瞎革命！”
刘流写了一部烈火金钢，遭秧的是中国姓何的和姓解（谢）的。前者一律何大拿，后者统统解老转。
我们楼就有一解老转，叫他解老转其实不冤枉，他确实很转轴。大串联时，他从长春地质学校乘车先回到沈阳，手里有一张2人介绍信，说要去串联找个伴儿，问我去不，我也没伴儿，便欣然同意。解老转一琢磨，把2人介绍信改成了12人，说是到接待站能领出12个人的伙食补助费。到了接待站看到外地红卫兵每人每天可补助四角钱，解老转装模作样地把介绍信递给了串联接待站的同志，说自己长征从长春走过来的，一共走了5天，准备走到北京。沿途没有接待站，连住的地方都?挥校溆?10人才走到铁岭，还在等我和他的消息呢！接待站的人听了大为感动，立刻发给了12人全部20天的补助费共计96元和12枚小像章。这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回家的路上，解老转给了我一枚像章并告诉我说不去北京了。
组织部的徐小平看见毛统帅给宋斌斌改了一个宋要武的名字，实在坐不住了，别人不改尚可，这小平不改可不行，急忙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东彪。过了几年，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东彪名字涉嫌效忠反党野心家，徐东彪又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改成了徐学青，表示要向“文革旗手”江青学习。想不到，七六年粉碎四人帮，江青更是遭到亿万人唾骂，这时还学哪门子江青呢？七八年，徐学青又改成原名徐小平，老朋友们每见他都不无揶揄地说：“字号哪能总换呢？”
我在营口造纸厂当装卸工的时候，党委书记充满激情地向大家宣布：“我厂已成为生产毛选的主要纸张基地，截至现在为止（当时为73年夏天），从我们厂送出的纸张已生产了17亿部毛选！”
接下来是全厂职工雷鸣般的掌声和响彻云天的“万岁！”“万万岁！”的喊叫声。
当时全国约有8亿人口，包括婴幼儿。
文革期间绝大部分电影都被当成毒草封杀了，能看的除了《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再就是新闻纪录片了。但即使是主席接见某外国总统的新闻纪录片也经常被禁演，因为站在主席身边参加接见的人成为反党野心家的机会很多，一群领导人难免经常有跳槽到反革命的那边去，新闻片拷贝也裁减不过来，只好停演。好在主席经常接见非洲方面来搞无偿借款的总统，新闻片算是没断香火。
新闻片里通常只有旁白的解说词，主席说的话属绝密性质，观众根本听不到，大多数人对新闻片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但社会上确有一批新闻纪录片的忠实观众，每演必看，其专注、认真的神情绝不亚于从事尖端科学课题研究的科学家。
他们在看什么呢？根本不是在等待银幕上出现什么非洲总统或接见他们的人，而是在等片子里出现主席客厅里的沙发、茶几，一边看一边琢磨怎么照着样子打一套，一遍没看明白就等下回再看，直到搞明白为止。直到现在社会上流行沙发、茶几都与当年的新闻纪录片有关呢！
六七年在 D 学院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六·一武斗事件”。
六月一日早晨，几万名工人造反派（棒子队）包围了 D 学院，准备血洗红卫兵总部。总部在运动系学生宿舍楼内，学生们刚刚起床，手里又没有武器，纷纷夺路而逃。棒子队从楼正面涌入楼门，二楼宿舍的女生，全部从北窗跳楼逃跑，三楼男生也毫不犹豫地从楼上跳下，更有甚者，有几名来不及下楼的男生直接从四楼跳下，三百多名学生跳楼竟无一人摔伤！尽管楼后土质松软也足见运动系学生跳楼技术水平相当之高，可惜一直没有集体跳楼比赛的项目，没给他们一个在运动会上表现的机会。
文革期间，文艺部门被定为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作家演员除了挨批斗，能下乡插队，走得上光辉的五.七道路还算不错的呢，电影〈上甘岭〉、〈英雄儿女〉插曲的作者刘炽被下放到盘锦的新开农场。刘先生插队还带着工资，住在老乡家里，虽然条件艰苦，却也过的清闲自在，不像在城里那样提心吊胆，随时小心挨批斗。
刘先生的房东是个小伙子，在村里就算棒劳力了，每天早起晚睡，田间地头，十分辛劳。自从刘先生住进来以后，虽对于自已熟知的歌曲的作者十分敬佩、尊重，内心却十二分的不平衡。
一日，房东小伙突然服毒自杀了，幸亏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的很颓丧：
“人比人得死啊，我累得王八犊子似的，一年到头才挣不到几十块钱，你看人家刘炽，成天溜溜哒哒，到月开资二百多，我还活什么劲儿？”
贴大字报是革命群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人人都贴，光是墙壁就不够用，几乎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开辟了大字报栏，用苇子编的炕席沿校园道路的两旁扎满了低成本的大字报栏，这还远远不够充分表现革命群众贴的热情，有些人一天就能写出数十张大纸，那得多少墙壁或炕席啊？所以一般大字报贴出一两天就会被覆盖，热点位置甚至贴出一两个小时就会被覆盖。如果想不被覆盖就得派人看守，还得写上“至少保留三天”等字样。由于观点更新很快，人们也不太在乎被覆盖，覆盖多了越来越厚，后面就贴不平整，浆糊也不好抹，还得往下撕，撕当然不如贴来得快，于是一种微型产业悄然出现：每天后半夜大字报栏间就有被称之为“夜游神”的捡破烂的老头，在那里加夜班撕大字报，此时效率极高，撕下一片片厚厚的纸板，聚积成车，天亮以前退出,3分钱一斤卖给收购站，一天能搞到十块钱呢！相当于一级教授的工资收入。
红卫兵造反也是蛮辛苦的，战斗队、战斗组为了保卫毛主席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文化革命的疆场上，除了深挖资产阶级黑线，摧毁修正主义老巢，打击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之外，还要担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历史使命。他们到处刷标语、贴大字报。纸墨用光了就用画操场跑道的白灰水到柏油路去写标语，白天人多车多写起来不方便，就晚上出动，崇山路，黄河大街，北陵大街写的到处都是，第二天问题出来了：“毛主席万岁”的标语怎么可以写在地上呢？几个字放在地上让人踩？简直反动透顶！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啦、无产阶级专政啦，统统不可以写在地上的，刷标语的人赶紧躲起来，来个不承认主义。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