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沙坪公园里，131座坟茔，躺着573人，其中约有40%的人是红卫兵，人们习惯将这个墓园称为红卫兵墓园。在经历42年后，这个墓园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1月8日《合肥晚报》）
文化大革命离开我们虽然只有短短35年，但那一段历史却已经被我们渐渐淡忘了。巴金老人生前提
议的建立文革博物馆，至今早已无声无息，各地虽然为了发展旅游，都在千方百计挖掘本地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一个曹操墓，当成了一棵巨大的摇钱树，当地急不可耐地要投资若干亿建设“曹操博物馆”，但对文革的遗迹，却在千方百计地抹掉，据说一些辞典里，也将把文革的历史着力淡化，甚至撤底清除掉。不可否认，凡是人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张扬“过五关斩六将”的成功，而不愿常提“走麦城”的失败，所以不愿再提文革这码事，也属人之常情。然而，作为一个对历史负责的国家和民族，却不能沉浸在人之常情的水平，而应该自觉地做到“以史为镜”，应该珍惜历史给我们提供的那面镜子。
和所有出生在那个年代的人一样，我也有幸从娘胎里便被划分了成分。虽然这一“成分”在现代已经为很多人陌生，就算听到别人说起也只是当做一笑而过的谈资，可是在那个年代，却往往成为一个人一生能走多远的“初始条件”，权重大得吓人。
由于我生在一个“屋顶遮雨瓦不够”的贫农家庭，因此勉强也能算是“自来红”，出生第一年，就赶上了“史无前例”，听我的哥哥们说，那时因为村里运动忙，村里的“革命同志”不喜欢会堂（陈氏祠堂）上有人哭闹，扰乱气氛。母亲便把我放在家里，结果我被饿得大哭大叫，多亏了哥哥把我抱去会场给母亲喂奶，才没把我饿死。为此，母亲没少挨骂。
在当年生活过的人都知道，“红领巾”在运动之初便被各地蜂起的“红小兵”组织取代，1967年，中央又下文追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于是，在我进小学的时候，加入红小兵，成了我们必然的命运。当年的红小兵并不是依据表现或者个人意愿来加入，而是以最原始的方法判定——看出身。
“出身”并不是什么希奇玩意，而且也应该算是“四旧”——从九品中正，到科举，都要看人生在哪个社会层次，才决定其有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只不过到了笔者读书的时候，标准看似翻了过来，“越穷越光荣”，贫农、工人成了吃香的群体，但和“革干”比起来，仍然差到了天上地下。就连我们队长、支书家的孩子，进了队办小学，虽然调皮得不行，仍然是第一批入了红小兵，而笔者和广大贫农子弟仍然要等半年才入。当然，“地富狗仔”是连入学资格也没有的。
我当上红小兵，正是小学二年级，“林秃子”已经摔死，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已经过去，村里还是穷得只能吃番薯，所以“双忙双抢”的时候，“红小兵”照例不上课，去忙去抢。上学的时候，由于教室只有一间，各个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辅导员”只能讲二十分钟三年级的语文课，又讲十分钟一年级的数学课。“辅导员” 是一位城里下乡的中学生，尽管不戴眼镜，但是看样子是一位很爱思考，他很喜欢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警句拿来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虽然我听不懂高年级的数学课，但是他讲的高年级语文课还是挺有意思的。
和某些人笔下凶神恶煞，且常做惊人之举的“红小兵”不同，我当红小兵的时候，既没斗过“老九”，也没戴过红袖箍。倒是记得天天除了帮家里干农活，就是回校上课，也许是大成怎么说也只是个山中小镇，离外面的世界太遥远吧。尽管全校（实际是全教室）才有50多人，但是我们仍然被编成了一个听起来颇为吓人的单位：“大成人民公社红小兵二团”。一搞劳动，我们五十多人排成一列纵队，队支书的儿子领着我们，打着迎风飘扬的二团旗帜，煞是神气地走在田埂上，队里的大人们便纷纷笑道：“团长”来了！笔者因为家里是“外姓人”，在队里必须夹尾巴做人，能加入红小兵，毫无疑问，是陈家人开恩。父亲都说这是“祖坟开岔”，和笔者讲了差不多一夜，我便格外珍视这来之不易的荣誉，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到处主动帮忙，学雷锋、做好事自然不敢怠慢。
就这样，一直到1978年年底，我的身份都是个不戴袖箍的“红小兵”，那时我已升上了茂名的初中。终于，又一纸《通知》给我脖子上套上了红领巾，可惜没套多久，我就入了共青团。现在，虽然有些年轻人总把“红小兵”“红卫兵”，看成是昔日的暴徒和呆子，可是我仍然可以拍起胸脯说，我当过红小兵，却没有做过亏心事。
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认真考察红卫兵运动就会发现，它既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又充满了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青年思想和政治活动异常活跃的时期。整整一代学生青年在真诚地投入红卫兵运动的同时，也带进了他们之间在政治、社会以及思想意识方面形形色色的差异和分歧，从而使运动呈现出复杂的多样性。
本文着重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歧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四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1〕和极左派，并且尝试指出它们各自的政治特点及社会背景。
◇老红卫兵；率先打破常规的干部子女“阶级队伍”
“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今天从学术上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划分。
1966年5月底6月初，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中的一些学生自发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的组织。不久，北京海淀区的其它一些中学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学生组织，这是第一批红卫兵。红卫兵的成立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些学生批判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也不信任学校的共青团组织，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的“阶级队伍”——红卫兵。
红卫兵最初赢得了左派学生的声誉，却很快因其自主性受到工作组的批判。红卫兵是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学生组织。他们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2〕但是他们不仅抨击学校领导，而且不愿听从工作组的指挥。他们自行决定自己组织的纲领、成员、行动等，换句话说，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科层制的地方和基层的共产党的组织机构。红卫兵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这种自主程度违背了共产党对一切群众组织的基本要求。因而，1966年6至7月，按照常规方式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共中央和基层组织的一些领导人，虽然支持红卫兵对原学校领导的批判，肯定他们是左派学生，却不能容忍红卫兵组织长期存在〔3〕。
红卫兵最先在群众运动中鼓吹“造反精神”，造反意味着反叛政治权威，在共产党领导下，造谁的反？怎样造反？这是按照常规思路思考问题的工作组和一般学生提出的诘问。此外，红卫兵还提出很多工作组不能接受的非常激进的主张。
对此，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工作组采取用共青团“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的政策，即逐步恢复共青团组织，承认红卫兵的左派学生地位，扶植其中愿意服从领导的人成为工作组领导下的学生领袖，同时要求红卫兵解散他们的组织，放弃过激的口号和行动，和其他学生一道，在工作组领导下，通过班级和共青团组织参加运动。〔4〕但是红卫兵依然我行我素。他们接受了工作组提供的共青团分团委委员、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核心领导小组组员等职务，却坚持自行其是的组织和活动。工作组政策的关键是要求所有的学生服从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的领导，而红卫兵执意保持自己的阶级队伍，期待以非同寻常的革命举动建功立业，在学生当中树立权威，他们不那么把工作组放在眼里，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听从工作组安排，因而与工作组的矛盾和摩擦日益尖锐。
红卫兵的这些违反常规的行为，遭到工作组的批评，却符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种不受基层党组织控制的左派学生组织，提供了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冲破党政领导阻力的组织形式。而“造反精神”正是来源于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传达了毛泽东鼓动群众冲破常规的组织纪律、规章制度，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进攻的意图。
进一步说，压制红卫兵的方针是刘少奇主持制定的，肯定红卫兵即意味着对刘少奇的否定，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政治需要。毛泽东得知红卫兵的情况并看过红卫兵鼓吹“革命造反精神”的文章后，于1966年8月1日，给红卫兵写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继而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
从8月1日毛泽东给红卫兵写信至8月18日新闻媒介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有半个多月。在此期间，群众中只有少数红卫兵和高级干部子女通过父母的内部信息渠道得知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为了紧跟毛泽东，也为了保持左派的地位，北京和个别大城市的一批高干子女在自己所在中学成立了红卫兵。其中某些深受工作组信任的干部子女，也突然翻脸，抢先对工作组进行批判，这曾使一般群众感到莫明其妙〔5〕。这些学生的政治表现与红卫兵发动者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在把红卫兵当作“红五类”，实际是干部子女“阶级队伍”的问题上高度认同。直到8月18日以前，红卫兵运动是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老红卫兵的一统天下。
◇保守派红卫兵：依靠党组织的学生“积极分子”
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进而不可避免地修正、篡改了红卫兵创始者遵循的信条，使红卫兵运动呈现出多样性。
紧跟老红卫兵出场的，是1966年8月，特别是8月18日以后大批出现的所谓“保守派”红卫兵，例如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及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联系的红卫兵、武汉市中学生的“三字兵”等。“保守”在当时是贬义词，他们所以被对立派称为保守派，是因为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 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在党委或者工作组领导运动的时候，这些学生是受信任器重的左派，不曾组织红卫兵，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后，他们大多数是学校 “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掌权者。只是因为毛泽东支持了红卫兵，他们才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红卫兵，这既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也是为了保住学生领袖的地位。
在红卫兵当中，保守与否的关键是对“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学校和地方的党政领导的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以是否保护学校领导划线。在学校党委（或党支部）领导运动，以及党委和工作组一道领导运动的地方，维护校领导的人即是保守派。而在另外一些学校，党委全体或者部份主要成员在运动开始就被打倒或者“靠边站”，工作组领导一切，因而批判本校领导、受到工作组支持并且维护工作组的人也被视为保守派，例如在清华大学。〔6〕保守派一般习惯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的组织体系，不论是党委还是工作组；而“文化大革命”却是一反常规，由党的最高领袖发动和领导，抛开基层党政领导体系，用“大民主”的方法鼓动群众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基层党政领导，向来天经地义的依靠党组织和紧跟伟大领袖两条原则突然变得不那么一致了。这些党委、工作组培养的左派、积极分子在困惑中常常习惯地偏向前者，因而总是被动，总是“保守”。
应当指出的是，保守派红卫兵也不是维护一切原有秩序。他们往往不仅积极地批判所谓“三家村”、“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和老红卫兵一道参与“破四旧”等野蛮暴力活动，其中一些人还批判学校的行政或党委的次要或主要领导人，这些活动在当时是本校或上级党组织领导的或者认可的。
保守派红卫兵和老红卫兵的政治态度十分相似，但是仍有如下差异：
⒈保守派红卫兵偏重依靠和维护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包括工作组的领导；而老红卫兵不仅批判学校领导而且不愿接受工作组的管束。
⒉保守派成员的社会色彩与老红卫兵有所不同。保守派往往以党员、团员、党的积极分子为主干，虽然也许不乏干部子女；而老红卫兵则具有引人注目的干部子女色彩。
⒊老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而保守派只是老红卫兵的效仿者。
⒋保守派红卫兵普遍存在于全国的大学和中学；而老红卫兵实际上只在北京，并且主要在北京的中学，形成强大的派别。因为首先，只有在北京，才集中了大批党政中央机关和军队高级指挥机关，居住着这样多的高级领导干部，生活着足以构成强大政治势力的众多干部子女；其次，北京市委在红卫兵出世之前已经被中央改组，北京市的地方党政领导体系的权威动摇了；再次，老红卫兵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党政军中央领导机关的领导人，他们并不倾向于依靠地方和基层党委，红卫兵的活动甚至得到了某些高层领导人的理解或赏识。〔7〕这与其他大城市，如沈阳的红卫兵——“红后代”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在那些地方，1966年8月18日以前成立的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没有形成强大的派别，并且始终处于省市党委的保护下，同时维护省市领导，被作为保守派的一部份。
目前在海内外的文革研究中，很少有人区别保守派和老红卫兵，但是这种区别对于准确把握红卫兵的历史，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支持红卫兵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赞赏老红卫兵，因为他们打破现存秩序的造反精神和违拗工作组的行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如果老红卫兵象保守派学生那样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毛泽东是不会支持他们的。
张承志（1948年－），原籍山东济南，1948年在北京出生，回族，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红卫兵时期
就读清华附中高中，1966年5月29日晚上，张承志与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宫小吉、陶正、高洪旭、宋柏林、袁东平等十七名学生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开会。与会中决定成立红卫兵的组织。而红卫兵这个名字即取自于张承志的笔名“红卫士”。1968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插队当牧民。1972年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历史语言系，1981年获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毕业后着手进行北方民族史研究工作。
作家时期
1987年，张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化部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退伍，为自由作家。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承志著有《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金牧场》等小说，1978年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荣誉奖。
张承志有三本仅以外文出版的作品，即为《内蒙古大草原游牧志》（在日本印行）、《中国之中的伊斯兰教》和《红卫兵的时代》（以日文创作，日本发行，四万册），后者被作者认为是“第一本关于早期红卫兵运动的正面总结。”
王大宾（1945年9月14日－）江苏涟水县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时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之王大宾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投入“造反运动”，成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1968年7月28日早上，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谈了五个半小时。
1968年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1971年被押解至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开除党籍，期间患有严重胃病。1978年又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获释出狱。
王于1974年结婚，育有一女，1983年与元配离婚，1988年再与医生刘素芬结婚。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
谭厚兰（1940年—1982年）湖南人，女。青年时做过教师，加入共产党，1965年作为调干生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结识了日后升任《红旗》杂志副总编的林杰。
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最先响应聂元梓的举动，在北师大贴出大字报矛头指向校党委领导人，后又对准进校的工作组，受到批斗，酿成了“六二〇事件”。工作组被毛泽东下令赶走，她就成了“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
11月在戚本禹、林杰（亦说康生）授意下，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联合当地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在曲阜的二十九天，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各种字画九百多轴，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余册；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一千余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书国故址，刨平孔坟（经陈伯达批准），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坟（共破坏文物6618件），对其曝尸批判。专治经学的周予同教授被专程解押到场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押着当地各级领导干部和高赞非等参加过1962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陪孔子塑像游街，称之“为孔老二送丧”。
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展览馆的大寨展览会，高呼炮打谭震林口号。同年成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北师大“井冈山公社”在全国主要城市都设立了联络站，影响力广泛。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同为“地派”领袖，在院校武斗中起了一定作用。
1968年10月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锻炼，1970年被调回北师大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即失去自由。
被捕入狱
1978年4月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因积极交代且患有子宫颈癌，198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保外就医回到老家湘潭；终于不治。其终身未婚。
宋彬彬，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领导人，曾改名为宋要武，当时中共东北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
就读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年7月31日，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成为红卫兵领导人。8月5日，教育工作者，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当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民间普遍认为宋要武和她的死有直接联系。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她叫甚么姓名时，女学生回答说：“我叫宋彬彬。”毛泽东随口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于是宋彬彬改名宋要武，该中学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8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宋要武《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此举引发了全国性的改名风潮，凡有“文”字者皆一律改为“武”字。千家驹《自撰年谱》载，“宋彬彬和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民间亦有宋在串联期间在武汉用红卫兵皮带打死一人的传言。
1980年代移民美国，随夫李长春到美国波士顿读书。有胡杰导演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传世，她表示“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
卜大华，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华附中红卫兵领导人之一。1966年5月29日傍晚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十七名学生在圆明园遗址上成立红卫兵的组织。8月26日，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主持“斗争会”，从晚间七点开始，至深夜十二点结束，会中红卫兵以铜头军用皮带欧打教员。1900年曾发表“红卫兵之旗”一文（《传记文学》，1990年第二期）。
聂元梓（1921年4月5日－），“文革”时期北京大学的造反派领袖，因张贴《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发动冲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和北大领导陆平、彭佩云而声名大噪。聂元梓和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生平
聂元梓1921年出生于河南省滑县。1934年就读于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其兄聂真为中共滑县组织创始人之一。受其影响，1937年到太原市国民师范学校接受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1938年1月在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到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调任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市委理论处处长。1953年定为行政12级，进入中共高级干部行列。1963年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
聂元梓1959年冬与第一任丈夫吴宏毅离婚，第一次婚姻持续15年，育有3个子女（吴于1968年死于心脏病发）。1966年1月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吴溉之结婚，婚姻维续不到一年。
骆小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领导人，是红卫兵组织最早的发起人之一。
就读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宣言《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者。1966年5月10日发表《从我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5月29日，骆小海、卜大华、邝桃生、王铭、张晓宾、熊刚、张承志、陶正、高洪旭、袁东平等学生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开会，与会中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使用“红卫兵”这个笔名来一致署名大字报。后来5月29日被称为“红卫兵成立日”，“红卫兵”是“毛泽东的红色卫兵”的意思，起源于最早由张承志使用的笔名，6月2日贴出第一张以“红卫兵”名义署名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1966年秋天退出文革组织。骆小海事后回忆“圆明园也就自然成了红卫兵的圣地，它曾让我一度感觉到，红卫兵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的直接继承者。”曾为《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一书作序。
蒯大富（1945年9月14日–）江苏滨海人。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生平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1963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
“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叶林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工作组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传世（载《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66年11月，蒯大富及其手下绘制了《百丑图》，用漫画的风格，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百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而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留下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
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
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上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
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30日，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讨论会，会上，蒯大富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煽动“打倒徐向前”。主持召开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
1967年10月17日， 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
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蒯大富当场投入毛泽东的怀中痛哭。五大领袖返回学校下，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入狱服刑
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
出狱以后
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工作。1992年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市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任工程师。1993年春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但很快惊动了刘少奇遗孀王光美等中共高层领导，被迫离开北京到江苏常州，后又到深圳受聘于民办及中外合资的一家网络公司。再不敢以本名示人，亦对接受媒体采访充满疑虑。表示承认自己文革中的过错，但不接受判决书对其怀有“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动机”的指控。
韩爱晶（1945年9月14日—）江苏涟水县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韩爱晶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
薄熙来（1949年7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山西省定襄县人，在大连市担任市长及市委书记后，任辽宁省省长。现在担任中国商务部部长。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生母胡明是薄一波的第二任妻子，曾做过薄一波的秘书，在文革期间自杀。
简历
1968年1月参加工作。曾在北京市二轻局五金机修厂做过工人。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后获学士学位。
198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
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中共辽宁省金县县委副书记、书记，中共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书记，中共金州区委书记，中共大连市委常委，大连市副市长，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
1992年任大连市代市长。
1993年起任大连市市长。
1995年6月当选为中共大连市委副书记。
1998年1月再次当选为大连市市长。
1999年9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
2001年1月任辽宁省副省长、代省长。
2001年2月任辽宁省省长。同年10月当选为第九届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副书记。
2003年1月当选辽宁省省长。
2004年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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